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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中旬，余秋雨的老母亲突发中风，失去意识，病情危重。他得知后立即从北京赶回上海，陪母亲最后一程。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他只能请假。对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他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赶回上海后，余秋雨一直守护在91岁母亲的病床前。此刻，他没有回天之力，力所能及的只是与医生商量治疗方案，为母亲做点小事，每日写些短语，用心灵向母亲倾诉。
11月18日，余秋雨赶到医院，俯下头叫妈妈。母亲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他很想知道妈妈最后说了些什么。他终于打听准了妈妈最后的话。保姆问：“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答完，她觉得不好意思，笑了。笑完，她就像彻底屏闭了一样。余秋雨知道，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母亲儿时吃过。他理解，在生命的终点，母亲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然后一笑。这便是禅。
11月19日，母亲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他看着母亲还只是花白的头发想，母亲年轻时有头乌亮的短发。那时她是全村的会计，还办识字班扫盲，为乡亲读信、写信，无人可替。在他入学之前，母亲已经教会他认了不少的字，还教了一些算术。在他7岁那年，母亲指导他，把为全村记账、扫盲、读信、写信的事情都担当起来了。他最清楚：自己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获得数学竞赛大奖，是因为已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11月20日，母亲已经好些天不能进食了，只能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他看着母亲的嘴想，母亲一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在一个个极端困难的灾难中，竭力让全家那么多张嘴，还有一点点东西吞咽。这个事业，极为悲壮。1962年经济稍微恢复，他还因饥饿浮肿着。有一天，母亲要他中午放学后到江宁路一家极小的面店去。那里开始有不收粮票的汤面供应，一人只能买一碗，八分钱，浮着数得出的几根面条，但是，排队的时间需要两个半小时，队伍长到半里路。他放学后赶到那里时，母亲已经端着一碗汤面在等候。“文革”中，爸爸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顿失经济来源。他在学校受造反派的批判，已经没钱吃饭。那天母亲来了，给了他两元钱。他通过侦查得知了钱的来历：母亲与几位阿姨在一家小工厂用水冲洗铁皮，都赤着脚，衣裤早已被水柱喷湿。那时天气已冷，铁皮又很锋利。洗一天，才挣几角钱。这两元钱，是她几天的劳动报酬。想到这里，他的手伸到被子里，摸着了母亲的脚。
11月21日，母亲有点发烧。他把一条小毯子加在她的肩头。这肩头，又让他产生了回忆。“文革”中他好不容易从农场回家，看到一张桌子在移动。原来，是妈妈一个人钻到桌子下面用肩膀在扛。家里的人死的死，关的关，走的走，没有人为她搭一把手。20世纪80年代，他写了那么多书，后来又担任了学院的领导，但每天肩上搭着灰布食物袋来为他做饭的，还是年迈的母亲。至今学院的很多人依然怀念他那时的工作，出版社也继续抢着出他那时写的书。这一切，都与母亲的肩头有关。
11月22日，医生询问余秋雨的妻子马兰：“老人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让意识恢复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这要与秋雨商量。”其实，他们心里有同样的回答：“让母亲走得体面和干净。”他深信：这也是母亲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母亲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11月23日，母亲呼吸急促，躯体已经缩得比以往小。余秋雨心里明白，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他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他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母亲去表外公家很晚还没回来。他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母亲看到他之后，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他，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他曾因贴地历险4万公里，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都与母亲有关。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日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时刻。”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再一次肃立，为母亲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
11月24日，母亲的呼吸正常了。这平静的眉眼，他最熟悉。连她的勇敢，也平静得不像勇敢。灾难年月中他有几次勇敢，例如为了一个文学杂志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组织上海唯一的周总理追悼会，等等。当时母亲说：“大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灾难过去后，大小暴徒被驱逐，母亲挂心了十年的爸爸和叔叔均获平反，但她一点也不激动。他被选为院长，母亲也神情泰然。他知道，母亲的人生有禅意，把什么都看透了，看淡了。因此，她只在乎很确定的小事，不在乎不确定的大事。
11月25日，母亲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这是回光返照吗？他心中一紧，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和两个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两个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马兰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妈妈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人没有时间做一切事，但总会有时间做最重要的事。呵护父母，至少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赶回上海后，余秋雨一直守护在91岁母亲的病床前。此刻，他没有回天之力，力所能及的只是与医生商量治疗方案，为母亲做点小事，每日写些短语，用心灵向母亲倾诉。
