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一般是没有外貌描写的，不管是在负有盛名的《万卡》《变色龙》《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中，还是在《苦恼》中，人物都直截了当地出现，行动着，感受着，外貌往往不着一字。而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本文引文皆出自汝龙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却大笔浓墨、相当夸张地展开了对别里科夫的外貌描写：
　　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一个灰色的麂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
　　这在契诃夫的作品颇为特殊，因为契诃夫说过：“描摹寻常的外貌恐怕多此一举。”这样的写法是不是违背了他的宗旨？没有，他说的是“寻常的”外貌描写，别里科夫的外貌如果是“寻常的”，又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则肯定会令读者烦闷，然而，这里却有着不寻常的意味。第一，它具有超出外观的内涵：这不仅是身体的套子，而且是精神的套子。小说明确指出，别里科夫“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第二，契诃夫写别里科夫的外貌似乎不避琐碎：雨伞、套鞋、大衣、小刀、黑眼镜，甚至还细到耳里塞着棉花，这琐碎的一切，没有导致契诃夫一向警惕的冗长，因为有显而易见的精神套子的象征性使之统一起来。第三，更重要的是，语言中隐含着一种趣味：一方面尽量让读者感到，这一切都不必要，没有道理，是无谓的折腾；另一方面，从主人公看来，却是很认真，很严肃，郑重其事，一丝不苟。这就显出了不和谐，不合理，有点荒谬感。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反讽，这种反讽构成了一种趣味，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
　　如果小说仅限于此，只是西方幽默学中的“incongruity”（不一致，不和谐）构成的幽默感；但是，这里似乎不仅仅是幽默，因为幽默是轻松的会心而笑，而这里却并不轻松，而是暗示着精神病态。契诃夫把别里科夫的思想病态引入更加荒谬的境地，哪怕是禁止性爱这样荒谬绝伦的毫无可行性的主张，只要是在报纸上刊登的就天经地义。不管大事小事，都失去了判断和思考能力，奉官方的、公开的见解为金科玉律，这就显得更可笑更可悲。对这种极端荒谬的事，也是平静地叙述，幽默感就因为平静而显得格外隽永。
　　然而，别里科夫的可笑并不完全限于这些，更在于他的焦虑是无端的，明明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也都会引起他的焦虑，他的焦虑出于一种莫须有的可能：“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这句话的大意在小说重复了九次之多。他的焦虑变成了无端的恐惧，以致在睡觉的时候用被子蒙着头，生怕厨子谋杀他，生怕窃贼溜进来，还通宵做噩梦。这完全是神经质的自我折磨。契诃夫进一步将这种荒谬的恐惧深刻化，使之转化为对周围人的折磨。有些论者把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沙皇的专制统治，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契诃夫点明别里科夫担忧“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去”，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经质，当局倒是并没有任何这方面严厉的政策和相应的措施。契诃夫最深刻的地方在于：这种几近疯狂的精神强迫症，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和正常人互动的。小说中的叙述者说，周围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可是恰恰问题就在这儿：这些“有思想的正派人”，却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而这些压力不过是别里科夫的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以及坚持不懈的纠缠，对人们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逼迫感，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向这个“没头脑”的人让步。其后果严重到：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打牌，把全城人弄得战战兢兢，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实际上是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包括娱乐和一切善良的好事都被扼制了。
　　契诃夫在这里揭示的是这样的荒谬：有头脑的人屈服于没头脑的人，而这个没头脑的人并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手段，却使恐惧氛围弥漫全城。事情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就不仅仅是轻松的幽默，而是尖锐的讽刺了。其矛头就不仅指向别里科夫，同时也指向认为自己是有头脑的人。这些自认为有头脑的人，真正有头脑吗？作者这样设计情节，隐含着套子不仅仅是别里科夫的。
　　对于这样的套子，契诃夫是非常厌恶的，厌恶到要把它往坟墓中送。怎么送呢？光靠别里科夫周围这些自称有头脑的人是不可能的。于是契诃夫设计了两个外来人物把别里科夫和他周围的人打出常规，看能不能打破套子。一个是史地教师科瓦连科，一个是他的姐姐瓦连卡。这两个人不但种族不同（小俄罗斯人，亦即乌克兰人，同属东斯拉夫语族）而且思想作风迥异。科瓦连科敢作敢当，爱憎分明，有点二憨子脾气。而他的姐姐瓦连卡则在周围沉闷的套子氛围中间显得横空出世，她“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让大家感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的说法，在罗马神话叫作维纳斯）”。契诃夫难得地对一个人的外貌加以反复描写：
　　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
　　契诃夫把这个女郎拉进这个无形的套子，是为了把这个“女神”和未婚的别里科夫导向婚姻的前景。契诃夫先用一句话让在场的人包括别里科夫被她“迷住”，但是，要让这样一个生命力旺盛，对一切成规毫无顾忌的姑娘和死气沉沉的别里科夫谈恋爱，对于艺术家来说，进展的层次是不能不精致的。契诃夫显然成竹在胸，首先，把她的年龄放在三十岁以上，到了婚姻的紧迫期；其次，让她和弟弟科瓦连科在一起生活得不大快活，成天吵架和对骂，即使有外人在场也是一样，让她“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让她意识到已经没有选择对象的余地，“只要能嫁出去就算”。凭着这些，契诃夫让瓦连卡对别里科夫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为了情节的可信性，契诃夫又拿出最后的办法，那就是议论：人们“由于闲得无聊”就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大家突然想到了撮合这两个人，就一下子“活跃起来”，人们“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让别里科夫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一个长相不错的女人而且“待他诚恳而亲热”。如果真是这样，其结果就是套子被打破，瓦连卡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等。周围的人“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这一句本来是为情节过渡服务的。但是，一箭双雕，透露出周围人之所以一直为别里科夫所挟持，原因在于生活没有目标。