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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中国同龄，书伴一生，一生以书为粮、药和师友，书给了我不断前进的方向、动力和路径、方法。
书让我懂得了爱与恨
书让我首先懂得爱什么、恨什么。小时候看得最早的书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可能是县、乡给村里配置的，我给有贞伯父家写信时常到他家里，见有几捆书，我就挑着借阅。毛泽东少年壮志报国、苦读奋斗的事迹深深烙印在心里。在苏联反法西斯抗战中，女英雄卓娅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火烧敌寇驻地，次被敌人绞死的情节永远铭刻在心间。到五六年级时，正是1960年前后困难时期，在离家10里外的南娄完小，有位张姓同学，个子高，年龄大我六七岁。我借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阅读多半时，他说：“你喜欢就拿去看吧，给我两个窝窝头。”于是我忍饿换了这本书，那时感觉这本书太吸引人了，那就是饭食。记得当时很饿，就在食堂边捡胡萝卜缨子与被切下扔掉的胡萝卜“屁股”（长缨子那头）充饥。保尔坚韧的奋斗精神一直激励我前进。上初中时看的第一本小说《烈火金刚》，主要写华北平原抗日军民与日寇斗争的动人故事，书中主人公史更新的英雄形象成了自己的榜样。这些书生动地教育我懂得了要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仇恨侵略祖国的敌人和欺负人民群众的坏人。这些都促使我报名参军并努力奋斗、不断进步，成了一名职业军人。军人最大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愿为所爱奉献一生，为所恨冲锋陷阵。
书给了我大量的知识和能力。上初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有一次考试写100个生字，我写对98个。老师和同学们很惊奇。其实是因为胳膊受伤时在家养伤十来天，正好从学校拾到别人扔掉的学生字典，我出于好奇，每页每字认真读，好奇的是那么多文字，好多字又多音多义。这就奠定了识字的基础。我参军后，在团、师、军机关工作，常常有人问这字怎念，那字怎写，我随口应答，他们称赞我为“活字典”。1964年1月，我读初中三年级，老师推荐新华书店刚到新书《汉语成语小词典》，我身上正好有一元钱，是舅舅给的，从未舍得买零食、看电影。这次花6毛钱买了这本书，买了书中2949条成语，这给了我多少知识多少智慧啊！
迄今这本小词典已跟我55年了。书脊破了，妻子用胶布包好如初。许多成语、词汇，我都是从这本小册子上学习到的。那时小人书盛行，我老是借人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铁道游击队》等，有个同学曾讥讽我：你老是借别人的，你也买一本吧。他明知我穷苦，也是一种玩笑话。我努努劲，到书店买了一本《刘连仁》小画册，主要写他被日寇抓到日本当劳工的苦难生涯。这是书店最便宜的小人书，9分钱。9分钱买到许多知识和道理。从此我更加发愤图强，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绝不能再让外敌欺侮中国人。
读书指引我追求正义与真理
几十年不断确立、强化理念、信念，是在实践中读书，读了书又实践的长期过程。1968年2月我入伍，当兵站岗、放哨、训练……每一件事都认认真真，争取最好，早晨军号一响立刻起床，赶紧去抢扫帚、水桶，打水扫地，执行维护水库、水渠任务，救火任务，我总是新兵里最先扑上去的，班长、排长格外喜欢我。那时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我很快把“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和毛泽东诗词背诵下来。这年7月底即“八一”前夕，党支部通知批準我入党。在支部大会上，我目睹几十个党员都举手表决同意我入党，当时就热泪盈眶，心里默默念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几十年来，张思德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求恩同志对人民热忱，对工作负责的革命精神，老愚公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毅力……总在我眼前和心里，下定决心努力向他们学习。
让我理性地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在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之后。这些经典著作使我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由低向高，由穷向富，由愚昧向文明，为公向善的人会日益增多，共产党人是杰出代表，这个政党，这种理念信念是最崇高也是最科学的，为解放全人类，使全人类都幸福、文明起来。这种理念信念具有最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虽然穷困艰苦，但都是为了解放穷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见到光明获得新生。这种伟大追求，吸引了全国各地追求真理的进步人士，尤其是广大青年，包括富贵家庭出身的青年。我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更具体地感知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崇高、伟大。我们党虽经历百般曲折，但总是战胜困难，战胜自己的错误，从而不断增强了党的治愈力、战斗力、生命力。我自愿跟随党不断前进。
