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还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朱清时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他批评中国高校评估机制的形式化和走过场，坚持中科大原生态迎评估，不作任何粉饰。但真正把他推至风口浪尖的，还是2009年9月，经全球遴选并由深圳市政府任命，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办一所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深圳市政府对南方科大的期待。办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学术主导、教授治校的书院制大学，是朱清时寄予南方科大的理想。于是，中国第一所由理事会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的大学应运而生，朱清时也成为第一位没有级别的校长。曾经，他是副部。
如此特殊又如此高调的南方科大，绞痛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人说它将教育部逼至死角，使它必须公开面对高校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素以正反两方专家辩论著称的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中，对朱清时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一张反对票。
开弓没有回头箭。第一批45名学生才刚刚入校，人们已经等不及要看他们的未来。立下“这批学生的前途将非常光明”的军令状的同时，南方科大也免除了这些学生的学费，并每人每年发1万元的生活费。
朱清时说，四川人在当地，大都不够努力和玩命，但出来打拼的四川人，都非常地玩命。作为四川人的他，敢在63岁时，离开上幼儿园的孙子，一个人到深圳，执掌这所承载着太多改革意义的另类大学，就是一个旁证。
未来的某天，他希望自己可以重回故宫博物院研究古陶瓷，那对他来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2009年3月，他受聘到那里担任客座研究员，直到国际猎头公司去找他。偶尔的间隙，他也会想回到成都老家，开家麻辣兔丁小馆，只为寻回儿时的味道。
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
《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是朱清时任中科大校长时，每年都会给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他不想让学生被市面上众多成功书籍误导，抱有科研工作者的严谨，他把自己几十年走过的历程作为第一手材料，希望学生从中能够真实地感受个人与时代，成功与否。
1968年从中科大物理系毕业后，朱清时去了青海一家工厂当铸造工人。大家都觉得他那一步走错了，他自己也觉得错了。后来发现，那是他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机遇。当时的青海，并没有受到政局的太多影响。1974年，因为大多数研究所都瘫痪了，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拿到了国家重大科研顶目“激光分离同位素”，毕业后从未放弃过专业学习的朱清时顺利进入研究所，参与这一项目，并在一年后成为负责人。如今，他风趣地形容那段经历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就像二十多岁的新兵当了军长”。1979年，朱清时成为中科院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此后的十多年，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鲁克林实验室、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工作和学习。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至此，他实现了儿时的愿望，成为一名科学家。
中国报道：您说，成功在卡耐基系列和《哈佛女孩》等书中被简单化或畸变了，所以您更愿意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
朱清时：我看了一些成功书籍，发现都很假。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机遇，没有机遇，再怎样都不行。而机遇是不可预测的。很多人在回顾自己的成功历程时都不愿意或很少提到机遇。所以我想告诉年轻人，不要被那些书给骗了。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去了青海，随后的每一个转折，我都知道是机遇出现了。
中国报道：您有很多学生，您怎么界定他们成功与否？
朱清时：看他们在工作中是否做出了重要的创造性的工作，并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做出来了就是成功了。而不在于他们是否赚了大钱，做了大官。
中国报道：大多数普通的学生能成功到影响社会进步的程度吗？
朱清时：这个不难。现在是网络社会，网络、微博把每个人都推到了第一线，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遇。我最近看到一群孩子成立了科学松鼠会，专门写科普文章。科学到处都是，但真正懂它的人少之又少，需要有些人把它们用普通人能听懂的话写出来。这些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做的事会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是否会成功也不一定，但他们绝对抓住了机会，做好了，他们的功劳可能比很多大科学家还大，因为他们把科学普及了。
中国报道：作为大学校长，您觉得郭敬明和韩寒成功吗？
