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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生态经济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现实中却很难真正彻底地推行。究其深层原因，即在于缺乏生态经济运行的文化模式。在侗族地区，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之所以没有对自然造成破坏，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共存和谐关系，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密不可分的。侗族地区良好的生态文化的实践，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只要人类不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终极目标的文化模式，依靠自身文化的调适，完全可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经济；侗族；文化模式
【作者】杨经华，贵州财经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贵阳，550004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154-007
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人类能够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吗？英国经济学家佛朗西斯?凯恩克罗斯悲观地回答：“许多人希望经济的增长可以实现环境的改良。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实现。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是将资源和原材料用光；反过来，又产生了地球必须吸收的废料。所以，绿色增长只是痴人说梦。”［1］在现代经济体制下，由于人类对利益的极度追求，人类活动注定了生态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然而，在侗族地区，一直以生态环境保持良好著民族经济研究称于世。如贵州榕江、黎平等侗族地区，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生物资源异常丰富，民族风情多彩迷离。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之所以没有对自然造成破坏，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共存和谐关系，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密不可分的。侗族地区良好的生态文化实践，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生态经济的良好运行，在特定的文化模式，并非没有重建的可能。作为应对生态问题的一种新型的生态经济的构建，同样不仅仅是追求一种简单的经济制度的调整，更重要的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全新的解释与反思。
一、现代生态经济面临的困境
生态经济是指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前景的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现将“生态学凌驾于经济学之上” ［2］85。尽管生态经济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共同唱起了“可持续发展”的高调，但现实中却很难真正彻底地推行生态经济。究其深层的原因，不是人们对传统经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没有深刻的认识，也不是人们不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是在现实中，缺乏生态经济运行的文化模式。
从传统经济学的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已经为经济活动的运行定义了一系列法则。即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 ［3］76 理性人“对最大利润的计算激励着他的行为，他的渴求漫无止境”。 ［4］167 正是人们对“利润之神”的追求，导致了一切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蕾切尔?卡逊于1963年就指出：“当今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崇拜快捷地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滋生了滔天罪恶。”［5］16她指出，导致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取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拒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而不是生态学还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的环境。社会的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地忽略当代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为创立公正可持续世界必须彻底改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他们把主张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对周边改善的生活质量视而不见。工业也助长了这种自鸣得意的态度，与此同时还竭力把自己塑造成对社会负责、善待环境的形象。在蕾切尔?卡逊看来，现代工业的经济体系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是为“利润和生产之神”服务的。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翻番和经济增长六倍，人类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变得异乎寻常的巨大。砍伐树木快过树木的生长，过度放牧造成草原的荒漠化，超量开采水资源使得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涸，耕地土壤的流失速度超过了新土壤的形成速度，使土地渐渐失去固有肥力……
伴随人口增长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人类对地球的需求也在成倍增长。在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间，世界人口从25亿变为64亿，超过了自人类这个物种形成后400万年里增长的总数。经济收入增长更快于人口增长。从1950年到2000年世界人均收入几乎增长了两倍。人口的增长加上收入的提高，使全球经济产出从1950年的将近7万亿美元（以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达到2000年的46万亿，增长了将近6倍。［6］4
人口增长与收入的提高，使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全球谷物需要量大幅度增长，1950年时为64亿吨，2000年则是1855亿吨，增加了两倍。为满足这不断膨胀的需要，农夫们已经把耕地扩展到了或者非常干、或者非常陡的土地上，因而极易造成土壤的流失。这样的土地是无法维持可持续耕作的。每年数以亿万吨的表土或被沙尘暴刮走，或被雨水冲走，迫使农民在日益贫瘠的耕地里不停奋斗，以解决全世界每年多出来的70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6］4
