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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特朗普在二0一六年取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围绕特朗普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学界就有持续不断的讨论。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将特朗普视为右翼保守主义传统中的一个反常现象。政治学家霍利（GeorgeHawley）将特朗普与“另类右翼”（alt-right）的崛起密切关联起来。作为另类右翼的推波助澜者，特朗普将主流保守主义力图驱逐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重新纳入政治进程，进而不断地冲破政治正确的底线，加速传统保守主义的瓦解。历史学家伯尔斯坦（RickPerlstein）对特朗普也有类似的定位：特朗普主义的基础并不在于建制派共和党人，而植根于二十世纪初期三K党的保守传统。三K党的世界观类似于当代欧洲的右翼政治，后者崇尚“优等民族的共和主义”（HerrenvolkRepublicanism），把社会民主只留给了占多数的白人。因此，只能从右翼的边缘，而非主流的保守主义思想中找到特朗普主义的根源。
不同于主流学界对特朗普的惯常定位，政治学家罗宾（CoreyRobin）在对特朗普的刻画中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可谓对霍利、伯尔斯坦等学者的有力反驳。在其二0一八年的新作《反动的心智：从埃德蒙·伯克到唐纳德·特朗普的保守主义》（TheReactionaryMind：ConservatismfromEdmundBurketoDonaldTrump）中，罗宾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根源不在于右翼的边缘，而在其旗手之中，它与保守主义运动的漫长历程是一脉相承的。罗宾将特朗普纳入从伯克、迈斯特到哈耶克乃至斯卡利亚的正统保守主义传统中。而我关心的则是，粗鲁、暴力、浮夸、前后矛盾的特朗普，究竟与保守主义传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曾经蓬勃发展、不断上升的保守主义为何在当今社会处于颓势，乃至呈现无可挽回的危机呢？特朗普主义反映了美国保守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的何种问题？
为了将特朗普的崛起和统治置于保守主义传统的漫长轨迹中，罗宾的首要努力是重新厘清保守主义的内涵，他试图从三个方面来界定保守主义：一是保守主义反对什么，又在寻求保护什么;二是它如何通过对旧事物的重组和对新事物的借鉴来进行反革命，又是如何融合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使特权变得大众化的;三是暴力对保守主义的目标或手段发挥怎样的作用。
首先，罗宾指出保守主义反对左翼的解放运动，而试图保护私人的权力生活。保守主义是对左翼的改革、激进或革命运动的一种反动，它反对底层民众对权力的主张。保守主义之父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命令和服从关系的颠倒，他指出“平等派只会改变和扭曲事物的自然秩序”，而保守主义旨在捍卫上级对下级的统治，保护现存的等级制度。保守主义者真正想要守护的是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的最后阵地。约翰· 亚当斯的观点彰显了深刻而有预见性的右派立场：如果迫不得已，可以放弃公共领域，但在私人领域内必须立场坚定。无论国家变得多么民主，社会都必须是私人支配的联盟：丈夫统治妻子、父亲统治子女、主人统治奴隶，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并尽力维护它。保守派政治观念始终把私人政体的维系作为优先选项，即便是以牺牲国家的实力和整全为代价。它将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视为保存人类卓越和伟大所必需的要素。保守派人士真诚地相信，人类之间彼此平等并由此解放的世界将是丑陋、野蛮、卑贱、沉闷的，它将摧毁文化，进而导致世界的平庸与荒芜。
其次，保守主义批判与重构旧制度，吸收它所反对的革命观念及策略。尽管保守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但它并非固步自封的传统主义。在罗宾的诠释中，保守主义不再以审慎和节制自居，而是一种无休止变化的前进运动。它偏爱意识形态上的冒险主义，不时地诉诸激进行动，企图彻底推翻现状，回到更古老的权力制度。保守派人士一方面对他们坚持的旧制度摆出厌恶乃至轻蔑的态度，对现存的传统精英展开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对他们所反对的革命以及左翼敌人怀有令人惊诧的钦佩和欣赏。即便是作为保守主义先驱的伯克，也不再是旧制度的辩护士，而是对其抱持批判态度，只不过批评得更为微妙而深刻。伯克保守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向读者揭示：旧制度的最大敌人，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改革者，而是旧制度的捍卫者。这些人难以摆脱致命的软肋：道德胆怯。他们过于软弱、迟钝、温和，以至于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灾难，更不能捍卫自身的特权。
