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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求美者赴韩整容潮流的兴起，除了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更完美的面容和更妖娆的身段，还有越来越多的求美者深陷维权困境。根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在3月19日召开的发布会通报，2014年中国赴韩国整形的总人数为5.6万人，仅韩国消费者保护院接到的整形手术受害商谈案件就高达4800余件，与5年前相比增加了3倍。
“其中，在韩国因为整形失败而获赔的中国消费者不足30%。这意味着，有超过七成的赴韩求美者在遭遇整形失败后难以获得赔偿。”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会长张斌表示。尽管发生医疗纠纷后，受害者可向韩国医疗组织求助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语言不通、举证困难、签证受限等问题，消费者维权时需要承担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特别是经济成本，维权的花费往往超过其所获得的赔偿数额。受害者中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维权，也有人还在坚持，等待一个合理的救济方案。
不是在维权，就是在去维权的路上
对于很多赴韩整容失败者而言，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维权的路上。“一般遭遇医疗整形失败，有三种维权途径。首先与韩国医院进行协商;其次是向韩国的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提交仲裁申请;第三是向国内或者韩国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赔偿。但这三条维权之路，每一条都可能困难重重。”目前为整形失败者靳魏坤、宓圆圆和陈怡丽三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祝伟、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靖怡告诉《方圆》记者。
理论上最简单的途径是与医院进行协商，一对一地谈赔偿或者修复。但实践中最困难的方法也是与医院进行协商，因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走过这条路，但真正能皆大欢喜的寥寥无几。“韩国医院方面一般是不会承认手术失败的，像靳魏坤、宓圆圆她们都曾去协商，即使从外观上看明显出现歪斜、不对称，对方医院还是坚称她们的手术没有问题。”李靖怡说。
协商不成，救济只能依靠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仲裁和诉讼都是备选项。“韩国设有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该仲裁院以特殊法人的方式成立，具备准司法机构的调解功能和鉴定功能，目的是快速处理医疗事故，为整形失败的求美者提供仲裁帮助，但仲裁必须在韩国进行。申请仲裁的过程并不复杂：第一步由整形失败者提出一个书面的仲裁申请;第二步机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把申请交给医院：第三步医院在14天内予以答复，同意进入仲裁程序，即可开始仲裁。”李靖怡向记者介绍，但韩国的仲裁程序启动有一个限制条件，即需要医院方面同意才行。事实上，连协商都拒绝的医院，在接到仲裁院的法律函件之后，态度往往是嗤之以鼻，然后束之高阁。
“现实的情况是，靳魏坤、宓圆圆等整形失败者已经向仲裁院提交了申请，但不清楚是否由于送达时间等原因，仲裁院和医院目前均无回应。我们只能通过等待的方式看医院答复，因为韩国仲裁和国内仲裁一样，是没强制性的，如果走不通的话就只能靠诉讼。”李靖怡对于仲裁的前途并不看好。
“诉讼可以选择中韩两国提起，根据侵权行为地原则，如果整形失败者的损害后果发生在国内的话，可以在国内起诉。”祝伟表示。尽管在国内起诉的胜算可能比在韩国要大得多，但真正选择国内起诉的人并不多。因为涉外案件的诉讼不仅仅要看判决，还要看执行。在这类诉讼中，受害者即便拿到一个生效的中国裁判，而中韩两国没有相互认可法院判决的双边规定，所以受害者去韩国执行判决的可能性非常低。除非涉事的韩国医院在中国有分支机构，也就是有财产，判决才能执行。对于很多坚持维权的整形失败者而言，去韩国起诉，成为了她们无可奈何的选择。
