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鱼钓》，其情节源自一个真实故事，故事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地点即在作家的家乡江苏武进郑陆。
它发生在黄梅雨季的一个晚上。一条河的南北两岸各有一个渔民在用扳网扳鱼，北岸的人网网落空，南岸的人却扳到不少，扳着了大鱼，就用绳子穿了鱼鳃养在河里，绳子的另一头就系在岸边木棒上。北岸的人十分眼红，等到南岸的人回家吃半夜餐的时候，他便泅到南岸，拣了一条很大的草鱼，从棒上摘下绳子，系在自己的脚踝上泅回南岸去。谁知到了河中心，那草鱼的力量比人还大，左右了局势，结果人反被鱼拖着淹死了。①
高晓声于1980年依据这个真实故事创作了《鱼钓》。他自陈“改写成小说，故事的轮廓几乎没有什么变动”②，“因为既有故事又有人物，所以写起来并不困难。而且，故事的内涵已经够丰富的了，也用不着我再添加什么……”③。但文学叙事就其本质属性而论毕竟有别于事实叙述，高晓声显然深谙小说创作必须表现人物个性，“写出人物的性格或使性格更加鲜明”④;因此，其小说构思移用一位现实生活中“很熟悉的人物”，“他的性格可以用这个故事作为载体得到充分的表演”⑤，并且，为使人物形象生动、丰满，他“加进了一些有特征性的细节和心理描写”⑥。除了人物形象塑造的考量外，小说创作还特意“增加了环境的介绍”⑦。如此看来，《鱼钓》的创作保留了其“本事”的“故事的轮廓”，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环境叙述上破费心力。
推究而论，高晓声对小说创作“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确為得其三昧、把握精准。小说开篇，便着意为人物出场、情节开展而描画环境——
江南的黄梅天。
大雨哗哗下着，像有千针万线，把天地密密实实缝合起来。
世界一片水汪汪。
漆黑的野外，伸手不见五指，空间像狭窄得仅能容身。
这是黄梅雨夜的大场景，显然具有浓郁的江南地域特征，“雨”（“水”）和“黑”构成环境表现的有机关联的两个要素。在这样的环境里，视觉似乎被屏蔽了，只能调动听觉感受一切，于是，“各种水的响声”便成为环境描写的聚焦点：“雨点打在烂泥地里的吧塔声，落在水面上的卜笃声，碰在阔叶树上的撒啦声，以及田水欢腾地经过缺口冲入河里的轰轰声……像一支永远演奏不完的乐曲。”紧接着，江南黄梅雨夜的大场景转入一处丁字河口的小场景——
江水还在倒灌进来，它从一条笔直的小河里奔腾向南，一路泼剌剌打着漩涡，冲进那十多丈宽的大运河里来，气势汹汹，一直撞到运河的南滩;然后大翻一个身，回旋着随大流滚滚东去。
由大场景转入小场景，环境描写的内在逻辑隐伏其间。细辨之，有关丁字河口的小场景描写，实际勾画了一则局部水系：北有“江”（长江），南有“河”（运河），“一条笔直的小河”连通两者，黄梅雨发、江水倒灌，“小河”水由长江“奔腾向南”撞入运河。
查究小说中这处局部水系小场景，原来是有地理“原型”的。高晓声在《我最熟悉的地方》中陈述——
古运河从瓜州过长江南下，经镇江后逶迤东南，百数十里便到常州西门。于此分为两支：主流绕城南奔无锡，称南塘河;支流落北向东，横卧在长江南、沪宁铁路以北一块狭长的平原上，称北塘河。这河床的北岸，每隔几里便有小河直通长江，江里涨潮，潮水便从小河里灌进北塘河，落潮又退走，所以河水终年都是浑浊的。河床的南岸，每隔几里，也总会有沟浜出现，这些沟浜向南岸的平原伸进去，就像挺进的军队碰到了敌人的顽强的阻挡，很少有一往直前的时候，因此河面或狭或宽，或迂回曲折，分流频繁，大沟浜又分出小沟浜，小沟浜再分出小小沟浜……⑧
小说《鱼钓》中的“运河”（“大运河”），即是北塘河，有高晓声自述为证：其散文《昆仲篇》述及《鱼钓》“本事”缘起，称——“有两个人，在北塘河两岸各自架一口扳网扳鱼。”⑨《鱼钓》中的“小河”，则是北塘河北岸“直通长江”的河道之一，且其“原型”应该是——芦蒲江;高晓声曾解说——
北塘河出常州三十里，到郑陆桥，这就是我的家乡了。郑陆桥是一个市镇，一条街沿北塘河筑成，街东梢有条通江的小河，叫芦蒲江。针对芦蒲江口，北塘河南岸有一个大沟浜，叫草塘浜。⑩
