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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志钢,中国长城学会会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环保志愿者。为了贯彻“物尽其用,资源共享”的环保理念和帮助贫困群体,他从1996年起,开始收集闲置书刊、衣物捐助山区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至今已为10多所学校捐书3万册,衣物上千件,也一次次与师生们分享了有书读的快乐。2009年秋,他与一帮文友赴辽宁省绥中县永安堡乡,向这里的山区学校捐书并探访了小河口长城。
一拍即合的捐书计划
2008年秋,我和友人们为朝阳区金盏乡长店实验学校捐书2000多册,帮他们建起了图书室后,开始寻找2009年的捐助对象。一天,我去十三陵某宾馆参加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的长城研讨会,刚进宾馆大院就听有人叫我。扭脸一看,是个中等个儿的壮实汉子,脚踏一双踢死牛的军用翻毛大皮靴,一张因长年风吹日晒黑里透红的方脸。这人我认识,他就是痴迷于保护辽宁省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长城,被人称为“长城疯子”的刘福生。他长年巡视在小河口段明长城上,动辄跟那些破坏长城、乱砍城旁树木的人干架,逮谁跟谁侃小河口长城的壮美、保护的紧迫。他侃起来充满激情、嗓门又大,犹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非把你淹了不可。由于我也在媒体上为保护小河口长城吆喝过几嗓子,他视我为同道和哥们儿,一直动员我到他那宝贝似的小河口长城看看。
哥俩相见分外亲热,自然就住到了一个屋里。我忽然想到,为了就近保护长城,刘福生已从锦州老家搬到小河口村好几年了,很熟悉当地情况,何不跟他打听一下?他告诉我,小河口和周边几个自然村的孩子,都集中到不远处的西沟行政村小学上学。学校里没有任何课外读物,当然更没有图书室。我一听,这不正好是2009年的捐助对象吗?而且,多年来长城学会一直在做帮助长城沿线山区学校的工作,这也是任何一个会员应当自觉参与的。于是,一个计划在我心中形成了:向同事亲友们为小河口长城脚下的山区学校收集3000册书刊,帮他们成立一个图书室。2009年我们带着书去,以中国长城学会的名义,连捐书带考察长城。
刘福生听了我的想法很高兴,说回去就告诉住在小河口村的西沟村学校负责人邢老师。于是,一个普通北京人为山区学校孩子捐书的计划,一个既未形成正式书面文件,又无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公证人公证,因而没有任何人监督,也没什么公司赞助或财政支撑,没有任何单位摊派、组织布置,更无法律效力的口头承诺,就这样达成了。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都多余,只要有一份爱心和执着,这一计划定能变为现实。对此我信心十足,因为十多年来的实践已屡试不爽。
喜忧交加的准备阶段
收集书刊的过程是漫长而琐碎的。冷漠麻木与积极支持并列,碰钉子的沮丧与大收获的惊喜相依,不被理解的冷眼紧跟着的是热情鼓励的笑脸。徘徊在密密楼群中寻找某位捐书人的家门,提着沉重的书捆走一阵歇一阵去挤公交车,骑自行车晃晃悠悠驮着装书纸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修补着一本本残破的书籍……在每年收集积攒书刊的过程中,我早已熟悉了这必然会遇到的种种体验。生命,就在这过程中一点点流逝。穿透这一切的,是打工子弟或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一双双亮晶晶的渴望读书的眼睛。
在此期间,刘福生不止一次地打电话来催我去小河口长城,我虽然很想去,但却谢绝了。书还太少,拿不出手,此时去小河口,无颜面对期盼满满的孩子们。到2009年8月,看看家中陆续积攒起来的书刊已有2000多册了,堆放得哪儿哪儿都是,总算有了点儿底气,终于搭上了去秦皇岛的火车,到小河口村了解当地情况。
