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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与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相互融通构成了敦煌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并在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以敦煌文书S.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作为儒释融通的典型文本示例，分析古代敦煌地区流传的《二十四孝》《孝子传》《孝经》等版本在内容、形式和作用等方面同中原地区流传版本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体现出儒家伦理和佛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融汇与贯通。
[关键词]敦煌;人生哲学;《二十四孝》;儒释伦理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4-0054-05
一
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受到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经历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变通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敦煌首当其冲。敦煌人通过手手相传的文书范本，通过直观可见的石窟艺术，借助神圣庄严的宗教仪轨，表达他们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与关照。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也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1}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继承和丰富是儒释伦理融变与合璧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方面。敦煌文书S.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即为儒释融通的典型范本。以下引录全文，以便说明。
〔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
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
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
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
若向二亲能孝顺，便招千佛护行藏。
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梵王。
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
慈乌返哺犹怀感，鸿雁纔飞便着行。
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着彩衣裳。
最难诳惑谩衷恳，不易轻欺对上苍。
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
若能自己除讥谤，免被他人却毁伤。
犬解报恩能碾草，马能知主解垂缰。
休消贿货耽淫欲，莫恼慈亲纵酒狂。
男女病来声喘喘，父娘啼得泪汪汪。
两肩荷负非为重，千遶须弥未可偿，
勤奉昼昏知动静，专看颜色问安康。
吐甘咽苦三年内，在腹怀耽十月强，
试出去遥和梦逐，稍归来晚立门傍。
孝慈必感天宫福，五逆能招地狱殃。
勤苦却须归己分，资财深忌入私房。
须忧阴骘相摩折，莫信妻儿说短长，
自是意情无至孝，却怨庚甲有相妨。
四邻忿怒传扬出，五逆名声远近彰，
若是弟兄争在户，必招邻里闇迁墙。
至亲骨肉须同食，深分交朋尚并粮，
祗对语言宜款曲，领承教示要参详。
诫乖斟酌亏恩义，稍错停腾失纪纲，
切要抚怜于所使，倍须安 向孤孀。
〔姑姨舅氏孤孀子，收向家中赐宠光，
贫阙亲知垂济惠，崎岖道路置桥梁。
佛道若能依此教，号曰慈悲大道场。〕
晨昏早遣儿妻起，酒食先教父母尝，
共住不遥还有别，相看非久即无常。
生前直懒供茶水，没后虚劳酹酒浆，
志意顺从同信佛，美言参问胜烧香。
柔和谏要慈亲会，丑漏名须自己当。
正酷热天须扇枕，遇严凝月要温床。
残年改易如流速，甘旨供承似火忙。
若解在生和水乳，却胜亡后祭猪羊。
争无里巷明宣说，自有神祇闇记将。
共树共枝争判割，同胞同乳忍分张。
如来演说五千卷，孔氏谭论十八章。
莫越言言宣孝顺，无非句句述温良。
孝心号曰真菩萨，孝行名为大道场，
孝行昏衢為日月，孝心苦海作梯航。
孝心永有清凉国，孝行常居悦乐乡。
孝行不殊三月雨，孝心何异百花芳。
孝心广大如云布，孝行分明似日光。
孝行万灾咸可度，孝心千祸总能禳。
孝为一切财中宝，孝是千般善内王。
佛道孝为成佛本，事须行孝向耶娘。
见生称意免轮回，孝养能消一切灾，
能向老亲行孝足，便同终日把经开。
善言要使亲情喜，甘旨何须父母催，
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
文中讲述三层意思：一是宣传孝是成佛积善的根本，列举出目连救母、释迦牟尼孝父、舜主“孝感动天”、王祥“卧冰求鲤”、郭巨“为母埋儿”、老莱“戏采娱亲”、孟宗“哭竹生笋”、 杨香“扇枕温衾”等的孝道行为。二是从个人言行、家庭关系、为人处世，对父母的关爱等方面列举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各种孝行。三是强调孝心与孝行并行，指出孝乃儒释两家共同的伦理准则，须行孝道，便能成佛。我们将文中人物故事所涉及的各类事项列表1如下。
依上表所示，文中各位孝子孝亲的对象大多为母亲，孝行的方式也多为自我牺牲，孝子的范围既有佛祖，又有俗弟子，上至远古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反映出尽孝心、行孝行、报母恩的孝亲行为是不分时间、空间，不分人物、阶层、年龄。众生皆可尽孝心、行孝行。 二