其实，高氏解说不够准确，草塘浜实非“针对”芦蒲江，而是略有偏差，其情形可以20世纪80年代“武进县地名图”为证——
上图芦蒲江南接北塘河、北入江阴界通达长江，其与北塘河正合构出丁字河口;即今去郑陆田野考察，也实地印证如此。查阅地方志相关资料，可明了：芦蒲江，又名芦蒲港、芦埠港、芦埠港河（“芦”，在地方志中或作“卢”），最早见于明万历《武进县志》记载：“运河自丁堰分派，北出孝仁乡入纲头河曰丁塘港，纲头河自居泾桥东分派而北入江阴曰利港，自郑陆桥东分派而北入江阴曰卢埠港。”1988年版《武进县志》记载：“芦蒲港：长江——北塘河，境内3.3公里。”北塘河，旧名网头河、顺塘河、北顺塘河，1988年版《武进县志》载：“自常州市关河路北塘桥起，东经石堰沿芙蓉圩东堤至无锡县五龙泾22.5公里。”芦蒲江北接长江、南抵北塘河，构成局部水系;其与北塘河相交，构成丁字河口。临近高晓声家乡的局部水系及丁字河口，既是《鱼钓》“本事”发生地，构成小说叙述的环境布设。
而综上所述，高晓声将黄梅雨夜的大场景和局部水系、丁字河口的小场景，植入小说叙事，江南气候与江南地理融洽为特定的江南情境，彰映出一派江南气色，就此为小说人物出场及情节展开，作了环境布设。
二
《鱼钓》实际上有两个人物，一个在运河北岸、“丁字河口偏旁”，另一个在河对岸，小说主人公是河北岸这位，名叫刘才宝。两人在黑天瞎地的黄梅雨夜做同一件事——用扳网扳鱼。扳网是江南常见的一种渔具，几根竹竿支张开一张渔网，沉入水中，上端系根长竹竿，一头插在泥中，拉竿起网——就是扳鱼。
黄梅雨急，江水倒灌，一部分鱼涌进小河，随流冲入运河;运河里原有的鱼也被激流鼓荡，游到岸边吞食“嫩绿的草叶”。因此，黄梅时节，既有“雨汛”，也有“鱼讯”，扳网扳鱼，遂成一桩江南“渔事”。《鱼钓》故事即从黄梅天扳网扳鱼起始，“雨汛”“鱼讯”和“渔事”，这般江南风物被高晓声整合进小说叙述。 刘才宝今夜“倒了霉了”，几乎网网落空，“一共只扳到一条鳗鱼，一只乌龟”“一个是举世闻名的滑头，一个是尽人皆知的臭货。按照渔人的迷信，这是今夜不会再捉到鱼的先兆。”南岸的扳鱼人却收获颇丰，“兴致很高”，对话间便有了“揶揄”和“奚落的味道”。偏偏刘才宝是这一带声名卓著的“贼王”，“他精于这个行当”，“是这一行的状元”，并且，其本人颇以此自得、自负：“一个人的技能精到状元的程度，如不配以贼心，怎么能发得了财！”他的“贼心”与“贼胆”、欲望与自负，被今夜的“霉运”撩拨着、刺激着;他一向把捕鱼视作竞技，今夜的对手就在对岸，他实在不甘心落处下风，因为他想来认定自己才是“这一行”的“王”——这便是高晓声展示给我们的“贼王心态”。而对这份心态的叙述展示，恰恰呼应着作家的一份创作命意——“写出人物的性格”。
“贼王心态”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心理势能，人物性格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依据，主宰着江南“渔事”的叙述无可避免地由“扳鱼”发展为“偷鱼”。在高晓声的叙述中，“贼王”不仅有“贼心”“贼胆”，并且还有——“贼技”：他先是假戏真做，假装逮到了两条鱼，而后虚晃一枪、调虎离山，佯装回家，以此提示隔岸对手应该“吃半夜餐了”，为使“演技”逼真且增强诱惑力，还一路“动情”唱着一曲“山歌”——
黄梅落雨妹发愁，
情哥捉鱼在外头;
深更半夜不回来，
饿坏肚皮要短寿。
黄梅落雨妹发愁，
情哥捉魚在外头;
深更半夜不回来，
小妹怕他轧姘头。
高晓声后来解说：这“山歌”是他“根据主人公刘才宝的性格创作的，但它同苏南民歌的格调一样，有相同的韵味。”{11}此处，“苏南民歌”被高晓声巧妙转用进小说人物心理表现及江南“渔事”叙述中，氤氲开一抹幽默、俏皮的江南风色。
“贼王”大张旗鼓地离开，又悄而没声地返回，就此引开了对岸扳鱼人——他果真回家“吃半夜餐了”。接下来，小说情节便让渡给“贼王偷鱼”，这是情节高潮，前此所有的叙述，环境描写也好，扳网扳鱼也罢，实不过均是情节铺垫，只为情节高潮到来做着耐心的准备与过渡。
三
