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在人们心中唤起的不只是对一个火红年代的回忆，更是对一个长满荷叶和芦苇的湖泊的想象。
　　直到今天，洪湖周边依然存有一万多个渔民，其中，除了类似歌曲中“岸边是家乡”的兼职渔民，还有近2000户水上居民。就像电影《未来水世界》中一个个神秘的“游渔部落”，这些专业渔民至今仍以水上打渔为生，吃住都在水中央。
　　人说世上三种苦，打铁、运船、磨豆腐。三面靠水一面靠天、离岸而居的水上生活如何？6月6日，在一场瓢泼大雨中，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乘船进入洪湖深处，一探究竟。
　　6月6日，洪湖市，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在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范思年的带领下，这次探访洪湖水上居民之行才得以实现。多亏了这场雨，我们出发前在电话中得知，湖中渔民正在大船上休息，以往此时正是他们划着小船忙打渔的时间。
　　这次探访的出发点定在洪湖边一个叫南河的村庄，村中靠洪湖的边上停着十来艘带柴油发动机的木船，讲究点的还搭着一个防雨防晒的木棚。岸边一艘小船上，南河村村民张登科正穿着雨衣坐在船上一把红色大伞下择鱼。
　　因为依傍着水中渔民而生，南河村不少村民当起了“鱼贩子”，每天凌晨五六点开着小船到湖中搜罗水上渔民当天抓捕的鳜鱼、草鱼、青鱼和虾，一股脑儿倒到船底浸润在湖水中的网兜里，然后返回岸上分类整理好，再拿到集市卖。张登科说，水上渔民的水泥船就是房子，电视、液化气、机动船、手机……岸上用的，水上都不缺，“以前我还常带点青菜、油、盐和生活用品，现在有水上超市隔三差五的送货上船”。
　　从南河村岸边到洪湖中心这段路，坐小船需两个小时，机动船约半个小时，快艇只需十几分钟。灰蒙蒙的雨色中，伴随着发动机的突突声，快艇疾驶入一条长长的河道，窗外依稀可见连片的荷叶和芦苇。没多久，快艇便到了一片宽阔的水域，湖中有不少竹竿竖起的栅栏，范思年降低了快艇速度并左转进入洪湖中央。其间，他时不时探头向窗外查看水面，以避免快艇触碰到渔网等障碍物，“这是渔民围起来的养殖池，专喂养螃蟹。”
　　三五分钟后，一艘艘停在水面上的大船终于出现。因为交会时距离并不算远，我们还能看到对面一艘船上有老妪坐在船头板凳上托着腮帮子静观天色，船上还有成袋成袋的土豆，据范思年介绍，那是喂食螃蟹的饲料。
　　距离渔民王贵才的水泥船屋还有一段距离时，我们就看到穿着黑色马甲、浅灰色长裤的王贵才站在一艘大船的木门前热情地挥手。
　　远远看去，王贵才的船屋长约20米，船身是水泥打造，船屋外墙贴着瓷砖，船头是一个风力发电的风扇，船顶盖着一层蓝色钢板，上面叠着几捆似乎用于生火的竹柴。大船旁边还停着两艘小船，据王贵才介绍，大船是生活船，基本不动，小船是行船，又称交通船。
　　走下快艇，踩过第一个小船的舢板，一个大跨步便可登上王家的水泥船屋。船屋里面的场景让人讶异：电视机、影碟机、电饭锅一应俱全，门口转角处还立着一台奥马电冰箱；卧室另一头厨房内有一台单炉头的煤气灶，门口竖着一个煤气罐；船中间算是餐厅，有方桌和四把高椅；桌角还有一台风帆牌蓄电池。
　　不知是因为船大，还是湖水波浪起伏小，正如范思年此前描述的，“上了船其实就跟进了农村的水泥房差不多”，眼前所见场景加上一个丝毫感觉不到摇晃的环境，确实容易让人忘记在水上。
　　今年62岁的王贵才是范思年推荐采访的渔民，推荐理由是：普通话还不错，表达能力也好。这两个优点，随后在船上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很快得到了验证。
　　跟多数人不同，水上渔民的身份证上没有对应的陆地地址，而是水域地址，如王贵才的船屋常年所在的水域就属于洪湖新堤大湖捕捞村，全村53户，共170多人，因为有逾80%的人姓“王”，这里又称“王家帮”。洪湖中，“王家帮”是颇有名望的“游渔部落”，附近还有一个较大的捕捞村“徐家帮”。
　　说起来，王贵才算得上“王家帮”的“帮主”了。王贵才是山东济宁市微山县爱湖村人，自小随打渔为生的父母在微山湖中的船上生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贵才的父亲王福亮因组织能力强，从小队长当到了大队长，负责“上传下达组织的指示”。
