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阿兰·德波顿五月访华之行的陪同人员之一，我在启程赴京接机之前，自然免不了要对他的个人资料多看两眼。他的个人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材料充足、界面友善，可以听他本人朗读的《哲学的慰藉》，看他在电视节目里与别人讨论关于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点击email地址（adb@netcomuk.co.uk），与他直接交流。他回信的速度出奇的快，有问必答有答必详，一来二去也算混熟了，所以见面之后彼此都轻松，甚少出现没话找话的尴尬。德波顿的衣着不算讲究（他随身带的行李少得惊人，自然也装不下多少可以扮靓的行头），但待人接物确实不失英国绅士遗风，不厌其烦地配合宣传，间或不失时机地调侃两句——分寸适度，点到为止，会心而已。跟他相处，想到最多的两个字是——舒服。
　　
　　“他偷了我的想法。”
　　
　　其实在我看来，类似这样的book tour是一件很累人的活：刚下飞机时差还来不及倒就给指挥得晕头转向，又是跑签售又是上节目又是做访谈，身边都是脸还来不及看熟就不知去向的陌生人。看我流露出些许歉意，他倒反过来安慰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公务’要比单纯的旅游更有趣，因为我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喜欢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贯穿阿兰·德波顿前三部作品——《爱情笔记》（Essays in Love）、《爱上浪漫》(Romantic Movements)和《亲吻与诉说》(Kiss and Tell)的关键词，这一点是德波顿在他过去的访谈中曾反复提及的。当然，就这三部小说而言，这种“关系”主要还是指涉男女之间的情感。于是我顺口问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到底是哪些方面既让他困惑难解又令他欲罢不能，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滔滔不绝起来：“人际关系中的一大愉悦是我们能感到被别人理解——但是同时，被别人理解或理解别人又是那样稀少而困难的经验，其复杂程度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你问障碍何在？太多了！我们也许会感到厌倦，也许因为自己碰上不开心的事就懒得去同情别人，如果是谈恋爱，那么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人杀出来横刀夺爱。而且，就爱情而言，爱与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横亘在我们之间：我们精神上依恋的人和生理上吸引我们的人往往不能统一——大多数西方小说都会出现这样的‘两难’局面……”
　　我很快想到《亲吻与诉说》的结尾：“我”怀着传记作家的雄心，事无巨细地窥探伊莎贝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终于惹恼了她，提出要“分开一段时间”。我记得初读时便生出这样的感慨：别人要是不理解你，你也许会觉得不安全；一旦你发觉自己被别人看透了，那种不安全感甚至会更厉害——人性大抵如此。拿这样的说辞去求证德波顿，他笑而不言，良久才答道：“当我们想到自己在世上有知音相伴时，会觉得很舒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问题是，不管是文学还是生活本身都提示，事实并非如此两全其美。”
　　


　　德波顿告诉我，他对这个问题的感悟，或许源自于若干年前的某一天，他读到了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的一句话：“对于有些人而言，但凡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爱情’这个字眼，就压根不会堕入爱河。”当时德波顿大为震撼，惊呼：“他偷了我的想法！”显然，生于1613年的拉罗什富科偷走生于1969年的德波顿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此之前根本没读过这本书的德波顿窃取拉罗什富科的创意也不可能。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Heroes tend to have similar ideas(硬译‘英雄所见略同’)！”我脱口而出。
　　“也不光是英雄啊，”德波顿说，“这样的愉悦，或者说尴尬，谁都会碰到。如果我们到头来发觉，自己私下里所有的想法，其实都是别人、别的作家早就涉足过的领地，某种失语的惶恐，便会在我们心里油然而生。”
　　
　　“总不见得用小说来谈哲学吧？”
　　
　　讲到他的三部小说，我忍不住要追问，为什么自从《亲吻与诉说》之后，他再没有碰过这种文体。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德波顿的小说像杂文像随笔像评论，就是不像小说。在某些段落，我似乎能感受到他在两种文体之间的挣扎——既希望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维，又犹豫着是否应该花更大的力气把故事讲得更曲折一些、更靠拢传统小说一些。从《拥抱逝水年华》开始，他对虚构类作品的放弃，是否意味着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尴尬呢？
