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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好的生活方式与好的话语形式相辅相成，说理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说理领域存在“沉默是金”、“我说你听”、“想说又不会说”等问题。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说理教育，应促使学生形成“我们都一样”的平等观念，培养说理的能力和技巧，扩展关心公共事务的视野。
关键词：说理；问题；说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05A-0003-04
传统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天子”倾向于用“权威”进行统治，并将“权威”包裹在“神权”或“天道”之中，让其拥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在这样自上而下的社会体系中，臣民几乎没有公共话语权。但是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转变，无论是规则、政策的设置，还是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的确立，都变得需要正当性的说明，它们必须得有个“理由”。“理由”不同于“权威”，理由的一大特征，就是可以被质疑、被提问、被讨论、被反驳，而且它通常以对话的形式呈现。[1]这一转变使得话语权不再被少数人垄断，公共说理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现代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说理”；二是对我们来说，“说理”的问题在哪里；三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针对说理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恰当的建议和方案。
一、为什么需要“说理”？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语言，而什么样的语言又会强化其所对应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说理毫无疑问是民主社会应有的话语形式。但在探讨为什么需要“说理”之前，我们须首先清楚什么是“说理”，概念的明晰本就是说理的前提。
（一）何为“说理”？
说理，从字面上可将其分解为“说”和“理”两部分，即“表达”和“知理”，因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故“知理”是“表达”的前提。说理的概念也便包含这两大问题——“理”是什么，以及怎样表达“理”。
“理”首先是一种独立、理性的思维方式，其次是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它们作为说理的标准存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礼制造就了一种蛮不讲理、顽固不化的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强者制定并享受规则，弱者只能被动地遵从规则，弱者的思想被强者剥夺，不被允许具有个人独立思维。长此以往，个人也习惯了在没有独立思维和话语权的体制中生存。近百年来，虽几经社会革命，但此类陋习仍然存在。在康德看来，弱者之所以处于被奴役状态，是因为他们理智处于不成熟状态，自己不能思考，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故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只能寄希望于人的理性，人们应该学会“公开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权威。具备“说理”的思维方式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必须知道“理”在哪里，即说理的标准是什么。笔者同意徐贲先生的观点，即说理需要“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2]。因为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必然以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自己的合理性，核心价值本身也会保证说理的程序正义。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即人们通过理性交流、探讨得到的基本价值共识，如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什么是正义的政党政策、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为了保护这些价值共识，而确立的权威，如人权、宪法等法律法规。总之，一切都要以“理性”为依据。
说理的“说”即是建立在这种“理”的基础上，但“说”也并不是简单地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说理”包含三个要素：逻辑——说理要诉诸理智和理解力，要能够说得通；信誉——说理者本身的品格要素；情绪——能够引起对方情绪上的共鸣。在说理时，需要说理者具备一定的素质，他不仅要平等地对待对方、尊重对方，自己也需要诚实恳切，彬彬有礼，表达也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徐贲认为，说理是公共生活中的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意味着彼此平等的双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有逻辑地进行表达和耐心倾听，另外，说理除了“求同”之外，更应“存异”，甚至“求异”。
（二）为什么需要“说理”？
需要“说理”，源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说理本身的意义；二是现代社会对说理的吁求。陈嘉映先生认为说理的目标是“通过在此一事上的说服，让对方获得理解，让对方自己获得理解的能力。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3]。理性的交流和讨论可以激发谈话者双方均进行自省，获得心智的启发，这可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另外，正所谓“理越辩越明”，说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加真实和正义的东西，毫无疑问真实和正义优于虚假和不正义，但是想要获得真实和正义，就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去认识和寻找，而不是依赖别人的给予和解释。