在中国，人与自然的生态的生态紧张同样尤为紧迫。以人与自然最亲密的水土资源为例，中国在20世纪面临的水土流失灾变主要展现为七个方面：一、我国江河下游频繁遭受洪涝灾害的的袭击；二、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愈演愈烈；三、我国江河上游因水土流失导致了土壤品质的下降；四、我国南方地区的土壤石漠化面积剧增；五、我国的盐渍化灾变严重；六、我国北方地区频繁发生旱灾；七、环境污染导致土地资源流失。［7］8-12
在中国近几年发生的气候反常如北方的暴雪与南方的持续干旱与连降暴雨，更为加深了人们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与自觉。当越来越多的灾难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之时，人类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所致力的生态经济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幻想吗？
二、文化模式选择与生态经济的理论可能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总结经济学原理时指出，在面对人类宝贵而有限的资源，人们必须“面临权衡取舍。”［8］4只不过经济学家追求的选择是能从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获得最大利益。现代经济学对人的理性假设其实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要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然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理性的，他也必然会预知对自然的无限攫取将会导致自然的报复。当一个群体、社会将利益作为最高的追求而漠视对生态的破坏的时候，人已经背离了理性。 对效用（利益或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致使生态经济难于实现的最大障碍。当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时候，人们并不是毫不犹豫地对企业加以限制，而是对所产生的社会产值进行权衡。正如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Legal position）影响的。”［9］188他还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某种安排会比其他带来更多的产值。”［ 92］P195在科斯看来，“权利的调整只有在有利于社会总产值时才会发生，而且必须在调整引起的产值增长大于调整所支出的交易成本才会发生。” ［10］216
根据科斯定理，当工厂污染居民环境的时候，是允许企业拥有空气污染权，还是居民享有清洁空气权，关键在于在做出产权界定时将权利界定给谁。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空气产权如果界定给企业，即使这样做会导致空气污染，附近居民根本就享受不到清洁空气。但是，这种产权的初始界定将使社会净经济价值达到最大，或社会损失最小。如果将产权界定给附近居民，虽然居民可以享受到清新空气，但是其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比界定给企业要大。因此，产权界定的目标是使净经济价值最大化，或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10］218。根据科斯定理，现实的最终结果是应该将空气产权界定给工厂。在《社会成本问题》的举例论证过程中，科斯对自然环境的漠视是明显的。如关于污染工厂问题，科斯说：“我不必过多地讨论运用区域规划，将排烟工厂移出烟尘污染有害的区域中所包含的错误。工厂迁移导致产出下降显然值得纳入考虑，并将其与工厂仍在原处所带来的侵害权衡孰高孰低。此类规制的目的并非完全消除烟尘污染，毋宁说是厘定产值最大化的最优污染水平。” ［9］222换言之，只要达到产值最大化，污染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传统经济学家一直将“最大化”作为人类行为的动机，他们并不知道，对最大化的选择只是人类某种文化模式的结果。正如弗思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他们在某种情境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选择，大多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受到自己同伴意见的影响，并且被应当怎样做的价值观念所左右。”［11］113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会，由于人们普遍将追求利润作为人类行为的最大目的并相互影响，从而误认为这是整个人类的普适行为，错误的将财富中心论作为整个人类社会追求的根本目的。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发现，对人类行为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不是环境，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人总是文化的塑造物，个体发展的过程就是其所处文化情境塑造的带有鲜明“文化印记”的结果。人类学家看来，人的行为选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12］5。“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12］5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类的行为取向是不同的。弗思指出，来到热带的白人会感受到当地人对经济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人们经常拒绝商人的雇佣不愿到海里去捞珍珠，而要去参加捕鱼的远征，尽管前者的报酬比后者高十倍或二十倍。在所罗门群岛上，以前一个人可以用一先令买三支香烟，但是他们却愿意以值二失令的货物来换三支香烟。在新几内亚等地方，一个土人几个月挣的工钱，为了买礼物送亲戚，或买些廉价的小玩意儿，可以在几天之内全部用完。［11］65
在这些热带地区的人类群落中，人们不仅不算计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交易中主动吃亏。在儿子的婚事或父亲的丧事里尽量花钱。还有最极端的情况，如美洲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在盛大的宴会上为了当众损伤对手的面子，不惜毁坏他自己的最珍贵的财物。这完全是经济行为，其中包含个人对如何使用他的财富作出抉择。但是这一行为并不是在以得到最大的物质满足为经济目标的观念指导下做出的。［11］68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土著民族的经济行为是难以理解，并从而形成了对这些土著民族的偏颇印象：贫困、饥饿、多病和短寿。然而新的生态人类学的调查逐渐颠覆了这种观点。以Lee为首的人类学家考察队对非洲的昆—布须曼人的调查结果，揭示出一个紧靠采集为生的部落文化如何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大部分时间在消遣、社交和娱乐的生活景象。他们的生活特点是“干一两天活，歇一两天工——歇工的时候就在营地中坐看云卷云舒。”［13］27人类学家还统计了一个月时间里昆人猎狩的收获情况：杀死动物18个，提供可吃的食物454磅。这一数量的每日每人平均数是略多于9盎司生肉。可提供大约35克动物蛋白。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美国人日均摄入蛋白质的数量，比第三世界人日均摄入的全部动物蛋白（包括鱼类和鸡蛋）总量的三倍以上。［14］60朵贝布须曼人每人每日能保证2140卡路里食物，然实际上每人每日只需1975卡路里。“一些过剩的食物可能拿去喂狗，这些家狗吃掉了人们的剩饭。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布须曼人有着正常的食物摄入，并没有生活堪忧，处在饥饿的边缘”。 ［13］29
