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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两会”召开时节，相关的教育提案层出不穷；每年中高考季节，对教育考试的质疑屡见不鲜，似乎人人都成了教育专家，从各自的立场与角度激扬文字、指点教育，教育几乎成了社会转型期人们发泄不满的主要对象之一。但细究起来却有诸多矛盾困扰着基础教育工作者，主要有以下几对矛盾，它们相互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与对国家负责的教育之间的矛盾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从唯GDP政绩考核转化为绿色GDP政绩考核。从软的方面要求转变观念，即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发展再到又好又快发展；从硬的方面提出了节能减排、生态环境监测的约束性硬指标。与此相对应，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战略，也已经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从软的方面要求转变观念，即从追求高分到高分高能再到高能高分；从硬的方面提出了开足开齐课程，严格校历、课时、作业量的约束性减负指标，从而保证了办人民满意教育与对国家负责教育之间的一致性。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人民满意教育实质上就是家长对教育的满意程度，然绝大多数家长则总是以自己孩子在重要考试中所取得的分数来决定自己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使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无形中蜕变为只重眼前利益的高升学率的基础教育（类似的还有高就业率的高等教育）。而着眼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复兴所亟须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则往往因无法立竿见影，却让位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应试技巧的强化训练。这种以每个具体家长眼前的满意取代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是相当短视的，但同时又是很讨巧的，它既占据民主与民生的道德高地，又充分体现为官一任的政绩与形象。
二、学校安全高压红线与学生实践活动必要风险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世上绝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有的是不等概率的事。只要开车上路，就会有发生车祸的可能；只要开展活动，就会有发生伤害的可能。然而，当独生子女成了中国社会主流家庭结构之后，任何一个孩子都负载着整个家庭的所有希望，因此，孩子在校活动期间的任何伤害无疑都难逃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而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往往又从社会维稳的角度，无论学校有无过错，都必须承担几乎是无限的责任，而且要求学校要尽快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并实行一票否决式的问责制。这种相对简单的处理办法迫使学校、教师出于自保，只要存在一点安全隐患，就要取消所有能取消的学生课外活动，甚至取消了许多正常体育课的活动项目。这样的结果，只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捧在手心里的“玻璃人”。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还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三、学生素养的内隐性与纸笔测试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
素质教育中所谓的素质，指的应该是素养，它是知识、技能、能力、思想观念等的综合体，外显的是知识与技能，内隐的是能力与思想观念。纸笔测试能间接地对学生的能力素养的内隐部分作一定程度的推测，但它总是存在着真实性与功能性缺陷。斯腾伯格三元智力理论揭示了成功智力是分析思维、创造智力思维和实践智力思维的统一。而我们所标榜的能力立意的高考究竟能考些什么，以前无外乎都是知识立意的东西，现在更多的是分析思维等心智技能的东西，至多是以模拟情境或真实情境问题考查有关操作技能、实践能力的书面认知，距离成功智力的考核无疑有很大差距。总之，我们是以纸笔测试情境所需的分析智力作为人才选拔的最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从而窄化了学生的分析能力，也不需要学生的实践智慧与创造精神。
四、素养取向的素质教育与分分计较的招生录取之间的矛盾
由于存在着学生素养的内隐性与纸笔测试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再将纸笔测试所得的卷面分数神圣化，以此作为中招高招录取的最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那么必然激化了素养取向的素质教育与分分计较的招生录取之间的矛盾。人性的弱点就是功利性，天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虽然我们极力倡导素质教育，淡化分数，但我们的中招高招制度还是唯分数论英雄，甚至将分数推到极致。实行所谓的平行志愿，分分计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看似做到了最公平最公正，成为教育及纪检部门政绩亮点，实则是最表面最肤浅的公平，背离公正的本质，客观上是对素质教育这一国策的瓦解与解构。而且，目前许多高校的自主招生也依然在走分分计较的老路，这又该如何不让学校师生不高唱“分分是我们的命根”这千古咏叹调？正如前所述，由于教育测量技术与命题技术所限，再加上目前以题量、速度考量，以采分点计分的评卷现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捅破大家心照不宣的一层窗户纸，即经过不断地有针对性的题海战术的机械强化训练是能够有效应对中高考，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录取制度。但是，令我们感慨不已的是，在全社会呼唤素质教育，呼唤多元录取的今天，由于对社会诚信缺乏信心，实质上叶公好龙者居多，当真要进行多元录取的时候，却总被赋予太多想象的空间，逃脱不了暗箱操作、上下其手的质疑，从而固化了考试分数神一般的地位，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基于分数的一元录取取代基于诚信的多元录取。这究竟是该怨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教育呢？
