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高发地带

　　其一，工程建设蛋糕。
　　伴随经济建设的热潮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的无序和竞争加剧，近年来该领域处于贿赂犯罪的高发、多发地带，且屡禁不止、大案频出。经统计，在整个样本库的953起有案情显示（上网公开的减刑假释、发回重审等裁定书并不显示案情）的裁判文书中，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案件达282起，约占三成。
　　工程建设因聚合了资金投入和利益回报，且与之有关的管理部门繁多，各个环节都成为有利可图的“蛋糕”。样本显示，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从项目的前期立项、规划审批，到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和发包、工程耗材采购，再到工程的监管和验收、环境评估，及资金管理和最终工程款的支付等，都是孕育利益输送的“温床”。
　　其中，以工程款的审核支付最为普遍，这是工程建设“吃拿卡要”的一道重要关口。28%的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与工程款的结算和审核支付有关，工程承建商在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后才能顺利拿到工程款。
　　在犯罪主体上，这类贿赂犯罪分布广泛，各种手握行政审批和建设管理权的人员都是权力寻租的高风险人群。在此类犯罪的样本中，可发现政府、教育、环保、国土、城管、工商、建设、财税、医药卫生、司法等各领域或各部门人员的身影，同时还有来自基层组织和公司、企业的人员。
　　在涉案金额上，与工程规模相关的受贿数额，多则可达上千万元，少则只有几千元。
　　其二，医药卫生系统。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如飓风过境，医药卫生领域也不例外。仅在今年，持续发酵的葛兰素史克（GSK）中国区商业贿赂系列案，已有部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近期，又传出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因涉嫌受贿被调查而跳楼身亡的消息。
　　醫药卫生领域一直是近年反腐重点。统计样本中，共有57起裁判文书中的66人属于医药卫生系统。
　　医药卫生领域的腐败重灾区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采购，其他的有医院基建工程、门诊承包业务、国家农村改厕项目补助款申报等。该领域的贿赂犯罪在时间上分布并不集中，分散于自2004年至案发前的不同年份。分析这部分裁判文书，其中具体载明受贿事由的文书中有38人涉及在采购中收受贿赂，包括烟台市福山区卫生局原副局长、人民医院院长史春生，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吴泽勇，襄樊市康达医院原院长熊某某等人。
　　这66人中，各类医院、卫生院、保健院的院长、副院长25人，医院设备科、药械科科长6人，药剂科及各科室主任13人。这与医院负责人和科室领导在采购中的权力较大、缺乏透明和监督不无关系。
　　另外，部分人员是来自医药卫生领域的主管部门如卫生局、食药监管局的官员，普通的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不多。比如重庆市永川区卫生局原局长陈某、深圳市卫生局原局长江捍平等。江捍平因收受贿赂200万元、80万港元、2万美元和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受贿事由与工程承揽、人事提拔、帮请托人筹建和经营医院中提供便利等有关。
　　统计还表明，医药卫生系统的受贿犯罪使用重刑率的比例较高，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2人，重刑率约达48%。
　　其三，“土地”腐败。
　　土地和矿产资源因作为稀缺资源本身附着较大的利益，又因管理部门集行政审批权和执法权于一身，容易滋生腐败。
　　由此，2010年8月起，中央纪委、最高检察院、监察部、国土资源部联合部署，对国土资源领域腐败问题进行重点整治，并推进国土系统制度改革。
　　受贿样本中，来自国土系统的官员有36例，另外，在工作上分管国土，或贿赂事项与土地腐败有关的共46例。
　　国土系统的腐败行为比较集中，主要涉及国土资源规划审批和地产项目调整，土地资源管理和利用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划拨、转让等环节，征地拆迁管理领域，采矿和土地事项的审批，土地和矿产资源执法检查中的利益交换。
　　这部分腐败的主体是国土资源管理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样本显示，近半数受贿者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比如新疆和田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顾海军、福建省建瓯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林小雄、湟中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常建生等。
　　涉土地腐败的另一类主体是政府部门分管国土、规划的工作人员和负责征地拆迁的人员，因其在拆迁进度、拆迁协调、补偿安置款的发放、拆迁或改造工程的承揽方面具有“话事权”，因此也成为土地腐败的高发地带。
　　其四，涉农补贴资金。
　　根据统计，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中，有33例裁判文书涉及农业方面，包括农机购置、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国家良种补贴、粪便污水综合治理及龙头企业贷款贴息等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项目申报中的权钱交易，通过帮助农机经销商、农户、养殖户申报财政补贴，收受或者索取“好处费”“感谢费”等。
　　这些被告人集中于农业、农机管理、畜牧兽医系统的国家工作人员，亦有来自财政系统的官员，其中行政级别最高的是正局级官员、余姚市农机局原党组副书记沈国峰。还有嵊州市农机管理总站原副站长徐仁根、淮安市淮阴区农机局原副局长张载成、潜江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某等。
　　样本显示，此类受贿行为多发生在2007年至2013年间，受贿数额多在10万元以下。其背景是，自中共十六大后，中央加大对“三农”的重视。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大对农业和农民的扶持力度，对农民、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2012年，中央财政又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公开报道显示，至201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744.7亿元。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的补贴申报也是惠农补贴申报中的“利益场”。2008年，受生猪价格过低、饲养成本上升的影响，生猪生产出现下滑，当年发改委和农业部出台《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按不同的标准化规模养殖标准给予一定的中央投资补助。其中亦出现了权力行使者与资金需求方的利益交换。例如，南雄市农业局原副局长兼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曾启斌，将不符合申报条件的生猪养殖场和养殖户上报，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110万元，其因受贿、滥用职权数罪并罚获刑六年。 　　其实，为确保农机购置补贴等资金申报的廉洁性，农业部、财政部从2012年也在不断完善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管，如违法违规操作的经销商永久不得参与补贴经销活动等，但因贿赂行为本身的隐蔽性，查处存在一定的难度。