最值得一提的是，昆人极小的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人与自然状态间的平衡。这和物欲横流并且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尖锐的对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和谐均衡状态，昆人根本不知道食物与资源的匮乏概念，“至少我们文明人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昆人无法理解的。食物是永远唾手可得的，而且是可以变换的。我们关于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为糊口而艰难挣扎的图景，面对昆人的现实生活不攻自破了。”［14］60
在人类学家看来，实现丰裕有两条可行的途径。即“要么多生产那些，要么需求少些，欲求便能轻易满足”。 ［13］2而在现代经济的浪潮之下，显然是追求最大化的生产来满足人的需求。然而，人的欲求即使不是无限的，也是巨大的；而生产纵然可以扩大，但毕竟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的茅盾决定了现代生态经济的紧张。
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只不过正如萨林斯所说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构想。“狩猎采集者并未刻意压制自身对物质的‘追求’；他们只是未形成此种欲念。”进一步说，“野蛮人能适彼乐土，幸免一种宗罪恶，全赖上帝保佑；有两宗罪恶之源将许多欧洲人送入炼狱和惩罚，却未染指这广袤的森林——这两个罪恶之薮便是欲望和贪婪……他们都安享简单的生活，没人为了获得财富而将自己出卖给恶灵。”［13］17 如此看来，在现代文明人的追求，似乎是为了财富而将自己出卖给恶灵。而看些看似野蛮的太平洋岛上的居民却过着我们在口头上日夜呼唤的生态和谐的生活。这也同时表明，人的行为选择是受其深层的文化制约的，只要现代社会文化模式不再追求财富与利润之上，生态经济来理论上完全可行的。
三、侗族生态文化模式与生态经济的实践可能
如果说对“利润”的最大化追逐是传统经济学无法摆脱的历史困境的话，那么受侗族文化模式制约的经济观念无疑是值得期盼的福音。民族经济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地位，对于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15］19人是经济实现的载体，经济是由人的行为和表现来推动的，而人的行为又是由其所属的文化体系支配的。
在侗族文化体系中，几乎没有“利润”最大化的概念。贵州黎平平甫侗寨，盛产林木柴禾，但是这里的居民每次出卖时仅售一担，从来没有人整车出售。寨上居民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十分爱护，尤其是对村寨周围的大树奉若神明，不许砍伐。虽然柴禾出售越多，获利越大，人们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保住这里的山林。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一般在糯稻收割完毕之后，每块田都要留下若干稻谷不予收割，有的老人还要将谷芒用火烧掉，以利于飞鸟取食，让飞鸟在饥饿的时候不至于饿死。［16］174这种观念在不惜竭泽而渔的现代经济社会，不啻于一种不可理喻的“愚蠢”行为。
在贵州侗族的锦屏、天柱、剑河等地区地区，林业经济曾经自从明代以来繁荣了数百年。数百年的木材持续输出，并没有像其他地方的木材长期砍伐一样，造成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引发洪灾，而是依然青山绿水。究其原因，即在于侗族文化对于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的制衡。侗族人利用树木的观念与一般木商不同。木商只要卖出好价钱，绝对不会吝啬杀鸡取卵，但侗族居民利用森林里的木材，却讲究节制。每年仅仅砍伐那些按规矩应该砍伐的树木，可以少砍伐，但不许多砍伐。因而，在侗族地区很少对林地“剃光头”。换言之，林学术语“主伐”一词，在侗族居民看来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从来就是“间伐”。这是因为在侗族居民心中，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自然环境生态安全，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一旦“主伐”导致山体滑坡，即使木材买了好价钱，倒下的山体有再多的钱也无法恢复。［16］224
人类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人类长久地生存繁衍，然而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物质发展已经导致了人们对知识终极目标的淡忘［17］70。在现代社会，以满足人类欲望为前提的市场经济目前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它要维持并发展就必须不断鼓励人们更多更快地消费商品，而过量地消费又将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这就不单会遏制市场经济本身，还将危及人类的生存。正是由于近代人长期注重个人欲望的满足所导致的对其自身终极目标的遗忘，忘记了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人类长期生存、繁衍这一伟大目标，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
侗族地区能长期维持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高层次水平，根本原因在于侗族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在侗族文化的传统理念中，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大自然是主，人是客。人类必须仰仗大自然提供的其他生物为食才能得以生存。因而，人们对于生物资源的利用必须有节制，人类首先要控制自己，不能使人的欲望无限制膨胀。
侗族人传统的农耕经济，就是一套高度循环生态经济体系。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经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大型牲畜的饲养，还要喂养各类家禽。侗族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泽生生态系统的缩版。他们种植的是以高杆糯稻为主的水稻。同时，稻田中，还养着鱼，放着鸭，以及螺、蚌、泥鳅、黄蟮等等动物。野生的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也在此生息。据调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一百多种。值得一提的是，稻田中，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寨中的所有侗族乡民都有权获取和分享。由于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食物，另一半可以用作饲料。因而这些生物，不会像在汉族的稻田中那样，作为杂草除去，或是作为害虫清除，而是精心地维护下来，并加以利用。因而，每一块侗族稻田都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园。人在其间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的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18］。