向往光明，追求公理、正义、真理是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倾向。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列，中央还安排主要书目。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政治学院（后合并入国防大学）学习两年，除了上述马恩著作外，还学习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史、欧洲哲学史，等等。课外书印象很深的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的《怎么办？》。书中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沙皇反动统治，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那种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崇高精神，像巨大的推动力敦促着读者。
教书、编书、写书，传播真理
读书的过程也是砥砺自己、传播真理的过程。我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这些课程就是要帮助学员树立、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要人家懂，自己必须首先真懂;为要人家真信，自己必须真信;为要人家真正践行，自己必须首先做好样子。我当时执教的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先前是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来学习的是全军部队营、团职干部，有时也培训师、军职干部。把抽象性很强的哲学课教好，很不容易。这还是学员课程中的一门主要课。历史唯物主义课程还比较容易懂些，比较难学的还是唯物辩证法。辩证法的精髓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不少学员难得明白。有一位来自西藏军区的藏族正团职干部，学习战役战术课得心应手，学习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也很开心顺达，就是学习哲学尤其是对辩证法的精髓问题，即矛盾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不太明白，晚上我去他宿舍个别辅导他，尽量通俗地举生动事例说明哲理，也难奏效。这位同志因此睡不好觉，第二天早晨出操跑步喊号“一、二、三、四”，他把“五”也喊出来了。可见其苦学失眠之情。有一次战友文工团来演节目。正好他值班，我知道他在边疆地区很少能看到这些文艺演出。于是我代他值班两小时，他高兴地看完回来说，一定把哲学课学好。言外之意，学好了才对得起我。这事逼得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通俗生动地让他懂得辩证法的精髓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出来了。我画了个车轮，有若干辐条（支撑车轮），又围绕车轮核心用红笔画了个小圆圈。我与那位藏族学员用此图解释：小红圆圈好比事物的共性、普遍性，车轮其他部分各辐条之间的间隔部分即个性、特殊性，共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毛泽东思想普遍原理（如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立场、观点、方法）是共性、普遍性，这是从许多具体实践中抽象、概括、总结出来的，对各省区工作都有指导意义，不可违背。而各省区和各部门各有其具体实际、特殊情况，这些是特殊性、个性。必须把共性与个性结合好，才能胜利……藏族同学会心地笑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持续不断、薪火相传的根本，她培育了世世代代的爱国志士和各种优秀人才。“文革”中，把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统统列为禁书。那时我在外地部队，来京时总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看看。有一次见中国书店内部有一匣子《四书集注》线装书，我花3元钱买下，带回去悄悄看，有的领导问：怎么能看这种书？我说：批判孔孟之道，得先弄懂啊。我内心里认为，这些书是中国古代从朝廷到乡下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且不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与我关系不大，就说书中要义“仁义礼智信”，对人也很有教益。“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思想对我教化很深。那些年月里买不到但能借到的《增广贤文》《弟子规》《名贤集》与唐诗宋词，我都抄录下来，现在有时也翻看。为了更好弘扬古代优秀军事文化，我主编并出版了《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研究》丛书（8本），受到部队欢迎。