说理也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起一个正义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讨论过两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即“市民的公共空间”和“自律的公共空间”，前者即一些沙龙、读书会甚至咖啡屋等，任何人不论出身贵贱都可以参加，就文学和艺术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后者是由自律的个人通过“讨论”的交往行为产生，讨论的参加者克服了最初的比较主观的想法，凭借以理性为动机的共同信念，由非强制的力量达成共识。两种或轻松或严肃的公共空间都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均需要人以理性的对话建构。汉娜·阿伦特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只有在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作为复数性的存在的人，具有“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行为，但是只有“行动”具备公共性的特征，展现人的复数性，“行动”指的是以自由的公民间的“对话”为媒介而产生的交往行为，城邦也是由于对话和行动才成为公共领域。由此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平等、公开的空间，人在其中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自己，以此成为真正的人，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二、说理的问题在哪里？
中国有句俗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要么“无理取闹”、“蛮横无理”，要么直接“毫不在乎”，对“说理”文化缺乏根本的理解。这样的话语形式形成的公共空间不仅不能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相反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道德。 （一）“沉默是金”
百年前鲁迅曾用“看客”一词描述过中国人对待他人他事的立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龙应台回到台湾，已养成凡事都要追究个所以然的她也发现中国人普遍不会说话，“只要火不烧上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小波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也讲过中国人的这个毛病，“在公共场合什么话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说明我们不是没得说，只是不说出来而已。笔者认为沉默基本上有三种心理表现：一是我知道，但是我不说；二是我想说，但是我不能说；三是我不知道，不会说。研究心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敢说能完全搞懂某种心理，在这里，我也只是尝试对这三种心态产生的原因做一下分析。
“沉默是金”作为一种美德长期存在我国的社会中，《论语》中有一节是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既是在向子张传授官场法则，也是在讲述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即“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几千年的专制王权又强化了这种思维习惯和思维传统，在这种体制下少说话多做事是最安全也是最值得称道的美德，否则很可能祸从口出。当然，“少说话多做事”中的“做事”也只是闷头做自己的事，中国人缺少一种“大家”意识，长期受制于人的状态让我们很少有一种“主人”的意识，他人的事、公共的事我不能管、也管不着。最后，封建社会思想的专制和言论的管制让很多人成为“乌合之众”，不是不说，而是根本不知道。总之，“沉默是金”下的吃苦耐劳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多少进步，我们需要记住，在任何时候，沉默都不可能带来任何进步，沉默不是美德。
（二）“我说你听”
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便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真知灼见，但在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处于教育关键期的中小学，师生平等、自由交流和讨论的现象仍然少见。中国人善于或者说是习惯于服从，话语形式习惯于“我说你听”，而不是“彼此言说、彼此倾听”。
我们习惯于“信人”，而不是“信理”，所信的人还要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权威人士。在家中，父母是权威，好孩子应该听父母的话，反驳父母似乎就是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孝心和本分；在学校里，老师是权威，不能对老师的判断有所辩驳和质疑；在社会中，领导者是权威，他们讲的话是“金科玉律”，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努力践行这些“金科玉律”。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人们永远学不会说理——说理应该是彼此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交流，身份的不对等永远带不来说理。我们应该摒弃“偶像崇拜”的习惯，应该认识到官员、学者及其他社会名人只不过是身份不同的普通公民而已，他们可能会比普通人看问题更深入、更长远，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左右、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同他们享有同样的表达意见的权利。说理时，每一个公民都是独立且平等的主体，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不是去追随“社会先知”的意见。说理需要的是“英雄莫问出处”和“真理莫问出处”。
（三）“想说又不会说”
随着网络的普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众了解、参与社会事件的能力增强了，尤其是新型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使得大家可以就一件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可能是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大家虽能说但却不会说。不会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说理的认识有误；二是说话者善耍小聪明，不诚实。
