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提起“一元CEO”,首先想到的是克莱斯勒的艾科卡以及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如今,再议“一元CEO”,更多的国人会把焦点集中到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以及中国平安的马明哲。不同的是,以前谈到“一元CEO”时,会有意无意地夹带着钦佩和感动,而现在,更多的是质疑和争议。
　　CEO,作为企业价值的最高个体代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个人行为与企业的整体决策行为具有天然的不可分离性。所以,透视“一元CEO”的商业价值,应从剖析其出发点入手,判定其实际运作效果与预期筹划的吻合程度。“一元CEO”的出现,是企业应对某种特定危机的一项权宜之举。
　　从CEO个人价值决定的角度看,无论采用“天价年薪”还是“一元年薪”,与科学的岗位价值或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估结果相比,都不是CEO价值的真实反映。其实,从CEO的薪酬结构看,在总薪酬中现金收入所占的比重非常小,CEO的报酬更多取决于其拥有的股权或期权的价值。据2007年美联社对世界500强CEO薪酬的不完全统计,工资仅占他们薪酬总额的9.5%,而在薪酬超过3000万美元的11位CEO中,工资所占的比率仅为2.7%。
　　所以,就现金收入而言,不管CEO的年薪是百万元还是一元,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为博取大众的赞许和掌声,从塑造个人名誉的角度来看,对于深陷“高薪门”的CEO来说,“一元年薪”具有一定的舆论缓冲作用。
　　从提振企业经营绩效的角度看,“一元CEO”引发的高管集体降薪有利于缓解企业当期的财务压力,也向普通员工表达了企业扭转不利经营状况的姿态,对提升团队凝聚力的正面效用不容忽视。
　　但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希望借助“一元年薪”的宣传,达到迫使员工自动降薪的目的。“一元年薪”就会蜕变成企业的一种“变相降薪裁员”举措。而一旦员工从中品出这种味道,企业的结局将极可能陷入失控状态。
　　从“一元CEO”的运行效果看,似乎并没给企业带来起死回生的希望。2006年,雅虎公司曾寄希望此政策敦促塞梅尔改善雅虎的经营业绩,但结果不尽人意。
　　从各国政府发布的“限薪令”来看,其作用不在于纠正偏离于企业家自身价值的薪酬决策机制,更多的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家端正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作为对政府“限薪令”的积极回应,“一元CEO”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
　　不管“一元CEO”是个人“觉醒”的产物,抑或是作为金融危机重压下的衍生品,还是作为扩大企业宣传的手段,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意义。
　　CEO薪酬与其个人价值的偏离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科学评价CEO的个人价值。但结果令人失望,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公认的CEO价值决定体系。
　　笔者以为,即便是找到了一个科学公式,还是难以给CEO定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薪酬数字。或者说,对CEO来说,以“个人价值”兑“薪酬”的作法本身就不成立。其实,建立企业家个人价值的公认体系这一问题并不重要,也不应该成为争议的焦点。重要的是,企业家如何能在企业陷入危难之际,肩负起自身的职责,从而保护员工免受经济寒风的侵袭。
　　回顾关于“一元CEO”的是非评议,结论逐渐清晰。作秀也罢,忽悠也好,对于经济寒冬中渴望养家糊口的员工来说,耳目一新的口号尽管可以令他们感动,但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食粮,更希望看到在“一元CEO”背后蕴藏的足以拯救企业于危难的缜密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