宣传、弘扬真善美，必须抵制、批判假恶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上流传过一些宣扬西方错误思潮与国内的一些歪理邪说。对这些消极、错误的思想、言论，如果任其泛滥，就会侵蚀以至毒害人们的思想，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危害。所以，我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写、出版了批判西方错误思潮的书籍。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轫之初，社会上流行厚黑学理论，助长了一些官员、商人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惜脸厚心黑、不择手段。针对这些问题，我买了20多本格言书，又借了20多本包括《牛津格言》等书，利用业余时间主编并出版了《人生圣经》（格言），遴选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名论述。第一次出版后受到欢迎，又修订再版。责任编辑说：只是这个书名专利就值百万元。有一位高层领导说：书内容很好，但是这个书名……怎么叫“圣经”？我回答：圣经只是说神圣的经典，不是基督教专有名词。列宁曾讲过，《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书籍给了我智慧、方法和力量。我年轻时干过多年新闻工作，也发表过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1970年前后，我参加过部队和解放军报社举办的培训班，《新闻学》教材开宗明义就讲：新闻工作必须击中时代绷得最紧的弦（苏联共产党人加里宁的名言）。这句话对我启发、教育很深，一直到后来几十年理论工作生涯，我也始终牢记着这句话。1969年春，我刚入伍一年，还是师的战士报道员。负责部队在河北邯郸地区“三支两军”（党中央安排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支工、支农，对公检法等单位实行军管，对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军训）工作的通讯报道，经常到该地区的邯郸市和十几个县去采访。刚过春节到大名县前磨庄大队，采访该村党支部对四十几名插队青年学生的关心、教育情况，这些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来的学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欢迎和真诚关心、照顾，专门安排两位妇女给他们做饭，学生们也感受到新的温暖，比较安心、愉快。我想，这是全中国都会遇到的问题，必须尽快调查好，报道出去。写成经验性消息，很快被新华社作为通稿发表，各报转载。这个时期也是各单位领导干部多数被“打倒”的混乱阶段。我到邯郸国棉三厂采访时，了解到该厂在解放干部并尽快使用干部方面做得很好。我虽为普通战士报道员，但深深懂得，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工厂、农村没有坚强的领导，人们吃、穿、住、行问题就严重了。这就是当年时代绷得最紧的弦！我昼夜工作，深入到各车间找工人、干部谈，找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军代表及“造反派”谈，很快写成《干部解放出来怎么办？——河北邯郸国棉三厂解放干部使用干部的调查报告》投稿后，河北日报登了200多字。过了两个月即6月份，红旗杂志社许编辑带两个年轻编辑来调查核实该厂情况没什么失实问题。《红旗》杂志于1969年第8期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河北日报等全文转载。河北省主要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表扬说，邯郸驻军一位20岁的战士给河北省争了光！那时在《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是很难的。听说毛主席还表扬了这篇文章，因为他老人家也在为当时的混乱局面而焦虑，他已号召尽快解放干部使用干部。但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阻力相当大。
探索真理是人的天职。我想给哥白尼这句名言补充一点，宣传、捍卫真理也是人的天职。几十年来，围绕读书、抄书、教书、著书、评书、赠书做了不少事情。先后撰写、主编并出版30多本书，有的获军队和国家一、二等奖。1985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裁军百万，并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军队改革措施。我感到之前军队贯彻毛泽东军事指示很好，但是邓小平基于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必须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所以实行百万大裁军等，很有必要认真宣传贯彻邓小平这些指示精神。所以，我昼夜兼程撰写了《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研究》，40萬字，1989年年底出版了。当年春夏修改、统稿时适逢动乱，大街上有不少标语影射邓小平，有的朋友说我：你这本书别出版了，否则会惹麻烦、受处分的。我反复思考，认为时代不同了，军队建设应该贯彻邓小平这些理论。本书出版后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为纪念建党90周年，我主编并出版了《论反“左”反右——中国共产党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与实践》，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专家的赞扬，认为此书是几十年来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本理论专著。他们不无惊奇地问我：你怎么敢写这书。我说自己太深恶痛绝“左”、右倾错误了。探索、宣传、捍卫真理是我们的天职啊！
为了更好地宣传红色文化，在纪念建军70周年时，我主编的《军旗飘飘》丛书（8本）出版后，我们编委会与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一起向解放军三军仪仗大队赠书，老一辈革命家廖汉生、李德生等把书亲手赠送给年轻战士时，热烈掌声经久不息。我还参加过一些书籍的评审、评介工作，被国家出版基金聘请为评审专家，深感任务光荣。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军衔