20世纪以来，长期受“战斗”和“革命”的洗礼，许多人误以为说理就是论战，必须压倒对方，让对方哑口无言才算胜利。而大家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拉帮结派、语言暴力是常用的手段，似乎存在争论的地方就一定要争个胜负不可。长期在这种话语形式下生存的人，会逐渐丢失对知识、真理的尊重，他们只关心在口角中能否胜出，而不关心通过理智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认识。另外，说理需要我们说真话，说理最重要的是需要双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提供真实的信息。但是现实中敢于时时刻刻说真话的人却很少，很多人是台下一套、台上又一套，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自由地在两套话语体系间切换。这种双重标准的话语结构只会逐渐拉低社会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都在致力于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虽然有很高的智商和能力，但是却自私、世俗，善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真诚是对话的前提，当然，建设一个鼓励公民自由且诚实地发表自己意见的体制，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 如何开展说理教育？
说理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具备的素质，故说理能力的培养毫无疑问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学校教育是促进人成长的重要途径，开展说理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应有责任。
（一）观念的转变：“我们都一样”
“说理”一词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是它更多时候是“说服”“劝导”的代名词，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常用的手段。有教育者认为，“‘说理’于教师而言既不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说教过程，也不是一个用威慑力强制、压服的过程，而是一个依靠雄辩的事实、科学精辟的道理、鲜明真实的榜样和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进行劝导的过程；于学生而言，他需要经过一个由‘懂’到‘信’的转化过程，只有‘信’，才会自觉，而这种‘信’，恰恰就是一种态度”[4]。但事实上，在这样的认识下，不管教师有多善辩，掌握了多少科学的道理，学生也终究学不会说理。
说理的前提是平等，彼此平等的双方自由且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对话，是“彼此言说、彼此倾听”，而不是“自说自话”。教师对学生的这种“劝导式、说服式”的话语方式不仅很难让学生养成理性对话能力，使其缺乏换位思考、倾听他人的习惯，而且长此以往，这种单向的传导与灌输机制还会让学会逐步丧失个人思考能力，丢失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养成对权威的盲从，成为权力和权威的“奴婢”。权威式的说理能够培养出中规中矩、温驯畏缩、易于操纵的机器人，却很难培养出自由开放、思考活泼、质疑勇敢的现代公民。所以，观念的转变是头等大事，学生、尤其是教师要时刻记住：“大家都一样！” （二）能力的培养：具备说理的能力和技巧
说理必须知道“理”是什么，以及如何讲理。“理”首先意味着说话者能够理智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其次指一些经由理性的讨论形成的基本价值共识以及为了保护这些价值共识而确立的宪法、法律、制度等刚性规则，它们作为说理的标准存在。在表达即讲理时，我们既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范，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如尊重对方、态度温和、彬彬有礼等。这种说理的能力和技巧需要一个持续的教育过程。
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说理教育过程，而且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如徐贲指出的，美国很多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对学生进行说理训练，《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都有具体的要求。我们的学生之所以不会说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如何讲理。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别说没有单独的说理课程，就是有助于培养说理能力的其他科目，比如语文、历史、社会等，也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说理教育功能，它们的说理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三）视野的扩展：关心公共事务
前面讲过，我们很多人不太关心公共事务，甚至认为公共事务是“公家”（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在学校中，学生读书的目的也更多是为了毕业后找一份好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增加智慧，拓展视野，谋求社会的进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久而久之，人就变得越来越自私、冷漠。但是只有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才能得到保障，故关心公共领域、关心他人实际上也是在关心自己，说理教育要帮助受教育者学会关心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
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然后才能有所判断，有所说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判断与说理则必须是理性的，我们对待公共事务要有自己独立的看法，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身边复杂的世界，学会用自己的头脑理出头绪来，而不是盲听盲信他人给定的结论。所以学校教育应该帮助个体首先关心、了解公共领域，然后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是至关重要的事，这关系到我们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人的问题。最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平等的交流看法和意见，以此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刘擎，唐小兵.“好斗性”话语仍制约着我们——关于公共说理文化的对谈[J].同舟共进，2015（4）.
[2]徐贲.公共说理的环境[J].中国新闻周刊，2012（18）.