那条“大鱼”先是撞进“贼王”的扳网，正在他急急起网时它竟“腾空跃起”、落荒而逃，却一头栽进了南岸的扳网里，成为对手的囊中物。因此，刘才宝认定：“这条鱼本来是我的”“我的鱼竟被他捉得去！”这当然是“贼”的逻辑，不过为自己的偷盗行径拉扯个虚假理由而已！“贼王”泅游过河，熟手熟脚便找着那条“大鱼”，“一接触，就知道是条草鱼”，分量“在十二斤到十三斤之间”，“他随手从木桩上解下绳子，把鱼像牛一样牵在手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实在是熟门熟路的事了。
但他没想到“这个俘虏在水中游窜的力量”竟“还真有点劲道”，并且，“犟得有趣”。而他，既有本领也有个性，“他是捉鱼精、是状元、是贼王”，他的“自负性很强”，他被鱼的劲道和倔强刺激得“兴奋起来”，在水中将绳索打了个“葫芦结”，“把左脚穿进去，让绳子勒紧在脚踝上，腾出双手，便于划水”。这实在是个性与个性的碰撞，强手与强手的搏击，人和鱼便在水里较上了劲，较量开来。“贼王”熟知鱼性：甲鱼凶猛，“得一下子揪住它的颈脖”;鳜鱼浑身是刺，得“一把握牢它的肚皮”;鳗鱼滑溜，“三个指头夹得它脱不了身”;黑鱼，该“用两个指头捏着它的眼睛从水里拎出来”。凡此小说叙述，描述的是鱼性，是“贼王”的“本领”，却无不显示出作家本人熟知鱼性、渔事。参见高晓声某些散文篇什，他将鱼类摹写得声色灵动、煞有个性，比如：“黑鱼生性凶狠，一如长相”{12};老鲤鱼是鱼族中的“阴死鬼”，善于装死，“心思太重，诡计太多”{13};塘鲤鱼俗称“痴孵”，“赖得动”，“被捉住了也无力挣扎，只像小孩子般撒娇”{14};鲫鱼则是“通体白亮健美，一派大家闺秀风度”，犹如“青春长驻的少妇”{15};鳑鲏鱼“每一游动都吃力地扭那又圆又扁身子，极富娘娘腔”{16};“鳜鱼装呆，装到无可超越外，便是装死”，却是“为觅食设下的陷阱”{17};青鱼是“鱼里的将军”，“一副犟牛脾气”，“连撞死都不管”，遂有“投煞青鱼”的“雅号”{18};至于草鱼，与青鱼像是“双胞胎”，“一样长得厚实”，也有“将军般的爆发力”{19}，但“草鱼的性格，就不及青鱼沉稳了”{20}。
即此观之，《鱼钓》尽管只写了一条草鱼，却有作家本人感同身受的鱼性知识作衬底。尽管“贼王”与草鱼的较量不过是纸上铺陈的一则小说叙事，但作家本人却调用了他所拥有的江南渔事的生活经验。高晓声的渔事经验及鱼性知识，无疑得之于数十年江南水乡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实感经验的“泥滋味”和“土气息”，表现出体验性的征象与品质。唯其如此，其有关人与鱼的故事叙来生龙活现，满纸灵性闪跳。
四
《鱼钓》结尾，“贼王”在与草鱼水中较量中渐渐体力不支，落于下风。饶有意趣的是，拼命挣扎后“贼王”“开始昏迷”，“似乎觉得身体发胀得难受”，“迷迷糊糊”中记起——“流转在渔人中的一个老故事”：鳜鱼翻转白肚皮装死，水蛇悄悄游近，将它缠绕;鳜鱼稍作挣扎，水蛇赶忙缠紧;鳜鱼越挣扎，水蛇缠得越紧;鳜鱼最终奋力张开利刺，水蛇便被划成数段——装死的鳜鱼即刻便将水蛇吃个精光。“贼王”想象自己是鳜鱼，求生本能在死亡面前奋张一闪，但他不是鳜鱼，也没有刺，结局便可想而知，无须明说。
民间传说的“老故事”，也被高晓声巧用进人物形象塑造及情节进程中，叙述表意含蓄而意味深长。高氏本人对民间传说向来具有浓厚兴趣，其小说创作常借取民间故事，且某些作品径直从民间传说衍生而来——比如《飞磨》，高晓声自陈其与“乾隆下江南”的传说关联，“故事来源于我们高氏家族的历史”，代代相传——
我听老一辈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还指着那个池塘说：“就在这池塘里，现在还在转，所以不能下河去游泳，游泳的人一碰到那转着的磨子，就撞死了。”说得神乎其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 再如《钱包》：
这个故事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听到的，始终没有忘记。后来凡是朋友们聚在一起轮流讲故事，我就往往讲这个，一直到1980年初，我五十二岁时才写成小说。{22}