根据罗康隆教授在侗族地区的实地调查统计，一亩稻田仅从稻谷的产量来看，种植杂交水稻产出1200斤，传统糯稻600斤，杂交水稻单位面积稻谷产量的确高于传统的稻、鱼、鸭复合模式的产量。但从总的效益来看，杂交水稻的种植除去化肥农药等收益610元，而侗族传统复合模式加上鱼、鸭等综合收益1456元，是杂交水稻的两倍多，而这还没有计算杂交水稻所用农药、化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19］ 126上述计算是理想的计算，如果按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计算，农民种一亩杂交水稻仅赚75元，效益更为低下。［20］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有效配置尽管很重要，但本身并不是目标。以船为例，尽管有效率地装载货物非常重要，但更好重要的是确保船不要超载。一艘船因超载而沉没，说其有效地装载货物不能带来任何慰藉！哪些人有权利在船上装载货物也很重要，我们不能让头等舱的乘客霸占所有仓库，而经济仓的乘客连放食物和衣服的地方也没有。［21］10 生态经济学家把地球看做一艘船，经济的总物质产出看作是货物。地球之船是否适于航行取决于他的健康、给养状况和设计。人类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没有人能预测航行的天气情况，因此没人知道载重多少才是安全的，但都知道货载太多会使船沉没。
在侗族社会，人们不仅将自然环境当成一只承载人类的大船，而且深知这艘船所能承载的限度。在侗族的很多村寨名前都冠有一个标识性的数字。经常闻见的即有“三百往洞”、“四百曹滴”、“百二贡”、“百三孔”、“四百增冲”、“二百高增”等。这些数字是该村寨或该款区所辖户籍数的标识。清人顾临纯云：“苗地多以户称，如内五千、外五千、二千九，皆以户称也。西山一千三百户，故其地曰一千三。”［22］730除了户数的标识外，在更深层的民族意识里，这些数字同时还表示该地自然环境所能承养的人口总量，是该地容纳人口的极限。在侗族九洞地区，每户只生育一个男孩，女性则不限，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男孩多了，孩子长大后就要把财产分散，由富变穷。而女孩长大要嫁出去，不会影响财产分散。因此只要对户籍数总量控制，则此地自然资源与人口数量就实现了一个基本的平衡，既不会出现人口爆炸，也不会产生资源匮缺。不难看出，这些数字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最原始质朴的人口控制思想，折射出侗人特有的生态意识。 贵州从江占里侗寨常称“七百占里”，“七百”即是指其所容纳的人口总数。据当地人口统计，三百多年前，占里是700多人，直至2006年，人口仍为769人。在占里，人口生态理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的理性行为。在流传的歌谣和俗语中，如“七百占里是只船，多添人丁必打翻”、“种好田地多植树，少生儿女多快活。一株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 “崽多无用，女多无益；崽多要丰田，女多要嫁妆；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两”等等，话语虽然简单，但其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在占里人看来，自然生物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生育一旦超过了自然的极限，必然带来灾难。正是如此，占里在如此弹丸之地却创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五十年人口零增长的历史纪录，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从侗族对自身人口生态控制的事实说明，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要确保环境之“船”不沉没，这种靠民族文化的制衡的结果，尽管不像生态经济学家那样富于理性的学理表达，但是这种精神的契合却无疑是殊途同归。
结束语：文化、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如果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的话，那么各民族文化发展就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的轨道。“他们更大的差异在于整体定位的不同方向。它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追求不同的目的，而且，在一定社会中的目的和手段不能以另外一个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来判断，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不可比拟的。”［12］173如果人类只有一种文化，则其生产、生活方式是无从选择的。全人类如果只能按照同一种模式去生活，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对动物而言，其差别越大，就越不容易发生争斗。对于人类而言，如果人们都执行一种生活方式，都以小麦或稻米为生活资料，这种生产的单一化，消费习俗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的划一化，都必然会引起地球表面生态均势的失衡与破坏，而最终将毁掉人类的基础。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价值系统，影响了人们在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观念，集中反映了对象与人之间的利害、祸福等关系，也反映了人们对事项大小、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判断。［23］57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价值取向皆会不尽相同，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一种文化几乎不承认金钱的价值，而另一种文化则在每一个行为领域中都把这种价值当作最基本的东西。”［12］26而现代文明人所追求的财富，“对不定居者来说，财富很快就不再是个好东西，显然成了拖累”。 ［13］14事实表明，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取向结果，在人类200万年历史，这种文化模式是否是最优的或者最能持续发展的，显然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对侗族而言，由于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经济的理解与建构的差异。他们没有将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概念，因此能够建构一种和谐自主的良好运行的生态经济。不可否认，侗族地区现代化水平较低、物资财富的积累远远不如其他地区，但是物资的“贫困”并不代表精神的“贫困”，反之，现代文明发达的物质的“丰裕”往往却是以精神的“贫困”为代价。更何况，这些“贫困”只是相对于现代文明对财富的没有止境的追求而言的，并非绝对的贫困。在一个不以积累资财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社会，“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24］10侗族地区生态经济文化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人类不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那么依靠自身文化的调适与制衡，完全可是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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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生态经济；侗族；文化模式
