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历史教育，人性化，学生评课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5-0017-04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之上的回旋诗歌”——诗人雪莱如是说。然而本欲悉心品味此中真意的我们却因为不得不驻足于会考的荆棘丛中而迷茫，也无暇享受诗的愉悦。
这是一位高中生对历史课的感慨。看到这段颇具文采的文字，我们会有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一
已是初冬的江南小镇吴江，一场热烈和隆重教学研究学术活动，似乎注定要在中学历史教学界留下一抹亮色。2015年12月，在国内四大历史教学专业期刊的支持下，由浙江省戴加平历史工作室和江苏省唐秦历史工作室联动，在吴江高级中学举办了一场“问史”论坛，笔者有幸成为论坛的旁观者。在唐琴老师的策划下，该论坛的主题聚焦于“历史教育，‘人’不能缺席”。通过观课、评课、研讨、交流，论坛主题直击当下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弊，它必将推动中国的历史教育走向“人性化”。
的确，对于“人”的追寻，既是对史学本色的还原，也是对教学本质的回归。历史教学本应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与历史间超越时空的对话，也是学生与教师间思想方法的交互，还是学生与学生间学习成果的分享。因此，历史课堂中的“人”——包括历史舞台的人，学习主体的人，课堂组织的人不仅不可缺位，更应彼此沟通、相互融通、相得益彰。
在此次“吴江‘问史’论坛”中，江苏老师的公开课以其独特的慧眼，发掘历史上的“人”的心声、情感、观念；借助课堂中的“人”身边的历史元素，将课堂中的“人”与历史上的“人”无痕链接；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雕凿，展现了时代变迁与社会习俗的变化。浙江老师的公开课以其奇特的创意，透过上至蒋介石日记中不同时期“心态”的变化，下至农民、军人、学生的对话、家书的剖析，让课堂中的“人”从心灵深处体察历史上的“人”。在这种“人”与“人”的时空对话中，留下“民族的记忆与历史的启示”。从两节课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的心灵共鸣和震撼。
历史是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故事，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门智慧之学。中学历史教学要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学习，形成作为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和个性发展。而要切实落实上述目标，在历史教学中，必须为学生展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不同角度影响历史发展的历史人物——他们有爱恨情仇，有血有肉；他们千姿百态，各具风采。难怪，一位高中学生在评价自己的历史老师时，会发自内心地流露出这样的感言：
他的课总是很独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照本宣章。分明是宋朝的建立及其制度创设，他却偏要以《水浒传》为导入，悬念陡增。从柴进到“誓书铁券”，引出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重大史实。尽管“武将夺权”的血雨腥风瓢泼而下。他却教会我们学做历史的看客——虽淡定而不失兴致，虽满眼殷红，然心下澄净。无论那段历史曾经沉重抑或华丽，作为后人的我们都应当以之为鉴。……铃声响起，他合起手中的诗卷，拍了拍身上的尘埃，从历史的废墟中缓缓地走出，而我们还沉醉在史诗的天籁中，流连忘返。
我始终认为，历史课要有“灵魂”。对于“灵魂”的追问，需要科学逻辑与情感意向的“合成思考”。它固然需要严谨的逻辑，细密的推敲，但更需要怀着对于历史的崇尚与敬畏之情，充分地加以意想。逻辑推论是思维的骨架，它规定历史想象的范围与限度。历史想象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传达的载体。这种演绎思维使历史过程中的碎片因为认识者的再体验，被联系成为一个有灵感和灵性的整体，从而让我们的历史课带有了一种“人”理性与情感的味道。历史课的品质和格调在于创意——作为创意者的教师要神入“先人”和“后人”的心扉，在倾听历史回声的同时，拨动学生的心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课的“灵魂”，在于对“先人”的揭示和对“后人”的启示。历史老师的关注点在于探寻那些“先人”与“后人”之间的情感触发点，智慧共振点和思想迸发点。
记得前些年，我工作室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讲述《辛亥革命》时，她“以人物为主线，以相互关联的历史故事为载体，以引发学生内心感动的同时，激发其思想的激动和价值的判断”作为设计思路。其中在“革命的酝酿”环节中，她借助“暮鼓晨钟——革命党”；“大义诀别——与妻书”；“山雨欲来——苏报案”等情节，把课堂上的学生带人历史，通过与历史上的对话，产生了一种心灵的感动和思维的冲突。我认为，这节课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她心中有历史的“人”，眼中有课堂的“人”。历史课堂固然需要严谨和规范，但是更需要有活灵活现的“人”在其中，泯灭历史中的人，忽视了课堂中的人，其实也丧失了历史教师独特的自我和心灵的伟岸。有了“人”未必一定就有了深度，但是欲求深度，必须先有“人”。