尽管小说《鱼钓》的创作距其“本事”发生时间（“七十年代初期”）较为切近，它不是“老故事”，而是一則“新故事”，但它“一下子传播开去，大约有几十万人知道”{23}，故而与流传久长的《飞磨》《钱包》的“本事”一样，具有民间故事的属性，正如高晓声本人所言：“民间故事并不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以是古代的、可以是近代的、现代的，甚至是当代的。”{24}而无论是“老故事”还是“新故事”，民间故事大多具有某种程度的传奇性，“往往很动人，往往很出奇”{25}。正是传奇性，构成民间故事流传的基础，并且，在口口相传的流传过程中，其故事的传奇性会被添加、强化，从而具有“再创作”的性质。观之《鱼钓》“本事”，其传奇性就在于——“人钓鱼”的生活常态在故事中翻转为“鱼钓人”。故事翻转恰是传奇性的生成，“人钓鱼”不过就是故事，“鱼钓人”即成传奇。高晓声创作《鱼钓》，不仅保留了其“本事”的传奇性——这也是小说题名“鱼钓”（而非“钓鱼”）之用意所在，而且，他将人与鱼水中较量作为情节高潮铺陈，将自己的渔事经验娴熟调用于叙事中，从而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因此，我将小说《鱼钓》的创作，视为“鱼钓人”故事的纸面流传，凭借细致、精当而出色的文学叙述，高晓声将“鱼钓人”的一则民间故事，淬炼成一篇飞扬灵动的传奇小说。
这是一篇江南传奇小说。黄梅雨夜和局部水系的场景布设，铺展开江南水乡的情境与气色;苏南民歌（“山歌”）和民间故事的巧妙借用，飘撩出江南水乡的风情与气韵;江南渔事的实感经验融合进小说叙事，酿就江南水乡的日常韵味;而人与鱼之间的故事既是江南生活的寻常内容，也是江南故事的久远话题，但“鱼钓人”于翻转常态中表现出了江南传奇的叙述品格。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11}{21}{22}{23}{24}{25}高晓声：《我的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高晓声研究·评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页、第350页、第353页、351页、第353页、350页、第350页、第349页、第352页、第351页、第352-353页、第350页、第351页。
⑧⑩高晓声：《我最熟悉的地方》，《高晓声研究·生平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页、第362页。
⑨高晓声：《昆仲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2}高晓声：《黑鱼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13}高晓声：《阴死鬼小传》，《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14}高晓声：《痴孵》，《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15}高晓声：《鲫鱼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16}高晓声：《鳑鲏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17}高晓声：《“狼外婆”》，《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18}高晓声：《将军性格》，《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19}{20}高晓声：《昆仲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第196页。
作者简介：