　　据王贵才回忆，幼时一家6口人挤在一条转不开身的小木船上，“船上有个弓篷，人站在船上都直不起腰”。当时，为了防止年幼的王贵才掉入水中，父母用一根绳索将其系在狭小的船舱里，一头在船上，一头在王贵才的腰间。
　　这个养护孩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王贵才的孙子一辈，他的两个已有十多岁的孙儿自小也用绳索绑在洪湖中的船上长大。老伴张开兰说，为了防止勒着小孩，通常要在打了圈的绳索上再绑上一层毛巾。有趣的是，哪一天船上的大人忘了绑绳索，船上的幼儿还会自己捡起绳索习惯性地往身上套。
　　直到王贵才五岁那年，父亲才教他游泳。渔家人学游泳虽有优势，却也并非人人都学得会。如王贵才的爷爷、奶奶，两位老渔民都不会游泳，也在船上安然生活了一辈子，“从不曾掉到水里”，直到八九十岁离世。王贵才乐呵呵地说：“不会游泳的人毕竟占少数，要真学不会游泳，打渔时小心点别掉湖里就好。”
　　“微山湖虽大，但生活在水上的人家很多。”要是打不到鱼，全家人就上岸要饭。1958年前后，微山湖上渔民的日子并不好过，“打到鱼都要交公，不准卖，烂在地里的粮食没人心疼，吃到人肚子里的就心疼，很多渔民的脸都饿肿了。”1962年，11岁的王贵才和家人随着2000多户山东、江苏渔民，撑着小木舟南下走了400多里水路，看到洪湖鱼肥水美，大家才停下来定居于洪湖水面。
　　作为外来者，“王家帮”定居于洪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初来乍到，他们首先受到了岸边居民的抵触。面对当时的情景，“王家帮”只能抱团，“要是不团结，别人都欺负我们。”无奈中，他们选择在离湖岸几公里的水面定居，家家户户围起近百亩的水域养殖鱼虾和螃蟹。 　　那时大多山东渔民用杉木造船，为了防止腐烂，每年要给木船髹桐油（漆上桐油，防止木船被侵蚀腐烂），颇为麻烦。1978年，“王家帮”的渔家见江苏渔民造了一种廉价又结实的水泥船，就迅速效仿，“打造一条水泥船要两万多元，船身比小木船大五六倍，还有大水泥锚固定船只”。其实杉木船的造价更高，如今打造一艘杉木船至少要八万元。
　　今天，随着渔民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很多渔家不仅有多艘船只，且设备也几度更新。王贵才细数一下，不算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家当，仅他和老伴两人就拥有六艘大小不一的船只，范思年在一旁补充：“算一算，两个人总家当价值也超过60万了”。值得一提的是，王贵才的儿子还拥有一辆快艇，这或许超越很多人对今天新渔民的想象。
　　船上生活的苦与乐
　　现在，只要天不下雨，王贵才每天就忙着两件大事：收网和撒网。每天凌晨五点，王贵才起床后，不吃早饭，先划着小船去收网——这是一天的收入来源。洪湖总是不会叫人失望，王贵才经常能捕到草鱼、鲤鱼、鲫鱼、柴鱼等，还有小虾。说到鱼，王贵才眉毛一扬，猛抽一口烟，乐滋滋地说：“以前我在湖里捕到最大的一条鱼有30多斤，是草鱼，啧啧，那么长！”说着，他的双手比划了大约一米左右的距离。这样的惊喜也不常有，就像今年，他再也没有捕到哪怕一半重的大鱼，“最大的只有13斤重”。
　　收完网后，王贵才又划着小船回到大船上，把渔具一收，坐等鱼贩子来收鱼。“每天也能卖个一两百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五千多。”下午三四点，王贵才又划着小船重新布下渔网。随着日起日落，水上生活就在撒网和收网的反复中，延续与流逝。
　　对水上渔民而言，鱼虾并不是主要的生活来源，圈湖而养的螃蟹才是重要角色。事实上，正是由于围湖养蟹的收入高，渔家人的生活遭受着一次次冲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帮派的渔民之间就经常发生争夺水面的斗争，当时因为洪湖野鸟多，约有100多种，不少渔家人还用土枪打鸟。为此，1972年，洪湖水上多了一个水上派出所，没过多久，由于争夺水面矛盾大，加上鸟类品种锐减，渔民的土枪就被收走了。到2006年，水上派出所才消失。
　　据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邓兆林介绍，1990年以前，洪湖进行围湖造田，蓄水面积锐减一半以上；1990年到2000年，因发展“两优一高”农业，洪湖的围栏面积达到30万亩；2000年以来，洪湖又开展湿地保护工作，控制围栏，保护野生动植物。