朱清时：他们确实成功了。无论多有争议，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了一种精神财富。现在的很多书都是泡沫，堆砌、抄来抄去，这样的书读得太多，反而耽误一个人的创新能力。韩寒特别典型。韩寒读的书不多，但抓住了关键，着力于自己创造。他的例子告诉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被读书太多害了，被书中的泡沫淹没了，反而一事无成。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1996年，朱清时担任中科大副校长，1998年，担任校长，直至2008年退休。科学家和校长的区别，朱清时形容说，自然界没有生命，它的规律就在那里，看你能不能找到它。而人是很难预测的，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和自己做科研相比，教育和管理工作影响的是一批人甚至一代人。
200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发出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让人联想到上世纪的李约瑟之谜。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经发出疑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
在南方科大，朱清时力推学术主导、教授治校，他希望南方科大是一个学生可以安安静静读书，老师可以安安静静想问题的地方，老师和学生生活在一起，言传，更身教……如此，是在朝回答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的方向靠近吗？
中国报道：我国研发人员数量世界第一，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论文转引率却在100位之后。与此同时，中国学生的勤奋世界知名，但创新能力却备受质疑。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朱清时：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有个大问题，失去了朝气，学生没有学到很多很好的东西。中国某顶级大学学生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老师让他先去读本科生的课，读了一年后，他写文章说感觉自己的本科白学了。麻省理工学院设定学生毕业后就能独立完成芯片设计，教学也围绕此进行。这些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开公司。而在中国很多大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内容编排，都没有从塑造一个人才的角度出发进行最优化。开了很多课程，但老师只讲自己熟悉的，学生学完后，构不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要设计芯片，有很多知识不知道，学的很多又用不到。老师为什么不下工夫把课上好？因为要花很多精力，但没有成果奖，又没有论文，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种机制造成了老师没有心思钻研教学。
中国报道：您将加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梅兰芳剧团作为南方科大办学的标杆，它们的最大共性是什么？
朱清时：我想在中国办一所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是学术主导最典型的范例。钱学森曾指出他的老师、学术权威冯·卡门有错误，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第二天早晨，冯·卡门来到钱学森门口对他说：昨天你对了，我错了。这就是去行政化，学校里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梅兰芳剧团里，唱戏的几个人只琢磨唱好戏，其他人都围绕这一目标服务，它也是学术主导。在南方科大，所有的事情也都将围绕着科研，教授治校，让学术主导。
中国报道：您希望学校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您怎么看我们目前的状况？
朱清时：对。这是我的感慨。学校最根本的，就是一个让学生和老师安安静静读书和想问题的地方，这样，自然就能学好知识，出成果。过去十多年，我们的很多领导喜欢搞各种运动，一会儿并校、一会儿扩招，一会儿大兴新校区等，老师到处跑，学生也到处跑，把学校搅得一锅粥，沸腾起来了，这样就丢掉了学校最根本的东西。
中国报道：南方科大想招怎样的学生？
朱清时：想招到一些知识学得好、能力又很高的人，这样的人将来才能够走得很远，才能真正成为创新型人才。因为学知识只是在学校这几年，能力却伴随一生。能力是指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力。如果理解力不强，看文章老是看不懂，就不行。
中国报道：这次招生的哪些环节保证了能选到这样的学生？
朱清时：迄今为止，高考最大的缺陷是只考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知识的多少，而不考能力。我们的复试主要测能力。测理解力时，我找来《周髀算经》中的一段证明勾股定理的古文和图，很难有人读懂，我用五分钟讲解它，然后让学生写下他们的理解。想象力和观察能力也是科研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在一张纸上画两个圆圈、两个三角和两个短线，让学生用它们组成一切可能的图形，最好的学生居然组成了28个，想象力非常丰富。还有两个教授专门测试学生的心理素质。
中国报道：南方科大将是书院制大学？