二
不客气地说，当今的历史教学并没有因为课程改革而完全走出窘境。事实上，在许多学生心目中，历史课程除去考试的功利价值外，几乎成了他们学习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佐料。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缺失。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堪的怪象。
其一，历史的“人”被遮蔽或者被格式化。例如，在某种“先定理论”意志的统摄下，在某种“必然规律”的牵制下，历史中的“人”被矮化为“理论与规律”的仆从。再如，在所谓“宏观叙事”模式的话语体系和“科学概念”逻辑的推论语境中，历史中的“人”被贬斥为“体系与概念”的附庸。又如，在课堂教学中，时而也会有几个“人”的存在——他们是“指点江山”的帝王、“左右社稷”的王侯、“横刀立马”的将帅、“风流伟岸”的文星……可悲的是，当这些“人”在历史的舞台中心不断登台亮相，并一再被“概念化”和“神圣化”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失去了人情、人欲、人格的雕像。更可悲的是，恰恰因为这些如雕像般的“风流人物”独占了历史的舞台，于是，历史上活灵活现、真实丰满的“人”被驱赶了。历史本是人类活动的故事，史学本是人类故事的解释，“人”的缺位与缺失无疑是历史的最大败笔。 2.组织神学院传教士回国传教
英格兰流亡知识分子在海外经营英国神学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天主教传教士回英国传教，因此在学院建立几年后就开始着手组织传教工作。1573年，第一批海外英国神学院培养的传教士到达英国，到1580年已经陆续有70多名神学院传教士有在英国传教的经验。之后由于神学院和耶稣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流亡知识分子和神学院的毕业生加入了耶稣会，导致耶稣会也参与到了向英国传播天主教的队伍中。1580年第一批以罗伯特·帕森斯和埃德蒙·坎皮恩为首的耶稣会来始到英国传教。但是伊丽莎白时期传教士仍以神学院的学生为主，这期间到英国传教的神学院传教士大约有200多名，而耶稣会仅有三四十人。但是这群耶稣会士却最挑动女王的神经，女王视其传教活动为意在推翻其统治的险恶阴谋。
英国当时的国内环境为传教士的行动提供了一些条件，因为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虽然在表面上较为成功顺遂，但是实际上却保留了天主教复兴的土壤。首先，英国贵族、乡绅阶层有很多是保守的天主教徒，相比于普通民众，他们更不畏惧政府的罚款等强制手段。他们收留天主教徒，一方面充当牧师主持天主教仪式，另一方面作为家庭教师教授其儿女天主教教义，如诺福克公爵、北安普顿的沃克斯家族都曾收留和雇佣天主教徒。其次，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对于政府容易控制的主教区、主要城镇而言，由天主教向国教转变的比较成功。但对于偏远地区，或者对于下层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宗教理解本身就比较薄弱，而且很多教堂都尽可能地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保留天主教的元素。
尽管传教士的人数并不多，但是相对于海外的英国神学院，这些到英国本土的神学院传教士和耶稣会士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威胁，进一步导致其天主教政策的严厉化。其中，对于传教士和其受众的惩罚是一体的，1585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
神学院传教士和耶稣会士40天内必须离开英国，否则将以叛国罪论处；任何人若藏匿或帮助他们将被处以死刑。任何人若向神学院提供资助将被没收其财产并处以监禁。
传教士的到来，也使得伊丽莎白对英国国内天主教徒的审查更加严格，1581年的法令规定任何未持有执照的校长将面临每个月10磅的罚款，而且将面临一年的监禁。不参加国教会活动的罚款由原来的每次12便士变为每月10磅，这就迫使普通民众必须要进国教礼拜堂。因此，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一方面使得英国国内的不服从国教者大幅度的上升，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内宗教环境的恐慌，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处境更加艰难。
3.写作、出版天主教作品
海外神学院传教士除了在英国民间传教外，其另一重大任务就是在英国传播天主教的作品。威廉姆·艾伦曾说：书籍先行（Book Open the way），以他为首的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认为在传播天主教方面，传教士的人数是有限的，而书籍是沉默的牧师，书籍能够触及的范围显然更广。实际上，无论是新教的知识分子还是天主教的知识分子，都重视文字宣传对影响人们态度与思想的作用，因此海外天主教徒在这一时期和英国国内的新教徒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以争夺话语权威。