　　每一次改革对“王家帮”都是一次“考验”。其中，1997年到1998年是“王家帮”最“惊心动魄”的年月。当时湖中养殖的螃蟹卖出了好价钱，正当渔民想狠赚一笔时，一个突然其来的状况发生了：洪湖水面多了不少外来者，在湖面上围湖养蟹。当时承包每亩水域只要10多块，有人干脆从湖心开始占领水域向湖岸发展。
　　为了守护水面，这些外来者甚至请人“看守地盘”。一气之下，王贵才也花钱找人看守自家的百亩水域，很快欠下了近30万元，“那几年没地方养螃蟹，根本赚不了钱，精力全用在争斗上了”。在那段特殊时期，水上派出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专门负责调解矛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04年洪湖湿地保护拉开序幕，王贵才的日子才好转。
　　如今，王贵才和老伴各有20亩水面，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各有20亩水面，加上拆迁费，一家人终于还清债务。王贵才还养了一万多只螃蟹，喂螃蟹的土豆五毛钱一斤，成本不算高，偶尔抓着比较小的黄骨鱼，王贵才也就一起放到圈养的网内，虽然养殖螃蟹有风险，但保守估计，渔民的平均年收入至少有六七万元，严格说，应该远不止这个数字。
　　在范思年看来，捕鱼就是一个“撑不死饿不着”的生计，而对多数水上渔民来说，“有钱就花”是个历来的习惯。听到这个话，王贵才咧嘴一笑，不置可否，“我们有钱就买渔具，怎么也得花几万块钱，另外，每年修船补网也是一大笔钱。”
　　多数渔民不爱存钱，“舍得吃，舍得穿”，这种习惯带着打渔人与生俱来的洒脱和无惧，“过好今天的生活，不去想明天的事”。被问到“船舱内最贵、最值钱的是什么”，王贵才毫无犹豫拍拍胸脯说：“当然是人啊！”
　　传承与变化
　　如今，王贵才一家算是过上了舒心日子。船上的生活节奏很慢，每天的饭菜也很简单，除了鱼虾，还有莲米、菱角、稀饭，“饿了就吃，也顾不上是早饭还是午饭”。逢着雨天，王贵才就躲在船上看电视，“雨天睡大觉”也是个好选择。偶尔，船上人家也会互相串门。就在前几天，王贵才还接到另一户渔民的电话邀请，划着小船跑到别人的船上打牌玩了一圈。
　　王贵才的手机购于1998年，在这之前，渔民之间的交流并没有那么方便，有时船与船的距离虽近，但彼此“看得到却听不到”，双方喊话并不能听清楚，得划着小船到对方的生活大船上。倘若逢着主人不在，访客有一个独家法子留下信号，那就是通过在船头的竹篙上系布带子互相联系，以告示主人有客来过。
　　这种交流方式，被水上渔民广泛称为“悟靶”，必要时可以用拖把、衣服代替。说着，王贵才把桌边的拖把一倒立，说：“就这样插在船头就可以了，看拖把对着哪家的船，就知道谁来过了。”通常，一个悟靶代表小事，两个悟靶代表大事，三个悟靶可是急事了。对于“帮里人”而言，若“帮主”的船头出现一个布带代表晚上帮里要开会，小领导要参加；两个布带代表晚上各家当家人要参加；出现三个布带时，那么就连不出门的妇女也要到场。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手机，用布带留言的方式显然成了遥远的回忆。
　　这几年，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水上渔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岸上生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了。慢慢的，有个别水上渔民学着到岸上银行存钱了，也有年轻一代的渔民晚上开船到岸上唱歌及更多消费。六、七年前，王贵才的侄儿王刚在洪湖市买了房子，不光如此，王刚还娶了岸上人家一个叫徐琴的姑娘作媳妇。徐琴用了一年多来适应水上生活，“水上生活虽比不上岸上，但也有乐趣，至少生活宁静。”
　　今天，即便是族内水上渔民通婚，大家也习惯到岸上摆酒席，这让王贵才头疼不已。王贵才的妻子张开兰是安徽人，祖上也是渔民。1971年，两人结婚时，正赶上大分家时期，当时王贵才只有500块钱。湖上人不爱吃鱼，船上的酒席得准备猪肉、鸡鸭、羊排等。“那时结婚‘不感情’（不用给份子钱），被邀请的客人来也行，不来也行，来的话就是自己划着小船来吃饭。”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种“不感情”的方式还在渔民间采用，只是，由男方用小船接送女方客人的习惯有所变化。到今天，这种形式完全改变，此外，还多了一个“下礼”环节，男方也得准备近三万块钱的金银首饰，共有“四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和金戒指。