朱清时：书院制能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南方科大想演示一种模式，纠正一种思想，让大家看到它的好处。学生住在新校区，见不到老师，得不到老师的关心和教育，这样的大学教育是残缺的，我们要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让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我国古时孔子建的学校，牛津大学的书院都是这样，学生随时可以得到辅导，老师的言行也能引导学生。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建立起来。
中国报道：在南方科大，院士为学生上基础课，和学生同吃同住。和中国一些大学一个硕士生导师带二三十个学生相比，师资是否太过豪华和奢侈？
朱清时：大家都忘了，基础课对学生影响最大，这种课一定要名师来上，因为真正的好老师才能上好，这也是拨乱反正。我在中科大读书时，物理老师是严济慈，数学老师是华罗庚，我一辈子都记得他们上课的情景。国外真正好的大学，也都是最好的教师上最基础的课，会为学生知识的积累奠定好的基础。我们有三位院士上基础课，陈国良院士讲计算机课程，唐叔贤院士用英语讲物理，张景忠院士讲微积分。
去行政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发布，明确提出克服高校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一直以来，高校的行政化体制饱受诟病，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说，“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权利控制学术权利，行政权利分割着学术权利。”但是，积重难返，高校的去行政化之路并没有在操作层面上真正开始。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清时，连续两年的提案都围绕着高校的去行政化。
中国报道：您要将南方科大办成一所完全去行政化的大学？
朱清时：我们办南方科大，立意和理想是比较高的，我们想引领社会文化。现在中国教育界的文化太功利了。我们想引领什么文化呢，从学校讲，就是从我开始，去行政化。学校里所有的人，包括校长，要得到社会的尊重，都要靠他的本事、功劳和贡献，而不是靠行政级别和官位等外在的东西。学生要受到尊敬和社会的接受，找到好工作，要看他受到的教育是不是一流的，他学得好不好，以及他表现出的能力。我们学校最大的目标就是引领文化。刚开头很艰难，希望慢慢开始，中国社会就变了，变得谁有能力就尊重谁，没有能力，再有钱有权，大家也看不起他。
中国报道：大学校长都有正厅或副部级别，老师们也希望享受行政待遇。这是否是去行政化的一个障碍？
朱清时：行政级别会带给大家很多好处，但是也把大学约束死了，行政级别意味着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这个牺牲是大学所不能够付出的，否则大学就失去了灵魂，不能自由地按照学术规律来发展了。
中国报道：英国政府为牛津大学注入资金，却不干涉大学的运行。目前的规划里，深圳市政府和南方科大的关系是否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朱清时：在国外，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学校注资，所以它一定要保证学校的运转受到监控。英国有个高校拨款委员会，专门监督学校的运作。南方科大建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深圳市政府组成理事会，理事会不干涉学校的日常运作，但每年会审查学校的预算和决算。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政府给钱又不干预学校运行。
中国报道：中国高校这么多年的发展走到现在，从另一个意义来理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做第一个想去改变它的人，承担着哪些压力？
朱清时：最大的压力就是和社会不能对接。没有了行政级别，开会无法排座位，不能享受坐飞机的要客通道等，这些都不重要，比较难的是，谁都不管你了，文件也都不发给你了，就耽误了很多工作，这是去行政化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第一个遇到了。教育部也感觉受到了挑战，压力也会传导到我们这里来，需要忍受住这种压力，和他们沟通，让他们理解。
中国报道：有没有想过妥协？
朱清时：不会后退，因为后退就没有意义了，对于我来说，再办一所普通的高校没有意义。
中国报道：是否会收到很多期望照顾的招呼和条子？
朱清时：中国特色，肯定会有这种事。一开始就要坚守住，不能破例，一破例，其他的就挡不住了。
中国报道：45个学生同样承担着改革风险。您是否担心，社会和学校对他们的压力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以致难以快乐学习？
朱清时：我们会努力创造这种环境。他们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也和我们一起在探索。我们遇到的困难也会压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在用前途和我们一起干事业。
中国报道：免学费、每年补助1万元生活费，是对学生参与改革与承受压力的补偿？
朱清时：对。
中国报道：对于南方科大目前的进展，您还满意吗？
朱清时：不完全满意。比预想得慢多了，困难比原先设想的要多得多。
中国报道：您曾说，成功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做了正确的事情。南方科大是否符合这三个条件？
朱清时：是的。南方科大要筹建的时候，正好是深圳特区成立30年，经济上很富裕，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所研究型大学。刚开始遇到很多波折，教育部不同意等，但随后的全国教育改革将类似改革纳入了规划中。以前深圳大学也想改，但时间早了些，就夭折了。南方科大这样的学校，现在看来，只可能出现在深圳这样的地方，有钱、有愿望、有改革精神，高等院校少，如果在上海或北京，学校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条件。我们把高等教育想做的改革都赋予南方科大这个实体来探索，这种探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也是南方科大发展的动力。