尽管保守派反对左翼的目标，尤其是对社会的底层民众赋权，但他们总是左翼最好的学徒。他们从左翼对手那里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诉诸大众的力量。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主人阶层，充分展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创造性。他们创造了“民主封建主义”（democraticfeudalism）的典型形式，通过重新定义“谁”才是统治阶层，将占多数的白人转变为贵族阶级，分享统治奴隶阶层的各种特权。尽管这个统治阶层的成员之间并不平等，但基于自身对黑人种族的统治，白人多数派萌生一种优越感的幻觉，内心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保守派人士将种族统治作为利用白人大众之能量的一种方式，以便支持而不是反对建制派精英的特权和权力。
最后，保守主义赋予非常规乃至暴力变革以很强的重要性。保守派思想家认为，暴力是生活中人们感受到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验之一。因此，相较于平静的享受和安稳的依恋，保守派人士始终都更青睐具有暴力色彩的某种激进主义。偏爱暴力这一信念可以追溯到伯克的“自我”观念，这种自我迫切地需要由痛苦和危险所提供的刺激，如果自我想要生存并且繁荣，它就必须由一种比快乐或享受更令人振奋、更有活力的体验来激发，而最能激起的是与非存在的对抗。在伯克的描述中，痛苦和危险是死亡的使者，是“恐怖之王”，它们是“心灵能够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的源泉，因此也是有助于自我生成的体验。当痛苦和危险来临之际，自我一方面被消灭、粉碎、席卷，另一方面又被提升、扩大、膨胀。而催生痛苦与危险的暴力，恰恰是使自我维持强大的动力因。保守派思想家，诸如迈斯特、索罗爾、托克维尔、施密特等人，都曾主张：如果统治阶层想要持久地生存并保持强大，他们的权力就要持续地被挑战、威胁和捍卫，而无产阶级运用的暴力能起到复兴统治阶级的效果。在许多保守派眼中，美国衰落的一个晚近原因，恰恰在于自由派对法律统治的执著—坚持程序正义、强调外交及国际法、限制行政权力—正是这种规则和法律的文化，使美国这头金发猛兽逐渐丧失蓬勃的生命力。 罗宾从上述三个方面，重新梳理了保守主义的真正内涵，那么问题是：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呢？
罗宾认为，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整体上是一致的。作为特朗普被广为诟病的行事风格，前后不一（inconsistency）非但不是他本人独有的特点，反而是保守主义传统的固有特征，即坦然地承认矛盾。保守派坚信的一个理念是：“真理是一系列永恒的振荡，就像一个交替序列中的正负符号一样，总是或多或少地肯定或否定同一命题。”因此，能够容纳命题的两个极端，而不试图调和或克服它们，有助于我们保存社会的微妙结构。特朗普领导下白宫的反复无常，他对于一致性的淡漠—从不害怕混乱或无序，不担心冒犯他人，也不畏惧挑战政治正确—恰恰暗合了右翼长久以来对政治算术和道德几何学的敌意。
与保守主义传统对等级制度的坚守相一致，尽管特朗普总是通过集会与民众直接接触，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一贯捍卫不平等，反对左翼在性别、种族与阶层问题上的平权主张。在入主白宫后不久，特朗普就推翻了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取消对中下层民众的医保救助，并不断削减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倾斜。与之相伴的是其推行的大规模减税法案，虽然特朗普声称税改是为了惠及劳动者和普通家庭，防止有权势的人从税收漏洞中渔利，但他放松遗产税，并降低最高个税与公司税税率的做法无疑让富人更受益。事实上，特朗普一贯反对富裕阶级向底层民众让利，以保护努力工作的人，避免他们因那些不愿投资、不愿冒险的多数人而受到惩罚，从而捍卫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美国富人优先进行新冠检测，而穷人却需要长期等待时，特朗普回答说：“这就是人生。”由此可见，对等级制度的捍卫深嵌于特朗普的骨髓中。
与此同时，特朗普對建制派精英存在很强的敌意，并且对左翼敌人迎合大众的策略加以吸收。特朗普虽然捍卫财阀的势力，但对精英的批判毫不留情，尤其是对共和党内部的统治阶层。特朗普认为，美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精英者本身，他们过于脆弱、不愿冒险。特朗普认可的权力概念是动态的：统治精英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通过个人的坚忍不拔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只有在斗争中获胜的人才是更优秀、更适合统治的不二人选。这种观点与起源于伯克的保守主义传统高度契合—“荣誉的高塔应在高处矗立，如果它因德性而敞开大门，并让自己被永远铭记，那么这样的德性必是经历了艰难与挣扎的考验。”