书让我懂得了爱与恨
书让我首先懂得爱什么、恨什么。小时候看得最早的书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可能是县、乡给村里配置的，我给有贞伯父家写信时常到他家里，见有几捆书，我就挑着借阅。毛泽东少年壮志报国、苦读奋斗的事迹深深烙印在心里。在苏联反法西斯抗战中，女英雄卓娅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火烧敌寇驻地，次被敌人绞死的情节永远铭刻在心间。到五六年级时，正是1960年前后困难时期，在离家10里外的南娄完小，有位张姓同学，个子高，年龄大我六七岁。我借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阅读多半时，他说：“你喜欢就拿去看吧，给我两个窝窝头。”于是我忍饿换了这本书，那时感觉这本书太吸引人了，那就是饭食。记得当时很饿，就在食堂边捡胡萝卜缨子与被切下扔掉的胡萝卜“屁股”（长缨子那头）充饥。保尔坚韧的奋斗精神一直激励我前进。上初中时看的第一本小说《烈火金刚》，主要写华北平原抗日军民与日寇斗争的动人故事，书中主人公史更新的英雄形象成了自己的榜样。这些书生动地教育我懂得了要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仇恨侵略祖国的敌人和欺负人民群众的坏人。这些都促使我报名参军并努力奋斗、不断进步，成了一名职业军人。军人最大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愿为所爱奉献一生，为所恨冲锋陷阵。
书给了我大量的知识和能力。上初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有一次考试写100个生字，我写对98个。老师和同学们很惊奇。其实是因为胳膊受伤时在家养伤十来天，正好从学校拾到别人扔掉的学生字典，我出于好奇，每页每字认真读，好奇的是那么多文字，好多字又多音多义。这就奠定了识字的基础。我参军后，在团、师、军机关工作，常常有人问这字怎念，那字怎写，我随口应答，他们称赞我为“活字典”。1964年1月，我读初中三年级，老师推荐新华书店刚到新书《汉语成语小词典》，我身上正好有一元钱，是舅舅给的，从未舍得买零食、看电影。这次花6毛钱买了这本书，买了书中2949条成语，这给了我多少知识多少智慧啊！
迄今这本小词典已跟我55年了。书脊破了，妻子用胶布包好如初。许多成语、词汇，我都是从这本小册子上学习到的。那时小人书盛行，我老是借人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铁道游击队》等，有个同学曾讥讽我：你老是借别人的，你也买一本吧。他明知我穷苦，也是一种玩笑话。我努努劲，到书店买了一本《刘连仁》小画册，主要写他被日寇抓到日本当劳工的苦难生涯。这是书店最便宜的小人书，9分钱。9分钱买到许多知识和道理。从此我更加发愤图强，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绝不能再让外敌欺侮中国人。
读书指引我追求正义与真理
几十年不断确立、强化理念、信念，是在实践中读书，读了书又实践的长期过程。1968年2月我入伍，当兵站岗、放哨、训练……每一件事都认认真真，争取最好，早晨军号一响立刻起床，赶紧去抢扫帚、水桶，打水扫地，执行维护水库、水渠任务，救火任务，我总是新兵里最先扑上去的，班长、排长格外喜欢我。那时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我很快把“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和毛泽东诗词背诵下来。这年7月底即“八一”前夕，党支部通知批準我入党。在支部大会上，我目睹几十个党员都举手表决同意我入党，当时就热泪盈眶，心里默默念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几十年来，张思德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求恩同志对人民热忱，对工作负责的革命精神，老愚公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毅力……总在我眼前和心里，下定决心努力向他们学习。
让我理性地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在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之后。这些经典著作使我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由低向高，由穷向富，由愚昧向文明，为公向善的人会日益增多，共产党人是杰出代表，这个政党，这种理念信念是最崇高也是最科学的，为解放全人类，使全人类都幸福、文明起来。这种理念信念具有最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虽然穷困艰苦，但都是为了解放穷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见到光明获得新生。这种伟大追求，吸引了全国各地追求真理的进步人士，尤其是广大青年，包括富贵家庭出身的青年。我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更具体地感知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崇高、伟大。我们党虽经历百般曲折，但总是战胜困难，战胜自己的错误，从而不断增强了党的治愈力、战斗力、生命力。我自愿跟随党不断前进。
