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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命运一直是方方小说关注的主题之一,方方借偶然说明命运变化的无常和宿命式的无奈。在对人性更深刻的挖掘中,命运不仅承载着她对于生存世界神秘性的解释,也体现着她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对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阐释。她通过对个体遭遇的诉说探讨个体命运的形成,由此表现深刻复杂的人性。《水在时间之下》这部小说就是她在命运主题的书写下,让我们看到其笔下的个体如何走向自己的命运轨迹,进而参透世事变化下人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欲望;命运;个人价值;生存意义
凭借《风景》方方成为了新写实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她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活境遇和命运变化为主。“命运”一直作为她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通过小说中人物人生境遇的变化无常,展现了在那些充满变数的人生当中,命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命运承载着她对人生变数和时代变迁下个人无力改变自身的无奈解释。在她的新作《水在时间之下》中,她说:“我并不想刻意去追求高深的内涵,我只特别希望它能有饶有兴味的故事和令人难忘的人物。而人生的哲理和思考都潜伏在这些故事和人物命运之中,而不是连骨头带肉地露在纸面的表层。”《水在时间之下》通过对汉剧名角“水上灯”一生坎坷遭遇的叙述,展现了一个人是如何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的。
一、仇恨驱使下的狠心报复
“水上灯”的不幸命运不是冥冥之中宿命的安排,而是大哥水文的威逼和母亲李翠违心选择后的结果。红喜人使她失去了父亲,她的“亲人”却改写了她未来的命运。“水上灯”与水家的仇恨是由父亲杨二堂的遭遇引起的,水家二少爷水武把杨二堂打伤致死,让“水上灯”与水家从此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水家对她有杀父之仇,所以只要和水家有关系的人,她一概不理。心中仇恨的种子支配着她的行动,“水上灯但凡见到水家人,不管他们说什么,心里都会涌出万千仇恨。这种仇恨令她胆大无比。她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摆布着她”[1]。“在帕斯卡尔看来,出生本身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最初的偶然性,因为它意味着在‘这个’时间里,‘这个’地方,由‘这个’双亲,在‘这个’国家出生;所有这一切都是蛮横给予的事实,他的生命必须试图以它们为根据。”[2]而“水上灯”失去了这一根据,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此有一种漂浮感,有一种无所皈依的不安全感。在她的行动中,一直有种内心的怨恨在支配着她,那就是对亲生父母遗弃自己的现实难以接受。后来在得知自己就是李翠的女儿时,这种恨意就有了更明确的对象。她把压抑在内心的痛苦转为复仇的快感。“原来一直以来伤害她的人,竟是她的家人,而她的亲人,却全都是她最深重的仇人。”[3]其实这也是她为无力承受自己所进行的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寻找的理由。她知道,自己以前恨水家只是因为父亲的惨死,而现在则多了一份恨,那就是他们的选择导致了自己的坎坷命运。她的经历源于别人选择后的结果,水家当年的决定把她置于漂泊和苦难的生活之中,这让她无法原谅和理解水家对她所做的一切,也使得她的仇恨更加深重。但是怎样完成自己的复仇行动,她一直都不知道。她没有想过仇恨带来的后果,只是一味地以仇恨来支配她的行动。
二、欲望支配下的爱恨纠缠
除了仇恨支撑着她的行动外,对欲望的诉求也在改变着她。这主要表现在她与陈仁厚、张晋生的爱情纠葛中。陈仁厚对她有恩,而张晋生才能给她安定的生活,所以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徘徊不定。她以前痛骂“玫瑰红”说她是贪图富贵、唯利是图的小人。当她自己不能答应陈仁厚离开汉口并放弃和他相恋时,才理解了“玫瑰红”的处境和感悟。其实“水上灯”自己追求的正是“玫瑰红”以前所努力维护的,她们的心思其实是一样的。她的贪心和自私,彷徨与困惑,对物质生活的渴求,都和“玫瑰红”一样。在“水上灯”与张晋生的婚宴上,“玫瑰红”说:“我看到水滴(水上灯)就像看到了我的过去,而我的现在也就是水滴的将来。”[4]这种接近于对命运论断式的言语,让“水上灯”无法接受。她害怕和“玫瑰红”有任何联系,即使是相似的经历也让她感到不安。因为“玫瑰红”的所作所为是她所不齿的,而她却做着自己所不齿的事情。在与“玫瑰红”的比照中,她也在叩问自己的灵魂。