《中国报道》：如果您有个读高三的孩子，您期望他读哪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清华、北大、南科大？
朱清时：国内教育不改革，国内大学能够学的东西不多。我希望他能读南方科大。
办一所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深圳市政府对南方科大的期待。办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学术主导、教授治校的书院制大学，是朱清时寄予南方科大的理想。于是，中国第一所由理事会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的大学应运而生，朱清时也成为第一位没有级别的校长。曾经，他是副部。
如此特殊又如此高调的南方科大，绞痛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人说它将教育部逼至死角，使它必须公开面对高校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素以正反两方专家辩论著称的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中，对朱清时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一张反对票。
开弓没有回头箭。第一批45名学生才刚刚入校，人们已经等不及要看他们的未来。立下“这批学生的前途将非常光明”的军令状的同时，南方科大也免除了这些学生的学费，并每人每年发1万元的生活费。
朱清时说，四川人在当地，大都不够努力和玩命，但出来打拼的四川人，都非常地玩命。作为四川人的他，敢在63岁时，离开上幼儿园的孙子，一个人到深圳，执掌这所承载着太多改革意义的另类大学，就是一个旁证。
未来的某天，他希望自己可以重回故宫博物院研究古陶瓷，那对他来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2009年3月，他受聘到那里担任客座研究员，直到国际猎头公司去找他。偶尔的间隙，他也会想回到成都老家，开家麻辣兔丁小馆，只为寻回儿时的味道。
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
《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是朱清时任中科大校长时，每年都会给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他不想让学生被市面上众多成功书籍误导，抱有科研工作者的严谨，他把自己几十年走过的历程作为第一手材料，希望学生从中能够真实地感受个人与时代，成功与否。
1968年从中科大物理系毕业后，朱清时去了青海一家工厂当铸造工人。大家都觉得他那一步走错了，他自己也觉得错了。后来发现，那是他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机遇。当时的青海，并没有受到政局的太多影响。1974年，因为大多数研究所都瘫痪了，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拿到了国家重大科研顶目“激光分离同位素”，毕业后从未放弃过专业学习的朱清时顺利进入研究所，参与这一项目，并在一年后成为负责人。如今，他风趣地形容那段经历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就像二十多岁的新兵当了军长”。1979年，朱清时成为中科院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此后的十多年，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鲁克林实验室、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工作和学习。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至此，他实现了儿时的愿望，成为一名科学家。
中国报道：您说，成功在卡耐基系列和《哈佛女孩》等书中被简单化或畸变了，所以您更愿意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
朱清时：我看了一些成功书籍，发现都很假。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机遇，没有机遇，再怎样都不行。而机遇是不可预测的。很多人在回顾自己的成功历程时都不愿意或很少提到机遇。所以我想告诉年轻人，不要被那些书给骗了。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去了青海，随后的每一个转折，我都知道是机遇出现了。
中国报道：您有很多学生，您怎么界定他们成功与否？
朱清时：看他们在工作中是否做出了重要的创造性的工作，并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做出来了就是成功了。而不在于他们是否赚了大钱，做了大官。
中国报道：大多数普通的学生能成功到影响社会进步的程度吗？
朱清时：这个不难。现在是网络社会，网络、微博把每个人都推到了第一线，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遇。我最近看到一群孩子成立了科学松鼠会，专门写科普文章。科学到处都是，但真正懂它的人少之又少，需要有些人把它们用普通人能听懂的话写出来。这些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做的事会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是否会成功也不一定，但他们绝对抓住了机会，做好了，他们的功劳可能比很多大科学家还大，因为他们把科学普及了。
中国报道：作为大学校长，您觉得郭敬明和韩寒成功吗？