向往光明，追求公理、正义、真理是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倾向。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列，中央还安排主要书目。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政治学院（后合并入国防大学）学习两年，除了上述马恩著作外，还学习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史、欧洲哲学史，等等。课外书印象很深的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的《怎么办？》。书中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沙皇反动统治，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那种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崇高精神，像巨大的推动力敦促着读者。
教书、编书、写书，传播真理
读书的过程也是砥砺自己、传播真理的过程。我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这些课程就是要帮助学员树立、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要人家懂，自己必须首先真懂;为要人家真信，自己必须真信;为要人家真正践行，自己必须首先做好样子。我当时执教的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先前是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来学习的是全军部队营、团职干部，有时也培训师、军职干部。把抽象性很强的哲学课教好，很不容易。这还是学员课程中的一门主要课。历史唯物主义课程还比较容易懂些，比较难学的还是唯物辩证法。辩证法的精髓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不少学员难得明白。有一位来自西藏军区的藏族正团职干部，学习战役战术课得心应手，学习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也很开心顺达，就是学习哲学尤其是对辩证法的精髓问题，即矛盾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不太明白，晚上我去他宿舍个别辅导他，尽量通俗地举生动事例说明哲理，也难奏效。这位同志因此睡不好觉，第二天早晨出操跑步喊号“一、二、三、四”，他把“五”也喊出来了。可见其苦学失眠之情。有一次战友文工团来演节目。正好他值班，我知道他在边疆地区很少能看到这些文艺演出。于是我代他值班两小时，他高兴地看完回来说，一定把哲学课学好。言外之意，学好了才对得起我。这事逼得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通俗生动地让他懂得辩证法的精髓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出来了。我画了个车轮，有若干辐条（支撑车轮），又围绕车轮核心用红笔画了个小圆圈。我与那位藏族学员用此图解释：小红圆圈好比事物的共性、普遍性，车轮其他部分各辐条之间的间隔部分即个性、特殊性，共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毛泽东思想普遍原理（如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立场、观点、方法）是共性、普遍性，这是从许多具体实践中抽象、概括、总结出来的，对各省区工作都有指导意义，不可违背。而各省区和各部门各有其具体实际、特殊情况，这些是特殊性、个性。必须把共性与个性结合好，才能胜利……藏族同学会心地笑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持续不断、薪火相传的根本，她培育了世世代代的爱国志士和各种优秀人才。“文革”中，把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统统列为禁书。那时我在外地部队，来京时总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看看。有一次见中国书店内部有一匣子《四书集注》线装书，我花3元钱买下，带回去悄悄看，有的领导问：怎么能看这种书？我说：批判孔孟之道，得先弄懂啊。我内心里认为，这些书是中国古代从朝廷到乡下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且不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与我关系不大，就说书中要义“仁义礼智信”，对人也很有教益。“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思想对我教化很深。那些年月里买不到但能借到的《增广贤文》《弟子规》《名贤集》与唐诗宋词，我都抄录下来，现在有时也翻看。为了更好弘扬古代优秀军事文化，我主编并出版了《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研究》丛书（8本），受到部队欢迎。