不可忽视的行贿形式

　　对样本的研究表明，购物卡作为行贿的介质，因其便捷、数额不大、不记名而大肆流通，并发展成为购物卡腐败的灰色链条。
　　此前201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曾重拳治理商业预付卡，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规定购买记名商业预付卡和一次性购买1万元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由发卡人进行实名登记，但在实践中，这并未妨碍购物卡的“蔓延”。
　　在有案情显示的953例裁判文书中，受贿财物包括购物卡的有196例，约占到两成。购物卡的出现多与节日假期有关。
　　样本还显示，购物卡在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等地的城市中比较“流行”。购物卡积少也能成多，比如安徽省环境保护局（厅）环境监察局原副局长魏继伯，因受贿获刑11年，其中收受购物卡10.5万元。

被“晒”的人员

　　其一，基层组织人员犯罪。
　　在样本指向的1448个自然人中，基层组织人员贿赂犯罪的比例约占一成，其中仅有几例来自社区居委会，其余大部分是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财务人员、旧村改造和村建房小组负责人为主，村支部书记、副书记是贿赂犯罪的高发人群。
　　在罪名分布上，受贿罪92人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61人次、贪污罪34人次、职务侵占15人次、挪用公款罪3人次，另有敲詐勒索、故意伤害等罪名。在量刑上则以轻刑化为主，约28%的人获缓刑。
　　在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案例中，一人犯数罪的有58人，其中窝案、串案和共同犯罪的情形比较突出，一村之内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委员、村会计共同作案的不在少数。比如，广西平南县安怀镇高荔村有5人构成受贿罪，分别是该村村支部书记傅某，村民委员会委员和村支部委员叶朝锋、郑某和黄某，村计生专干刘某，均因在危房改造补助款的发放过程中，收受村民给予的好处费。
　　这类犯罪的实施时间多集中在2007年之后。自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受惠者和直接实施者，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贪污、受贿的风险因而提高。
　　样本显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受贿行为多与征地拆迁中工程建设的发包承揽、补偿安置款的发放协调、土地征用开发、集体土地出租、山林承包、危房改造和房屋翻建等事项有关。
　　比如，安阳市北关区西漳涧村村委会原主任李银生，利用职务便利将集体所有的俗称“北大荒”的土地以每亩12万元的价格用以租代征的形式卖给陈某，随后陈某将装有130万元的“一箱子钱”送到李的前妻处让其存入银行。另外，李银生还利用其主管村委会财务的便利，让他人以工程款的名义从村委会借款100万元，将其中的50万元给了王某，让后者帮其解决部分村民反映其在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存在的贿选问题。最终，李银生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获刑11年。
　　其二，政法、纪检系统。
　　本文所述的政法系统是宽泛意义上的理解，涵盖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所、看守所和监狱系统的人员。在所取样本中，共53起裁判文书涉及53名政法系统人员。
　　在这些案例中，所涉罪名包括受贿罪53人次，滥用职权罪3人次，贪污罪2人次，玩忽职守、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帮助犯罪分析逃避处罚、徇私枉法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各占1人次。其中行政级别最高者当属广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来自公安系统的人员占据了这部分犯罪的半壁江山，共35人，其中14人来自交通管理部门，包括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中队原正股级科员李念彬、利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原副队长尚玉坤等人。裁判文书显示，他们接受请托的事项主要有驾驶员考试中违规降低标准、出具虚假实车查验记录、在查处车辆改装改型和超限超载等违规车辆时，为请托人提供帮助。
　　其他公安人员的受贿事项则多与违规办理户籍和取保手续，为赌场、KTV等娱乐场所通风报信，以及在案件查处中接受请托说情有关。
　　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原副局长、青岛市公安局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兼纪检员杨玉亭的公开裁判文书显示，其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其受贿与青岛涉黑者聂磊有关。
　　在这些样本中，涉及法院系统的受贿有5例，均具有庭长或院长的职务，且都被认定在案件审理或执行中接受请托提供帮助；涉及检察系统的公诉负责人有2人，都涉及在案件查办中接受请托从轻处理；监狱系统的受贿则有7例，主要是为在押人员捎买带现金等违禁品进入监管场所、违规帮助在押人员评监狱积极分子、减刑等事项；看守所系统有2例，分别是帮助嫌疑人办理取保手续、在看守所对外合作加工业务中牟利。
　　因缺乏监督，近年来纪检监察系统的腐败引起重视。在样本中纪检系统的犯罪共有6例。比如西峡县原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玉斌和湖南省岳阳县原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彭峰，临沂市兰山区某局原纪检组长刘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