陆克寒，生于1964年。文学评论家，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鱼钓》，其情节源自一个真实故事，故事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地点即在作家的家乡江苏武进郑陆。
它发生在黄梅雨季的一个晚上。一条河的南北两岸各有一个渔民在用扳网扳鱼，北岸的人网网落空，南岸的人却扳到不少，扳着了大鱼，就用绳子穿了鱼鳃养在河里，绳子的另一头就系在岸边木棒上。北岸的人十分眼红，等到南岸的人回家吃半夜餐的时候，他便泅到南岸，拣了一条很大的草鱼，从棒上摘下绳子，系在自己的脚踝上泅回南岸去。谁知到了河中心，那草鱼的力量比人还大，左右了局势，结果人反被鱼拖着淹死了。①
高晓声于1980年依据这个真实故事创作了《鱼钓》。他自陈“改写成小说，故事的轮廓几乎没有什么变动”②，“因为既有故事又有人物，所以写起来并不困难。而且，故事的内涵已经够丰富的了，也用不着我再添加什么……”③。但文学叙事就其本质属性而论毕竟有别于事实叙述，高晓声显然深谙小说创作必须表现人物个性，“写出人物的性格或使性格更加鲜明”④;因此，其小说构思移用一位现实生活中“很熟悉的人物”，“他的性格可以用这个故事作为载体得到充分的表演”⑤，并且，为使人物形象生动、丰满，他“加进了一些有特征性的细节和心理描写”⑥。除了人物形象塑造的考量外，小说创作还特意“增加了环境的介绍”⑦。如此看来，《鱼钓》的创作保留了其“本事”的“故事的轮廓”，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环境叙述上破费心力。
推究而论，高晓声对小说创作“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确為得其三昧、把握精准。小说开篇，便着意为人物出场、情节开展而描画环境——
江南的黄梅天。
大雨哗哗下着，像有千针万线，把天地密密实实缝合起来。
世界一片水汪汪。
漆黑的野外，伸手不见五指，空间像狭窄得仅能容身。
这是黄梅雨夜的大场景，显然具有浓郁的江南地域特征，“雨”（“水”）和“黑”构成环境表现的有机关联的两个要素。在这样的环境里，视觉似乎被屏蔽了，只能调动听觉感受一切，于是，“各种水的响声”便成为环境描写的聚焦点：“雨点打在烂泥地里的吧塔声，落在水面上的卜笃声，碰在阔叶树上的撒啦声，以及田水欢腾地经过缺口冲入河里的轰轰声……像一支永远演奏不完的乐曲。”紧接着，江南黄梅雨夜的大场景转入一处丁字河口的小场景——
江水还在倒灌进来，它从一条笔直的小河里奔腾向南，一路泼剌剌打着漩涡，冲进那十多丈宽的大运河里来，气势汹汹，一直撞到运河的南滩;然后大翻一个身，回旋着随大流滚滚东去。
由大场景转入小场景，环境描写的内在逻辑隐伏其间。细辨之，有关丁字河口的小场景描写，实际勾画了一则局部水系：北有“江”（长江），南有“河”（运河），“一条笔直的小河”连通两者，黄梅雨发、江水倒灌，“小河”水由长江“奔腾向南”撞入运河。
查究小说中这处局部水系小场景，原来是有地理“原型”的。高晓声在《我最熟悉的地方》中陈述——
古运河从瓜州过长江南下，经镇江后逶迤东南，百数十里便到常州西门。于此分为两支：主流绕城南奔无锡，称南塘河;支流落北向东，横卧在长江南、沪宁铁路以北一块狭长的平原上，称北塘河。这河床的北岸，每隔几里便有小河直通长江，江里涨潮，潮水便从小河里灌进北塘河，落潮又退走，所以河水终年都是浑浊的。河床的南岸，每隔几里，也总会有沟浜出现，这些沟浜向南岸的平原伸进去，就像挺进的军队碰到了敌人的顽强的阻挡，很少有一往直前的时候，因此河面或狭或宽，或迂回曲折，分流频繁，大沟浜又分出小沟浜，小沟浜再分出小小沟浜……⑧
小说《鱼钓》中的“运河”（“大运河”），即是北塘河，有高晓声自述为证：其散文《昆仲篇》述及《鱼钓》“本事”缘起，称——“有两个人，在北塘河两岸各自架一口扳网扳鱼。”⑨《鱼钓》中的“小河”，则是北塘河北岸“直通长江”的河道之一，且其“原型”应该是——芦蒲江;高晓声曾解说——
北塘河出常州三十里，到郑陆桥，这就是我的家乡了。郑陆桥是一个市镇，一条街沿北塘河筑成，街东梢有条通江的小河，叫芦蒲江。针对芦蒲江口，北塘河南岸有一个大沟浜，叫草塘浜。⑩