　　至于白事，渔家人的形式也简化了，遗体未必还在水中船上停放三天，多数人家通常隔天便送到岸上火化。
　　当然，也有不曾改变的习俗，直到今天，渔家人依然保有每年三月三之前敬水神的习惯。按照习俗，敬水神有小敬和大敬，小敬每年一次，渔民在船上杀鸡鸭，还得在湖中放生一条鱼；大敬由多户人家出钱把几条大船摆在一起搭戏棚子，上百户渔家一起杀猪宰羊，敬水大王、龙王等，闹上四天四夜。1985年时，王家帮的人还大敬过水神，后来有人说闹迷信，就没有再办，但小敬一直在延续。
　　王贵才的大船跟儿子的另一艘大船连在一起，有一条大船的船头甲板上放着一叠待晒的鱼干，不远处的船头搭着一个木头框，一层薄薄的泥上种着小葱、丝瓜苗，还有一个半截的塑料瓶种着一株吊兰，旁边还有不知名的小花开着红艳艳的花骨朵。这让船上的生活增色不少，也让这片水世界多了一丝泥土的芬芳。
　　“孤帆远影碧空尽”讲的是站在岸边的人怅然若失的感觉，或许，对于坐在“孤帆”里的人来说，只怕是另一番况味了。范思年就曾在船上住过一夜，除了半夜纷至而来的蚊子，水上莫名的寂静，也是他难以忍受的。
　　当然，对王贵才而言，“离开洪湖去岸上生活”是一个想都不愿意想的问题。“走不了了！”王贵才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个十年、二十年，我倒很想出去跑运输，现在力不从心啦。”2004年以前，王贵才的大哥王贵民一直带着儿子王刚在长江跑运货运，忙活了22年，曾经也赚到钱了，但因为后期柴油价格上涨、货运市场不好，又撤回洪湖当渔民了。
　　除了外出没有太多职业选择，在船上住惯了的王贵才也并不适应岸上的生活，“岸上住不习惯，空气太差，在农村住还好一点，在城市里受不了。”有一回，王贵才到岸上办事，在宾馆住了八天。“空气不行，我的脑袋都是木的，晚上太热，开了空调又难受，脑壳子都是晕的。”去年，王家帮有个姑娘嫁到了四川，王贵才随着一帮人先开船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坐飞机到四川，这算是他跑得最远的一个地方了。
　　早前，洪湖上还有渔民担当赤脚医生，主要看一些感冒、头疼、咳嗽的小病，如今，渔民的船也在不断升级，到岸上也方便了，看病便不成难题，“怎么着也比山区农村方便多了。”
　　如今，最让渔家人担忧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说起这个话题，王贵才一拍大腿，说：“我自己一辈子睁眼瞎，就希望两个孙子能够读出书来，不读书搞啥都不行，要做生意没有本钱，书读少了到了岸上也只能打工。”
　　1997年时，洪湖曾有一家水上小学，是在一条船上，后来，随着小学的消失，老师离开了，小学船被废弃了。之后，渔家孩子被家长用小船接送到岸上的学校学习，今年36岁的王刚，当年就在南河小学念到了三年级。那时渔民的小船得用手划桨趟船，远的人家一天得趟两个小时，“人家都上课了，他还在路上。”
　　也有渔家租岸上的房子供孩子住宿，通过钱解决交通难题。为此，有人说，渔民孩子读小学的钱堪比岸上人家读大学的费用。如今，一个学生一个季度要交的钱也从1800块钱涨到了3000多块钱。
　　一个月中，渔民的孩子有20多天是在岸上度过的。即便孩子周末回到船上做作业，由于父母都看不懂题，没法给孩子更多帮助，“全靠小孩自己”。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渔民孩子的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不少障碍，孩子的情绪也不好。有一回，王贵才到岸上办事，给了孙子20块钱，转眼就被十七八岁的大孩子给“勒肥”（抢钱）了。就是因为屡次受气，王贵才的一个16岁的孙子死活不愿意读书，“打死也不去”，就这么辍学了，如今，孩子在武汉打工。
　　采访时，正值高考前，王贵才的孙女王莹即将参加高考，大儿子一家四口已经开着快艇到岸上住宾馆，期待她考个好成绩。这算是王家帮最高的学历了。据说，邻帮里也有上大学的，这可是水上人家百年一遇的骄傲。说起这个小孙女，王贵才的眼里充满了喜悦，“姑娘文静，就学得进嘛！”
　　或许，渔家姑娘王莹能替王家帮的人走出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