　　但德波顿自己的解释要简单得多（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狡猾得多？）：“决定我的作品的首要因素，是内容。前三部小说的核心是人际关系，是爱情，那样的主题用小说来表达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至于其中的大量理性分析，是为了与感性的成分造成反差，并让你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情其实是无法完全量化、理性化的。纯粹强调戏剧性的小说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了，而我的小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的东西。从第四本《拥抱逝水年华》开始，我想写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范畴，自然需要不同的载体。比如，我想写哲学，总不见得用小说来谈哲学吧？”
　　看来这种情形暂时还会继续，因为德波顿目前正构思着写一本关于建筑的书，阐释“空间对心理的影响”。这样的内容，显然也是不适合用小说来表达的。大概是因为总记挂着搜集素材的缘故，每当出租车经过京沪两地的旧城区时，两秒钟前还昏昏欲睡的德波顿就会突然来了精神，指着街边的老房子、小商店问这问那，让我猝不及防。好容易想出可以用compound之类的词来形容“四合院”，车已开出去老大一段距离，再也看不见那片旧宅了。
　　


　　“电视至少可以是一扇门……”
　　
　　比起塞林格那类动不动就离群索居的作家来，德波顿不仅平易近人，而且面对所有的宣传活动都显得训练有素。在将近十次回答过媒体诸如“你为什么要选择写作？”之类的问题以后，连我翻译的时候舌头都有些麻木了，他还是照样精神抖擞，一口标准的伦敦音始终不紧不慢地维持着BBC水准。
　　但我心里总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一点都不摆酷的作家手里就好像握了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予人以口实，怀疑你的写作动机是否高尚纯粹，是否仅仅为了取悦于人；如果碰巧你的书又卖得盆满钵满，那么“沽名钓誉”的罪名就几乎是坐实了。据我所知，德波顿在世界各地宣传的时候，都受到过这样的质疑，在中国恐怕也难逃此劫。我曾在电子邮件里委婉地表达过这层意思，当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在英国，似乎也经常存在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是严肃的、好的；要么就是流行的、坏的。我的书最初的销售成绩一般，那时候我倍受推崇，被人认定是个非常严肃的作家。然后，渐渐地书越卖越好，于是几位书评人就发话了，‘这个家伙难道会是严肃的吗？我们前两天在电视上看见他了！他的书上畅销榜了……’然而，我不喜欢这样的选择。我非常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写作：既能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又不会牺牲水准。”
　　果然有好几家国内的报纸都追问德波顿究竟如何界定自己——严肃学者？流行作家？媒体明星？这一次他的回答似乎更加胸有成竹：“在我看来，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错综复杂是非常容易的，难的是把复杂的东西表达得简单平实。我挑战的正是这种高难度的任务。为什么非得存在那样幼稚的公式呢？卖不动=阳春白雪，受欢迎=粗制滥造，如果大家都持这样的观点，那真是场悲剧！”
　　至于作家与媒体的关系，德波顿的回答就更有意思了：“告诉你一个秘密，”他煞有介事地说，“那些真正讨厌电视的作家，都没受过电视台的邀请。如果我们都不上电视，那么它就只能放好莱坞电影。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它今天播好莱坞，明天放我做的哲学节目，后天再来点别的——你呢？”
　　说到这里，德波顿的脸上浮出一点点孩子气的狡黠和得意。我知道，曾经有一次，他主持的一集关于伊壁鸠鲁的电视片，收视率击败了另一个频道的《致命武器》，观众数量整整相差一百万！“电视节目肯定不能深入探讨哲学的各个层面，”他诚恳地说，“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扇门，引领你有兴趣走进去。”
　　
　　“要不要找个女模特来？”
　　
　　话说回来，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也确实不是一桩轻松的事。北京有一家时尚杂志来找德波顿做“个性男人”专题（“也就是说，以后会有很多中国女孩子给我写信，是吗？”德波顿这样问我），记者加摄影师加灯光一共来了四五个人，把他团团围住，拉足了架势要打造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伦才子”。我也算是长了回见识，实地参观了时尚杂志折腾人的本事：德波顿一会儿倚在沙发上歪着脑袋读书，一会儿坐在窗台上若有所思，最后干脆给赶到了床上。“轻松点，自然点，哎呀，右手往下一点……”我一边忙着翻译摄影师的指令，一边苦着脸向德波顿表示我的同情。想起以前在德波顿的一篇随笔上看到他在德国接受某少女杂志的采访时也给摄影师打发到床上模拟普鲁斯特病病歪歪的样子，不禁感叹天下时尚界人士的眼睛都是一样的雪亮，都不乏一针见血的职业素养。
　　“如果你们觉得不满意的话，”德波顿慢吞吞地开了口，“不妨再找个漂亮的女模特来，然后我们可以坐在一张床上，一起看我的书——《亲吻与诉说》怎么样？”话音刚落，他脸上的纹理便突然舒展开，每一个皱摺里都漾着笑意，“行了，说着玩的，就别翻译了吧。”
　　


　　“幽默源于悲苦。”
　　
　　同德波顿在一起，一路笑声不断。他的幽默，不嚣张不逼人，一如他的作品——幽默是笃悠悠地衬在文字背后，哼成轻缓的调子，晕开恬淡的底纹。德波顿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他的哲学思想的师承，更多的来自法国而非英国。那么，写作风格——尤其是那种轻描淡写、含蓄内敛（understatement）的玩笑呢？难道不是典型的英式幽默吗？