晚上,刘福生带我去拜访西沟村学校的邢老师。邢老师很高兴,但却一口拒绝了我在西沟村学校建图书室的计划。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吃了一惊。邢老师解释说,永安堡乡十多个自然村的孩子,一到四年级在四个行政村学校就读,五年级后转到乡中心学校直至初二,所以不如把书捐到永安堡乡中心学校,各分校可向中心学校图书室借阅。这样,图书的利用率可大大提高,全乡的学生都可读到书了。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当下就通过电话跟永安堡乡中心学校的耿艳宝校长联系上了。耿校长听了很高兴,说这是好事,要我随时跟他联系。
事儿定了之后,我又赶回北京,加紧收集书刊。长城学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知道后,很支持,也给了我一批书刊。可是到了这会儿,我那些同事哥们儿、亲朋好友们的“油水”几乎都被我挤干了。学法律的女儿虽一向支持我捐书,此时却一再提醒我别一顺手把她的学习用书也打进要捐的书捆里去。书刊数量增长不快,归里包堆才2500册,可看看“十一”已过,再拖下去学校就该考试放假,来不及了,我只好开始了捐赠行动。
壮美登城动情捐书
我把已收集到的书打了50个大包,约半吨重,通过物流公司先发到永安堡乡中心学校存放。然后,与参加了此次捐助活动的8位“四城书社”的文友借了一辆面包车,把后来陆续收到的200多册书装上,从北京开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小河口村刘福生的农家小院。
见有这么多听众,刘福生来劲了,把他那套赞美、保护小河口长城的说辞搬出来对大家一通狂轰滥炸。众文友听得心向往之,恨不得立马爬到长城上,兴奋到夜深才在他家的热炕上睡下。
不料,我们觉得才睡了不大一会儿,刘福生就来催促大家起床。一看表四点半,周围一片漆黑,这也太早点儿了吧?刘福生说不早,沿山路爬上去正好能看到长城日出。这话诱惑力太大了,大家赶紧从热乎乎的火炕上爬起来,哆嗦着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一人领了一根棍子,集合点数无误后,打着几个手电筒,跟刘福生走上了山路。跌跌绊绊地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人人气喘吁吁之际,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天色中,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长城敌台。这引起了一阵欢呼,每个人都努力在越走越高越陡的山路上加快了脚步。最后,全体人马集中到一个被刘福生简单修复过的烽火台上。这是个制高点。周遭山梁上,一条条蜿蜒的长城、一个个黝黑的敌台渐渐显露。山谷中则雾气弥漫,一座座山头犹如云海中的仙岛,缥缈虚幻。等待中,朝阳的红脸终于露出来了,奋力从一大团浓云缝隙中绽放出万道灿烂霞光,照射着海涛似的重重山峦。此刻,长城成了黑色的剪影,悠远而神秘,这一景观引得众人大小“炮筒”对着一阵乱拍。又过了一会儿,雾气渐渐升起,天色大亮,我们才发现,满山以柞树主打的植被橘黄深红,有如群山在熊熊燃烧。一株株油松耸立于遍山“烈焰”之中,分外苍翠,衬托着长城的壮美雄姿,又惹得大家一通疯狂拍摄。我不由得想,这么伟大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如果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手中坍塌、毁灭,那将是中国人最大的羞耻和悲哀。
回到刘福生的农家院,我才发现他也不声不响地收集了约100册书。这样,我们可捐的书就达2800册,距我承诺的3000册已较接近,我心里这才好受了些。下午两点,我们来到了永安堡乡学校,全校师生已在操场上列队欢迎。耿校长代表全校师生感谢中国长城学会和北京人的捐助,我代表学会和所有参与捐助的朋友感谢永安堡乡的领导、乡亲和师生们对长城保护的支持,也希望每位师生都来关注、参与对长城的保护。
最后,赠书仪式开始:应我的请求,耿校长叫师生们作无序状一拥而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一捆捆图书搬上二楼图书室,然后打开,放到已准备好的书架上。不少孩子已等不得了,边拆包边翻看着,议论着:“这本书我想看!”“哇,这本更好看!”“这套书太棒了!”“我要这本!”一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眼睛发亮。在一片乱哄哄的热闹氛围中,我分享着孩子们的快乐,感到近一年来的辛苦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位北京捐助者的爱心落到了实处,这批闲置的宝贵资源又得到了新生。同时也遗憾地想着:可惜没有完成3000册的承诺。然而,即使达到了3000册,对一个乡的孩子们来说还是太少了,太少了。还有更多的孩子,只是因为贫困,就被剥夺了读书的快乐。如果有更多的北京人加入图书捐助的行列,那该多好啊!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一拍即合的捐书计划