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5]但是“水上灯”一度陷于现实的苦闷和挣扎中不能自拔,致使她不能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更深层次的拷问。她自始至终走不出自己的困境,无法选择承受痛苦贫穷的生活;但是在摆脱贫困之后,她又无法承受心灵的重负。她在矛盾与挣扎中自我沉沦,无法认清自己生活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获取什么。是依靠陈仁厚获得美好的爱恋还是固守生活暂时的平静?是借助张晋生完成复仇的目的还是满足自身的安稳?她自己也难以决断难以取舍。“欲望想象的实现与可能性,随之与在可选择的可能性中的选择是不可分的,个体并没有能力知道哪个选择是最好的,只能相信某个选择是最好的。”[6]在欲望支配下,她认为好的选择却给她带来更大的伤害和打击。当她发现张晋生已经有妻室且只把她当戏子宠养时,她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不已,痛苦难堪。当她选择出卖水文,拯救自己所爱之人时,陈仁厚却因为对水家心生愧疚而离她而去。她一心想要修复自己破碎的内心,却又被欲望所吞噬而不得不面对选择后的痛苦结局。
三、命运漩涡中的痛苦挣扎
“水上灯”的母亲李翠得知“玫瑰红”被炸死后,感言道:“许多的事情,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它老早就开了头。那个将命运开头的人,何曾知道它后面的走向?”[7]在得知“水上灯”出卖水文,害得水家家破人亡后,她更是认定自己的女儿是水家的煞星而痛恨不已。其实李翠是无力承受自己内心的痛苦,才把这一切归根为命运的捉弄。她为保自身利益抛弃了自己的女儿,为了水家产业,屈身伺候汉奸陈一大。她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说丈夫的死这一偶然事件让她失去地位,她自己后面的选择则让她失去自我的人格。她把“玫瑰红”的死说成是命中注定的事,也是为宽慰自己寻找借口。其实她处处活在改变命运的行动中,而这些行动的结果又让她无力承受。她内心痛苦而压抑,心生郁闷又无处诉说。这使得她更加相信命运,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她觉得每个人都会因为不能把握而痛苦,她在此中寻找到的安慰和她心中的痛苦得以抵消,让她能够在减轻罪责的自我原谅中求得生存。
水文在得知“水上灯”就是当初自己赶出水家的妹妹后,在被“水上灯”陷害关入大牢时,他之所以没有把陈仁厚招出来,是因为他相信这是自己应得的报应。是他让“水上灯”受尽人世的苦难,是他借刀杀人除掉了她的丈夫。“现在,就算她撒谎,她报复,又怎么能算过分?”[8]这其实包含着水文对“水上灯”的负疚之情。“负疚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负。负疚出于如果我当初……那么就……的假设心愿。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与自己实际有过的生活的不同的生活想象,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愿。也就不会负疚。负疚是对生存裂伤感到歉疚的情感。”[9]这种负疚的情感有产生于自身的,也有对其所做之事造成破坏性后果的良心谴责。与其说水文相信命中注定的结果,不如说他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选择了承担痛苦的刑法。虽然受的是皮肉之苦,却让他从精神上获得解脱。这也是他能够找到的摆脱对“水上灯”心存歉疚的最好方式。
虽然“水上灯”的悲惨经历不是命运安排的直接结果,但是她的人生境遇和命运中的巧合仍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得知周上尚因为和妓女银娃有染,而梅毒冲顶致死后,“水上灯”哭道:“这世间的事情,全无规则和秩序。你永远无法知道哪一朵花落在你的头上,为你盛开,而哪一朵花落在你的脚边,被你踩碎。”[10]在这里,其实是她把欲望驱使下所经历的矛盾挣扎都化为了对命运不可预知性的理解。换句话说就是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归结为命运使然。在仇恨的驱使下她害得自己的亲人死于非命,在欲望的支配下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使得昔日恋人离她远去。由于无力承担自己选择的结果,她才把命运当作可以让自己所作所为不受内心煎熬的良药。关于命运的书写在这里所承担的已经不仅仅是诉说充满偶然变数人生的神秘性和恐惧性,而更多的是透过对命运的书写来展示小说中人物生存的痛苦和挣扎、矛盾和冲突,显示最终的行为才是决定她们各自不同命运结局的真正缘由。