特朗普对左翼敌人的模仿则表现为：诉诸大众。特朗普采取诸多方式使特权变得大众化：将阶层简化为白人种族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想象中的黑人种族;在次低和最低阶层之间创造更多等级，从而使特权阶层成倍增加。与保守主义传统的目的相一致，特朗普真正想要做的，毋宁是将处在中下层社会的白人群体纳入到假想的贵族统治中，通过这种民主的封建制，使白人群体保持一种优越感的幻觉。不过，相较于保守主义传统的惯常做法，特朗普往前推进了一步：他不仅支持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而且在言辞上支持经济民粹主义。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底层民众不再满足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给他们的种族和帝国主义特权。特朗普对富豪政治的批判、对大众权利的捍卫，都是帮助自己曾经胜选的修辞创新，这些创新试图表明，里根经济学的阳光，不再让右翼的底层阶级感到温暖。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声明——现在“不再是美国的早晨”，我们必须“为美国哀悼”——戳中了无数白人底层民众的心坎。
除此之外，特朗普对暴力也彰显出特别的青睐，尽管这种青睐更多是言辞上的，具有激情民族主义（passionatenationalism）的色彩。二0一一年特朗普的竞选宣言“该强硬起来了！”（TimetoGetTough）在二0一六年的竞选中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从受伤的民族主义出发，讲述了以奥巴马为代表的颓废领导人统治的国家耻辱时代。特朗普咆哮道：“我们正在像石头一样下沉，我们向世界‘屈膝’，奥巴马施行‘请原谅’外交，他的声明‘充斥着软弱’，我们必须强硬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正如罗宾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对美国人集体受苦的咏叹调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激情民族主义—具有诸多共性：一种跨越海洋和陆地的极度耻辱感，对恢复国家魅力的渴望，对复兴民族和统治全球的欲望。尽管特朗普的言辞充斥着明显的暴力和国家主义，但他的政治愿景却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主义。特朗普往往只把国家事务视为市场交易，金钱既是国家权力的工具，也是其目的。相比于军事行动，特朗普更钟爱以威胁与谈判为手段谋求国家利益。因此，与保守主义传统相一致，特朗普高度认可暴力对统治阶级产生的复兴效果，只不过尽量将暴力保持为一种可能性和幻觉的对象，以便维持暴力自身的崇高性。
着眼于保守主义的三个核心内涵，罗宾将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置于保守主义的悠久传统中，并得出结论：保守主义思想孕育出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并不足为怪。然而，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曾经蓬勃发展的保守主义运动，如今为何呈现颓势，乃至面临不可挽回的危机？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八年之间，保守派共和党在六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五次。而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共和党在八次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三次，其中两次的普选选票低于对手，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对于保守派共和党的衰颓境况，罗宾给出了一个略显牵强的理由：强劲左翼—右翼传统敌人—的消失。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在反对工人阶级、亚裔美国人、女性三大解放运动中逐渐兴起。罗宾认为，当左翼占据优势并真正构成威胁时，右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变得强硬;而当左翼停滞不前时，右翼就会变得僵化、自满、懒惰。一旦缺乏左翼这个可怕的敌人，缺乏对右翼进行规范和指导的强大对手，保守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的裂痕就会加深并扩大。特朗普的出现只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窥探保守主义整体的瓦解，而这个整体之所以瓦解，恰恰是因为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成就。二十世纪下半叶为争夺霸权而战的美国右翼人士，绝不会像二0一六年那样选择一个特朗普式的人物，但这并不是因为那时的右翼更聪明或更有德性，也不是因为那时他们不那么种族主义或暴力，而是因为那时他们肩负着摧毁左翼的使命。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美国右翼就允许自己承担不负责任的代价。特朗普政府的脆弱，非但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失败的征兆，反而是其成功的后遗症。 在笔者看来，保守派政党在美国日趋衰落的原因，或许并不像罗宾分析得那么乐观。缺乏强大的左翼对手并不构成保守派处于颓势的充分条件。事实上，保守派政党自从建立起，就面临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要实现对经济精英阶层的承诺，维护精英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回应大众的需求，以赢得选举。