有历史学家统计，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大约有200多部天主教性质的作品在英国传播，而实际上在伊丽莎白时期大致经历了天主教作品出版的三个高峰期。第一个顶点就是在第一批流亡知识分子安顿之后的1565～1567年，这三年间暴风般地出现了近40本小册子，其内容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针对伊丽莎白及其宗教政策论辩性质的文章，回应和攻击伊丽莎白准许出版的新教攻击天主教的作品；另一类是纯思辨类的殉教史、圣徒传记、教义问答等，目的在给天主教的普通信徒以宗教教育，唤起国内民众对天主教徒的信仰。之后，流亡知识分子的创作在1580年随着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迎来了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出版物特点一在于获得了罗马的财政支持，保证了一些重要的天主教作品得以多次出版发行，如罗伯特·帕森斯在1582年写作的《对天主教徒的指导》（Christian Directory），就因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出版了多次，从而提高了其作品在英国及海外的影响力。二是这一时期相比第一阶段产生了新的写作题材，如因耶稣会传教士坎皮恩之死兴起的殉教题材的作品流行起来，而这一类作品有利于在感情上团结神职人员和教徒。三是1580年天主教在英国出现复兴的征兆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论战性的作品明显增多。最后一个高峰期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1599～1603年，在这几年间大约有76部作品诞生，内容多关于当时耶稣会和神学院中的英国人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耶稣会逐渐成为海外英国神学院的管理者，引起了神学院英国人的普遍不满，其中还夹杂着是否应该效忠女王的讨论。
这些作品挑战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至尊地位和政府的权威，阻碍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落实，因此英国政府对禁止天主教作品的出版和传播不遗余力。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出版社多由赋予的天主教徒和耶稣会传教人员所设立和支持，在政府密集的追捕下，很多出版商落网，威廉姆·卡特尔（WilliamCarter）就因印刷格里高利·马丁攻击新教的作品而被主教阿尔莫（John Agmer）关押到伦敦塔，并在1584年被处死。而相比于英国国内严峻的书籍审查环境，欧洲大陆的出版情况要宽松很多，鲁汶大学、安特卫普、欧陆的英国神学院等成为当时翻译和印刷欧洲大陆最新宗教书籍的中心。
三、英格兰天主教流亡知识分子活动的影响
流亡到欧洲大陆的英格兰知识分子这一系列活动对英国天主教的发展和伊丽莎白时期的宗教改革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从英国天主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对这一时期英国天主教的延续和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虽然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宗教政策，但是其初衷是断绝天主教教育的途径，从而等到玛丽女王时期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去世后，天主教教会因后继无人而自然消亡。从1558年到1568年是英国天主教的直线衰落阶段，虽然一些地区和教徒仍保留天主教的信仰，但天主教徒的人数在整体上严重下滑，而随着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建立神学院、训练传教士回国，使得1580年后英国天主教出现复兴的趋势。尽管传教士到来之前，英国教会已经存在分离，也存在不服从国教者，但是普遍认为传教士的到来才使得不服从国教者大量出现。海外天主教徒回国之后通过布道、传播天主教的作品等多种形式影响在英国的天主教徒和犹疑的国教徒，使他们不至于被国教的思想重重包围，而断绝对天主教的信仰。尤其是这些流亡天主教知识分子所创作的小册子在之后的历史中被不断再版流传后世，在教育领域持续发挥作用，成为天主教乡绅培养孩子的重要参考书。而从长远来看，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培育了新的天主教有生力量，对以后天主教在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尝试也起了一定作用，使得英国的宗教形势和政治问题更加复杂。
第二，从宗教改革的角度分析，海外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活动阻碍了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为改革带来了阻力，是国教在宗教教育、宗教传播领域方面的竞争对手，但是无法阻挡新教发展的步伐。