旅行社和中介的责任更难以认定。旅行社工作人员董琦（化名）告诉记者，游客往往是通过整形旅游团解决签证、住宿和机票问题，并自行前往整形医院，旅行社并不指定，所以手术出了问题也和旅行社无关。更不用说没有签订协议的中介了。
证据成了诉讼路上最大的障碍
中国人赴韩整形失败通过诉讼维权还没有成功的公开案例。
律师是挡在维权者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宓圆圆告诉记者，在韩国打官司首先要找一个有韩国律师执照的律师，还最好是个中国律师，她们去过一些韩国律所的中国代表处，但他们基本接的都是经济领域的案件，对整容诉讼这块领域既没有经验也不愿意做。不过靳魏坤、宓圆圆等人通过中国大使馆推荐，曾找到过合适的律师。但是她们从律师那里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诉讼是个耗费人力、物力、财力都巨大的工程，而且胜算并不高。
“韩国是三审终审，请律师的费用算下来就要5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64万元），还不包括鉴定费，材料费等等其他的费用。”靳魏坤说，这种案子在韩国一般一审就要一两年，如果打完三审，时间可能长达六年。在这期间，靳魏坤需要经常来韩国，甚至长期居住在韩国。
但抛开漫长的时间成本和高昂诉讼费用，证据才是挡在整形失败者诉讼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李靖怡告诉记者，提起医疗诉讼，第一步就是要封存病历，保留原始证据。中国医院对患者病历的强制性要求是必须保留15年，如果销毁或丢失就是医院的责任。但在韩国，只有韩国保健福祉部清单里面罗列的正规医院才会为患者提供病历，而很多中国求美者往往会被黑中介蒙骗，赴韩整形去的都不是正规医院。
许多受害者向记者表示，她们去整形时，医院基本不会提供病历和诊疗记录，如果有求美者坚持要求一份病历，那医生就会非常敷衍地现场写一份韩语的，自己也看不懂。不仅仅是病历，受害者王妮表示，她们整形的医院连最基本的拍摄整容前后对比照片都没有，更别说手术使用的方法、材料，有时候多问几句，对方还会不耐烦地说“给你看你也不懂，我们用的都是好材料”。
还有很多受害者表示，韩国医院不仅不给她们写病历、诊疗记录，连交付手术费的收据都不开。宓圆圆在手术结束后曾強烈要求开收据，医院在几天后就给了她一张银行转账单，而账单上面的交款时间和金额都对不上。受害者李牧也表示，手术前只交了1万元定金，剩下的钱是先打的欠条，等回到国内才通过导游的POS机刷卡，也没有任何收据和证明。并且，有些韩国医院不接受刷卡消费，只接受现金交款。
“其中，在韩国因为整形失败而获赔的中国消费者不足30%。这意味着，有超过七成的赴韩求美者在遭遇整形失败后难以获得赔偿。”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会长张斌表示。尽管发生医疗纠纷后，受害者可向韩国医疗组织求助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语言不通、举证困难、签证受限等问题，消费者维权时需要承担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特别是经济成本，维权的花费往往超过其所获得的赔偿数额。受害者中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维权，也有人还在坚持，等待一个合理的救济方案。
不是在维权，就是在去维权的路上
对于很多赴韩整容失败者而言，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维权的路上。“一般遭遇医疗整形失败，有三种维权途径。首先与韩国医院进行协商;其次是向韩国的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提交仲裁申请;第三是向国内或者韩国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赔偿。但这三条维权之路，每一条都可能困难重重。”目前为整形失败者靳魏坤、宓圆圆和陈怡丽三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祝伟、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靖怡告诉《方圆》记者。
理论上最简单的途径是与医院进行协商，一对一地谈赔偿或者修复。但实践中最困难的方法也是与医院进行协商，因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走过这条路，但真正能皆大欢喜的寥寥无几。“韩国医院方面一般是不会承认手术失败的，像靳魏坤、宓圆圆她们都曾去协商，即使从外观上看明显出现歪斜、不对称，对方医院还是坚称她们的手术没有问题。”李靖怡说。