五、激烈的社会竞争与口是心非的减负之间的矛盾
曾几何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困境，促使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经过几轮的高校升格、合并与扩招，现在许多省份高招名义录取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要你愿意，高职高专任你进。按理说高考竞争不应该像以往那么激烈，但是事与愿违，高考竞争非但没有缓解，似乎更变本加厉，让当初高校扩招政策寄望者都大跌眼镜。毫无疑问，现实的逻辑是社会的竞争与评价不变，教育教学变了，那是找死；社会的竞争与评价变了，教育教学不变，那是等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始终是中国家长们的梦想，当社会上招聘员工要求不断提高，好岗位非“985”“211”不可时，你叫家长们怎么减负？当社会舆论甚至政府官员仍然热衷于北大清华上线人数、一本上线率的时候，你叫校长、教师们怎么减负？即使减负了，那也一定是形式上的，很有可能出现课内减了课外补、学校减了家里补，对弱势群体可能产生更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实中的教育注定只能是中庸的事业，它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需要有理性辩证的视角。现阶段，从教育抉择的战略取向来看，我们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以家长满意为目标。考高分，上好校为标准，这既是家长满意的保证，也是学校更是政府的政绩，大家皆大欢喜。可量化可比较，简单易行，但固化了传统教育习性，难以突破应试教育的樊篱。第二种选择，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能够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各类人才为标准，因此，更多关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关注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但因其滞后特性而难以量化与比较，靠的是人的良知与觉悟，而这往往又靠不住，会使想少付出、多享受的人找到偷懒的借口与机会，最终很有可能导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窘境。第三种选择，是走包容性的中庸之道。即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关注分数，但特别要关注分数的进步指数，同时还要关注分数背后所付出的成本，即分数效益。从实证角度看，关键在于保证考分竞争的公平性，即保证学校开齐开足开好所有课程、规范学校校历学时作业量，有效监控学校办学行为，鼓励网络举报、微博实报，加大问责力度，牢固树立“以减负高效为荣，以死抓滥教为耻”的社会舆论。当然，第一种和第二种选择因其现实性与理想性总是很有市场，尤其是第二种更占据了素质教育的道德高地，但忽视了其匹配条件的满足与渐进，而第三种选择才是现实的选择。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守住底线，引导舆论，因为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是教育的毒药。教育的本质不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包容渐进的生长。
（责任编辑：朱蕴茝）
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与对国家负责的教育之间的矛盾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从唯GDP政绩考核转化为绿色GDP政绩考核。从软的方面要求转变观念，即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发展再到又好又快发展；从硬的方面提出了节能减排、生态环境监测的约束性硬指标。与此相对应，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战略，也已经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从软的方面要求转变观念，即从追求高分到高分高能再到高能高分；从硬的方面提出了开足开齐课程，严格校历、课时、作业量的约束性减负指标，从而保证了办人民满意教育与对国家负责教育之间的一致性。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人民满意教育实质上就是家长对教育的满意程度，然绝大多数家长则总是以自己孩子在重要考试中所取得的分数来决定自己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使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无形中蜕变为只重眼前利益的高升学率的基础教育（类似的还有高就业率的高等教育）。而着眼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复兴所亟须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则往往因无法立竿见影，却让位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应试技巧的强化训练。这种以每个具体家长眼前的满意取代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是相当短视的，但同时又是很讨巧的，它既占据民主与民生的道德高地，又充分体现为官一任的政绩与形象。
二、学校安全高压红线与学生实践活动必要风险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世上绝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有的是不等概率的事。只要开车上路，就会有发生车祸的可能；只要开展活动，就会有发生伤害的可能。然而，当独生子女成了中国社会主流家庭结构之后，任何一个孩子都负载着整个家庭的所有希望，因此，孩子在校活动期间的任何伤害无疑都难逃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而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往往又从社会维稳的角度，无论学校有无过错，都必须承担几乎是无限的责任，而且要求学校要尽快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并实行一票否决式的问责制。这种相对简单的处理办法迫使学校、教师出于自保，只要存在一点安全隐患，就要取消所有能取消的学生课外活动，甚至取消了许多正常体育课的活动项目。这样的结果，只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捧在手心里的“玻璃人”。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还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三、学生素养的内隐性与纸笔测试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
