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任何涉及“北大”的争议都可能在社会上得到放大式的关注。5月5日，北大官方宣布，要在处于校园中心位置的静园建设新的燕京学堂，建立“具有开创性的”中国学基地，并招收以国际学生为主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消息公布之日，恰逢习近平主席前往北大和师生座谈并发表讲话、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提出期待的次日。
　　但是，这一计划很快在校内和北大校友中引起激烈反对声，并随着在网络和媒体上公开后，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北大校方也组织了多次会议，与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解释校方意图，听取师生意见。
　　截至目前，争议的最新进展是，7月24日下午，北大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综合各方意见，对该项目的建设计划做出了调整：静园一至六院不再用作未来燕京学堂的学生宿舍，而是“作为学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教学科研办公用房”；燕京学堂的学制更改为1至3年，教学语言也不再只强调英文，而是与相关院系合作开设中英文课程。
　　北大校方的最新举动，回应了争议中最紧迫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最核心、最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学”学科到底怎么搞的问题。在北大发布的最新声明中，对学科定位的描述一如既往的模糊，对学科意义的描述还是那么可疑。可以预期，这不会是燕京学堂事件的最终解决，因为还存在着未解之题。

争议焦点

　　在长达两个多月中，燕京学堂受到多层次、多方面的质疑，争议主要集中在选址静园、中国学学科本身及一年制硕士教学等问题上。
　　选址静园由于对身处校园的学生影响最直接，这在北大学生和校友中引起最强烈的反弹。北大校方的原计划是把一至六院改造为宿舍，在静园草坪地下修建教学和办公设施。
　　静园草坪及其周边六院建筑，地处北大核心区域，在北大校园里是班级聚会、各类朗读会（5月4日，习近平主席就在静园听了一会儿学生的诗朗诵）、社团集会的中心，也是校园爱情的主要承载地，其象征意义可与未名湖、博雅塔相比。六院建筑1926年建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未名湖燕园建筑”的一部分。
　　北大用地紧张，有人测算过，如果将这样一片黄金地带割出仅用于100个一年制硕士，意味着每个燕京学堂的学生占用的设施面积将达目前北大学生平均水平的6倍。
　　在争议中一直置身事外、据称是燕京学堂学科召集人的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在海外与学生交流时说，住宿问题本来可以选在别的地方，但选一至六院就是要追求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可以理解项目牵头人的心态，这种效果才能与“高端学术”基地、“未来世界的精英领导者”等相匹配。
　　这也就难怪在这个问题上激起最强烈的反弹了。也正是在这点上，北大校方后退得最彻底，以停建地下设施始，以住宿另选它址终。这会成为对校内学生的最大安抚。
　　影响面更广的争议点是“中国学”学科建设。北大曾以将担任燕京学堂院长的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的答记者问的形式对外称，燕京学堂首创了“中国学”学科，并将围绕“中国学”学科内涵建设为教学、科研、智库三位一体办学机构，这么做的意义包括“服务国家战略”、“增强话语权”、“构建中国学术主体性”、“提升国家软实力”、“试着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自觉地防止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等。
　　这些话语带有强烈的色彩，并以“中国主体性”为装点。可是，“中国学”这一名称从诞生之日就面目模糊，在发源地的西方，它与汉学都和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东方学”（东方主义的另一种译法）关系紧密。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的“中国主体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北大校方并没有说清楚，只是使用了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等空泛的说法。
　　经过若干轮的讨论后，北大在7月25日发布的最新声明中就学科定位和意义这样说，“以中国学为纽带，与海外的汉学、中国研究以及国内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拓展学术研究的本土和国际视野。”由此可见，北大在这个问题上不但没有针对各方质疑加以改进，反而进一步把话挑明了，燕京学堂的中国学不过是要把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根基的汉学和中国学搬到北大来生产而已。这和富士康代工苹果手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以“中国主体性”为表的燕京学堂，里子上不正是“中国主体性”碎了一地吗？
　　这正是燕京学堂未解的大问题，相信争议仍会继续，且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实质性的进展。
　　北大还宣称，燕京学堂将通过设立“讲席教授”的形式打造一支国际一流的“中国学”学术队伍，包括从北大现有人文社科学者中聘请30名，从国外招聘学者20名，邀请国际访问教授20名。而这些师资力量将享受的待遇，远非其他北大教师可比，据称工资要向哈佛教授的水平看齐。
　　北大法学院一位年轻教师对《南风窗》记者说，他上的大课有学生近百人，判作业改卷子都他一个人来，工作繁重，而学校根本不肯拨一点经费给教师配助教，呼吁了多年都没用。但学校却有钱聘那么多“贵族教授”，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只会把理工科和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已经拉开的教师收入差距复制到文科领域来。
　　更被批判者引以为“荒谬”的是，燕京学堂的中国学教育和研究原本要全部用英语进行。想象一下，一个在北大拿到“中国学”硕士学位的西方学生，毕业后可能一个中文大字不识，只会说点谢谢、对不起什么的。
　　一年学制也是个问题。相对于其他普遍三年制的硕士，一年制硕士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在享受大大高于普通学生待遇的情况下，其录取生源来源是怎样的？这都是对这一项目本身的教学质量和教育公平的质疑焦点。
　　以上几个问题，除了燕京学堂的师资招聘和薪酬水平没有进一步说明，北大在教学语言和学制上都针对批评做了调整。
　　早在燕京学堂揭牌仪式两个月前，北大校长王恩哥就对造访北大的米歇尔·奥巴马介绍过燕京学堂项目，并“向米歇尔发出邀请，希望她的两位女儿能有机会加入燕京学堂计划”。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北大官方心中的“精英学生”样板是什么。著名学者，也是北大校友的甘阳教授和刘小枫教授联名发文猛轰燕京学堂项目，其中指责北大搞燕京学堂的目的之一不过是要通过招收“国际权贵子女”“勾兑国际人事关系”。这个激烈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燕京学堂的产生背景