协商不成，救济只能依靠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仲裁和诉讼都是备选项。“韩国设有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该仲裁院以特殊法人的方式成立，具备准司法机构的调解功能和鉴定功能，目的是快速处理医疗事故，为整形失败的求美者提供仲裁帮助，但仲裁必须在韩国进行。申请仲裁的过程并不复杂：第一步由整形失败者提出一个书面的仲裁申请;第二步机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把申请交给医院：第三步医院在14天内予以答复，同意进入仲裁程序，即可开始仲裁。”李靖怡向记者介绍，但韩国的仲裁程序启动有一个限制条件，即需要医院方面同意才行。事实上，连协商都拒绝的医院，在接到仲裁院的法律函件之后，态度往往是嗤之以鼻，然后束之高阁。
“现实的情况是，靳魏坤、宓圆圆等整形失败者已经向仲裁院提交了申请，但不清楚是否由于送达时间等原因，仲裁院和医院目前均无回应。我们只能通过等待的方式看医院答复，因为韩国仲裁和国内仲裁一样，是没强制性的，如果走不通的话就只能靠诉讼。”李靖怡对于仲裁的前途并不看好。
“诉讼可以选择中韩两国提起，根据侵权行为地原则，如果整形失败者的损害后果发生在国内的话，可以在国内起诉。”祝伟表示。尽管在国内起诉的胜算可能比在韩国要大得多，但真正选择国内起诉的人并不多。因为涉外案件的诉讼不仅仅要看判决，还要看执行。在这类诉讼中，受害者即便拿到一个生效的中国裁判，而中韩两国没有相互认可法院判决的双边规定，所以受害者去韩国执行判决的可能性非常低。除非涉事的韩国医院在中国有分支机构，也就是有财产，判决才能执行。对于很多坚持维权的整形失败者而言，去韩国起诉，成为了她们无可奈何的选择。
旅行社和中介的责任更难以认定。旅行社工作人员董琦（化名）告诉记者，游客往往是通过整形旅游团解决签证、住宿和机票问题，并自行前往整形医院，旅行社并不指定，所以手术出了问题也和旅行社无关。更不用说没有签订协议的中介了。
证据成了诉讼路上最大的障碍
中国人赴韩整形失败通过诉讼维权还没有成功的公开案例。
律师是挡在维权者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宓圆圆告诉记者，在韩国打官司首先要找一个有韩国律师执照的律师，还最好是个中国律师，她们去过一些韩国律所的中国代表处，但他们基本接的都是经济领域的案件，对整容诉讼这块领域既没有经验也不愿意做。不过靳魏坤、宓圆圆等人通过中国大使馆推荐，曾找到过合适的律师。但是她们从律师那里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诉讼是个耗费人力、物力、财力都巨大的工程，而且胜算并不高。
“韩国是三审终审，请律师的费用算下来就要5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64万元），还不包括鉴定费，材料费等等其他的费用。”靳魏坤说，这种案子在韩国一般一审就要一两年，如果打完三审，时间可能长达六年。在这期间，靳魏坤需要经常来韩国，甚至长期居住在韩国。
但抛开漫长的时间成本和高昂诉讼费用，证据才是挡在整形失败者诉讼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李靖怡告诉记者，提起医疗诉讼，第一步就是要封存病历，保留原始证据。中国医院对患者病历的强制性要求是必须保留15年，如果销毁或丢失就是医院的责任。但在韩国，只有韩国保健福祉部清单里面罗列的正规医院才会为患者提供病历，而很多中国求美者往往会被黑中介蒙骗，赴韩整形去的都不是正规医院。
许多受害者向记者表示，她们去整形时，医院基本不会提供病历和诊疗记录，如果有求美者坚持要求一份病历，那医生就会非常敷衍地现场写一份韩语的，自己也看不懂。不仅仅是病历，受害者王妮表示，她们整形的医院连最基本的拍摄整容前后对比照片都没有，更别说手术使用的方法、材料，有时候多问几句，对方还会不耐烦地说“给你看你也不懂，我们用的都是好材料”。
还有很多受害者表示，韩国医院不仅不给她们写病历、诊疗记录，连交付手术费的收据都不开。宓圆圆在手术结束后曾強烈要求开收据，医院在几天后就给了她一张银行转账单，而账单上面的交款时间和金额都对不上。受害者李牧也表示，手术前只交了1万元定金，剩下的钱是先打的欠条，等回到国内才通过导游的POS机刷卡，也没有任何收据和证明。并且，有些韩国医院不接受刷卡消费，只接受现金交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