【作者】杨经华，贵州财经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贵阳，550004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154-007
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人类能够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吗？英国经济学家佛朗西斯?凯恩克罗斯悲观地回答：“许多人希望经济的增长可以实现环境的改良。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实现。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是将资源和原材料用光；反过来，又产生了地球必须吸收的废料。所以，绿色增长只是痴人说梦。”［1］在现代经济体制下，由于人类对利益的极度追求，人类活动注定了生态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然而，在侗族地区，一直以生态环境保持良好著民族经济研究称于世。如贵州榕江、黎平等侗族地区，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生物资源异常丰富，民族风情多彩迷离。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之所以没有对自然造成破坏，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共存和谐关系，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密不可分的。侗族地区良好的生态文化实践，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生态经济的良好运行，在特定的文化模式，并非没有重建的可能。作为应对生态问题的一种新型的生态经济的构建，同样不仅仅是追求一种简单的经济制度的调整，更重要的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全新的解释与反思。
一、现代生态经济面临的困境
生态经济是指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前景的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现将“生态学凌驾于经济学之上” ［2］85。尽管生态经济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共同唱起了“可持续发展”的高调，但现实中却很难真正彻底地推行生态经济。究其深层的原因，不是人们对传统经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没有深刻的认识，也不是人们不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是在现实中，缺乏生态经济运行的文化模式。
从传统经济学的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已经为经济活动的运行定义了一系列法则。即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 ［3］76 理性人“对最大利润的计算激励着他的行为，他的渴求漫无止境”。 ［4］167 正是人们对“利润之神”的追求，导致了一切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蕾切尔?卡逊于1963年就指出：“当今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崇拜快捷地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滋生了滔天罪恶。”［5］16她指出，导致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取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拒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而不是生态学还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的环境。社会的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地忽略当代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为创立公正可持续世界必须彻底改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他们把主张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对周边改善的生活质量视而不见。工业也助长了这种自鸣得意的态度，与此同时还竭力把自己塑造成对社会负责、善待环境的形象。在蕾切尔?卡逊看来，现代工业的经济体系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是为“利润和生产之神”服务的。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翻番和经济增长六倍，人类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变得异乎寻常的巨大。砍伐树木快过树木的生长，过度放牧造成草原的荒漠化，超量开采水资源使得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涸，耕地土壤的流失速度超过了新土壤的形成速度，使土地渐渐失去固有肥力……
伴随人口增长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人类对地球的需求也在成倍增长。在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间，世界人口从25亿变为64亿，超过了自人类这个物种形成后400万年里增长的总数。经济收入增长更快于人口增长。从1950年到2000年世界人均收入几乎增长了两倍。人口的增长加上收入的提高，使全球经济产出从1950年的将近7万亿美元（以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达到2000年的46万亿，增长了将近6倍。［6］4
人口增长与收入的提高，使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全球谷物需要量大幅度增长，1950年时为64亿吨，2000年则是1855亿吨，增加了两倍。为满足这不断膨胀的需要，农夫们已经把耕地扩展到了或者非常干、或者非常陡的土地上，因而极易造成土壤的流失。这样的土地是无法维持可持续耕作的。每年数以亿万吨的表土或被沙尘暴刮走，或被雨水冲走，迫使农民在日益贫瘠的耕地里不停奋斗，以解决全世界每年多出来的70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6］4
在中国，人与自然的生态的生态紧张同样尤为紧迫。以人与自然最亲密的水土资源为例，中国在20世纪面临的水土流失灾变主要展现为七个方面：一、我国江河下游频繁遭受洪涝灾害的的袭击；二、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愈演愈烈；三、我国江河上游因水土流失导致了土壤品质的下降；四、我国南方地区的土壤石漠化面积剧增；五、我国的盐渍化灾变严重；六、我国北方地区频繁发生旱灾；七、环境污染导致土地资源流失。［7］8-12