宣传、弘扬真善美，必须抵制、批判假恶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上流传过一些宣扬西方错误思潮与国内的一些歪理邪说。对这些消极、错误的思想、言论，如果任其泛滥，就会侵蚀以至毒害人们的思想，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危害。所以，我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写、出版了批判西方错误思潮的书籍。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轫之初，社会上流行厚黑学理论，助长了一些官员、商人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惜脸厚心黑、不择手段。针对这些问题，我买了20多本格言书，又借了20多本包括《牛津格言》等书，利用业余时间主编并出版了《人生圣经》（格言），遴选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名论述。第一次出版后受到欢迎，又修订再版。责任编辑说：只是这个书名专利就值百万元。有一位高层领导说：书内容很好，但是这个书名……怎么叫“圣经”？我回答：圣经只是说神圣的经典，不是基督教专有名词。列宁曾讲过，《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书籍给了我智慧、方法和力量。我年轻时干过多年新闻工作，也发表过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1970年前后，我参加过部队和解放军报社举办的培训班，《新闻学》教材开宗明义就讲：新闻工作必须击中时代绷得最紧的弦（苏联共产党人加里宁的名言）。这句话对我启发、教育很深，一直到后来几十年理论工作生涯，我也始终牢记着这句话。1969年春，我刚入伍一年，还是师的战士报道员。负责部队在河北邯郸地区“三支两军”（党中央安排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支工、支农，对公检法等单位实行军管，对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军训）工作的通讯报道，经常到该地区的邯郸市和十几个县去采访。刚过春节到大名县前磨庄大队，采访该村党支部对四十几名插队青年学生的关心、教育情况，这些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来的学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欢迎和真诚关心、照顾，专门安排两位妇女给他们做饭，学生们也感受到新的温暖，比较安心、愉快。我想，这是全中国都会遇到的问题，必须尽快调查好，报道出去。写成经验性消息，很快被新华社作为通稿发表，各报转载。这个时期也是各单位领导干部多数被“打倒”的混乱阶段。我到邯郸国棉三厂采访时，了解到该厂在解放干部并尽快使用干部方面做得很好。我虽为普通战士报道员，但深深懂得，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工厂、农村没有坚强的领导，人们吃、穿、住、行问题就严重了。这就是当年时代绷得最紧的弦！我昼夜工作，深入到各车间找工人、干部谈，找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军代表及“造反派”谈，很快写成《干部解放出来怎么办？——河北邯郸国棉三厂解放干部使用干部的调查报告》投稿后，河北日报登了200多字。过了两个月即6月份，红旗杂志社许编辑带两个年轻编辑来调查核实该厂情况没什么失实问题。《红旗》杂志于1969年第8期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河北日报等全文转载。河北省主要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表扬说，邯郸驻军一位20岁的战士给河北省争了光！那时在《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是很难的。听说毛主席还表扬了这篇文章，因为他老人家也在为当时的混乱局面而焦虑，他已号召尽快解放干部使用干部。但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阻力相当大。
探索真理是人的天职。我想给哥白尼这句名言补充一点，宣传、捍卫真理也是人的天职。几十年来，围绕读书、抄书、教书、著书、评书、赠书做了不少事情。先后撰写、主编并出版30多本书，有的获军队和国家一、二等奖。1985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裁军百万，并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军队改革措施。我感到之前军队贯彻毛泽东军事指示很好，但是邓小平基于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必须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所以实行百万大裁军等，很有必要认真宣传贯彻邓小平这些指示精神。所以，我昼夜兼程撰写了《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研究》，40萬字，1989年年底出版了。当年春夏修改、统稿时适逢动乱，大街上有不少标语影射邓小平，有的朋友说我：你这本书别出版了，否则会惹麻烦、受处分的。我反复思考，认为时代不同了，军队建设应该贯彻邓小平这些理论。本书出版后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为纪念建党90周年，我主编并出版了《论反“左”反右——中国共产党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与实践》，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专家的赞扬，认为此书是几十年来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本理论专著。他们不无惊奇地问我：你怎么敢写这书。我说自己太深恶痛绝“左”、右倾错误了。探索、宣传、捍卫真理是我们的天职啊！
为了更好地宣传红色文化，在纪念建军70周年时，我主编的《军旗飘飘》丛书（8本）出版后，我们编委会与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一起向解放军三军仪仗大队赠书，老一辈革命家廖汉生、李德生等把书亲手赠送给年轻战士时，热烈掌声经久不息。我还参加过一些书籍的评审、评介工作，被国家出版基金聘请为评审专家，深感任务光荣。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