其实，高氏解说不够准确，草塘浜实非“针对”芦蒲江，而是略有偏差，其情形可以20世纪80年代“武进县地名图”为证——
上图芦蒲江南接北塘河、北入江阴界通达长江，其与北塘河正合构出丁字河口;即今去郑陆田野考察，也实地印证如此。查阅地方志相关资料，可明了：芦蒲江，又名芦蒲港、芦埠港、芦埠港河（“芦”，在地方志中或作“卢”），最早见于明万历《武进县志》记载：“运河自丁堰分派，北出孝仁乡入纲头河曰丁塘港，纲头河自居泾桥东分派而北入江阴曰利港，自郑陆桥东分派而北入江阴曰卢埠港。”1988年版《武进县志》记载：“芦蒲港：长江——北塘河，境内3.3公里。”北塘河，旧名网头河、顺塘河、北顺塘河，1988年版《武进县志》载：“自常州市关河路北塘桥起，东经石堰沿芙蓉圩东堤至无锡县五龙泾22.5公里。”芦蒲江北接长江、南抵北塘河，构成局部水系;其与北塘河相交，构成丁字河口。临近高晓声家乡的局部水系及丁字河口，既是《鱼钓》“本事”发生地，构成小说叙述的环境布设。
而综上所述，高晓声将黄梅雨夜的大场景和局部水系、丁字河口的小场景，植入小说叙事，江南气候与江南地理融洽为特定的江南情境，彰映出一派江南气色，就此为小说人物出场及情节展开，作了环境布设。
二
《鱼钓》实际上有两个人物，一个在运河北岸、“丁字河口偏旁”，另一个在河对岸，小说主人公是河北岸这位，名叫刘才宝。两人在黑天瞎地的黄梅雨夜做同一件事——用扳网扳鱼。扳网是江南常见的一种渔具，几根竹竿支张开一张渔网，沉入水中，上端系根长竹竿，一头插在泥中，拉竿起网——就是扳鱼。
黄梅雨急，江水倒灌，一部分鱼涌进小河，随流冲入运河;运河里原有的鱼也被激流鼓荡，游到岸边吞食“嫩绿的草叶”。因此，黄梅时节，既有“雨汛”，也有“鱼讯”，扳网扳鱼，遂成一桩江南“渔事”。《鱼钓》故事即从黄梅天扳网扳鱼起始，“雨汛”“鱼讯”和“渔事”，这般江南风物被高晓声整合进小说叙述。 刘才宝今夜“倒了霉了”，几乎网网落空，“一共只扳到一条鳗鱼，一只乌龟”“一个是举世闻名的滑头，一个是尽人皆知的臭货。按照渔人的迷信，这是今夜不会再捉到鱼的先兆。”南岸的扳鱼人却收获颇丰，“兴致很高”，对话间便有了“揶揄”和“奚落的味道”。偏偏刘才宝是这一带声名卓著的“贼王”，“他精于这个行当”，“是这一行的状元”，并且，其本人颇以此自得、自负：“一个人的技能精到状元的程度，如不配以贼心，怎么能发得了财！”他的“贼心”与“贼胆”、欲望与自负，被今夜的“霉运”撩拨着、刺激着;他一向把捕鱼视作竞技，今夜的对手就在对岸，他实在不甘心落处下风，因为他想来认定自己才是“这一行”的“王”——这便是高晓声展示给我们的“贼王心态”。而对这份心态的叙述展示，恰恰呼应着作家的一份创作命意——“写出人物的性格”。
“贼王心态”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心理势能，人物性格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依据，主宰着江南“渔事”的叙述无可避免地由“扳鱼”发展为“偷鱼”。在高晓声的叙述中，“贼王”不仅有“贼心”“贼胆”，并且还有——“贼技”：他先是假戏真做，假装逮到了两条鱼，而后虚晃一枪、调虎离山，佯装回家，以此提示隔岸对手应该“吃半夜餐了”，为使“演技”逼真且增强诱惑力，还一路“动情”唱着一曲“山歌”——
黄梅落雨妹发愁，
情哥捉鱼在外头;
深更半夜不回来，
饿坏肚皮要短寿。
黄梅落雨妹发愁，
情哥捉魚在外头;
深更半夜不回来，
小妹怕他轧姘头。
高晓声后来解说：这“山歌”是他“根据主人公刘才宝的性格创作的，但它同苏南民歌的格调一样，有相同的韵味。”{11}此处，“苏南民歌”被高晓声巧妙转用进小说人物心理表现及江南“渔事”叙述中，氤氲开一抹幽默、俏皮的江南风色。
“贼王”大张旗鼓地离开，又悄而没声地返回，就此引开了对岸扳鱼人——他果真回家“吃半夜餐了”。接下来，小说情节便让渡给“贼王偷鱼”，这是情节高潮，前此所有的叙述，环境描写也好，扳网扳鱼也罢，实不过均是情节铺垫，只为情节高潮到来做着耐心的准备与过渡。
三