这就是政治科学家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所称的“保守主义困境”。如何在保护普通大众和安抚少数特权阶层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是保守派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若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实现这种平衡，保守主义政党终究难逃衰颓的命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共和党领袖，越发拥护财阀统治，他们推行的政策也越发远离美国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即便通过诉诸激化选民情绪的手段，共和党人可以一时地吸引那些因美國社会种族结构和文化变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但是这种策略绝非长久之计。这个未曾被罗宾触及的特征或许才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走向衰落的根本症结。
以尼克松的统治为分水岭，如果说尼克松在任期间，共和党人尚且对“仇恨情绪”和“安抚政策”两手并用，以便抓住逐渐崛起的“大多数”，那么在尼克松之后，共和党人对内的经济“安抚政策”就逐渐弃置不用了。随着美国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富人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差距越来越大，利益分歧到了难以弥合的程度，共和党人越发仰赖财阀统治，而与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由此一来，共和党人赢得选民的唯一砝码就落在白人的身份认同上。四年前，特朗普恰巧抓住了这点，他以移民和贸易为竞选活动的核心，通过将自己打造成与外国敌人殊死搏斗的美国工薪阶层之斗士，来努力表明自己的民粹主义身份。但事实上，综观特朗普的整个任期，他对财阀统治的支持从未动摇，其复兴工人阶级的口号只是一个虚假承诺。特朗普用种族威胁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利用极端右翼组织不断煽动选民的愤怒情绪，以便在推行政策时骗取选民的支持。而这些右翼组织为保守派共和党人提供选举资源的同时，也将共和党进一步推向边缘。共和党或将成为右翼联盟中势力较弱的一个部分，等到一个真正操纵愤怒的大师出现之际，一个将认同任务外包出去的政党难免沦为牺牲品。潘多拉魔盒一旦被开启，又有谁能够控制它的结局呢？
尽管特朗普未能在二0二0年的大选中赢得连任，但他在美国政治格局中造成的结构性转变难以被逆转，他所煽动起来的愤怒、怨恨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或将为他的继任者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Corey Robin， 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DonaldTrump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不同于主流学界对特朗普的惯常定位，政治学家罗宾（CoreyRobin）在对特朗普的刻画中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可谓对霍利、伯尔斯坦等学者的有力反驳。在其二0一八年的新作《反动的心智：从埃德蒙·伯克到唐纳德·特朗普的保守主义》（TheReactionaryMind：ConservatismfromEdmundBurketoDonaldTrump）中，罗宾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根源不在于右翼的边缘，而在其旗手之中，它与保守主义运动的漫长历程是一脉相承的。罗宾将特朗普纳入从伯克、迈斯特到哈耶克乃至斯卡利亚的正统保守主义传统中。而我关心的则是，粗鲁、暴力、浮夸、前后矛盾的特朗普，究竟与保守主义传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曾经蓬勃发展、不断上升的保守主义为何在当今社会处于颓势，乃至呈现无可挽回的危机呢？特朗普主义反映了美国保守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的何种问题？
一
为了将特朗普的崛起和统治置于保守主义传统的漫长轨迹中，罗宾的首要努力是重新厘清保守主义的内涵，他试图从三个方面来界定保守主义：一是保守主义反对什么，又在寻求保护什么;二是它如何通过对旧事物的重组和对新事物的借鉴来进行反革命，又是如何融合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使特权变得大众化的;三是暴力对保守主义的目标或手段发挥怎样的作用。