伊丽莎白时期流亡海外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代表了当时流亡国外的不服从国教者，他们是英国乃至当时西欧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敌人，促使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平和基调有所变化。
女王在统治初期，尤其是1570年以前，对于英国国内的天主教是比较宽容的，但随着海外天主教徒的不断发展，让女王意识到天主教徒对英国国家内部稳定的威胁。女王不能直接处理置身海外的天主教徒，但是要割断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和英国的联系，惩罚出现在英国土地上、直接威胁其改革的天主教分子。为了断绝国内天主教徒和海外流亡天主教徒的联系，新教政府从1571年开始就颁布法令限制英国臣民流向海外，规定没有政府授予的执照，任何人不能离开英国，否则将被剥夺所有财产，而那些已经出国的英国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回国和宣誓信奉国教。禁止英国人到海外学习或者参加耶稣会，以相当程度的罚款作为惩罚，1581年还发布公告申明在海外神学院学习的学生在学习错误的思想，并责令其父母及监护人将他们召唤回国，并禁止任何人对海外神学院提供资金支持。1582年进一步规范叛国者的定义，将所有到英国来的传教士，在欧洲大陆英国神学院学习超过四个月的英国学生视为叛国，并将藏匿传教士的世俗天主教徒视为协助叛国。这些措施的不断出台，为的就是防止海外天主教徒对英国国内民众信仰的干扰进一步加深，也侧面说明了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对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大力宣扬新教教义，新教牧师充斥各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还派遣牧师到各个教区进行讲道、教学、工作和出版新教教义。其依靠国家政权，在开展力度和覆盖人群上显然比神学院传教士的活动更有优势，是新教与天主教正面竞争的显著表现。
因此，从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结果来说，新教的地位已经不可扭转，其国教政策起码在表面上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天主教在女王继位伊始还是大多数人的宗教，但到了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天主教已经无法逆转的从主流走向边缘，天主教徒所占人口比重仅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这些人口还主要集中在乡绅贵族之家，此时的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教国家。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5-0017-04
“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之上的回旋诗歌”——诗人雪莱如是说。然而本欲悉心品味此中真意的我们却因为不得不驻足于会考的荆棘丛中而迷茫，也无暇享受诗的愉悦。
这是一位高中生对历史课的感慨。看到这段颇具文采的文字，我们会有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一
已是初冬的江南小镇吴江，一场热烈和隆重教学研究学术活动，似乎注定要在中学历史教学界留下一抹亮色。2015年12月，在国内四大历史教学专业期刊的支持下，由浙江省戴加平历史工作室和江苏省唐秦历史工作室联动，在吴江高级中学举办了一场“问史”论坛，笔者有幸成为论坛的旁观者。在唐琴老师的策划下，该论坛的主题聚焦于“历史教育，‘人’不能缺席”。通过观课、评课、研讨、交流，论坛主题直击当下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弊，它必将推动中国的历史教育走向“人性化”。
的确，对于“人”的追寻，既是对史学本色的还原，也是对教学本质的回归。历史教学本应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与历史间超越时空的对话，也是学生与教师间思想方法的交互，还是学生与学生间学习成果的分享。因此，历史课堂中的“人”——包括历史舞台的人，学习主体的人，课堂组织的人不仅不可缺位，更应彼此沟通、相互融通、相得益彰。
在此次“吴江‘问史’论坛”中，江苏老师的公开课以其独特的慧眼，发掘历史上的“人”的心声、情感、观念；借助课堂中的“人”身边的历史元素，将课堂中的“人”与历史上的“人”无痕链接；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雕凿，展现了时代变迁与社会习俗的变化。浙江老师的公开课以其奇特的创意，透过上至蒋介石日记中不同时期“心态”的变化，下至农民、军人、学生的对话、家书的剖析，让课堂中的“人”从心灵深处体察历史上的“人”。在这种“人”与“人”的时空对话中，留下“民族的记忆与历史的启示”。从两节课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的心灵共鸣和震撼。