在小说的结尾处,“水上灯”作为隐姓埋名的水婆婆在家中自杀身亡。人们在得知她曾经是汉剧名角时,也只是对她现在的处境与从前身份的悬殊而感到惊讶,人们早已对“水上灯”这个人没有半点印象,就连她的坎坷际遇故事也几乎无人知晓。传奇人物带来的传奇经历让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方方作为一位执著于关注人类命运的作家,在这部小说当中阐释了自己对人性的解读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方方认为个人在生命体验中的欲求和渴望才是形成自我命运的决定因素。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时间对于存在具有的深刻意义,故事的讲述把时间放入了重要的位置。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的意义其实源出一个更加基本的意义:人是时间性的,简单地是由于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的存在本身是在时间中展开的。”[11]把时间作为人存在的依据,而时间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也显示了方方在处理人物命运变化中的神秘感,同时也包含着她在表述中试图接近历史本身的亲近感。在“水上灯”的个人命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动地生活,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爱恨情仇中去努力争取自己生命权利的刚烈女子的生命轨迹。由此可见,方方并非要表达人是被动地存在,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和无情的嘲弄。她想要表达的是在个人命运之中、在个体生命的体验之中,个人境遇的选择和焦虑以及对人生变数的承受和逃避,即从内心的变化和感悟中来表现人性。她把对人生的哲性思考蕴含在小说里对人物命运的书写中,借对人物命运的书写来体现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阐释,对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方方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命运本身,她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命运的形成过程,她试图通过人性的种种诉求来表达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注释:
[1][3][4][7][8][10] 方方:《水在时间之下》,《收获》2008年第6期。
[2][11] [美]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第245页。
[5] [德]卡西尔:《人伦》,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6][9]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第321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欲望;命运;个人价值;生存意义
凭借《风景》方方成为了新写实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她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活境遇和命运变化为主。“命运”一直作为她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通过小说中人物人生境遇的变化无常,展现了在那些充满变数的人生当中,命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命运承载着她对人生变数和时代变迁下个人无力改变自身的无奈解释。在她的新作《水在时间之下》中,她说:“我并不想刻意去追求高深的内涵,我只特别希望它能有饶有兴味的故事和令人难忘的人物。而人生的哲理和思考都潜伏在这些故事和人物命运之中,而不是连骨头带肉地露在纸面的表层。”《水在时间之下》通过对汉剧名角“水上灯”一生坎坷遭遇的叙述,展现了一个人是如何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的。
一、仇恨驱使下的狠心报复
“水上灯”的不幸命运不是冥冥之中宿命的安排,而是大哥水文的威逼和母亲李翠违心选择后的结果。红喜人使她失去了父亲,她的“亲人”却改写了她未来的命运。“水上灯”与水家的仇恨是由父亲杨二堂的遭遇引起的,水家二少爷水武把杨二堂打伤致死,让“水上灯”与水家从此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水家对她有杀父之仇,所以只要和水家有关系的人,她一概不理。心中仇恨的种子支配着她的行动,“水上灯但凡见到水家人,不管他们说什么,心里都会涌出万千仇恨。这种仇恨令她胆大无比。她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摆布着她”[1]。“在帕斯卡尔看来,出生本身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最初的偶然性,因为它意味着在‘这个’时间里,‘这个’地方,由‘这个’双亲,在‘这个’国家出生;所有这一切都是蛮横给予的事实,他的生命必须试图以它们为根据。”