朱清时：他们确实成功了。无论多有争议，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了一种精神财富。现在的很多书都是泡沫，堆砌、抄来抄去，这样的书读得太多，反而耽误一个人的创新能力。韩寒特别典型。韩寒读的书不多，但抓住了关键，着力于自己创造。他的例子告诉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被读书太多害了，被书中的泡沫淹没了，反而一事无成。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1996年，朱清时担任中科大副校长，1998年，担任校长，直至2008年退休。科学家和校长的区别，朱清时形容说，自然界没有生命，它的规律就在那里，看你能不能找到它。而人是很难预测的，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和自己做科研相比，教育和管理工作影响的是一批人甚至一代人。
200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发出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让人联想到上世纪的李约瑟之谜。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经发出疑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
在南方科大，朱清时力推学术主导、教授治校，他希望南方科大是一个学生可以安安静静读书，老师可以安安静静想问题的地方，老师和学生生活在一起，言传，更身教……如此，是在朝回答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的方向靠近吗？
中国报道：我国研发人员数量世界第一，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论文转引率却在100位之后。与此同时，中国学生的勤奋世界知名，但创新能力却备受质疑。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朱清时：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有个大问题，失去了朝气，学生没有学到很多很好的东西。中国某顶级大学学生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老师让他先去读本科生的课，读了一年后，他写文章说感觉自己的本科白学了。麻省理工学院设定学生毕业后就能独立完成芯片设计，教学也围绕此进行。这些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开公司。而在中国很多大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内容编排，都没有从塑造一个人才的角度出发进行最优化。开了很多课程，但老师只讲自己熟悉的，学生学完后，构不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要设计芯片，有很多知识不知道，学的很多又用不到。老师为什么不下工夫把课上好？因为要花很多精力，但没有成果奖，又没有论文，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种机制造成了老师没有心思钻研教学。
中国报道：您将加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梅兰芳剧团作为南方科大办学的标杆，它们的最大共性是什么？
朱清时：我想在中国办一所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是学术主导最典型的范例。钱学森曾指出他的老师、学术权威冯·卡门有错误，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第二天早晨，冯·卡门来到钱学森门口对他说：昨天你对了，我错了。这就是去行政化，学校里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梅兰芳剧团里，唱戏的几个人只琢磨唱好戏，其他人都围绕这一目标服务，它也是学术主导。在南方科大，所有的事情也都将围绕着科研，教授治校，让学术主导。
中国报道：您希望学校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您怎么看我们目前的状况？
朱清时：对。这是我的感慨。学校最根本的，就是一个让学生和老师安安静静读书和想问题的地方，这样，自然就能学好知识，出成果。过去十多年，我们的很多领导喜欢搞各种运动，一会儿并校、一会儿扩招，一会儿大兴新校区等，老师到处跑，学生也到处跑，把学校搅得一锅粥，沸腾起来了，这样就丢掉了学校最根本的东西。
中国报道：南方科大想招怎样的学生？
朱清时：想招到一些知识学得好、能力又很高的人，这样的人将来才能够走得很远，才能真正成为创新型人才。因为学知识只是在学校这几年，能力却伴随一生。能力是指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力。如果理解力不强，看文章老是看不懂，就不行。
中国报道：这次招生的哪些环节保证了能选到这样的学生？
朱清时：迄今为止，高考最大的缺陷是只考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知识的多少，而不考能力。我们的复试主要测能力。测理解力时，我找来《周髀算经》中的一段证明勾股定理的古文和图，很难有人读懂，我用五分钟讲解它，然后让学生写下他们的理解。想象力和观察能力也是科研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在一张纸上画两个圆圈、两个三角和两个短线，让学生用它们组成一切可能的图形，最好的学生居然组成了28个，想象力非常丰富。还有两个教授专门测试学生的心理素质。
中国报道：南方科大将是书院制大学？
朱清时：书院制能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南方科大想演示一种模式，纠正一种思想，让大家看到它的好处。学生住在新校区，见不到老师，得不到老师的关心和教育，这样的大学教育是残缺的，我们要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让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我国古时孔子建的学校，牛津大学的书院都是这样，学生随时可以得到辅导，老师的言行也能引导学生。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建立起来。