历史是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故事，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门智慧之学。中学历史教学要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学习，形成作为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和个性发展。而要切实落实上述目标，在历史教学中，必须为学生展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不同角度影响历史发展的历史人物——他们有爱恨情仇，有血有肉；他们千姿百态，各具风采。难怪，一位高中学生在评价自己的历史老师时，会发自内心地流露出这样的感言：
他的课总是很独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照本宣章。分明是宋朝的建立及其制度创设，他却偏要以《水浒传》为导入，悬念陡增。从柴进到“誓书铁券”，引出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重大史实。尽管“武将夺权”的血雨腥风瓢泼而下。他却教会我们学做历史的看客——虽淡定而不失兴致，虽满眼殷红，然心下澄净。无论那段历史曾经沉重抑或华丽，作为后人的我们都应当以之为鉴。……铃声响起，他合起手中的诗卷，拍了拍身上的尘埃，从历史的废墟中缓缓地走出，而我们还沉醉在史诗的天籁中，流连忘返。
我始终认为，历史课要有“灵魂”。对于“灵魂”的追问，需要科学逻辑与情感意向的“合成思考”。它固然需要严谨的逻辑，细密的推敲，但更需要怀着对于历史的崇尚与敬畏之情，充分地加以意想。逻辑推论是思维的骨架，它规定历史想象的范围与限度。历史想象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传达的载体。这种演绎思维使历史过程中的碎片因为认识者的再体验，被联系成为一个有灵感和灵性的整体，从而让我们的历史课带有了一种“人”理性与情感的味道。历史课的品质和格调在于创意——作为创意者的教师要神入“先人”和“后人”的心扉，在倾听历史回声的同时，拨动学生的心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课的“灵魂”，在于对“先人”的揭示和对“后人”的启示。历史老师的关注点在于探寻那些“先人”与“后人”之间的情感触发点，智慧共振点和思想迸发点。
记得前些年，我工作室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讲述《辛亥革命》时，她“以人物为主线，以相互关联的历史故事为载体，以引发学生内心感动的同时，激发其思想的激动和价值的判断”作为设计思路。其中在“革命的酝酿”环节中，她借助“暮鼓晨钟——革命党”；“大义诀别——与妻书”；“山雨欲来——苏报案”等情节，把课堂上的学生带人历史，通过与历史上的对话，产生了一种心灵的感动和思维的冲突。我认为，这节课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她心中有历史的“人”，眼中有课堂的“人”。历史课堂固然需要严谨和规范，但是更需要有活灵活现的“人”在其中，泯灭历史中的人，忽视了课堂中的人，其实也丧失了历史教师独特的自我和心灵的伟岸。有了“人”未必一定就有了深度，但是欲求深度，必须先有“人”。
二
不客气地说，当今的历史教学并没有因为课程改革而完全走出窘境。事实上，在许多学生心目中，历史课程除去考试的功利价值外，几乎成了他们学习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佐料。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缺失。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堪的怪象。
其一，历史的“人”被遮蔽或者被格式化。例如，在某种“先定理论”意志的统摄下，在某种“必然规律”的牵制下，历史中的“人”被矮化为“理论与规律”的仆从。再如，在所谓“宏观叙事”模式的话语体系和“科学概念”逻辑的推论语境中，历史中的“人”被贬斥为“体系与概念”的附庸。又如，在课堂教学中，时而也会有几个“人”的存在——他们是“指点江山”的帝王、“左右社稷”的王侯、“横刀立马”的将帅、“风流伟岸”的文星……可悲的是，当这些“人”在历史的舞台中心不断登台亮相，并一再被“概念化”和“神圣化”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失去了人情、人欲、人格的雕像。更可悲的是，恰恰因为这些如雕像般的“风流人物”独占了历史的舞台，于是，历史上活灵活现、真实丰满的“人”被驱赶了。历史本是人类活动的故事，史学本是人类故事的解释，“人”的缺位与缺失无疑是历史的最大败笔。 2.组织神学院传教士回国传教
英格兰流亡知识分子在海外经营英国神学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天主教传教士回英国传教，因此在学院建立几年后就开始着手组织传教工作。1573年，第一批海外英国神学院培养的传教士到达英国，到1580年已经陆续有70多名神学院传教士有在英国传教的经验。之后由于神学院和耶稣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流亡知识分子和神学院的毕业生加入了耶稣会，导致耶稣会也参与到了向英国传播天主教的队伍中。1580年第一批以罗伯特·帕森斯和埃德蒙·坎皮恩为首的耶稣会来始到英国传教。但是伊丽莎白时期传教士仍以神学院的学生为主，这期间到英国传教的神学院传教士大约有200多名，而耶稣会仅有三四十人。但是这群耶稣会士却最挑动女王的神经，女王视其传教活动为意在推翻其统治的险恶阴谋。