　　“有点道理，或许英国散文的传统早就融入血脉，我自己也察觉不到了，”他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讲到幽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真正幽默的东西都来自于某些哀伤而艰难的东西。喜剧其实与快乐无关，它更关乎忧伤。我们笑是为了替代哭。”
　　然后他又提起了塞内加的那句名言：“对于生活的某些方面哭哭啼啼有何必要呢？生活处处皆能落泪。”在德波顿看来，最伟大的喜剧家总是关注那些我们在白昼的日光下无法察觉的脆弱之处。我们的担忧愈是隐秘愈是剧烈，则愈有可能引发出笑声——那些本来无可言传的东西最终被一针刺穿，而看客的笑，正是对这种绝技的致敬啊。
　　说来有趣，跟德波顿聊了那么多话题，惟有讲到“幽默”的时候，他的脸上是最严肃最凝重的。他一再强调，真正的喜剧大师不会嘲笑我们凡人的忧虑，他们只是在揶揄。他们在批评的同时恰恰也在暗示：说到底我们大家还都过得去。“真得感谢他们的技巧，”德波顿说，“如果换了常规方式，我们或许会生气，会受到伤害，但有了幽默，我们便可以开心地笑着接受那些无奈而悲苦的事实了。”
　　
　　“书有书的命运……”
　　
　　巡回宣传免不了要到书店坐堂签售。虽然德波顿在北京西单和上海书城各用掉四十五分钟签了几十本（据营业员所言，现在签售多如牛毛，如此局面也算中等了），但场面终究不能和娱乐界的名人相提并论。事前我们不免要顾虑德波顿的看法，生怕冷场的时候他觉得尴尬，可他反倒抢先安慰我。“你瞧，”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中国的知名度趋近于零，所以我的期望值也是零。每卖出一本，我的幸福感就增加一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今天的感觉肯定不错。”我心里暗笑，原来“才子”的那套哲学并不只是拿来“慰藉”别人的，他自己也从中受益匪浅。
　　德波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书有书的命运”。他告诉我，迄今为止，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销量最大的是《哲学的慰藉》，而在不同的国家，他的受欢迎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完全以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原因是不可能的。“比如，我的书在巴西卖得出奇的好，而且以女读者居多。她们甚至会给我寄自己的照片，很巴西的方式。”说到这里德波顿居然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那些书评人呢？”我问道，“他们对于书的命运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
　　“原则上我并不为他们写作，但是，你知道，他们就好像你们中国庙堂里供的那些神一样。只有他们发话说OK你才可以进来，我才有资格被纳入游戏规则。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说这句话的时候，德波顿一定是想到了他在美国的遭遇：在《拥抱逝水年华》之前，他的作品反响一般，负责宣传这些书的职员又恰逢丧母之痛，根本无心工作。但《拥抱》很意外地得到了约翰·厄普代克的垂青，后者在《纽约客》上撰文称赏。于是，这本书的命运就此逆转。
　　在北大的演讲现场，德波顿再一次提起了这件往事：“厄普代克如果说这瓶水很棒，”他指指摆在讲台上的“农夫山泉”，笑着说，“它也一定能上下周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我的意思是，说到底，写书还得依靠自己的感觉，你首先得取悦自己，才有希望取悦别人。其它的因素——比如那个宣传员的母亲突然病逝，比如厄普代克突然喜欢上了我的书——都太不可预测了”
　　
　　“让我采访你们吧！”
　　
　　跟德波顿一起坐出租的时候，如果他有片刻沉默不语，那肯定是因为实在累得不行——除此之外，他总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他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大到中国出版业的运作、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筑风格的和谐（“黄，你觉得故宫里的星巴克怪不怪？”），小到我们每个随行者的家庭结构（“你跟爸妈住一起吗？”或者“你觉得只生一个孩子够不够”）、生活习惯，他都觉得好奇。我说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英文老师谆谆教导，强调不可以随便问外国人personal questions(私人问题)，以至于在我的概念中，两个英国人见面，除了天气再不说别的。这话惹得他哈哈大笑，一叠连声说never mind never mind，“我自己就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反过来，你要是追问我的私事，我也不介意。”
　　他向我披露的私事包括：家住伦敦诺丁山附近；太太夏洛特是做网络的生意人，收入曾经比他高（“现在已经倒过来了！”他得意地宣称）；九月份，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他比较希望是个女孩；他最喜欢的花是黄水仙；整个伦敦，他最喜欢的地方是自己的卧室；他不喜欢足球，也没有其它什么特别的嗜好……
　　“但我真的很喜欢聊天，跟各种各样的人都聊得起来，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和我有什么不一样。朋友们看到我过来，就会说，‘喏，这个人又要来采访了。’”
　　喜欢采访别人的德波顿在上海被记者围追堵截到半夜十二点，第二天下午见到我们的时候还是一脸的疲惫。“要不我来采访你们吧，”他嘴里嘟囔着，“我老觉得自己应该坐在那个发问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