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也被称为“生活家”，因为热爱生活，富有情趣，在他的笔下永远看不到消沉和绝望，也看不到俗世的心机和钻营。这样一位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坛大师也有着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从相识、相知到相濡以沫共同度过，始终伉俪情深，琴瑟和谐。
　　恰同学少年
　　 1939年夏，汪曾祺和施松卿同时考入了西南联大，不过施松卿开始读的是物理系，和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是同班同学。后来又转到了西文系，靠着坚实的英语基础，历尽艰辛之后才顺利毕业。
　　 1944年，上了五年大学还是没拿到毕业证的汪曾祺为了讨生活，来到昆明北郊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学当中文教师。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他晚来一年的英文教师施松卿。两人每天一起上班下班，渐渐就熟悉了起来。汪曾祺很会说笑话，总是绘声绘色地讲一些自己小时候的趣事，或是古代的幽默段子，让施松卿听得入迷。不知不觉间，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虽然谁都不明说，但还是心照不宣地谈起了恋爱。
　　 他们俩在这所学校待到了1946年7月，然后一起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后来去了上海，施松卿先回了福建老家，后去北京教書，她路过上海时见到汪曾祺的父亲，两人的恋爱关系正式确定下来。
　　无忧无虑的岁月
　　 1948年，汪曾祺去北平和施松卿会合。不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连吃饭都要靠施松卿接济。
　　 幸运的是，汪曾祺遇到了恩师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力荐他到自己供职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好歹算是给他找了个能领薪水的容身之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汪曾祺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这一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出版，从此他在文坛算是小有名气了。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后，汪曾祺调到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杂志当编辑。
　　 有了这一份正式的工作之后，汪曾祺和施松卿的六年苦恋也终于修成正果。此后几年的生活相对平静，施松卿凭借过硬的外语水平进了新华社做了一名对外记者。小两口把各自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
　　 汪曾祺后来特别怀念这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稳定的高薪收入，和自己心爱的人天天在一起，他们还生了三个孩子，尽享天伦之乐。
　　相互扶持走过人生
　　 可好景不长，汪曾祺惹上了大麻烦。1957年，有人告发说他的剧本是“反动文章”。1958年，他又被扣上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的帽子，下放到张家口去劳动。汪曾祺因此被撤销了编辑职务，工资直降三级。但幸运的是，施松卿并没有跟他“划清界限”，而是专门给他买了需要的狼毫笔和宣纸，因为汪曾祺走到哪里都要写字、画画。
　　 汪曾祺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对生活保有赤子一般的热忱和洒脱。但留在北京的施松卿过得非常苦闷，她一个人养三个孩子，还要照顾汪曾祺在老家的父亲，默默承受着一切。两个人虽然相隔遥远，但心紧紧连在一起。
　　 1960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和家人团聚，但北京的各大单位都不愿意接收他。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在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
　　 不过，汪曾祺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影响到他和施松卿的感情，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两个人都把对方当成了支撑自己人生的坚实依靠，互相扶持着走过。
　　 20世纪80年代起，汪曾祺的创作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受戒》《大淖记事》等短篇小说成为文坛称道的经典之作，年届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评论等领域笔耕不辍。而这时早已退休在家的施松卿，除了做一些编译的工作之外，更多的还是充当汪曾祺的保姆，助手以及戒酒监督员。
　　 回首汪曾祺和施松卿并肩走过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之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平淡而不失温馨的生活味道，从“琴棋书画”的情侣，成为一对为家常生活中点滴操心费神的夫妻，历经20世纪后半叶的大风大浪之后，还能以温柔热情的态度去对待生活，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