首先，罗宾指出保守主义反对左翼的解放运动，而试图保护私人的权力生活。保守主义是对左翼的改革、激进或革命运动的一种反动，它反对底层民众对权力的主张。保守主义之父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命令和服从关系的颠倒，他指出“平等派只会改变和扭曲事物的自然秩序”，而保守主义旨在捍卫上级对下级的统治，保护现存的等级制度。保守主义者真正想要守护的是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的最后阵地。约翰· 亚当斯的观点彰显了深刻而有预见性的右派立场：如果迫不得已，可以放弃公共领域，但在私人领域内必须立场坚定。无论国家变得多么民主，社会都必须是私人支配的联盟：丈夫统治妻子、父亲统治子女、主人统治奴隶，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并尽力维护它。保守派政治观念始终把私人政体的维系作为优先选项，即便是以牺牲国家的实力和整全为代价。它将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视为保存人类卓越和伟大所必需的要素。保守派人士真诚地相信，人类之间彼此平等并由此解放的世界将是丑陋、野蛮、卑贱、沉闷的，它将摧毁文化，进而导致世界的平庸与荒芜。
其次，保守主义批判与重构旧制度，吸收它所反对的革命观念及策略。尽管保守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但它并非固步自封的传统主义。在罗宾的诠释中，保守主义不再以审慎和节制自居，而是一种无休止变化的前进运动。它偏爱意识形态上的冒险主义，不时地诉诸激进行动，企图彻底推翻现状，回到更古老的权力制度。保守派人士一方面对他们坚持的旧制度摆出厌恶乃至轻蔑的态度，对现存的传统精英展开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对他们所反对的革命以及左翼敌人怀有令人惊诧的钦佩和欣赏。即便是作为保守主义先驱的伯克，也不再是旧制度的辩护士，而是对其抱持批判态度，只不过批评得更为微妙而深刻。伯克保守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向读者揭示：旧制度的最大敌人，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改革者，而是旧制度的捍卫者。这些人难以摆脱致命的软肋：道德胆怯。他们过于软弱、迟钝、温和，以至于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灾难，更不能捍卫自身的特权。
尽管保守派反对左翼的目标，尤其是对社会的底层民众赋权，但他们总是左翼最好的学徒。他们从左翼对手那里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诉诸大众的力量。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主人阶层，充分展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创造性。他们创造了“民主封建主义”（democraticfeudalism）的典型形式，通过重新定义“谁”才是统治阶层，将占多数的白人转变为贵族阶级，分享统治奴隶阶层的各种特权。尽管这个统治阶层的成员之间并不平等，但基于自身对黑人种族的统治，白人多数派萌生一种优越感的幻觉，内心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保守派人士将种族统治作为利用白人大众之能量的一种方式，以便支持而不是反对建制派精英的特权和权力。
最后，保守主义赋予非常规乃至暴力变革以很强的重要性。保守派思想家认为，暴力是生活中人们感受到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验之一。因此，相较于平静的享受和安稳的依恋，保守派人士始终都更青睐具有暴力色彩的某种激进主义。偏爱暴力这一信念可以追溯到伯克的“自我”观念，这种自我迫切地需要由痛苦和危险所提供的刺激，如果自我想要生存并且繁荣，它就必须由一种比快乐或享受更令人振奋、更有活力的体验来激发，而最能激起的是与非存在的对抗。在伯克的描述中，痛苦和危险是死亡的使者，是“恐怖之王”，它们是“心灵能够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的源泉，因此也是有助于自我生成的体验。当痛苦和危险来临之际，自我一方面被消灭、粉碎、席卷，另一方面又被提升、扩大、膨胀。而催生痛苦与危险的暴力，恰恰是使自我维持强大的动力因。保守派思想家，诸如迈斯特、索罗爾、托克维尔、施密特等人，都曾主张：如果统治阶层想要持久地生存并保持强大，他们的权力就要持续地被挑战、威胁和捍卫，而无产阶级运用的暴力能起到复兴统治阶级的效果。在许多保守派眼中，美国衰落的一个晚近原因，恰恰在于自由派对法律统治的执著—坚持程序正义、强调外交及国际法、限制行政权力—正是这种规则和法律的文化，使美国这头金发猛兽逐渐丧失蓬勃的生命力。 罗宾从上述三个方面，重新梳理了保守主义的真正内涵，那么问题是：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呢？
二
罗宾认为，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整体上是一致的。作为特朗普被广为诟病的行事风格，前后不一（inconsistency）非但不是他本人独有的特点，反而是保守主义传统的固有特征，即坦然地承认矛盾。保守派坚信的一个理念是：“真理是一系列永恒的振荡，就像一个交替序列中的正负符号一样，总是或多或少地肯定或否定同一命题。”因此，能够容纳命题的两个极端，而不试图调和或克服它们，有助于我们保存社会的微妙结构。特朗普领导下白宫的反复无常，他对于一致性的淡漠—从不害怕混乱或无序，不担心冒犯他人，也不畏惧挑战政治正确—恰恰暗合了右翼长久以来对政治算术和道德几何学的敌意。