[3]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217.
[4]曾令英，曾琴.说理教育的劝导机制[J].基础教育研究，2007（02）.
责任编辑：杨孝如
关键词：说理；问题；说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05A-0003-04
传统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天子”倾向于用“权威”进行统治，并将“权威”包裹在“神权”或“天道”之中，让其拥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在这样自上而下的社会体系中，臣民几乎没有公共话语权。但是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转变，无论是规则、政策的设置，还是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的确立，都变得需要正当性的说明，它们必须得有个“理由”。“理由”不同于“权威”，理由的一大特征，就是可以被质疑、被提问、被讨论、被反驳，而且它通常以对话的形式呈现。[1]这一转变使得话语权不再被少数人垄断，公共说理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现代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说理”；二是对我们来说，“说理”的问题在哪里；三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针对说理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恰当的建议和方案。
一、为什么需要“说理”？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语言，而什么样的语言又会强化其所对应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说理毫无疑问是民主社会应有的话语形式。但在探讨为什么需要“说理”之前，我们须首先清楚什么是“说理”，概念的明晰本就是说理的前提。
（一）何为“说理”？
说理，从字面上可将其分解为“说”和“理”两部分，即“表达”和“知理”，因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故“知理”是“表达”的前提。说理的概念也便包含这两大问题——“理”是什么，以及怎样表达“理”。
“理”首先是一种独立、理性的思维方式，其次是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它们作为说理的标准存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礼制造就了一种蛮不讲理、顽固不化的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强者制定并享受规则，弱者只能被动地遵从规则，弱者的思想被强者剥夺，不被允许具有个人独立思维。长此以往，个人也习惯了在没有独立思维和话语权的体制中生存。近百年来，虽几经社会革命，但此类陋习仍然存在。在康德看来，弱者之所以处于被奴役状态，是因为他们理智处于不成熟状态，自己不能思考，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故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只能寄希望于人的理性，人们应该学会“公开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权威。具备“说理”的思维方式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必须知道“理”在哪里，即说理的标准是什么。笔者同意徐贲先生的观点，即说理需要“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2]。因为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必然以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自己的合理性，核心价值本身也会保证说理的程序正义。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即人们通过理性交流、探讨得到的基本价值共识，如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什么是正义的政党政策、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为了保护这些价值共识，而确立的权威，如人权、宪法等法律法规。总之，一切都要以“理性”为依据。
说理的“说”即是建立在这种“理”的基础上，但“说”也并不是简单地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说理”包含三个要素：逻辑——说理要诉诸理智和理解力，要能够说得通；信誉——说理者本身的品格要素；情绪——能够引起对方情绪上的共鸣。在说理时，需要说理者具备一定的素质，他不仅要平等地对待对方、尊重对方，自己也需要诚实恳切，彬彬有礼，表达也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徐贲认为，说理是公共生活中的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意味着彼此平等的双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有逻辑地进行表达和耐心倾听，另外，说理除了“求同”之外，更应“存异”，甚至“求异”。
（二）为什么需要“说理”？
需要“说理”，源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说理本身的意义；二是现代社会对说理的吁求。陈嘉映先生认为说理的目标是“通过在此一事上的说服，让对方获得理解，让对方自己获得理解的能力。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3]。理性的交流和讨论可以激发谈话者双方均进行自省，获得心智的启发，这可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另外，正所谓“理越辩越明”，说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加真实和正义的东西，毫无疑问真实和正义优于虚假和不正义，但是想要获得真实和正义，就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去认识和寻找，而不是依赖别人的给予和解释。