11月18日，余秋雨赶到医院，俯下头叫妈妈。母亲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他很想知道妈妈最后说了些什么。他终于打听准了妈妈最后的话。保姆问：“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答完，她觉得不好意思，笑了。笑完，她就像彻底屏闭了一样。余秋雨知道，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母亲儿时吃过。他理解，在生命的终点，母亲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然后一笑。这便是禅。
11月19日，母亲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他看着母亲还只是花白的头发想，母亲年轻时有头乌亮的短发。那时她是全村的会计，还办识字班扫盲，为乡亲读信、写信，无人可替。在他入学之前，母亲已经教会他认了不少的字，还教了一些算术。在他7岁那年，母亲指导他，把为全村记账、扫盲、读信、写信的事情都担当起来了。他最清楚：自己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获得数学竞赛大奖，是因为已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11月20日，母亲已经好些天不能进食了，只能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他看着母亲的嘴想，母亲一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在一个个极端困难的灾难中，竭力让全家那么多张嘴，还有一点点东西吞咽。这个事业，极为悲壮。1962年经济稍微恢复，他还因饥饿浮肿着。有一天，母亲要他中午放学后到江宁路一家极小的面店去。那里开始有不收粮票的汤面供应，一人只能买一碗，八分钱，浮着数得出的几根面条，但是，排队的时间需要两个半小时，队伍长到半里路。他放学后赶到那里时，母亲已经端着一碗汤面在等候。“文革”中，爸爸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顿失经济来源。他在学校受造反派的批判，已经没钱吃饭。那天母亲来了，给了他两元钱。他通过侦查得知了钱的来历：母亲与几位阿姨在一家小工厂用水冲洗铁皮，都赤着脚，衣裤早已被水柱喷湿。那时天气已冷，铁皮又很锋利。洗一天，才挣几角钱。这两元钱，是她几天的劳动报酬。想到这里，他的手伸到被子里，摸着了母亲的脚。
11月21日，母亲有点发烧。他把一条小毯子加在她的肩头。这肩头，又让他产生了回忆。“文革”中他好不容易从农场回家，看到一张桌子在移动。原来，是妈妈一个人钻到桌子下面用肩膀在扛。家里的人死的死，关的关，走的走，没有人为她搭一把手。20世纪80年代，他写了那么多书，后来又担任了学院的领导，但每天肩上搭着灰布食物袋来为他做饭的，还是年迈的母亲。至今学院的很多人依然怀念他那时的工作，出版社也继续抢着出他那时写的书。这一切，都与母亲的肩头有关。
11月22日，医生询问余秋雨的妻子马兰：“老人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让意识恢复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这要与秋雨商量。”其实，他们心里有同样的回答：“让母亲走得体面和干净。”他深信：这也是母亲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母亲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11月23日，母亲呼吸急促，躯体已经缩得比以往小。余秋雨心里明白，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他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他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母亲去表外公家很晚还没回来。他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母亲看到他之后，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他，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他曾因贴地历险4万公里，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都与母亲有关。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日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时刻。”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再一次肃立，为母亲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
11月24日，母亲的呼吸正常了。这平静的眉眼，他最熟悉。连她的勇敢，也平静得不像勇敢。灾难年月中他有几次勇敢，例如为了一个文学杂志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组织上海唯一的周总理追悼会，等等。当时母亲说：“大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灾难过去后，大小暴徒被驱逐，母亲挂心了十年的爸爸和叔叔均获平反，但她一点也不激动。他被选为院长，母亲也神情泰然。他知道，母亲的人生有禅意，把什么都看透了，看淡了。因此，她只在乎很确定的小事，不在乎不确定的大事。
11月25日，母亲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这是回光返照吗？他心中一紧，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和两个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两个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马兰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妈妈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人没有时间做一切事，但总会有时间做最重要的事。呵护父母，至少是最重要的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