与保守主义传统对等级制度的坚守相一致，尽管特朗普总是通过集会与民众直接接触，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一贯捍卫不平等，反对左翼在性别、种族与阶层问题上的平权主张。在入主白宫后不久，特朗普就推翻了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取消对中下层民众的医保救助，并不断削减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倾斜。与之相伴的是其推行的大规模减税法案，虽然特朗普声称税改是为了惠及劳动者和普通家庭，防止有权势的人从税收漏洞中渔利，但他放松遗产税，并降低最高个税与公司税税率的做法无疑让富人更受益。事实上，特朗普一贯反对富裕阶级向底层民众让利，以保护努力工作的人，避免他们因那些不愿投资、不愿冒险的多数人而受到惩罚，从而捍卫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美国富人优先进行新冠检测，而穷人却需要长期等待时，特朗普回答说：“这就是人生。”由此可见，对等级制度的捍卫深嵌于特朗普的骨髓中。
与此同时，特朗普對建制派精英存在很强的敌意，并且对左翼敌人迎合大众的策略加以吸收。特朗普虽然捍卫财阀的势力，但对精英的批判毫不留情，尤其是对共和党内部的统治阶层。特朗普认为，美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精英者本身，他们过于脆弱、不愿冒险。特朗普认可的权力概念是动态的：统治精英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通过个人的坚忍不拔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只有在斗争中获胜的人才是更优秀、更适合统治的不二人选。这种观点与起源于伯克的保守主义传统高度契合—“荣誉的高塔应在高处矗立，如果它因德性而敞开大门，并让自己被永远铭记，那么这样的德性必是经历了艰难与挣扎的考验。”
特朗普对左翼敌人的模仿则表现为：诉诸大众。特朗普采取诸多方式使特权变得大众化：将阶层简化为白人种族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想象中的黑人种族;在次低和最低阶层之间创造更多等级，从而使特权阶层成倍增加。与保守主义传统的目的相一致，特朗普真正想要做的，毋宁是将处在中下层社会的白人群体纳入到假想的贵族统治中，通过这种民主的封建制，使白人群体保持一种优越感的幻觉。不过，相较于保守主义传统的惯常做法，特朗普往前推进了一步：他不仅支持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而且在言辞上支持经济民粹主义。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底层民众不再满足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给他们的种族和帝国主义特权。特朗普对富豪政治的批判、对大众权利的捍卫，都是帮助自己曾经胜选的修辞创新，这些创新试图表明，里根经济学的阳光，不再让右翼的底层阶级感到温暖。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声明——现在“不再是美国的早晨”，我们必须“为美国哀悼”——戳中了无数白人底层民众的心坎。
除此之外，特朗普对暴力也彰显出特别的青睐，尽管这种青睐更多是言辞上的，具有激情民族主义（passionatenationalism）的色彩。二0一一年特朗普的竞选宣言“该强硬起来了！”（TimetoGetTough）在二0一六年的竞选中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从受伤的民族主义出发，讲述了以奥巴马为代表的颓废领导人统治的国家耻辱时代。特朗普咆哮道：“我们正在像石头一样下沉，我们向世界‘屈膝’，奥巴马施行‘请原谅’外交，他的声明‘充斥着软弱’，我们必须强硬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正如罗宾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对美国人集体受苦的咏叹调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激情民族主义—具有诸多共性：一种跨越海洋和陆地的极度耻辱感，对恢复国家魅力的渴望，对复兴民族和统治全球的欲望。尽管特朗普的言辞充斥着明显的暴力和国家主义，但他的政治愿景却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主义。特朗普往往只把国家事务视为市场交易，金钱既是国家权力的工具，也是其目的。相比于军事行动，特朗普更钟爱以威胁与谈判为手段谋求国家利益。因此，与保守主义传统相一致，特朗普高度认可暴力对统治阶级产生的复兴效果，只不过尽量将暴力保持为一种可能性和幻觉的对象，以便维持暴力自身的崇高性。
三
着眼于保守主义的三个核心内涵，罗宾将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置于保守主义的悠久传统中，并得出结论：保守主义思想孕育出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并不足为怪。然而，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曾经蓬勃发展的保守主义运动，如今为何呈现颓势，乃至面临不可挽回的危机？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八年之间，保守派共和党在六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五次。