说理也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起一个正义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讨论过两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即“市民的公共空间”和“自律的公共空间”，前者即一些沙龙、读书会甚至咖啡屋等，任何人不论出身贵贱都可以参加，就文学和艺术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后者是由自律的个人通过“讨论”的交往行为产生，讨论的参加者克服了最初的比较主观的想法，凭借以理性为动机的共同信念，由非强制的力量达成共识。两种或轻松或严肃的公共空间都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均需要人以理性的对话建构。汉娜·阿伦特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只有在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作为复数性的存在的人，具有“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行为，但是只有“行动”具备公共性的特征，展现人的复数性，“行动”指的是以自由的公民间的“对话”为媒介而产生的交往行为，城邦也是由于对话和行动才成为公共领域。由此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平等、公开的空间，人在其中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自己，以此成为真正的人，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二、说理的问题在哪里？
中国有句俗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要么“无理取闹”、“蛮横无理”，要么直接“毫不在乎”，对“说理”文化缺乏根本的理解。这样的话语形式形成的公共空间不仅不能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相反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道德。 （一）“沉默是金”
百年前鲁迅曾用“看客”一词描述过中国人对待他人他事的立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龙应台回到台湾，已养成凡事都要追究个所以然的她也发现中国人普遍不会说话，“只要火不烧上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小波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也讲过中国人的这个毛病，“在公共场合什么话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说明我们不是没得说，只是不说出来而已。笔者认为沉默基本上有三种心理表现：一是我知道，但是我不说；二是我想说，但是我不能说；三是我不知道，不会说。研究心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敢说能完全搞懂某种心理，在这里，我也只是尝试对这三种心态产生的原因做一下分析。
“沉默是金”作为一种美德长期存在我国的社会中，《论语》中有一节是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既是在向子张传授官场法则，也是在讲述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即“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几千年的专制王权又强化了这种思维习惯和思维传统，在这种体制下少说话多做事是最安全也是最值得称道的美德，否则很可能祸从口出。当然，“少说话多做事”中的“做事”也只是闷头做自己的事，中国人缺少一种“大家”意识，长期受制于人的状态让我们很少有一种“主人”的意识，他人的事、公共的事我不能管、也管不着。最后，封建社会思想的专制和言论的管制让很多人成为“乌合之众”，不是不说，而是根本不知道。总之，“沉默是金”下的吃苦耐劳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多少进步，我们需要记住，在任何时候，沉默都不可能带来任何进步，沉默不是美德。
（二）“我说你听”
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便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真知灼见，但在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处于教育关键期的中小学，师生平等、自由交流和讨论的现象仍然少见。中国人善于或者说是习惯于服从，话语形式习惯于“我说你听”，而不是“彼此言说、彼此倾听”。
我们习惯于“信人”，而不是“信理”，所信的人还要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权威人士。在家中，父母是权威，好孩子应该听父母的话，反驳父母似乎就是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孝心和本分；在学校里，老师是权威，不能对老师的判断有所辩驳和质疑；在社会中，领导者是权威，他们讲的话是“金科玉律”，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努力践行这些“金科玉律”。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人们永远学不会说理——说理应该是彼此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交流，身份的不对等永远带不来说理。我们应该摒弃“偶像崇拜”的习惯，应该认识到官员、学者及其他社会名人只不过是身份不同的普通公民而已，他们可能会比普通人看问题更深入、更长远，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左右、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同他们享有同样的表达意见的权利。说理时，每一个公民都是独立且平等的主体，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不是去追随“社会先知”的意见。说理需要的是“英雄莫问出处”和“真理莫问出处”。
（三）“想说又不会说”
随着网络的普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众了解、参与社会事件的能力增强了，尤其是新型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使得大家可以就一件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可能是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大家虽能说但却不会说。不会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说理的认识有误；二是说话者善耍小聪明，不诚实。