英国当时的国内环境为传教士的行动提供了一些条件，因为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虽然在表面上较为成功顺遂，但是实际上却保留了天主教复兴的土壤。首先，英国贵族、乡绅阶层有很多是保守的天主教徒，相比于普通民众，他们更不畏惧政府的罚款等强制手段。他们收留天主教徒，一方面充当牧师主持天主教仪式，另一方面作为家庭教师教授其儿女天主教教义，如诺福克公爵、北安普顿的沃克斯家族都曾收留和雇佣天主教徒。其次，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对于政府容易控制的主教区、主要城镇而言，由天主教向国教转变的比较成功。但对于偏远地区，或者对于下层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宗教理解本身就比较薄弱，而且很多教堂都尽可能地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保留天主教的元素。
尽管传教士的人数并不多，但是相对于海外的英国神学院，这些到英国本土的神学院传教士和耶稣会士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威胁，进一步导致其天主教政策的严厉化。其中，对于传教士和其受众的惩罚是一体的，1585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
神学院传教士和耶稣会士40天内必须离开英国，否则将以叛国罪论处；任何人若藏匿或帮助他们将被处以死刑。任何人若向神学院提供资助将被没收其财产并处以监禁。
传教士的到来，也使得伊丽莎白对英国国内天主教徒的审查更加严格，1581年的法令规定任何未持有执照的校长将面临每个月10磅的罚款，而且将面临一年的监禁。不参加国教会活动的罚款由原来的每次12便士变为每月10磅，这就迫使普通民众必须要进国教礼拜堂。因此，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一方面使得英国国内的不服从国教者大幅度的上升，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内宗教环境的恐慌，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处境更加艰难。
3.写作、出版天主教作品
海外神学院传教士除了在英国民间传教外，其另一重大任务就是在英国传播天主教的作品。威廉姆·艾伦曾说：书籍先行（Book Open the way），以他为首的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认为在传播天主教方面，传教士的人数是有限的，而书籍是沉默的牧师，书籍能够触及的范围显然更广。实际上，无论是新教的知识分子还是天主教的知识分子，都重视文字宣传对影响人们态度与思想的作用，因此海外天主教徒在这一时期和英国国内的新教徒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以争夺话语权威。
有历史学家统计，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大约有200多部天主教性质的作品在英国传播，而实际上在伊丽莎白时期大致经历了天主教作品出版的三个高峰期。第一个顶点就是在第一批流亡知识分子安顿之后的1565～1567年，这三年间暴风般地出现了近40本小册子，其内容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针对伊丽莎白及其宗教政策论辩性质的文章，回应和攻击伊丽莎白准许出版的新教攻击天主教的作品；另一类是纯思辨类的殉教史、圣徒传记、教义问答等，目的在给天主教的普通信徒以宗教教育，唤起国内民众对天主教徒的信仰。之后，流亡知识分子的创作在1580年随着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迎来了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出版物特点一在于获得了罗马的财政支持，保证了一些重要的天主教作品得以多次出版发行，如罗伯特·帕森斯在1582年写作的《对天主教徒的指导》（Christian Directory），就因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出版了多次，从而提高了其作品在英国及海外的影响力。二是这一时期相比第一阶段产生了新的写作题材，如因耶稣会传教士坎皮恩之死兴起的殉教题材的作品流行起来，而这一类作品有利于在感情上团结神职人员和教徒。三是1580年天主教在英国出现复兴的征兆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论战性的作品明显增多。最后一个高峰期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1599～1603年，在这几年间大约有76部作品诞生，内容多关于当时耶稣会和神学院中的英国人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耶稣会逐渐成为海外英国神学院的管理者，引起了神学院英国人的普遍不满，其中还夹杂着是否应该效忠女王的讨论。
这些作品挑战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至尊地位和政府的权威，阻碍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落实，因此英国政府对禁止天主教作品的出版和传播不遗余力。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出版社多由赋予的天主教徒和耶稣会传教人员所设立和支持，在政府密集的追捕下，很多出版商落网，威廉姆·卡特尔（WilliamCarter）就因印刷格里高利·马丁攻击新教的作品而被主教阿尔莫（John Agmer）关押到伦敦塔，并在1584年被处死。而相比于英国国内严峻的书籍审查环境，欧洲大陆的出版情况要宽松很多，鲁汶大学、安特卫普、欧陆的英国神学院等成为当时翻译和印刷欧洲大陆最新宗教书籍的中心。