众所周知，“二十四孝”是古代24位孝子故事的集合，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十分多样，不仅是儒家宣扬孝道思想的教化之品，还是佛、道的宣传品，历来被讲唱文学、戏曲作品及各类图画等形式所应用。大泽显浩在《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论孝子形象的建立与发展》中认为，“二十四孝”主要存在三大系统，即《孝行录》系、《二十四孝诗选》系、《日记故事》{2}《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提到的舜、王祥、郭巨、老莱、孟宗、杨香等在“二十四孝”三系统中均出现过，属于“二十四孝”故事系统中的骨干孝子，故事的时间都集中在晋及晋以前。
该《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被认为是现今最早提到“二十四孝”的文献，作者为僧人圆鉴（即云辩）。据S.4472《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卷五二《国朝典故》以及《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等可考，云辩是五代后唐至后周时期著名的俗讲僧人，活跃于洛阳、开封一带。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皇帝诞辰之时，曾应邀赴内殿讲论，直到后晋。云辩除从事俗讲活动外，还参与一些世俗的娱乐活动。后卒于广顺元年（951）。此“二十四孝”故事的编撰应成型于晚唐，至五代宋初时已广泛流传。在敦煌发现的云辩诗文都是从内地传抄过去的。由此可见，云辩所讲《二十四孝》变文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况，其中的孝子故事在唐代类书中的也多有记载。如表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将佛经与《孝经》（孔氏谭论十八章）相提并论，体现出儒家孝道与佛教俗讲的结合。而且“二十四孝”故事中多次展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符合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精神。这些情况表明，在唐宋之际，包括云辩在内从事俗讲活动的僧人，他们接受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同时也迎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和广大群众的心理需求，将佛教经典中可以用来宣扬孝道的内容同本土的历史故事结合起来，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孝子故事融入到俗讲中，大力宣扬孝道伦理观念。对于听众而言，则在这些孝行故事和俗讲文学中渐次接受着佛教思想的熏陶。张国刚先生甚至推测，儒家伦理所大力宣扬的“二十四孝”故事极有可能是佛教徒最早编撰的。实质上，儒家奉行的《孝经》和民间《二十四孝》故事之间是理论与实践、因与果的关系。《孝经》是《二十四孝》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二十四孝》则是《孝经》的具体实践和成功典范。据《后汉书》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就已有《孝经》传入西北地区，并在凉州一带流布。
敦煌文书中现存的S.728、S.1386、S.3993、S.5545、S.5821、S.6177、P.2545、P.2674、P.2715、P.2721、P.3378、P.3382、P.3428、P.3698、P.4775、P.4897等数十件都是抄有《孝经》的写卷（下图为P.3378《孝经》）。同时还有为《孝经》注疏的作品，如P.3274《御注孝经注疏》、S.3824《御注孝经集义并注》、P.3369、P.3830《孝经白文》等。其中，玄宗《御注孝经》参照诸家注解，择善从之，全文虽仅有1700余字，但内容却包括《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纪孝行章》《五刑章》《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谏诤章》《应感章》《事君章》《丧亲章》等，共计十八章。玄宗开元年间御注《孝经》意在将之作为立法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并着重强调“孝”的教化作用，突出孝中所蕴含的“忠”之义;天宝年间再注《孝经》，更多的是着眼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君主的个人品行，力图强化对孝的道德约束和后天教育，这也是儒释道并举措施中大力提倡儒家的重要体现。敦煌文书S.6074《劝孝歌》，S.5739《孝经赞》，P.3943、P.4560《孝顺乐赞》，P.3910《新合孝经皇帝感辞》，P.2633、P.3386、P.3582《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P.2418《失调名·阿娘悲泣》等诗文作品宣扬的都是孝道观念。这些流传至今的俗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在儒释伦理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敦煌人对于家国孝道的关注与重视。
从东汉到隋唐时期，文人士子编写了多种《孝子传》，如东汉刘向《孝子传》、晋陶潜《孝传》、刘宋王韶之《孝子传》、宋躬《孝子传》、隋萧广济《孝子传》、师觉授《孝子传》、虞盤佑《孝子传》等。在敦煌变文中就存有残卷S.389、P.3536、P.3680《孝子传》，三卷皆无标题，文中除记述孝子故事外，文末都以诗作结。如表3所示。