那条“大鱼”先是撞进“贼王”的扳网，正在他急急起网时它竟“腾空跃起”、落荒而逃，却一头栽进了南岸的扳网里，成为对手的囊中物。因此，刘才宝认定：“这条鱼本来是我的”“我的鱼竟被他捉得去！”这当然是“贼”的逻辑，不过为自己的偷盗行径拉扯个虚假理由而已！“贼王”泅游过河，熟手熟脚便找着那条“大鱼”，“一接触，就知道是条草鱼”，分量“在十二斤到十三斤之间”，“他随手从木桩上解下绳子，把鱼像牛一样牵在手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实在是熟门熟路的事了。
但他没想到“这个俘虏在水中游窜的力量”竟“还真有点劲道”，并且，“犟得有趣”。而他，既有本领也有个性，“他是捉鱼精、是状元、是贼王”，他的“自负性很强”，他被鱼的劲道和倔强刺激得“兴奋起来”，在水中将绳索打了个“葫芦结”，“把左脚穿进去，让绳子勒紧在脚踝上，腾出双手，便于划水”。这实在是个性与个性的碰撞，强手与强手的搏击，人和鱼便在水里较上了劲，较量开来。“贼王”熟知鱼性：甲鱼凶猛，“得一下子揪住它的颈脖”;鳜鱼浑身是刺，得“一把握牢它的肚皮”;鳗鱼滑溜，“三个指头夹得它脱不了身”;黑鱼，该“用两个指头捏着它的眼睛从水里拎出来”。凡此小说叙述，描述的是鱼性，是“贼王”的“本领”，却无不显示出作家本人熟知鱼性、渔事。参见高晓声某些散文篇什，他将鱼类摹写得声色灵动、煞有个性，比如：“黑鱼生性凶狠，一如长相”{12};老鲤鱼是鱼族中的“阴死鬼”，善于装死，“心思太重，诡计太多”{13};塘鲤鱼俗称“痴孵”，“赖得动”，“被捉住了也无力挣扎，只像小孩子般撒娇”{14};鲫鱼则是“通体白亮健美，一派大家闺秀风度”，犹如“青春长驻的少妇”{15};鳑鲏鱼“每一游动都吃力地扭那又圆又扁身子，极富娘娘腔”{16};“鳜鱼装呆，装到无可超越外，便是装死”，却是“为觅食设下的陷阱”{17};青鱼是“鱼里的将军”，“一副犟牛脾气”，“连撞死都不管”，遂有“投煞青鱼”的“雅号”{18};至于草鱼，与青鱼像是“双胞胎”，“一样长得厚实”，也有“将军般的爆发力”{19}，但“草鱼的性格，就不及青鱼沉稳了”{20}。
即此观之，《鱼钓》尽管只写了一条草鱼，却有作家本人感同身受的鱼性知识作衬底。尽管“贼王”与草鱼的较量不过是纸上铺陈的一则小说叙事，但作家本人却调用了他所拥有的江南渔事的生活经验。高晓声的渔事经验及鱼性知识，无疑得之于数十年江南水乡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实感经验的“泥滋味”和“土气息”，表现出体验性的征象与品质。唯其如此，其有关人与鱼的故事叙来生龙活现，满纸灵性闪跳。
四
《鱼钓》结尾，“贼王”在与草鱼水中较量中渐渐体力不支，落于下风。饶有意趣的是，拼命挣扎后“贼王”“开始昏迷”，“似乎觉得身体发胀得难受”，“迷迷糊糊”中记起——“流转在渔人中的一个老故事”：鳜鱼翻转白肚皮装死，水蛇悄悄游近，将它缠绕;鳜鱼稍作挣扎，水蛇赶忙缠紧;鳜鱼越挣扎，水蛇缠得越紧;鳜鱼最终奋力张开利刺，水蛇便被划成数段——装死的鳜鱼即刻便将水蛇吃个精光。“贼王”想象自己是鳜鱼，求生本能在死亡面前奋张一闪，但他不是鳜鱼，也没有刺，结局便可想而知，无须明说。
民间传说的“老故事”，也被高晓声巧用进人物形象塑造及情节进程中，叙述表意含蓄而意味深长。高氏本人对民间传说向来具有浓厚兴趣，其小说创作常借取民间故事，且某些作品径直从民间传说衍生而来——比如《飞磨》，高晓声自陈其与“乾隆下江南”的传说关联，“故事来源于我们高氏家族的历史”，代代相传——
我听老一辈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还指着那个池塘说：“就在这池塘里，现在还在转，所以不能下河去游泳，游泳的人一碰到那转着的磨子，就撞死了。”说得神乎其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 再如《钱包》：
这个故事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听到的，始终没有忘记。后来凡是朋友们聚在一起轮流讲故事，我就往往讲这个，一直到1980年初，我五十二岁时才写成小说。{22}