2008年秋,我和友人们为朝阳区金盏乡长店实验学校捐书2000多册,帮他们建起了图书室后,开始寻找2009年的捐助对象。一天,我去十三陵某宾馆参加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的长城研讨会,刚进宾馆大院就听有人叫我。扭脸一看,是个中等个儿的壮实汉子,脚踏一双踢死牛的军用翻毛大皮靴,一张因长年风吹日晒黑里透红的方脸。这人我认识,他就是痴迷于保护辽宁省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长城,被人称为“长城疯子”的刘福生。他长年巡视在小河口段明长城上,动辄跟那些破坏长城、乱砍城旁树木的人干架,逮谁跟谁侃小河口长城的壮美、保护的紧迫。他侃起来充满激情、嗓门又大,犹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非把你淹了不可。由于我也在媒体上为保护小河口长城吆喝过几嗓子,他视我为同道和哥们儿,一直动员我到他那宝贝似的小河口长城看看。
哥俩相见分外亲热,自然就住到了一个屋里。我忽然想到,为了就近保护长城,刘福生已从锦州老家搬到小河口村好几年了,很熟悉当地情况,何不跟他打听一下?他告诉我,小河口和周边几个自然村的孩子,都集中到不远处的西沟行政村小学上学。学校里没有任何课外读物,当然更没有图书室。我一听,这不正好是2009年的捐助对象吗?而且,多年来长城学会一直在做帮助长城沿线山区学校的工作,这也是任何一个会员应当自觉参与的。于是,一个计划在我心中形成了:向同事亲友们为小河口长城脚下的山区学校收集3000册书刊,帮他们成立一个图书室。2009年我们带着书去,以中国长城学会的名义,连捐书带考察长城。
刘福生听了我的想法很高兴,说回去就告诉住在小河口村的西沟村学校负责人邢老师。于是,一个普通北京人为山区学校孩子捐书的计划,一个既未形成正式书面文件,又无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公证人公证,因而没有任何人监督,也没什么公司赞助或财政支撑,没有任何单位摊派、组织布置,更无法律效力的口头承诺,就这样达成了。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都多余,只要有一份爱心和执着,这一计划定能变为现实。对此我信心十足,因为十多年来的实践已屡试不爽。
喜忧交加的准备阶段
收集书刊的过程是漫长而琐碎的。冷漠麻木与积极支持并列,碰钉子的沮丧与大收获的惊喜相依,不被理解的冷眼紧跟着的是热情鼓励的笑脸。徘徊在密密楼群中寻找某位捐书人的家门,提着沉重的书捆走一阵歇一阵去挤公交车,骑自行车晃晃悠悠驮着装书纸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修补着一本本残破的书籍……在每年收集积攒书刊的过程中,我早已熟悉了这必然会遇到的种种体验。生命,就在这过程中一点点流逝。穿透这一切的,是打工子弟或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一双双亮晶晶的渴望读书的眼睛。
在此期间,刘福生不止一次地打电话来催我去小河口长城,我虽然很想去,但却谢绝了。书还太少,拿不出手,此时去小河口,无颜面对期盼满满的孩子们。到2009年8月,看看家中陆续积攒起来的书刊已有2000多册了,堆放得哪儿哪儿都是,总算有了点儿底气,终于搭上了去秦皇岛的火车,到小河口村了解当地情况。
晚上,刘福生带我去拜访西沟村学校的邢老师。邢老师很高兴,但却一口拒绝了我在西沟村学校建图书室的计划。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吃了一惊。邢老师解释说,永安堡乡十多个自然村的孩子,一到四年级在四个行政村学校就读,五年级后转到乡中心学校直至初二,所以不如把书捐到永安堡乡中心学校,各分校可向中心学校图书室借阅。这样,图书的利用率可大大提高,全乡的学生都可读到书了。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当下就通过电话跟永安堡乡中心学校的耿艳宝校长联系上了。耿校长听了很高兴,说这是好事,要我随时跟他联系。
