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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拉闸限电。
“锯箭疗法”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被箭射伤了,大夫不是想办法把箭拔出来医治伤口,而是用锯子将露在外面的箭杆给锯了,留在肉里面的箭头因为外人看不见,就不用管了。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当前各地此起彼伏的限电拉闸现象,恐怕再贴切不过了。
随着“十一五”的收官,为了突击完成五年规划内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各地正展开了你追我赶的拉闸“竞赛”。10月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严厉批评部分省份采用拉闸限电的方式来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完全是临时抱佛脚的行为,“中央只要一发现有这样的限电措施,就会立即阻止。”话音刚落,就有媒体爆出河北枣强县自10月份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停电,每天全县只对居民供电4小时,其余时间全部停电。据披露,今年9月以来,全国有18个省份在拉闸限电,停电范围从高能耗企业和中小企业,已经发展到普通民用电。10月28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表态:个别地区以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为名,采取拉闸限电影响群众生活的行为,一经发现坚决制止,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是,随着年终来临,节能减排数字进入到最后统计阶段,新一轮限电拉闸的风暴在所难免。
当节能减排“被运动”
限电来了,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高耗能企业首当其冲。
受限电影响最大的是钢铁业。影响范围最广的当属钢铁生产第一大省河北省。先是9月4日,河北省武安市的18家钢厂以及一些焦化、铁矿采选企业接到政府要求限电停产的通知,时间暂定为20天到1个月,涉及产能约2000万吨。在河北省打响节能减排攻坚战后的第14天,河北省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河北钢铁也发布了公司的限产公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10月上旬旬报显示,当旬中钢协会员企业共产粗钢1374万吨,全国估算值为1627万吨,日均产量分别为137.4万吨和162.7万吨,环比9月下旬又分别净减4.3万吨和5.1万吨,降幅均为3%。
中国水泥网分析师姜莎莎表示,浙江省今年7月开始限电,随后,江苏、安徽等地区也纷纷出台了具体限电措施。10月份,电解铝生产第一大省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节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今后3个月的节能工作,强力推进确保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规定后三个月全省限制电解铝产量18万吨,压减用电量25亿千瓦时。用电大户电解铝在限电风暴中受到了严重冲击。
以前几乎“无人问津”的柴油发电机,突然变成了抢手货。政府要政绩,企业要利润,为了维持生产、留住订单,企业不惜重金购买柴油发电机保障机器运转,从而带动发电机、柴油畅销;柴油供应紧张,加油站纷纷“趁火打劫”吆喝着涨价。机电行的老板笑了,以前几乎报废的发电机,竟然也能卖出去。加油站的老板笑了,原来柴油1000多元一桶,现在涨到了1200多元一桶,甚至连装柴油的桶也跟着涨了价。
政府拉闸限电,企业自主发电,政府的“电表”转慢了,企业的“油表”转得更快;电耗一时降下来,油耗却猛窜升上去;官员光荣地交了差,而真实的“能”不降反升,真实的“排”不减反增。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居民要抢着在拉闸停电前煮好饭,洗完澡;医院要抢着在拉闸停电前做完手术,安顿患者;交通信号灯就没法抢了,街头一片漆黑,大家也就洗洗睡了。节能减排的目的是科学发展,而眼下的这场运动却与科学发展背道而驰。
保住“乌纱帽”
拉闸限电事关能否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节能减排指标”是一个刚性约束性指标,事关官员的乌纱帽。此前浙江有官员就曾直白地表示:如果完不成任务,等待他们的是考核时的“一票否决”,政府一把手“摘帽子”。
于是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状”:官员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居民就必须“顾全大局”,忍受无电之苦。因为拉闸限电,给当地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官员可以不考虑;因为拉闸限电,造成医院、学校等单位不能正常工作,官员可以不考虑;因为拉闸限电,造成小发电机生意火曝,不仅没有节能,反而加重了空气污染,官员也可以不考虑。在这些官员心目中,没有百姓疾苦,只有“指标”;在这些官员心目中,没有国计民生,只有“指标”;在这些官员心目中,实际上也没有“节能减排”,只有“指标”;在某些官员看来,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也可以抛之脑后,根本原因就是“节能减排指标”可以“一票否决”,某些官员如此重视“指标”,其实质就是重视头上的“乌纱帽”。