三、英格兰天主教流亡知识分子活动的影响
流亡到欧洲大陆的英格兰知识分子这一系列活动对英国天主教的发展和伊丽莎白时期的宗教改革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从英国天主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对这一时期英国天主教的延续和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虽然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宗教政策，但是其初衷是断绝天主教教育的途径，从而等到玛丽女王时期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去世后，天主教教会因后继无人而自然消亡。从1558年到1568年是英国天主教的直线衰落阶段，虽然一些地区和教徒仍保留天主教的信仰，但天主教徒的人数在整体上严重下滑，而随着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建立神学院、训练传教士回国，使得1580年后英国天主教出现复兴的趋势。尽管传教士到来之前，英国教会已经存在分离，也存在不服从国教者，但是普遍认为传教士的到来才使得不服从国教者大量出现。海外天主教徒回国之后通过布道、传播天主教的作品等多种形式影响在英国的天主教徒和犹疑的国教徒，使他们不至于被国教的思想重重包围，而断绝对天主教的信仰。尤其是这些流亡天主教知识分子所创作的小册子在之后的历史中被不断再版流传后世，在教育领域持续发挥作用，成为天主教乡绅培养孩子的重要参考书。而从长远来看，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培育了新的天主教有生力量，对以后天主教在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尝试也起了一定作用，使得英国的宗教形势和政治问题更加复杂。
第二，从宗教改革的角度分析，海外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活动阻碍了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为改革带来了阻力，是国教在宗教教育、宗教传播领域方面的竞争对手，但是无法阻挡新教发展的步伐。
伊丽莎白时期流亡海外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代表了当时流亡国外的不服从国教者，他们是英国乃至当时西欧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敌人，促使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平和基调有所变化。
女王在统治初期，尤其是1570年以前，对于英国国内的天主教是比较宽容的，但随着海外天主教徒的不断发展，让女王意识到天主教徒对英国国家内部稳定的威胁。女王不能直接处理置身海外的天主教徒，但是要割断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和英国的联系，惩罚出现在英国土地上、直接威胁其改革的天主教分子。为了断绝国内天主教徒和海外流亡天主教徒的联系，新教政府从1571年开始就颁布法令限制英国臣民流向海外，规定没有政府授予的执照，任何人不能离开英国，否则将被剥夺所有财产，而那些已经出国的英国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回国和宣誓信奉国教。禁止英国人到海外学习或者参加耶稣会，以相当程度的罚款作为惩罚，1581年还发布公告申明在海外神学院学习的学生在学习错误的思想，并责令其父母及监护人将他们召唤回国，并禁止任何人对海外神学院提供资金支持。1582年进一步规范叛国者的定义，将所有到英国来的传教士，在欧洲大陆英国神学院学习超过四个月的英国学生视为叛国，并将藏匿传教士的世俗天主教徒视为协助叛国。这些措施的不断出台，为的就是防止海外天主教徒对英国国内民众信仰的干扰进一步加深，也侧面说明了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对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大力宣扬新教教义，新教牧师充斥各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还派遣牧师到各个教区进行讲道、教学、工作和出版新教教义。其依靠国家政权，在开展力度和覆盖人群上显然比神学院传教士的活动更有优势，是新教与天主教正面竞争的显著表现。
因此，从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结果来说，新教的地位已经不可扭转，其国教政策起码在表面上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天主教在女王继位伊始还是大多数人的宗教，但到了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天主教已经无法逆转的从主流走向边缘，天主教徒所占人口比重仅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这些人口还主要集中在乡绅贵族之家，此时的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