而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共和党在八次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三次，其中两次的普选选票低于对手，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对于保守派共和党的衰颓境况，罗宾给出了一个略显牵强的理由：强劲左翼—右翼传统敌人—的消失。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在反对工人阶级、亚裔美国人、女性三大解放运动中逐渐兴起。罗宾认为，当左翼占据优势并真正构成威胁时，右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变得强硬;而当左翼停滞不前时，右翼就会变得僵化、自满、懒惰。一旦缺乏左翼这个可怕的敌人，缺乏对右翼进行规范和指导的强大对手，保守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的裂痕就会加深并扩大。特朗普的出现只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窥探保守主义整体的瓦解，而这个整体之所以瓦解，恰恰是因为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成就。二十世纪下半叶为争夺霸权而战的美国右翼人士，绝不会像二0一六年那样选择一个特朗普式的人物，但这并不是因为那时的右翼更聪明或更有德性，也不是因为那时他们不那么种族主义或暴力，而是因为那时他们肩负着摧毁左翼的使命。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美国右翼就允许自己承担不负责任的代价。特朗普政府的脆弱，非但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失败的征兆，反而是其成功的后遗症。 在笔者看来，保守派政党在美国日趋衰落的原因，或许并不像罗宾分析得那么乐观。缺乏强大的左翼对手并不构成保守派处于颓势的充分条件。事实上，保守派政党自从建立起，就面临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要实现对经济精英阶层的承诺，维护精英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回应大众的需求，以赢得选举。这就是政治科学家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所称的“保守主义困境”。如何在保护普通大众和安抚少数特权阶层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是保守派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若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实现这种平衡，保守主义政党终究难逃衰颓的命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共和党领袖，越发拥护财阀统治，他们推行的政策也越发远离美国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即便通过诉诸激化选民情绪的手段，共和党人可以一时地吸引那些因美國社会种族结构和文化变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但是这种策略绝非长久之计。这个未曾被罗宾触及的特征或许才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走向衰落的根本症结。
以尼克松的统治为分水岭，如果说尼克松在任期间，共和党人尚且对“仇恨情绪”和“安抚政策”两手并用，以便抓住逐渐崛起的“大多数”，那么在尼克松之后，共和党人对内的经济“安抚政策”就逐渐弃置不用了。随着美国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富人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差距越来越大，利益分歧到了难以弥合的程度，共和党人越发仰赖财阀统治，而与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由此一来，共和党人赢得选民的唯一砝码就落在白人的身份认同上。四年前，特朗普恰巧抓住了这点，他以移民和贸易为竞选活动的核心，通过将自己打造成与外国敌人殊死搏斗的美国工薪阶层之斗士，来努力表明自己的民粹主义身份。但事实上，综观特朗普的整个任期，他对财阀统治的支持从未动摇，其复兴工人阶级的口号只是一个虚假承诺。特朗普用种族威胁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利用极端右翼组织不断煽动选民的愤怒情绪，以便在推行政策时骗取选民的支持。而这些右翼组织为保守派共和党人提供选举资源的同时，也将共和党进一步推向边缘。共和党或将成为右翼联盟中势力较弱的一个部分，等到一个真正操纵愤怒的大师出现之际，一个将认同任务外包出去的政党难免沦为牺牲品。潘多拉魔盒一旦被开启，又有谁能够控制它的结局呢？
尽管特朗普未能在二0二0年的大选中赢得连任，但他在美国政治格局中造成的结构性转变难以被逆转，他所煽动起来的愤怒、怨恨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或将为他的继任者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Corey Robin， 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DonaldTrump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