国际承诺的高压
在民众的愤怒与声讨中,将各地拉闸限电的原因归结于地方政府为了突击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不惜急功近利、釜底抽薪,认为是畸形“政绩观”惹的祸,是考核领导干部“一票否决”的逼上梁山。这其实只是道出了缘由之一。
如今,最大的压力并非来自各级政府对节能减排认识的偏差,而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承诺。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承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的能耗应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节能、减排这两点要求是写进“十一五”规划纲要里的硬性指标。10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在2020年前将每一美元经济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2005年水准的40%—45%。中国政府的大国责任感,获得了世界的广泛好评,同时也令人拭目以待。
问题的关键是,中央政府的承诺一直没有化作地方各级政府的普遍共识,更没有成为自觉行动。很多政府官员将节能减排指标看作上面“压”下来的。温州瓯海区电力部门领导给企业的解释就很具代表性,他说:“工厂停电完不成订单,这不是我们考虑的。我国与国际定有能耗协定,今年是最后一年,政府放话了,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它降下来!”不惜代价最立竿见影的方式,当然就是拉闸限电了。在强行拉闸停电与完不成节能减排指标两者选择中,他们显然知道后者更能讨得上级高兴,不会受到什么“问责”。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拉闸限电并不见得是他们情愿的方式。限电后是节了能,减了排,但同时也拉低了年内GDP增长,一样影响政绩,还带来财政收入的损失。要看到,许多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和“保八”目标的确立中,又重新红火起来的。如果按照规定光拉高能耗企业的电闸,必然造成完成减排指标与力保GDP的“两败俱伤”。情急之下,只好实行一刀切,累及百姓用电了。
各地采取的限电举措,看似迫不得已的断腕之举,亦反映出欠账之沉重,应对之仓促,代价之巨大。节能减排涉及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大目标,光有承诺不行,光有措辞严厉的文件不行,光有“一票否决”的考核同样不行。民众希望的,不仅是“十一五”冲刺阶段有个好数字,更翘望“十二五”有个好前景。
“锯箭疗法”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被箭射伤了,大夫不是想办法把箭拔出来医治伤口,而是用锯子将露在外面的箭杆给锯了,留在肉里面的箭头因为外人看不见,就不用管了。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当前各地此起彼伏的限电拉闸现象,恐怕再贴切不过了。
随着“十一五”的收官,为了突击完成五年规划内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各地正展开了你追我赶的拉闸“竞赛”。10月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严厉批评部分省份采用拉闸限电的方式来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完全是临时抱佛脚的行为,“中央只要一发现有这样的限电措施,就会立即阻止。”话音刚落,就有媒体爆出河北枣强县自10月份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停电,每天全县只对居民供电4小时,其余时间全部停电。据披露,今年9月以来,全国有18个省份在拉闸限电,停电范围从高能耗企业和中小企业,已经发展到普通民用电。10月28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表态:个别地区以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为名,采取拉闸限电影响群众生活的行为,一经发现坚决制止,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是,随着年终来临,节能减排数字进入到最后统计阶段,新一轮限电拉闸的风暴在所难免。
当节能减排“被运动”
限电来了,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高耗能企业首当其冲。
受限电影响最大的是钢铁业。影响范围最广的当属钢铁生产第一大省河北省。先是9月4日,河北省武安市的18家钢厂以及一些焦化、铁矿采选企业接到政府要求限电停产的通知,时间暂定为20天到1个月,涉及产能约2000万吨。在河北省打响节能减排攻坚战后的第14天,河北省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河北钢铁也发布了公司的限产公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10月上旬旬报显示,当旬中钢协会员企业共产粗钢1374万吨,全国估算值为1627万吨,日均产量分别为137.4万吨和162.7万吨,环比9月下旬又分别净减4.3万吨和5.1万吨,降幅均为3%。