[2]而“水上灯”失去了这一根据,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此有一种漂浮感,有一种无所皈依的不安全感。在她的行动中,一直有种内心的怨恨在支配着她,那就是对亲生父母遗弃自己的现实难以接受。后来在得知自己就是李翠的女儿时,这种恨意就有了更明确的对象。她把压抑在内心的痛苦转为复仇的快感。“原来一直以来伤害她的人,竟是她的家人,而她的亲人,却全都是她最深重的仇人。”[3]其实这也是她为无力承受自己所进行的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寻找的理由。她知道,自己以前恨水家只是因为父亲的惨死,而现在则多了一份恨,那就是他们的选择导致了自己的坎坷命运。她的经历源于别人选择后的结果,水家当年的决定把她置于漂泊和苦难的生活之中,这让她无法原谅和理解水家对她所做的一切,也使得她的仇恨更加深重。但是怎样完成自己的复仇行动,她一直都不知道。她没有想过仇恨带来的后果,只是一味地以仇恨来支配她的行动。
二、欲望支配下的爱恨纠缠
除了仇恨支撑着她的行动外,对欲望的诉求也在改变着她。这主要表现在她与陈仁厚、张晋生的爱情纠葛中。陈仁厚对她有恩,而张晋生才能给她安定的生活,所以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徘徊不定。她以前痛骂“玫瑰红”说她是贪图富贵、唯利是图的小人。当她自己不能答应陈仁厚离开汉口并放弃和他相恋时,才理解了“玫瑰红”的处境和感悟。其实“水上灯”自己追求的正是“玫瑰红”以前所努力维护的,她们的心思其实是一样的。她的贪心和自私,彷徨与困惑,对物质生活的渴求,都和“玫瑰红”一样。在“水上灯”与张晋生的婚宴上,“玫瑰红”说:“我看到水滴(水上灯)就像看到了我的过去,而我的现在也就是水滴的将来。”[4]这种接近于对命运论断式的言语,让“水上灯”无法接受。她害怕和“玫瑰红”有任何联系,即使是相似的经历也让她感到不安。因为“玫瑰红”的所作所为是她所不齿的,而她却做着自己所不齿的事情。在与“玫瑰红”的比照中,她也在叩问自己的灵魂。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5]但是“水上灯”一度陷于现实的苦闷和挣扎中不能自拔,致使她不能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更深层次的拷问。她自始至终走不出自己的困境,无法选择承受痛苦贫穷的生活;但是在摆脱贫困之后,她又无法承受心灵的重负。她在矛盾与挣扎中自我沉沦,无法认清自己生活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获取什么。是依靠陈仁厚获得美好的爱恋还是固守生活暂时的平静?是借助张晋生完成复仇的目的还是满足自身的安稳?她自己也难以决断难以取舍。“欲望想象的实现与可能性,随之与在可选择的可能性中的选择是不可分的,个体并没有能力知道哪个选择是最好的,只能相信某个选择是最好的。”[6]在欲望支配下,她认为好的选择却给她带来更大的伤害和打击。当她发现张晋生已经有妻室且只把她当戏子宠养时,她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不已,痛苦难堪。当她选择出卖水文,拯救自己所爱之人时,陈仁厚却因为对水家心生愧疚而离她而去。她一心想要修复自己破碎的内心,却又被欲望所吞噬而不得不面对选择后的痛苦结局。
三、命运漩涡中的痛苦挣扎
“水上灯”的母亲李翠得知“玫瑰红”被炸死后,感言道:“许多的事情,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它老早就开了头。那个将命运开头的人,何曾知道它后面的走向?”[7]在得知“水上灯”出卖水文,害得水家家破人亡后,她更是认定自己的女儿是水家的煞星而痛恨不已。其实李翠是无力承受自己内心的痛苦,才把这一切归根为命运的捉弄。她为保自身利益抛弃了自己的女儿,为了水家产业,屈身伺候汉奸陈一大。她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说丈夫的死这一偶然事件让她失去地位,她自己后面的选择则让她失去自我的人格。她把“玫瑰红”的死说成是命中注定的事,也是为宽慰自己寻找借口。其实她处处活在改变命运的行动中,而这些行动的结果又让她无力承受。她内心痛苦而压抑,心生郁闷又无处诉说。这使得她更加相信命运,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她觉得每个人都会因为不能把握而痛苦,她在此中寻找到的安慰和她心中的痛苦得以抵消,让她能够在减轻罪责的自我原谅中求得生存。
水文在得知“水上灯”就是当初自己赶出水家的妹妹后,在被“水上灯”陷害关入大牢时,他之所以没有把陈仁厚招出来,是因为他相信这是自己应得的报应。是他让“水上灯”受尽人世的苦难,是他借刀杀人除掉了她的丈夫。“现在,就算她撒谎,她报复,又怎么能算过分?”[8]这其实包含着水文对“水上灯”的负疚之情。“负疚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负。负疚出于如果我当初……那么就……的假设心愿。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与自己实际有过的生活的不同的生活想象,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愿。也就不会负疚。负疚是对生存裂伤感到歉疚的情感。”[9]这种负疚的情感有产生于自身的,也有对其所做之事造成破坏性后果的良心谴责。与其说水文相信命中注定的结果,不如说他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选择了承担痛苦的刑法。虽然受的是皮肉之苦,却让他从精神上获得解脱。这也是他能够找到的摆脱对“水上灯”心存歉疚的最好方式。