此外，孝子故事中的孝子形象在墓葬“孝子图像”中亦被廣泛采用，如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四川乐山柿子湾1号东汉崖墓，河南洛阳翟泉村北邝山出土的北魏孝昌三年宁惫石室，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等。在甘肃境内发现的数十座宋金时期的墓葬中也有砖雕或彩绘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主要集中在陇西县宋墓、兰州中山林金墓、榆中金墓、临夏金墓以及永登连城、会宁、清水县的白沙电峡、贾川董湾等宋金墓葬中。其中，见于陇西宋墓、清水电峡金墓中的睒子鹿乳奉亲的故事，在山西省壶关南村北宋元祐二年（1087）墓和洛阳北宋崇宁五年（1106）石棺刻线中也出现过。睒子本生故事本为佛教艺术题材的作品，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莫高窟第428窟、麦积山第127窟等北朝或以前的石窟壁画中有较多体现，都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宣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提到的孝子在历代《孝子传》中均可见。如下表4所示。
据统计，敦煌本《孝子传》中有16位孝子被编入后世流传的“二十四孝”，其辑写的26则孝行故事与《日记故事》系“二十四孝”的内容也多有契合。敦煌本《董永变》《舜子变》《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二）》《目连缘起》、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蒙书《古贤集》等中提到的孝子也都不出《孝子传》的范围。他们同甘肃宋金墓葬中所见的孝道人物相符，大部分依据各代史书或孝子传记载，或详或略，可与史籍互证，甚至有些故事是依据当时口头传说而成，与宋金墓葬所表现的情节一致。这说明，这些孝道人物故事在当时的内地和敦煌地区都十分流行，以致于敦煌地区的佛教徒也借此来宣扬儒家的孝悌观。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当时儒释融合的历史现象。 三
任何宗教的传播，既会受到世俗政权所拥有的强制执行力量的制约，又会受到人们的习惯性理解与思维方式的限制，同时还会受到历史传统和权威的约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定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触碰，互有融合。为了生存和发展，佛教一方面努力融合儒家孝道观，迎合中土文化，从缘起、平等、慈悲观念发展出佛教中知恩、报恩的理念，并由报恩而引申出忠孝观念。另一方面佛教高僧與民间信徒用极大的热情翻译佛家经典、撰文反驳儒家的批判，并用壁画、宝卷、俗讲等艺术方式使佛教的孝道观渐次深入民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这是佛教社会化的成功尝试。
综上所述，敦煌地区流传的孝子故事同中原地区的孝子故事同根同源。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中曰：“忠既行，孝既晨，必见高官名谓显。”《目连缘起》中提到“奉劝座下弟子，孝顺学取目连”，“莫学一辈愚人，不报慈亲恩德”等，则是孝道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升华，体现出“移孝作忠”的伦理思想。上述敦煌民众对孝道思想的宣扬和践行，包括以石窟壁画为载体流传下来的孝子孝行、佛教经典以及变文等，都是在吸收儒家孝道故事及佛事活动的孝亲色彩的过程中，体现其时其地佛教对传统孝道思想的主动贴合，而且这种“贴合”不仅反映在归义军政权的上层统治阶级，而且更多地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联。这些孝子故事、佛事活动的本质和涵义是诉诸于民众在心理和文化层面的熏陶和教化，其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更具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孝道资料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兼及敦煌以外的其他地区。
儒家伦理将为父母尽孝视为一切教化的根本，“以孝为教，即为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个人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地释放于社会及他人，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即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而中国化的佛教伦理在儒家孝亲伦理的基础上，不仅倡导子女对现世父母的孝行及劝善，而且视“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将关爱之心、慈悲之行扩展到社会大众，乃至一切无量众生。由此可见，中国化的佛教伦理在保持原有印度佛教的伦理规范之外，充分地吸收和接纳了中国传统世俗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的道德伦常。这种吸收与接纳的过程，是对儒家伦理和佛教伦理二者之间契理契机地融汇与贯通，并加以发展和利用，继而实现中国佛教从“出世”宗教向“入世”宗教的转变，使其内容和形式更加的丰富和具体，实现其普及大众、惠及众生的宗教意旨。就此而言，在所有的宗教（甚至哲学）中，佛教以其思想的开放型与融通性，理论的非独断性或宰制性，使它能与其他宗教对谈沟通，籍以自我改善与自我创新。这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
[注 释]
①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7页。
{2}大泽显浩认为，《孝行录》于元末高丽首见，前二十四章为“二十四孝”，供童蒙或教化用;《二十四孝诗选》编撰者署“元末福建郭居敬”，与《孝行录》存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流传的可能;《日记故事》是明代通俗类书的典范，一般包含“二十四孝”内容，为万历至今最为普遍的系统。
{3}《初学记》中没有提到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但有郭道孝行的记载，从中可见与郭巨相似的孝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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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泛舟.敦煌佛教文学儒化倾向考[J].孔子研究，1991，（3）：85～91.
