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一直是个冷门。经济学接触财富而社会学只研究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改革开放二十年， 中国几乎所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关注温州的变化。温州的确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我们生活在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温州人项飙在北京“浙江村”进行了六年的社会学调查，写山了一部《跨越边界的社区》专著。所谓“浙江村”是指一个天然的地域性聚居区，地处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覆及二：十六个自然村。本地人只有一点四万，而以温州为主的外来人口却有十万，他们以经营价廉物美的服装闻名，也以脏乱差的环境与混乱的社会秩序搅动京城。为此北京巾政府曾动用城市执法力量铲平“浙江村”。他的研究对象就锁定在浙江村的流动人口群体。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流动人口，但对传统或正统的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相当隔膜的人群。项飙正是从这些最低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观察社会的真实现象。在无文字形态的东西中去了解、接近生活的本来逻辑，从而发现文化、挖掘文化。如拉关系、走后门啊，如家族式经营面对巾场的策略啊等等。他们的生活逻辑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如此。这些文化不是靠推理而是在实践中有意或无意积淀起来的，是他们生存的活力所在。项飙的研究给广大百姓提供了思想武器。因为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底层的变化才是真正长期有效的变化。
　　外地学者和外地温籍学者对崛起的温州刮目相看。—九八六年八月国务院农村办公室主任吴象在农民日报撰文， 沦发展中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同年十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周瑞金放胆报导刚刚崭露头角的温州家庭经济，把它看作一种模式，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争议。敢于思想创新执笔诤言的周瑞金为中国新闻史留下许多闪光的篇章。一九九一年初小平同志到亡海，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人员说“改革开放我—个人讲不行，全党都要讲”。周瑞金以解放日报总编的身份邀请理论界人士连续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些关于市场与计划的论述象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人们的心坎，但遭到的攻击批判甚至谩骂也峰拥而至。正当这种不正常现象愈演愈烈的时候， 中央领导开始出面干预。江泽民总书记—九九一年七月一日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讲话，将邓小平关于“不要把计划与市场作为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周瑞金的处境才得到很大改善。八十八高龄的邓小平以历史的责任感巡视南方，指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原则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邓小于还批汗了“左”的思想和做法：“小搞争论是我的发明，不争论是为厂争取时间干。—争沦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都不成”。这实际上肯定了周瑞金的做法，也肯定了温州模式。一九九三年四月中火将周瑞金调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最近他把温州文化传统与近代—位教育家联系起来号察，他的论文在世界温州人大会上进行交流。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一九八六年二门到—九九八年十月十二年间三访温州，写了三篇文章：《温州行》《家底实　创新业》《筑码头 闯天下》，这些精彩篇章已经成为温州人巨大的精神财富。
　　记得儿年前宋乐稣所长在研究所的周年座谈会卜，针对出版艰难、经费短缺、社会竞争激烈的状况时说，千里之行始于足—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者民众之天下也，什么事单靠政府去做总是不够的。语调低沉而又肯定。他又说，在运动场上最有希望的未必都是那些已经夺得冠军，赢得无数看客欢呼和得到鲜花的人，而是那些虽然跑在最后却仍然坚持向终点冲去的后来者。研究所想要天服务于社会，有益于大众，就不能一天没有这种奋斗精神。令人感动的话音至今仍萦回于耳际。五年来社会学研究所及其主打刊物《江南视野》正遵循“以宣传带科研，以普及促提高”的方针，在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的实践中走出—条民间研究所的路子来。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宽广。希望研究所能成为“温州学”的主力军，希望《江南视野》能成为温州的社会学的一片良田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