中国报道：在南方科大，院士为学生上基础课，和学生同吃同住。和中国一些大学一个硕士生导师带二三十个学生相比，师资是否太过豪华和奢侈？
朱清时：大家都忘了，基础课对学生影响最大，这种课一定要名师来上，因为真正的好老师才能上好，这也是拨乱反正。我在中科大读书时，物理老师是严济慈，数学老师是华罗庚，我一辈子都记得他们上课的情景。国外真正好的大学，也都是最好的教师上最基础的课，会为学生知识的积累奠定好的基础。我们有三位院士上基础课，陈国良院士讲计算机课程，唐叔贤院士用英语讲物理，张景忠院士讲微积分。
去行政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发布，明确提出克服高校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一直以来，高校的行政化体制饱受诟病，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说，“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权利控制学术权利，行政权利分割着学术权利。”但是，积重难返，高校的去行政化之路并没有在操作层面上真正开始。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清时，连续两年的提案都围绕着高校的去行政化。
中国报道：您要将南方科大办成一所完全去行政化的大学？
朱清时：我们办南方科大，立意和理想是比较高的，我们想引领社会文化。现在中国教育界的文化太功利了。我们想引领什么文化呢，从学校讲，就是从我开始，去行政化。学校里所有的人，包括校长，要得到社会的尊重，都要靠他的本事、功劳和贡献，而不是靠行政级别和官位等外在的东西。学生要受到尊敬和社会的接受，找到好工作，要看他受到的教育是不是一流的，他学得好不好，以及他表现出的能力。我们学校最大的目标就是引领文化。刚开头很艰难，希望慢慢开始，中国社会就变了，变得谁有能力就尊重谁，没有能力，再有钱有权，大家也看不起他。
中国报道：大学校长都有正厅或副部级别，老师们也希望享受行政待遇。这是否是去行政化的一个障碍？
朱清时：行政级别会带给大家很多好处，但是也把大学约束死了，行政级别意味着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这个牺牲是大学所不能够付出的，否则大学就失去了灵魂，不能自由地按照学术规律来发展了。
中国报道：英国政府为牛津大学注入资金，却不干涉大学的运行。目前的规划里，深圳市政府和南方科大的关系是否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朱清时：在国外，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学校注资，所以它一定要保证学校的运转受到监控。英国有个高校拨款委员会，专门监督学校的运作。南方科大建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深圳市政府组成理事会，理事会不干涉学校的日常运作，但每年会审查学校的预算和决算。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政府给钱又不干预学校运行。
中国报道：中国高校这么多年的发展走到现在，从另一个意义来理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做第一个想去改变它的人，承担着哪些压力？
朱清时：最大的压力就是和社会不能对接。没有了行政级别，开会无法排座位，不能享受坐飞机的要客通道等，这些都不重要，比较难的是，谁都不管你了，文件也都不发给你了，就耽误了很多工作，这是去行政化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第一个遇到了。教育部也感觉受到了挑战，压力也会传导到我们这里来，需要忍受住这种压力，和他们沟通，让他们理解。
中国报道：有没有想过妥协？
朱清时：不会后退，因为后退就没有意义了，对于我来说，再办一所普通的高校没有意义。
中国报道：是否会收到很多期望照顾的招呼和条子？
朱清时：中国特色，肯定会有这种事。一开始就要坚守住，不能破例，一破例，其他的就挡不住了。
中国报道：45个学生同样承担着改革风险。您是否担心，社会和学校对他们的压力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以致难以快乐学习？
朱清时：我们会努力创造这种环境。他们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也和我们一起在探索。我们遇到的困难也会压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在用前途和我们一起干事业。
中国报道：免学费、每年补助1万元生活费，是对学生参与改革与承受压力的补偿？
朱清时：对。
中国报道：对于南方科大目前的进展，您还满意吗？
朱清时：不完全满意。比预想得慢多了，困难比原先设想的要多得多。
中国报道：您曾说，成功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做了正确的事情。南方科大是否符合这三个条件？
朱清时：是的。南方科大要筹建的时候，正好是深圳特区成立30年，经济上很富裕，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所研究型大学。刚开始遇到很多波折，教育部不同意等，但随后的全国教育改革将类似改革纳入了规划中。以前深圳大学也想改，但时间早了些，就夭折了。南方科大这样的学校，现在看来，只可能出现在深圳这样的地方，有钱、有愿望、有改革精神，高等院校少，如果在上海或北京，学校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条件。我们把高等教育想做的改革都赋予南方科大这个实体来探索，这种探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也是南方科大发展的动力。
《中国报道》：如果您有个读高三的孩子，您期望他读哪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清华、北大、南科大？
朱清时：国内教育不改革，国内大学能够学的东西不多。我希望他能读南方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