[关键词]敦煌;人生哲学;《二十四孝》;儒释伦理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4-0054-05
一
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受到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经历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变通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敦煌首当其冲。敦煌人通过手手相传的文书范本，通过直观可见的石窟艺术，借助神圣庄严的宗教仪轨，表达他们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与关照。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也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1}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继承和丰富是儒释伦理融变与合璧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方面。敦煌文书S.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即为儒释融通的典型范本。以下引录全文，以便说明。
〔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
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
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
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
若向二亲能孝顺，便招千佛护行藏。
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梵王。
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
慈乌返哺犹怀感，鸿雁纔飞便着行。
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着彩衣裳。
最难诳惑谩衷恳，不易轻欺对上苍。
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
若能自己除讥谤，免被他人却毁伤。
犬解报恩能碾草，马能知主解垂缰。
休消贿货耽淫欲，莫恼慈亲纵酒狂。
男女病来声喘喘，父娘啼得泪汪汪。
两肩荷负非为重，千遶须弥未可偿，
勤奉昼昏知动静，专看颜色问安康。
吐甘咽苦三年内，在腹怀耽十月强，
试出去遥和梦逐，稍归来晚立门傍。
孝慈必感天宫福，五逆能招地狱殃。
勤苦却须归己分，资财深忌入私房。
须忧阴骘相摩折，莫信妻儿说短长，
自是意情无至孝，却怨庚甲有相妨。
四邻忿怒传扬出，五逆名声远近彰，
若是弟兄争在户，必招邻里闇迁墙。
至亲骨肉须同食，深分交朋尚并粮，
祗对语言宜款曲，领承教示要参详。
诫乖斟酌亏恩义，稍错停腾失纪纲，
切要抚怜于所使，倍须安 向孤孀。
〔姑姨舅氏孤孀子，收向家中赐宠光，
贫阙亲知垂济惠，崎岖道路置桥梁。
佛道若能依此教，号曰慈悲大道场。〕
晨昏早遣儿妻起，酒食先教父母尝，
共住不遥还有别，相看非久即无常。
生前直懒供茶水，没后虚劳酹酒浆，
志意顺从同信佛，美言参问胜烧香。
柔和谏要慈亲会，丑漏名须自己当。
正酷热天须扇枕，遇严凝月要温床。
残年改易如流速，甘旨供承似火忙。
若解在生和水乳，却胜亡后祭猪羊。
争无里巷明宣说，自有神祇闇记将。
共树共枝争判割，同胞同乳忍分张。
如来演说五千卷，孔氏谭论十八章。
莫越言言宣孝顺，无非句句述温良。
孝心号曰真菩萨，孝行名为大道场，
孝行昏衢為日月，孝心苦海作梯航。
孝心永有清凉国，孝行常居悦乐乡。
孝行不殊三月雨，孝心何异百花芳。
孝心广大如云布，孝行分明似日光。
孝行万灾咸可度，孝心千祸总能禳。
孝为一切财中宝，孝是千般善内王。
佛道孝为成佛本，事须行孝向耶娘。
见生称意免轮回，孝养能消一切灾，
能向老亲行孝足，便同终日把经开。
善言要使亲情喜，甘旨何须父母催，
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
文中讲述三层意思：一是宣传孝是成佛积善的根本，列举出目连救母、释迦牟尼孝父、舜主“孝感动天”、王祥“卧冰求鲤”、郭巨“为母埋儿”、老莱“戏采娱亲”、孟宗“哭竹生笋”、 杨香“扇枕温衾”等的孝道行为。二是从个人言行、家庭关系、为人处世，对父母的关爱等方面列举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各种孝行。三是强调孝心与孝行并行，指出孝乃儒释两家共同的伦理准则，须行孝道，便能成佛。我们将文中人物故事所涉及的各类事项列表1如下。
依上表所示，文中各位孝子孝亲的对象大多为母亲，孝行的方式也多为自我牺牲，孝子的范围既有佛祖，又有俗弟子，上至远古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反映出尽孝心、行孝行、报母恩的孝亲行为是不分时间、空间，不分人物、阶层、年龄。众生皆可尽孝心、行孝行。 二
众所周知，“二十四孝”是古代24位孝子故事的集合，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十分多样，不仅是儒家宣扬孝道思想的教化之品，还是佛、道的宣传品，历来被讲唱文学、戏曲作品及各类图画等形式所应用。大泽显浩在《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论孝子形象的建立与发展》中认为，“二十四孝”主要存在三大系统，即《孝行录》系、《二十四孝诗选》系、《日记故事》{2}《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提到的舜、王祥、郭巨、老莱、孟宗、杨香等在“二十四孝”三系统中均出现过，属于“二十四孝”故事系统中的骨干孝子，故事的时间都集中在晋及晋以前。