事儿定了之后,我又赶回北京,加紧收集书刊。长城学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知道后,很支持,也给了我一批书刊。可是到了这会儿,我那些同事哥们儿、亲朋好友们的“油水”几乎都被我挤干了。学法律的女儿虽一向支持我捐书,此时却一再提醒我别一顺手把她的学习用书也打进要捐的书捆里去。书刊数量增长不快,归里包堆才2500册,可看看“十一”已过,再拖下去学校就该考试放假,来不及了,我只好开始了捐赠行动。
壮美登城动情捐书
我把已收集到的书打了50个大包,约半吨重,通过物流公司先发到永安堡乡中心学校存放。然后,与参加了此次捐助活动的8位“四城书社”的文友借了一辆面包车,把后来陆续收到的200多册书装上,从北京开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小河口村刘福生的农家小院。
见有这么多听众,刘福生来劲了,把他那套赞美、保护小河口长城的说辞搬出来对大家一通狂轰滥炸。众文友听得心向往之,恨不得立马爬到长城上,兴奋到夜深才在他家的热炕上睡下。
不料,我们觉得才睡了不大一会儿,刘福生就来催促大家起床。一看表四点半,周围一片漆黑,这也太早点儿了吧?刘福生说不早,沿山路爬上去正好能看到长城日出。这话诱惑力太大了,大家赶紧从热乎乎的火炕上爬起来,哆嗦着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一人领了一根棍子,集合点数无误后,打着几个手电筒,跟刘福生走上了山路。跌跌绊绊地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人人气喘吁吁之际,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天色中,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长城敌台。这引起了一阵欢呼,每个人都努力在越走越高越陡的山路上加快了脚步。最后,全体人马集中到一个被刘福生简单修复过的烽火台上。这是个制高点。周遭山梁上,一条条蜿蜒的长城、一个个黝黑的敌台渐渐显露。山谷中则雾气弥漫,一座座山头犹如云海中的仙岛,缥缈虚幻。等待中,朝阳的红脸终于露出来了,奋力从一大团浓云缝隙中绽放出万道灿烂霞光,照射着海涛似的重重山峦。此刻,长城成了黑色的剪影,悠远而神秘,这一景观引得众人大小“炮筒”对着一阵乱拍。又过了一会儿,雾气渐渐升起,天色大亮,我们才发现,满山以柞树主打的植被橘黄深红,有如群山在熊熊燃烧。一株株油松耸立于遍山“烈焰”之中,分外苍翠,衬托着长城的壮美雄姿,又惹得大家一通疯狂拍摄。我不由得想,这么伟大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如果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手中坍塌、毁灭,那将是中国人最大的羞耻和悲哀。
回到刘福生的农家院,我才发现他也不声不响地收集了约100册书。这样,我们可捐的书就达2800册,距我承诺的3000册已较接近,我心里这才好受了些。下午两点,我们来到了永安堡乡学校,全校师生已在操场上列队欢迎。耿校长代表全校师生感谢中国长城学会和北京人的捐助,我代表学会和所有参与捐助的朋友感谢永安堡乡的领导、乡亲和师生们对长城保护的支持,也希望每位师生都来关注、参与对长城的保护。
最后,赠书仪式开始:应我的请求,耿校长叫师生们作无序状一拥而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一捆捆图书搬上二楼图书室,然后打开,放到已准备好的书架上。不少孩子已等不得了,边拆包边翻看着,议论着:“这本书我想看!”“哇,这本更好看!”“这套书太棒了!”“我要这本!”一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眼睛发亮。在一片乱哄哄的热闹氛围中,我分享着孩子们的快乐,感到近一年来的辛苦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位北京捐助者的爱心落到了实处,这批闲置的宝贵资源又得到了新生。同时也遗憾地想着:可惜没有完成3000册的承诺。然而,即使达到了3000册,对一个乡的孩子们来说还是太少了,太少了。还有更多的孩子,只是因为贫困,就被剥夺了读书的快乐。如果有更多的北京人加入图书捐助的行列,那该多好啊!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