这一点虽然一笔带过，但是很重要，涉及本文的主题。 　　契诃夫的立意是：就算爱情和婚姻唾手可得，也打不破别里科夫无形的精神套子，注定了他们要分手；在他们产生好感，甚至考虑到结婚这样的大事以后，制造一个突然事故，不但让他们分手，而且把这个套子里的人送进坟墓。为此契诃夫设置了三个环节。第一个，别里科夫的“可别闹出什么乱子”的逻辑，使他犹豫。第二个，契诃夫设计了一件“荒唐的事”，中断了别里科夫可能的求婚。他收到一张漫画，调侃他和瓦连卡“堕入情网”，恰在此时，瓦连卡骑着当时还是很罕见的自行车在他面前飞驰而过。契诃夫让别里科夫按着他的性格逻辑这样反应：“脸色由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女人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契诃夫让他感到“大为震惊”。第二天，他到瓦连卡家去兴师问罪。正好碰上一向十分痛恨他的科瓦连科。当他提出教师骑自行车是有伤风化的，“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科瓦连科立即粗暴地反驳后，他又纠缠不休，“为了避免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要“把谈话的内容报告校长”。而科瓦连科并不害怕这样可耻的“告密”，“抓住他的领子，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滚下楼去”。接着是第三个环节。契诃夫让瓦连卡正好回来目睹了别里科夫的狼狈相，还以为他是不小心摔下来的，“忍不住扬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能听见”。契诃夫果断地用一句话让情节结束：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
　　小说展示的是两个人物，一个在套子里，一个在套子外。二者冲突的结果是，瓦连卡没有把他拉出套子以外，也没有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仍然风风火火地活着，而他只因不能改变瓦连卡在套子外的生活，他就活不成了。
　　这个死法，表面上看不合理，很可笑，但是却太精彩了，因为太有喜剧性了。只有在喜剧中，这种荒谬的因果逻辑才是艺术的，从现实的正剧逻辑来看，因为这一跌，一笑，就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是不真实的，但是，喜剧性来自情节逻辑的荒谬。这种荒谬一直贯穿在别里科夫的外貌和行为之中，荒谬到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就使喜剧性达到了高潮，荒谬的极端，也就是喜剧性的高潮，同时是思想的高潮：只有在套子中才能生活，脱离了套子，就意味着死亡；可套子是这样顽强，哪怕是死亡，也不能改变：
　　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
　　死亡居然成了“理想”的“实现”，契诃夫的反讽语言把悲剧性的死亡化为喜剧性的调侃。小说开头的幽默到这里，渗透了更深刻的讽刺和严厉的批判。如果后果不是这么严重，比如，他后来生了一场大病之后，痊愈了，一如既往。这就不够喜剧，也不够深刻了。
　　这样的喜剧性结局，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并不罕见。《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也是这样，打了喷嚏，以为唾沫星子飞到了前座“将军”的光头上，反复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反而因为他的不断纠缠而发火了。这个小公务员就在误解和恐惧中死去了。
　　但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喜剧的深度上，要超越前者，前者只是个别的事件，而这里作者特地指出：此人的套子是这样顽固，不但人物到死也不能改变，而且套子造成的全城死气沉沉也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改变。一个别里科夫死了，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这儿”。细心的读者会想到小说前面已经点到的：生活没有目标。
　　对这一点，我们语文课本的编者有点麻木，居然把别里科夫在棺材里的那些反讽话语删节了。不但如此，还把原文两个人物给删节了。故事是在兽医伊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的对话中展开的，最后伊万说道：“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更可惜的是，课文编者还删节了伊万最后的结论：
　　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这可以说是小说的副主题。这句话并没有触动中学教师布尔金，他睡着了，伊万却睡不着，“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烟斗”。把这样意味深长的语句删节就把小说的思想阉割了。其实，这是契诃夫本人思想探索的焦点，他晚年一直为生活缺乏“目标”（“中心思想”）而苦恼。
　　本文写于1898年。在60年代农奴解放以后的几十年，俄国的知识精英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了多方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有很激进的革命思想，被判处死刑上了刑场，获得沙皇赦免之后，皈依了宗教，和托尔斯泰一样主张“勿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主义”则主张贵族应当忏悔，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主动把财产分给农奴。民粹派（代表作家为乌斯宾斯基）强调走向民间，不惜用恐怖手段暗杀沙皇并承担后果，作家们往往把作品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到了90年代，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在作家中高尔基可为代表。虽然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高尔基等都有交往，但是，契诃夫的思考却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应该怎样才能摆脱思想上的奴性和满足于个人幸福追求的庸俗，获得真正的人的自由。在晚年，他日记中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的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他在1894年的《文学教师》中写一个爱情幸福、生活美满的教师尼基丁，隐隐感到除了他甜蜜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世界去，在一个工厂或者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说，去写文章，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样东西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记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单调无味。”这个人物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上帝，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让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感到屈辱、更叫人愁闷的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我们课本的编者胆子太大了，其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契诃夫的了解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