在中国近几年发生的气候反常如北方的暴雪与南方的持续干旱与连降暴雨，更为加深了人们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与自觉。当越来越多的灾难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之时，人类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所致力的生态经济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幻想吗？
二、文化模式选择与生态经济的理论可能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总结经济学原理时指出，在面对人类宝贵而有限的资源，人们必须“面临权衡取舍。”［8］4只不过经济学家追求的选择是能从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获得最大利益。现代经济学对人的理性假设其实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要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然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理性的，他也必然会预知对自然的无限攫取将会导致自然的报复。当一个群体、社会将利益作为最高的追求而漠视对生态的破坏的时候，人已经背离了理性。 对效用（利益或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致使生态经济难于实现的最大障碍。当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时候，人们并不是毫不犹豫地对企业加以限制，而是对所产生的社会产值进行权衡。正如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Legal position）影响的。”［9］188他还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某种安排会比其他带来更多的产值。”［ 92］P195在科斯看来，“权利的调整只有在有利于社会总产值时才会发生，而且必须在调整引起的产值增长大于调整所支出的交易成本才会发生。” ［10］216
根据科斯定理，当工厂污染居民环境的时候，是允许企业拥有空气污染权，还是居民享有清洁空气权，关键在于在做出产权界定时将权利界定给谁。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空气产权如果界定给企业，即使这样做会导致空气污染，附近居民根本就享受不到清洁空气。但是，这种产权的初始界定将使社会净经济价值达到最大，或社会损失最小。如果将产权界定给附近居民，虽然居民可以享受到清新空气，但是其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比界定给企业要大。因此，产权界定的目标是使净经济价值最大化，或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10］218。根据科斯定理，现实的最终结果是应该将空气产权界定给工厂。在《社会成本问题》的举例论证过程中，科斯对自然环境的漠视是明显的。如关于污染工厂问题，科斯说：“我不必过多地讨论运用区域规划，将排烟工厂移出烟尘污染有害的区域中所包含的错误。工厂迁移导致产出下降显然值得纳入考虑，并将其与工厂仍在原处所带来的侵害权衡孰高孰低。此类规制的目的并非完全消除烟尘污染，毋宁说是厘定产值最大化的最优污染水平。” ［9］222换言之，只要达到产值最大化，污染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传统经济学家一直将“最大化”作为人类行为的动机，他们并不知道，对最大化的选择只是人类某种文化模式的结果。正如弗思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他们在某种情境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选择，大多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受到自己同伴意见的影响，并且被应当怎样做的价值观念所左右。”［11］113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会，由于人们普遍将追求利润作为人类行为的最大目的并相互影响，从而误认为这是整个人类的普适行为，错误的将财富中心论作为整个人类社会追求的根本目的。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发现，对人类行为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不是环境，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人总是文化的塑造物，个体发展的过程就是其所处文化情境塑造的带有鲜明“文化印记”的结果。人类学家看来，人的行为选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12］5。“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12］5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类的行为取向是不同的。弗思指出，来到热带的白人会感受到当地人对经济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人们经常拒绝商人的雇佣不愿到海里去捞珍珠，而要去参加捕鱼的远征，尽管前者的报酬比后者高十倍或二十倍。在所罗门群岛上，以前一个人可以用一先令买三支香烟，但是他们却愿意以值二失令的货物来换三支香烟。在新几内亚等地方，一个土人几个月挣的工钱，为了买礼物送亲戚，或买些廉价的小玩意儿，可以在几天之内全部用完。［11］65
在这些热带地区的人类群落中，人们不仅不算计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交易中主动吃亏。在儿子的婚事或父亲的丧事里尽量花钱。还有最极端的情况，如美洲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在盛大的宴会上为了当众损伤对手的面子，不惜毁坏他自己的最珍贵的财物。这完全是经济行为，其中包含个人对如何使用他的财富作出抉择。但是这一行为并不是在以得到最大的物质满足为经济目标的观念指导下做出的。［11］68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土著民族的经济行为是难以理解，并从而形成了对这些土著民族的偏颇印象：贫困、饥饿、多病和短寿。然而新的生态人类学的调查逐渐颠覆了这种观点。以Lee为首的人类学家考察队对非洲的昆—布须曼人的调查结果，揭示出一个紧靠采集为生的部落文化如何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大部分时间在消遣、社交和娱乐的生活景象。他们的生活特点是“干一两天活，歇一两天工——歇工的时候就在营地中坐看云卷云舒。”［13］27人类学家还统计了一个月时间里昆人猎狩的收获情况：杀死动物18个，提供可吃的食物454磅。这一数量的每日每人平均数是略多于9盎司生肉。可提供大约35克动物蛋白。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美国人日均摄入蛋白质的数量，比第三世界人日均摄入的全部动物蛋白（包括鱼类和鸡蛋）总量的三倍以上。［14］60朵贝布须曼人每人每日能保证2140卡路里食物，然实际上每人每日只需1975卡路里。“一些过剩的食物可能拿去喂狗，这些家狗吃掉了人们的剩饭。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布须曼人有着正常的食物摄入，并没有生活堪忧，处在饥饿的边缘”。 ［13］29