　　在北大这一系列的“创新”行动背后，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对文化上的尴尬位置的焦虑。在强大的西方话语下，中国文化上缺乏发言权，大学教育也在国际上缺乏权威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北大、清华等国内一类大学最近几年的宣传口号。
　　多位从美国一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北大任教的学者向记者感慨中国仍处于被西方解释的地位，认为中国应该与西方争夺话语权。这种意向显然与本届领导人所提的“三个自信”不谋而合。从最近一两年的政策中，也可以看出国内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权的进攻态势。
　　不仅要有理论和道路自信，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还要输出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服务于国家战略”，是北大官方在宣传燕京学堂时常提到的。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统穆拉图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北大读的，如今，中埃关系亲密有加，大量中国公司在埃国从事制造、基建、农业等项目。“通过创办‘燕京学堂’，让更多海外优秀青年来学习中国学，以后多培养点这样的人，不是为国家作贡献吗？”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大新闻发言人蒋朗朗这样表示。这样现实的例子也许让北大主政者看到了“教育影响世界”的可能。
　　5月4日，习近平主席到北大视察时，北大校领导向他提出了北大的发展目标—争取在2018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这说明北大校领导焦虑于北大尚未是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承诺在短短4年内使北大成为“世界一流”，显然需要“大跃进”式的行动。燕京学堂计划无疑符合这种“大跃进”心态的需要，因为表面上看，它“国际化”，“中国学”听起来也有“中国主体性”的味道。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着急了也容易出错，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并不巧合的是，北大的另一个二级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在教育部申请设立一个自创的“国家发展”学科博士点，也是要综合各种学科，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与燕京学堂相比，虽然一个是一年制的硕士，一个是三年制的博士，但两者从精神上，实有诸多相通之处。将国外优秀学生吸收过来培养，增强北大国际影响力，又间接提升国家软实力，听起来似乎是快捷而美好的“服务国家战略”方式。
　　当然，还有另一种思路来解释北大急于办燕京学堂的原因。过去几年，北大已经通过各种招收“总裁”、“政府干部”为主的培训班，使得国内的官商大量获得了“北大”的证书。对国内乃至国际政商“关系”的打造，已经成为这个中国最高文科学府在位者的一大追求。北大因为名气大，做得更多一点而已。
　　大学办班，目前还以面向国内为主，面向国际的还不多，而且与办国内班收取高学费相异，面向国际的各种班还处于大笔花钱获取“政治影响”的阶段。在办国际班方面，清华大学占得了先机，率先推出了“苏世民项目”。这是一个由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个人捐资以及帮忙筹资数亿美元打造的国际项目，面向国际学生开设一年制硕士课程，方向是经济、管理等实用性学科，以英文授课。
　　于是北大设立燕京学堂的举动就被人视为与清华的苏世民项目的“低水平”竞争。苏世民项目之所以平静落地，是因为实用性学科采用一年学制和英文教学比较容易接受。相反，北大选择了所谓“中国学”方向，讲授内容包括中国历史、宗教、考古等多个方面，一年学制和英文教学就难以适应了。当然，北大校方从未承认这种批评的合理性，否认燕京学堂项目与苏世民项目之间有任何关系，但这种否认对平息质疑毫无益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燕京学堂和中国学的问题，绝不仅是北大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的表现。

待解之难

　　从取消在静园草坪下建教学设施，到不再将宿舍设在一至六院，关于燕京学堂的争议，北大校方在民意压力下逐步退让。7月25日，在得知前一天北大官方的让步后，网上关注燕京学堂事件进展的众多北大师生和校友为得到的初步胜利一片欢呼。而一些想得更为深远的人已经提醒，在选址等问题上的进展只是浅层的胜利，关于大学改革、学术研究，乃至中国的文化话语权建构问题上，都仍是尚未破题的重大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大学改革的前夜，行政主导的改革可能带来新的面子工程，中国虽然面临文化发展的紧迫需要，但文化显然并非几年内能取得突破的领域，急功近利的追求，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燕京学堂的最初方案有多大的不成熟，其建立中国话语权的努力和教育全球化的姿态都值得肯定，而北大校方在校内外舆论争议中的妥协态度，也让人看到了更大改善的可能。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学术主体性的问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显然仍将伴随燕京学堂事件拉锯下去。如能在讨论中更为具体理性，则可能对构建真正的中国学术主体性提供有用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