素质教育中所谓的素质，指的应该是素养，它是知识、技能、能力、思想观念等的综合体，外显的是知识与技能，内隐的是能力与思想观念。纸笔测试能间接地对学生的能力素养的内隐部分作一定程度的推测，但它总是存在着真实性与功能性缺陷。斯腾伯格三元智力理论揭示了成功智力是分析思维、创造智力思维和实践智力思维的统一。而我们所标榜的能力立意的高考究竟能考些什么，以前无外乎都是知识立意的东西，现在更多的是分析思维等心智技能的东西，至多是以模拟情境或真实情境问题考查有关操作技能、实践能力的书面认知，距离成功智力的考核无疑有很大差距。总之，我们是以纸笔测试情境所需的分析智力作为人才选拔的最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从而窄化了学生的分析能力，也不需要学生的实践智慧与创造精神。
四、素养取向的素质教育与分分计较的招生录取之间的矛盾
由于存在着学生素养的内隐性与纸笔测试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再将纸笔测试所得的卷面分数神圣化，以此作为中招高招录取的最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那么必然激化了素养取向的素质教育与分分计较的招生录取之间的矛盾。人性的弱点就是功利性，天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虽然我们极力倡导素质教育，淡化分数，但我们的中招高招制度还是唯分数论英雄，甚至将分数推到极致。实行所谓的平行志愿，分分计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看似做到了最公平最公正，成为教育及纪检部门政绩亮点，实则是最表面最肤浅的公平，背离公正的本质，客观上是对素质教育这一国策的瓦解与解构。而且，目前许多高校的自主招生也依然在走分分计较的老路，这又该如何不让学校师生不高唱“分分是我们的命根”这千古咏叹调？正如前所述，由于教育测量技术与命题技术所限，再加上目前以题量、速度考量，以采分点计分的评卷现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捅破大家心照不宣的一层窗户纸，即经过不断地有针对性的题海战术的机械强化训练是能够有效应对中高考，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录取制度。但是，令我们感慨不已的是，在全社会呼唤素质教育，呼唤多元录取的今天，由于对社会诚信缺乏信心，实质上叶公好龙者居多，当真要进行多元录取的时候，却总被赋予太多想象的空间，逃脱不了暗箱操作、上下其手的质疑，从而固化了考试分数神一般的地位，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基于分数的一元录取取代基于诚信的多元录取。这究竟是该怨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教育呢？
五、激烈的社会竞争与口是心非的减负之间的矛盾
曾几何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困境，促使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经过几轮的高校升格、合并与扩招，现在许多省份高招名义录取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要你愿意，高职高专任你进。按理说高考竞争不应该像以往那么激烈，但是事与愿违，高考竞争非但没有缓解，似乎更变本加厉，让当初高校扩招政策寄望者都大跌眼镜。毫无疑问，现实的逻辑是社会的竞争与评价不变，教育教学变了，那是找死；社会的竞争与评价变了，教育教学不变，那是等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始终是中国家长们的梦想，当社会上招聘员工要求不断提高，好岗位非“985”“211”不可时，你叫家长们怎么减负？当社会舆论甚至政府官员仍然热衷于北大清华上线人数、一本上线率的时候，你叫校长、教师们怎么减负？即使减负了，那也一定是形式上的，很有可能出现课内减了课外补、学校减了家里补，对弱势群体可能产生更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实中的教育注定只能是中庸的事业，它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需要有理性辩证的视角。现阶段，从教育抉择的战略取向来看，我们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以家长满意为目标。考高分，上好校为标准，这既是家长满意的保证，也是学校更是政府的政绩，大家皆大欢喜。可量化可比较，简单易行，但固化了传统教育习性，难以突破应试教育的樊篱。第二种选择，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能够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各类人才为标准，因此，更多关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关注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但因其滞后特性而难以量化与比较，靠的是人的良知与觉悟，而这往往又靠不住，会使想少付出、多享受的人找到偷懒的借口与机会，最终很有可能导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窘境。第三种选择，是走包容性的中庸之道。即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关注分数，但特别要关注分数的进步指数，同时还要关注分数背后所付出的成本，即分数效益。从实证角度看，关键在于保证考分竞争的公平性，即保证学校开齐开足开好所有课程、规范学校校历学时作业量，有效监控学校办学行为，鼓励网络举报、微博实报，加大问责力度，牢固树立“以减负高效为荣，以死抓滥教为耻”的社会舆论。当然，第一种和第二种选择因其现实性与理想性总是很有市场，尤其是第二种更占据了素质教育的道德高地，但忽视了其匹配条件的满足与渐进，而第三种选择才是现实的选择。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守住底线，引导舆论，因为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是教育的毒药。教育的本质不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包容渐进的生长。
（责任编辑：朱蕴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