最值得一提的是，昆人极小的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人与自然状态间的平衡。这和物欲横流并且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尖锐的对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和谐均衡状态，昆人根本不知道食物与资源的匮乏概念，“至少我们文明人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昆人无法理解的。食物是永远唾手可得的，而且是可以变换的。我们关于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为糊口而艰难挣扎的图景，面对昆人的现实生活不攻自破了。”［14］60
在人类学家看来，实现丰裕有两条可行的途径。即“要么多生产那些，要么需求少些，欲求便能轻易满足”。 ［13］2而在现代经济的浪潮之下，显然是追求最大化的生产来满足人的需求。然而，人的欲求即使不是无限的，也是巨大的；而生产纵然可以扩大，但毕竟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的茅盾决定了现代生态经济的紧张。
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只不过正如萨林斯所说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构想。“狩猎采集者并未刻意压制自身对物质的‘追求’；他们只是未形成此种欲念。”进一步说，“野蛮人能适彼乐土，幸免一种宗罪恶，全赖上帝保佑；有两宗罪恶之源将许多欧洲人送入炼狱和惩罚，却未染指这广袤的森林——这两个罪恶之薮便是欲望和贪婪……他们都安享简单的生活，没人为了获得财富而将自己出卖给恶灵。”［13］17 如此看来，在现代文明人的追求，似乎是为了财富而将自己出卖给恶灵。而看些看似野蛮的太平洋岛上的居民却过着我们在口头上日夜呼唤的生态和谐的生活。这也同时表明，人的行为选择是受其深层的文化制约的，只要现代社会文化模式不再追求财富与利润之上，生态经济来理论上完全可行的。
三、侗族生态文化模式与生态经济的实践可能
如果说对“利润”的最大化追逐是传统经济学无法摆脱的历史困境的话，那么受侗族文化模式制约的经济观念无疑是值得期盼的福音。民族经济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地位，对于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15］19人是经济实现的载体，经济是由人的行为和表现来推动的，而人的行为又是由其所属的文化体系支配的。
在侗族文化体系中，几乎没有“利润”最大化的概念。贵州黎平平甫侗寨，盛产林木柴禾，但是这里的居民每次出卖时仅售一担，从来没有人整车出售。寨上居民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十分爱护，尤其是对村寨周围的大树奉若神明，不许砍伐。虽然柴禾出售越多，获利越大，人们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保住这里的山林。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一般在糯稻收割完毕之后，每块田都要留下若干稻谷不予收割，有的老人还要将谷芒用火烧掉，以利于飞鸟取食，让飞鸟在饥饿的时候不至于饿死。［16］174这种观念在不惜竭泽而渔的现代经济社会，不啻于一种不可理喻的“愚蠢”行为。
在贵州侗族的锦屏、天柱、剑河等地区地区，林业经济曾经自从明代以来繁荣了数百年。数百年的木材持续输出，并没有像其他地方的木材长期砍伐一样，造成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引发洪灾，而是依然青山绿水。究其原因，即在于侗族文化对于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的制衡。侗族人利用树木的观念与一般木商不同。木商只要卖出好价钱，绝对不会吝啬杀鸡取卵，但侗族居民利用森林里的木材，却讲究节制。每年仅仅砍伐那些按规矩应该砍伐的树木，可以少砍伐，但不许多砍伐。因而，在侗族地区很少对林地“剃光头”。换言之，林学术语“主伐”一词，在侗族居民看来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从来就是“间伐”。这是因为在侗族居民心中，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自然环境生态安全，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一旦“主伐”导致山体滑坡，即使木材买了好价钱，倒下的山体有再多的钱也无法恢复。［16］224
人类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人类长久地生存繁衍，然而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物质发展已经导致了人们对知识终极目标的淡忘［17］70。在现代社会，以满足人类欲望为前提的市场经济目前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它要维持并发展就必须不断鼓励人们更多更快地消费商品，而过量地消费又将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这就不单会遏制市场经济本身，还将危及人类的生存。正是由于近代人长期注重个人欲望的满足所导致的对其自身终极目标的遗忘，忘记了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人类长期生存、繁衍这一伟大目标，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
侗族地区能长期维持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高层次水平，根本原因在于侗族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在侗族文化的传统理念中，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大自然是主，人是客。人类必须仰仗大自然提供的其他生物为食才能得以生存。因而，人们对于生物资源的利用必须有节制，人类首先要控制自己，不能使人的欲望无限制膨胀。
侗族人传统的农耕经济，就是一套高度循环生态经济体系。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经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大型牲畜的饲养，还要喂养各类家禽。侗族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泽生生态系统的缩版。他们种植的是以高杆糯稻为主的水稻。同时，稻田中，还养着鱼，放着鸭，以及螺、蚌、泥鳅、黄蟮等等动物。野生的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也在此生息。据调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一百多种。值得一提的是，稻田中，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寨中的所有侗族乡民都有权获取和分享。由于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食物，另一半可以用作饲料。因而这些生物，不会像在汉族的稻田中那样，作为杂草除去，或是作为害虫清除，而是精心地维护下来，并加以利用。因而，每一块侗族稻田都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园。人在其间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的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18］。