虽然“水上灯”的悲惨经历不是命运安排的直接结果,但是她的人生境遇和命运中的巧合仍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得知周上尚因为和妓女银娃有染,而梅毒冲顶致死后,“水上灯”哭道:“这世间的事情,全无规则和秩序。你永远无法知道哪一朵花落在你的头上,为你盛开,而哪一朵花落在你的脚边,被你踩碎。”[10]在这里,其实是她把欲望驱使下所经历的矛盾挣扎都化为了对命运不可预知性的理解。换句话说就是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归结为命运使然。在仇恨的驱使下她害得自己的亲人死于非命,在欲望的支配下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使得昔日恋人离她远去。由于无力承担自己选择的结果,她才把命运当作可以让自己所作所为不受内心煎熬的良药。关于命运的书写在这里所承担的已经不仅仅是诉说充满偶然变数人生的神秘性和恐惧性,而更多的是透过对命运的书写来展示小说中人物生存的痛苦和挣扎、矛盾和冲突,显示最终的行为才是决定她们各自不同命运结局的真正缘由。
在小说的结尾处,“水上灯”作为隐姓埋名的水婆婆在家中自杀身亡。人们在得知她曾经是汉剧名角时,也只是对她现在的处境与从前身份的悬殊而感到惊讶,人们早已对“水上灯”这个人没有半点印象,就连她的坎坷际遇故事也几乎无人知晓。传奇人物带来的传奇经历让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方方作为一位执著于关注人类命运的作家,在这部小说当中阐释了自己对人性的解读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方方认为个人在生命体验中的欲求和渴望才是形成自我命运的决定因素。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时间对于存在具有的深刻意义,故事的讲述把时间放入了重要的位置。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的意义其实源出一个更加基本的意义:人是时间性的,简单地是由于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的存在本身是在时间中展开的。”[11]把时间作为人存在的依据,而时间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也显示了方方在处理人物命运变化中的神秘感,同时也包含着她在表述中试图接近历史本身的亲近感。在“水上灯”的个人命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动地生活,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爱恨情仇中去努力争取自己生命权利的刚烈女子的生命轨迹。由此可见,方方并非要表达人是被动地存在,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和无情的嘲弄。她想要表达的是在个人命运之中、在个体生命的体验之中,个人境遇的选择和焦虑以及对人生变数的承受和逃避,即从内心的变化和感悟中来表现人性。她把对人生的哲性思考蕴含在小说里对人物命运的书写中,借对人物命运的书写来体现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阐释,对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方方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命运本身,她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命运的形成过程,她试图通过人性的种种诉求来表达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注释:
[1][3][4][7][8][10] 方方:《水在时间之下》,《收获》2008年第6期。
[2][11] [美]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第245页。
[5] [德]卡西尔:《人伦》,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6][9]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第321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