尽管小说《鱼钓》的创作距其“本事”发生时间（“七十年代初期”）较为切近，它不是“老故事”，而是一則“新故事”，但它“一下子传播开去，大约有几十万人知道”{23}，故而与流传久长的《飞磨》《钱包》的“本事”一样，具有民间故事的属性，正如高晓声本人所言：“民间故事并不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以是古代的、可以是近代的、现代的，甚至是当代的。”{24}而无论是“老故事”还是“新故事”，民间故事大多具有某种程度的传奇性，“往往很动人，往往很出奇”{25}。正是传奇性，构成民间故事流传的基础，并且，在口口相传的流传过程中，其故事的传奇性会被添加、强化，从而具有“再创作”的性质。观之《鱼钓》“本事”，其传奇性就在于——“人钓鱼”的生活常态在故事中翻转为“鱼钓人”。故事翻转恰是传奇性的生成，“人钓鱼”不过就是故事，“鱼钓人”即成传奇。高晓声创作《鱼钓》，不仅保留了其“本事”的传奇性——这也是小说题名“鱼钓”（而非“钓鱼”）之用意所在，而且，他将人与鱼水中较量作为情节高潮铺陈，将自己的渔事经验娴熟调用于叙事中，从而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因此，我将小说《鱼钓》的创作，视为“鱼钓人”故事的纸面流传，凭借细致、精当而出色的文学叙述，高晓声将“鱼钓人”的一则民间故事，淬炼成一篇飞扬灵动的传奇小说。
这是一篇江南传奇小说。黄梅雨夜和局部水系的场景布设，铺展开江南水乡的情境与气色;苏南民歌（“山歌”）和民间故事的巧妙借用，飘撩出江南水乡的风情与气韵;江南渔事的实感经验融合进小说叙事，酿就江南水乡的日常韵味;而人与鱼之间的故事既是江南生活的寻常内容，也是江南故事的久远话题，但“鱼钓人”于翻转常态中表现出了江南传奇的叙述品格。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11}{21}{22}{23}{24}{25}高晓声：《我的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高晓声研究·评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页、第350页、第353页、351页、第353页、350页、第350页、第349页、第352页、第351页、第352-353页、第350页、第351页。
⑧⑩高晓声：《我最熟悉的地方》，《高晓声研究·生平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页、第362页。
⑨高晓声：《昆仲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2}高晓声：《黑鱼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13}高晓声：《阴死鬼小传》，《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14}高晓声：《痴孵》，《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15}高晓声：《鲫鱼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16}高晓声：《鳑鲏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17}高晓声：《“狼外婆”》，《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18}高晓声：《将军性格》，《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19}{20}高晓声：《昆仲篇》，《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第196页。
作者简介：
陆克寒，生于1964年。文学评论家，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