根据罗康隆教授在侗族地区的实地调查统计，一亩稻田仅从稻谷的产量来看，种植杂交水稻产出1200斤，传统糯稻600斤，杂交水稻单位面积稻谷产量的确高于传统的稻、鱼、鸭复合模式的产量。但从总的效益来看，杂交水稻的种植除去化肥农药等收益610元，而侗族传统复合模式加上鱼、鸭等综合收益1456元，是杂交水稻的两倍多，而这还没有计算杂交水稻所用农药、化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19］ 126上述计算是理想的计算，如果按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计算，农民种一亩杂交水稻仅赚75元，效益更为低下。［20］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有效配置尽管很重要，但本身并不是目标。以船为例，尽管有效率地装载货物非常重要，但更好重要的是确保船不要超载。一艘船因超载而沉没，说其有效地装载货物不能带来任何慰藉！哪些人有权利在船上装载货物也很重要，我们不能让头等舱的乘客霸占所有仓库，而经济仓的乘客连放食物和衣服的地方也没有。［21］10 生态经济学家把地球看做一艘船，经济的总物质产出看作是货物。地球之船是否适于航行取决于他的健康、给养状况和设计。人类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没有人能预测航行的天气情况，因此没人知道载重多少才是安全的，但都知道货载太多会使船沉没。
在侗族社会，人们不仅将自然环境当成一只承载人类的大船，而且深知这艘船所能承载的限度。在侗族的很多村寨名前都冠有一个标识性的数字。经常闻见的即有“三百往洞”、“四百曹滴”、“百二贡”、“百三孔”、“四百增冲”、“二百高增”等。这些数字是该村寨或该款区所辖户籍数的标识。清人顾临纯云：“苗地多以户称，如内五千、外五千、二千九，皆以户称也。西山一千三百户，故其地曰一千三。”［22］730除了户数的标识外，在更深层的民族意识里，这些数字同时还表示该地自然环境所能承养的人口总量，是该地容纳人口的极限。在侗族九洞地区，每户只生育一个男孩，女性则不限，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男孩多了，孩子长大后就要把财产分散，由富变穷。而女孩长大要嫁出去，不会影响财产分散。因此只要对户籍数总量控制，则此地自然资源与人口数量就实现了一个基本的平衡，既不会出现人口爆炸，也不会产生资源匮缺。不难看出，这些数字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最原始质朴的人口控制思想，折射出侗人特有的生态意识。 贵州从江占里侗寨常称“七百占里”，“七百”即是指其所容纳的人口总数。据当地人口统计，三百多年前，占里是700多人，直至2006年，人口仍为769人。在占里，人口生态理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的理性行为。在流传的歌谣和俗语中，如“七百占里是只船，多添人丁必打翻”、“种好田地多植树，少生儿女多快活。一株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 “崽多无用，女多无益；崽多要丰田，女多要嫁妆；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两”等等，话语虽然简单，但其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在占里人看来，自然生物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生育一旦超过了自然的极限，必然带来灾难。正是如此，占里在如此弹丸之地却创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五十年人口零增长的历史纪录，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从侗族对自身人口生态控制的事实说明，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要确保环境之“船”不沉没，这种靠民族文化的制衡的结果，尽管不像生态经济学家那样富于理性的学理表达，但是这种精神的契合却无疑是殊途同归。
结束语：文化、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如果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的话，那么各民族文化发展就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的轨道。“他们更大的差异在于整体定位的不同方向。它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追求不同的目的，而且，在一定社会中的目的和手段不能以另外一个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来判断，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不可比拟的。”［12］173如果人类只有一种文化，则其生产、生活方式是无从选择的。全人类如果只能按照同一种模式去生活，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对动物而言，其差别越大，就越不容易发生争斗。对于人类而言，如果人们都执行一种生活方式，都以小麦或稻米为生活资料，这种生产的单一化，消费习俗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的划一化，都必然会引起地球表面生态均势的失衡与破坏，而最终将毁掉人类的基础。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价值系统，影响了人们在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观念，集中反映了对象与人之间的利害、祸福等关系，也反映了人们对事项大小、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判断。［23］57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价值取向皆会不尽相同，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一种文化几乎不承认金钱的价值，而另一种文化则在每一个行为领域中都把这种价值当作最基本的东西。”［12］26而现代文明人所追求的财富，“对不定居者来说，财富很快就不再是个好东西，显然成了拖累”。 ［13］14事实表明，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取向结果，在人类200万年历史，这种文化模式是否是最优的或者最能持续发展的，显然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对侗族而言，由于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经济的理解与建构的差异。他们没有将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概念，因此能够建构一种和谐自主的良好运行的生态经济。不可否认，侗族地区现代化水平较低、物资财富的积累远远不如其他地区，但是物资的“贫困”并不代表精神的“贫困”，反之，现代文明发达的物质的“丰裕”往往却是以精神的“贫困”为代价。更何况，这些“贫困”只是相对于现代文明对财富的没有止境的追求而言的，并非绝对的贫困。在一个不以积累资财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社会，“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24］10侗族地区生态经济文化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人类不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那么依靠自身文化的调适与制衡，完全可是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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