20世纪以来，长期受“战斗”和“革命”的洗礼，许多人误以为说理就是论战，必须压倒对方，让对方哑口无言才算胜利。而大家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拉帮结派、语言暴力是常用的手段，似乎存在争论的地方就一定要争个胜负不可。长期在这种话语形式下生存的人，会逐渐丢失对知识、真理的尊重，他们只关心在口角中能否胜出，而不关心通过理智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认识。另外，说理需要我们说真话，说理最重要的是需要双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提供真实的信息。但是现实中敢于时时刻刻说真话的人却很少，很多人是台下一套、台上又一套，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自由地在两套话语体系间切换。这种双重标准的话语结构只会逐渐拉低社会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都在致力于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虽然有很高的智商和能力，但是却自私、世俗，善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真诚是对话的前提，当然，建设一个鼓励公民自由且诚实地发表自己意见的体制，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 如何开展说理教育？
说理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具备的素质，故说理能力的培养毫无疑问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学校教育是促进人成长的重要途径，开展说理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应有责任。
（一）观念的转变：“我们都一样”
“说理”一词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是它更多时候是“说服”“劝导”的代名词，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常用的手段。有教育者认为，“‘说理’于教师而言既不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说教过程，也不是一个用威慑力强制、压服的过程，而是一个依靠雄辩的事实、科学精辟的道理、鲜明真实的榜样和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进行劝导的过程；于学生而言，他需要经过一个由‘懂’到‘信’的转化过程，只有‘信’，才会自觉，而这种‘信’，恰恰就是一种态度”[4]。但事实上，在这样的认识下，不管教师有多善辩，掌握了多少科学的道理，学生也终究学不会说理。
说理的前提是平等，彼此平等的双方自由且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对话，是“彼此言说、彼此倾听”，而不是“自说自话”。教师对学生的这种“劝导式、说服式”的话语方式不仅很难让学生养成理性对话能力，使其缺乏换位思考、倾听他人的习惯，而且长此以往，这种单向的传导与灌输机制还会让学会逐步丧失个人思考能力，丢失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养成对权威的盲从，成为权力和权威的“奴婢”。权威式的说理能够培养出中规中矩、温驯畏缩、易于操纵的机器人，却很难培养出自由开放、思考活泼、质疑勇敢的现代公民。所以，观念的转变是头等大事，学生、尤其是教师要时刻记住：“大家都一样！” （二）能力的培养：具备说理的能力和技巧
说理必须知道“理”是什么，以及如何讲理。“理”首先意味着说话者能够理智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其次指一些经由理性的讨论形成的基本价值共识以及为了保护这些价值共识而确立的宪法、法律、制度等刚性规则，它们作为说理的标准存在。在表达即讲理时，我们既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范，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如尊重对方、态度温和、彬彬有礼等。这种说理的能力和技巧需要一个持续的教育过程。
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说理教育过程，而且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如徐贲指出的，美国很多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对学生进行说理训练，《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都有具体的要求。我们的学生之所以不会说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如何讲理。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别说没有单独的说理课程，就是有助于培养说理能力的其他科目，比如语文、历史、社会等，也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说理教育功能，它们的说理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三）视野的扩展：关心公共事务
前面讲过，我们很多人不太关心公共事务，甚至认为公共事务是“公家”（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在学校中，学生读书的目的也更多是为了毕业后找一份好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增加智慧，拓展视野，谋求社会的进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久而久之，人就变得越来越自私、冷漠。但是只有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才能得到保障，故关心公共领域、关心他人实际上也是在关心自己，说理教育要帮助受教育者学会关心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
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然后才能有所判断，有所说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判断与说理则必须是理性的，我们对待公共事务要有自己独立的看法，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身边复杂的世界，学会用自己的头脑理出头绪来，而不是盲听盲信他人给定的结论。所以学校教育应该帮助个体首先关心、了解公共领域，然后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是至关重要的事，这关系到我们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人的问题。最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平等的交流看法和意见，以此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刘擎，唐小兵.“好斗性”话语仍制约着我们——关于公共说理文化的对谈[J].同舟共进，2015（4）.
[2]徐贲.公共说理的环境[J].中国新闻周刊，2012（18）.
[3]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217.
[4]曾令英，曾琴.说理教育的劝导机制[J].基础教育研究，2007（02）.
责任编辑：杨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