中国水泥网分析师姜莎莎表示,浙江省今年7月开始限电,随后,江苏、安徽等地区也纷纷出台了具体限电措施。10月份,电解铝生产第一大省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节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今后3个月的节能工作,强力推进确保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规定后三个月全省限制电解铝产量18万吨,压减用电量25亿千瓦时。用电大户电解铝在限电风暴中受到了严重冲击。
以前几乎“无人问津”的柴油发电机,突然变成了抢手货。政府要政绩,企业要利润,为了维持生产、留住订单,企业不惜重金购买柴油发电机保障机器运转,从而带动发电机、柴油畅销;柴油供应紧张,加油站纷纷“趁火打劫”吆喝着涨价。机电行的老板笑了,以前几乎报废的发电机,竟然也能卖出去。加油站的老板笑了,原来柴油1000多元一桶,现在涨到了1200多元一桶,甚至连装柴油的桶也跟着涨了价。
政府拉闸限电,企业自主发电,政府的“电表”转慢了,企业的“油表”转得更快;电耗一时降下来,油耗却猛窜升上去;官员光荣地交了差,而真实的“能”不降反升,真实的“排”不减反增。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居民要抢着在拉闸停电前煮好饭,洗完澡;医院要抢着在拉闸停电前做完手术,安顿患者;交通信号灯就没法抢了,街头一片漆黑,大家也就洗洗睡了。节能减排的目的是科学发展,而眼下的这场运动却与科学发展背道而驰。
保住“乌纱帽”
拉闸限电事关能否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节能减排指标”是一个刚性约束性指标,事关官员的乌纱帽。此前浙江有官员就曾直白地表示:如果完不成任务,等待他们的是考核时的“一票否决”,政府一把手“摘帽子”。
于是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状”:官员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居民就必须“顾全大局”,忍受无电之苦。因为拉闸限电,给当地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官员可以不考虑;因为拉闸限电,造成医院、学校等单位不能正常工作,官员可以不考虑;因为拉闸限电,造成小发电机生意火曝,不仅没有节能,反而加重了空气污染,官员也可以不考虑。在这些官员心目中,没有百姓疾苦,只有“指标”;在这些官员心目中,没有国计民生,只有“指标”;在这些官员心目中,实际上也没有“节能减排”,只有“指标”;在某些官员看来,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也可以抛之脑后,根本原因就是“节能减排指标”可以“一票否决”,某些官员如此重视“指标”,其实质就是重视头上的“乌纱帽”。
国际承诺的高压
在民众的愤怒与声讨中,将各地拉闸限电的原因归结于地方政府为了突击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不惜急功近利、釜底抽薪,认为是畸形“政绩观”惹的祸,是考核领导干部“一票否决”的逼上梁山。这其实只是道出了缘由之一。
如今,最大的压力并非来自各级政府对节能减排认识的偏差,而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承诺。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承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的能耗应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节能、减排这两点要求是写进“十一五”规划纲要里的硬性指标。10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在2020年前将每一美元经济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2005年水准的40%—45%。中国政府的大国责任感,获得了世界的广泛好评,同时也令人拭目以待。
问题的关键是,中央政府的承诺一直没有化作地方各级政府的普遍共识,更没有成为自觉行动。很多政府官员将节能减排指标看作上面“压”下来的。温州瓯海区电力部门领导给企业的解释就很具代表性,他说:“工厂停电完不成订单,这不是我们考虑的。我国与国际定有能耗协定,今年是最后一年,政府放话了,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它降下来!”不惜代价最立竿见影的方式,当然就是拉闸限电了。在强行拉闸停电与完不成节能减排指标两者选择中,他们显然知道后者更能讨得上级高兴,不会受到什么“问责”。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拉闸限电并不见得是他们情愿的方式。限电后是节了能,减了排,但同时也拉低了年内GDP增长,一样影响政绩,还带来财政收入的损失。要看到,许多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和“保八”目标的确立中,又重新红火起来的。如果按照规定光拉高能耗企业的电闸,必然造成完成减排指标与力保GDP的“两败俱伤”。情急之下,只好实行一刀切,累及百姓用电了。
各地采取的限电举措,看似迫不得已的断腕之举,亦反映出欠账之沉重,应对之仓促,代价之巨大。节能减排涉及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大目标,光有承诺不行,光有措辞严厉的文件不行,光有“一票否决”的考核同样不行。民众希望的,不仅是“十一五”冲刺阶段有个好数字,更翘望“十二五”有个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