该《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被认为是现今最早提到“二十四孝”的文献，作者为僧人圆鉴（即云辩）。据S.4472《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卷五二《国朝典故》以及《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等可考，云辩是五代后唐至后周时期著名的俗讲僧人，活跃于洛阳、开封一带。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皇帝诞辰之时，曾应邀赴内殿讲论，直到后晋。云辩除从事俗讲活动外，还参与一些世俗的娱乐活动。后卒于广顺元年（951）。此“二十四孝”故事的编撰应成型于晚唐，至五代宋初时已广泛流传。在敦煌发现的云辩诗文都是从内地传抄过去的。由此可见，云辩所讲《二十四孝》变文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况，其中的孝子故事在唐代类书中的也多有记载。如表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将佛经与《孝经》（孔氏谭论十八章）相提并论，体现出儒家孝道与佛教俗讲的结合。而且“二十四孝”故事中多次展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符合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精神。这些情况表明，在唐宋之际，包括云辩在内从事俗讲活动的僧人，他们接受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同时也迎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和广大群众的心理需求，将佛教经典中可以用来宣扬孝道的内容同本土的历史故事结合起来，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孝子故事融入到俗讲中，大力宣扬孝道伦理观念。对于听众而言，则在这些孝行故事和俗讲文学中渐次接受着佛教思想的熏陶。张国刚先生甚至推测，儒家伦理所大力宣扬的“二十四孝”故事极有可能是佛教徒最早编撰的。实质上，儒家奉行的《孝经》和民间《二十四孝》故事之间是理论与实践、因与果的关系。《孝经》是《二十四孝》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二十四孝》则是《孝经》的具体实践和成功典范。据《后汉书》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就已有《孝经》传入西北地区，并在凉州一带流布。
敦煌文书中现存的S.728、S.1386、S.3993、S.5545、S.5821、S.6177、P.2545、P.2674、P.2715、P.2721、P.3378、P.3382、P.3428、P.3698、P.4775、P.4897等数十件都是抄有《孝经》的写卷（下图为P.3378《孝经》）。同时还有为《孝经》注疏的作品，如P.3274《御注孝经注疏》、S.3824《御注孝经集义并注》、P.3369、P.3830《孝经白文》等。其中，玄宗《御注孝经》参照诸家注解，择善从之，全文虽仅有1700余字，但内容却包括《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纪孝行章》《五刑章》《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谏诤章》《应感章》《事君章》《丧亲章》等，共计十八章。玄宗开元年间御注《孝经》意在将之作为立法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并着重强调“孝”的教化作用，突出孝中所蕴含的“忠”之义;天宝年间再注《孝经》，更多的是着眼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君主的个人品行，力图强化对孝的道德约束和后天教育，这也是儒释道并举措施中大力提倡儒家的重要体现。敦煌文书S.6074《劝孝歌》，S.5739《孝经赞》，P.3943、P.4560《孝顺乐赞》，P.3910《新合孝经皇帝感辞》，P.2633、P.3386、P.3582《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P.2418《失调名·阿娘悲泣》等诗文作品宣扬的都是孝道观念。这些流传至今的俗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在儒释伦理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敦煌人对于家国孝道的关注与重视。
从东汉到隋唐时期，文人士子编写了多种《孝子传》，如东汉刘向《孝子传》、晋陶潜《孝传》、刘宋王韶之《孝子传》、宋躬《孝子传》、隋萧广济《孝子传》、师觉授《孝子传》、虞盤佑《孝子传》等。在敦煌变文中就存有残卷S.389、P.3536、P.3680《孝子传》，三卷皆无标题，文中除记述孝子故事外，文末都以诗作结。如表3所示。
此外，孝子故事中的孝子形象在墓葬“孝子图像”中亦被廣泛采用，如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四川乐山柿子湾1号东汉崖墓，河南洛阳翟泉村北邝山出土的北魏孝昌三年宁惫石室，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等。在甘肃境内发现的数十座宋金时期的墓葬中也有砖雕或彩绘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主要集中在陇西县宋墓、兰州中山林金墓、榆中金墓、临夏金墓以及永登连城、会宁、清水县的白沙电峡、贾川董湾等宋金墓葬中。其中，见于陇西宋墓、清水电峡金墓中的睒子鹿乳奉亲的故事，在山西省壶关南村北宋元祐二年（1087）墓和洛阳北宋崇宁五年（1106）石棺刻线中也出现过。睒子本生故事本为佛教艺术题材的作品，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莫高窟第428窟、麦积山第127窟等北朝或以前的石窟壁画中有较多体现，都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宣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提到的孝子在历代《孝子传》中均可见。如下表4所示。
据统计，敦煌本《孝子传》中有16位孝子被编入后世流传的“二十四孝”，其辑写的26则孝行故事与《日记故事》系“二十四孝”的内容也多有契合。敦煌本《董永变》《舜子变》《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二）》《目连缘起》、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蒙书《古贤集》等中提到的孝子也都不出《孝子传》的范围。他们同甘肃宋金墓葬中所见的孝道人物相符，大部分依据各代史书或孝子传记载，或详或略，可与史籍互证，甚至有些故事是依据当时口头传说而成，与宋金墓葬所表现的情节一致。这说明，这些孝道人物故事在当时的内地和敦煌地区都十分流行，以致于敦煌地区的佛教徒也借此来宣扬儒家的孝悌观。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当时儒释融合的历史现象。 三
任何宗教的传播，既会受到世俗政权所拥有的强制执行力量的制约，又会受到人们的习惯性理解与思维方式的限制，同时还会受到历史传统和权威的约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定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触碰，互有融合。为了生存和发展，佛教一方面努力融合儒家孝道观，迎合中土文化，从缘起、平等、慈悲观念发展出佛教中知恩、报恩的理念，并由报恩而引申出忠孝观念。另一方面佛教高僧與民间信徒用极大的热情翻译佛家经典、撰文反驳儒家的批判，并用壁画、宝卷、俗讲等艺术方式使佛教的孝道观渐次深入民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这是佛教社会化的成功尝试。
综上所述，敦煌地区流传的孝子故事同中原地区的孝子故事同根同源。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中曰：“忠既行，孝既晨，必见高官名谓显。”《目连缘起》中提到“奉劝座下弟子，孝顺学取目连”，“莫学一辈愚人，不报慈亲恩德”等，则是孝道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升华，体现出“移孝作忠”的伦理思想。上述敦煌民众对孝道思想的宣扬和践行，包括以石窟壁画为载体流传下来的孝子孝行、佛教经典以及变文等，都是在吸收儒家孝道故事及佛事活动的孝亲色彩的过程中，体现其时其地佛教对传统孝道思想的主动贴合，而且这种“贴合”不仅反映在归义军政权的上层统治阶级，而且更多地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联。这些孝子故事、佛事活动的本质和涵义是诉诸于民众在心理和文化层面的熏陶和教化，其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更具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孝道资料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兼及敦煌以外的其他地区。
儒家伦理将为父母尽孝视为一切教化的根本，“以孝为教，即为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个人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地释放于社会及他人，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即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而中国化的佛教伦理在儒家孝亲伦理的基础上，不仅倡导子女对现世父母的孝行及劝善，而且视“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将关爱之心、慈悲之行扩展到社会大众，乃至一切无量众生。由此可见，中国化的佛教伦理在保持原有印度佛教的伦理规范之外，充分地吸收和接纳了中国传统世俗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的道德伦常。这种吸收与接纳的过程，是对儒家伦理和佛教伦理二者之间契理契机地融汇与贯通，并加以发展和利用，继而实现中国佛教从“出世”宗教向“入世”宗教的转变，使其内容和形式更加的丰富和具体，实现其普及大众、惠及众生的宗教意旨。就此而言，在所有的宗教（甚至哲学）中，佛教以其思想的开放型与融通性，理论的非独断性或宰制性，使它能与其他宗教对谈沟通，籍以自我改善与自我创新。这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
[注 释]
①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7页。
{2}大泽显浩认为，《孝行录》于元末高丽首见，前二十四章为“二十四孝”，供童蒙或教化用;《二十四孝诗选》编撰者署“元末福建郭居敬”，与《孝行录》存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流传的可能;《日记故事》是明代通俗类书的典范，一般包含“二十四孝”内容，为万历至今最为普遍的系统。
{3}《初学记》中没有提到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但有郭道孝行的记载，从中可见与郭巨相似的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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