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健委部曾公布一项调查数据，数据显示，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列于死因首位。大学正在沦为心理疾病的重灾区之一。这些消失的生命，一再提醒我们：孩子若不懂得与世界和谐相处，一切教育都是徒劳。
　　而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李立文是一个特例，他靠有限的常识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在没钱、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开始了艰难的心理自救。以下是李立文的讲述——

选择自救！18岁双向情感障碍

　　2013年，我终于以上大学的方式，离开了那个令我窒息的家。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相互消耗之中。
　　一个风流成性的渣男父亲，一个把对生活的全部不满发泄在我身上的母亲。记忆里的生活，枪林弹雨，血肉模糊，除了痛，还是痛。就在我要离家千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还在为爸爸手机里的一条微信大打出手。
　　第二天早上，航班是8点半，大连飞广州，我四点半就从家里偷偷溜走了。考上大学是我唯一逃离他们的办法，这一天我盼望了18年。对于我来说，没有他们的世界就是晴天，生在这样的家庭，我没有一天不心存抱怨。
　　可是，摆脱了父母的阴霾，我却进入了人生另外一个黑洞。情绪越来越低落，对火热的校园生活提不起一丝兴趣，入睡与起床越来越困难，更别说准时去上课了。不止一次，坐在图书馆七楼的期刊阅览室，我望着窗外，心里在想：从这里跳下去该有多好啊！
　　这样的状态下，我不合群，行为怪异，与同学们很难相处。最令我感到恐怖的是，有一次，哲学课，我上课迟到了，哲学老师带着同学围坐在教室里讨论课题。我却分明“听”到他们都在说我，说我性格古怪，说我懒惰，说我身上总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我冲过去，质问：“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说完，我一个大男孩，当众放声大哭，据同学后来讲：“哭得像一个泼妇。”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事实上，他们只是在上课。
　　而哭够了的我走出教室，直接去了图书馆，电梯缓缓上行，我心里在想：電梯直接掉下去该有多好，我就可以摔成肉酱了。这个想象给了我罕见的快感。
　　可是，电梯如约将我送到了七楼，我进了期刊室就奔窗边走去。满脑子都是跳下去，跳下去，那下坠以及身体结实摔在地上的感觉一定很好！我打开窗户，正要爬上窗台，只听一个声音：“同学，麻烦把窗户关上，馆里开着空调呢。”
　　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关上窗户，那种回到人间的痛苦让我再次想哭，可是，残存的理智告诉我不能哭，我假装去找书，然后，在期刊分类处看到“心理类”这几个字，我热泪盈眶，像个迷路的人捡到一张地图。
　　有限的医疗常识告诉我，我的确是心理出了问题，而那个图书指示牌就是上帝扔给我的GPS。
　　几分钟后，我离开图书馆，去了离学校三站地的医院，挂了精神科。接诊我的医生让我填了几个表，并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越过了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以及神经症，我已经出现双向精神障碍。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如此多的心理学术语。我当时记不住那些术语，只记得医生为我开了药，并嘱咐我要定期来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我谢过医生，下楼去交费，然后，内心疯狂换算，其中一盒药8片，298元，我一天要服一片半，另一盒16片，420元，一天一片，也就是说，我一天光吃药就要将近100元。命固然比钱重要，但一天吃下去这么些钱，父母若知道了，会要了他们的命。
　　我没有交款，也没有拿药，拿着诊断书回到了学校，直奔图书馆借阅处，借书卡最多可以借五本书，我用光了名额，全部借的与心理学相关的书。
　　与此同时，身在机械系的我，除了上自己的专业课，其他时间全部去心理学系旁听。
　　我开始了艰难的自救之旅。
　　我给自己的第一个处方就是不去高处的窗边。因为每一次，我都有跳下去的冲动。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爬起来，在日记上写两个字：活着。因为我真的对死充满了热望。

一边哭泣，一边疗愈

　　第二个处方就是面对失眠，夜越深越清醒时，我让自己不焦躁，告诉自己终于有大把时间可以读书了。
　　那时候，学校十点熄灯，十点后，我就拿着小凳去走廊里看书，那些枯燥的心理学术语令我烦乱不堪，有好几次我干脆把书撕了，跑到卫生间里哭到呕吐。
　　哭够了，一想到书撕了是要赔钱的，于是，又一点点把它们粘起来。然后，一边粘，一边哭，一边看。看不进去，就念出声，怕打扰同学休息，就跑到卫生间里念，连续念了三天后，整个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喝口水都疼得像针扎一样。
　　念也念不出声了，我就开始抄书，整夜整夜地抄，抄得食指、中指磨出厚厚的老茧，厚到拿指甲刀去剪都没有感觉。十天后的早晨，室友发现我睡在了走廊上。那一觉，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可是，被同学起床声吵醒的我，却觉得像睡了一年般的知足。那天早餐，我破例吃了一碗粥和一个鸡蛋。而以往，我是连一碗粥都喝不下的。
　　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有篮球课，我第一次打满了整场篮球赛。尤其是进球后，与队友拍手时，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蹦出来——它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激动过了。那天，尽管一场球下来后，我跑到卫生间里一顿呕吐，整个人都呈现低血糖样的颤抖。可是，我内心很清楚，这只是脑供血不足引发的症状，我的心理抵抗力正在增强。
　　那不过是一场普通的球赛，我却怀念与队友击掌时，内心的那种激动。要知道，那对于一个心理疾病患者来说，是多么宝贵的多巴胺。
　　心理学书告诉我，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很有可能是多巴胺这种脑内分泌物出现了问题。而多巴胺就像一个快递小哥，是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我的这个快递小哥缺席了，我必须人为地让他重新上岗。 　　那日起，我承包了宿舍的打开水、值日这些日常内务，男生宿舍里总有一些藏起來被遗忘的短裤、袜子，我像寻宝一样四处寻找它们，将它们泡上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搓得干干净净，晒在宿舍的阳台上。看着它们随风飘扬，我内心似乎也有了阳光。
　　室友取笑我：“你看那些短裤和袜子的目光，像在欣赏一个心仪的姑娘。”一室的欢笑。

从患者到医生：打不倒我的已使我强大

　　他们终于敢跟我开玩笑了，要知道，这之前的我，沉默而古怪，时常对他们说的话充耳不闻。而我，不是高冷，只是在自己心灵的囚室里，难以自拔。
　　那之后，我每天开始大量运动，主要是足球、篮球这样可以与人合作的团体项目。有时在校内打，有时还要到外校去比赛。为了不被别人嫌弃，我将大把失眠的时光交给了篮球场和足球场，把自己累成狗后，就坐在水泥的场地上，能睡着就睡，睡不着就背心理学书。
　　好在我的学校在广州，即使是冬天，穿一件羽绒服在外面过夜也不会太难过。感谢广州，让我在操场上，体力透支之后，开始试着用心理学书上教的方法，对自己进行心理疏导。
　　清楚地记得为自己实施“系统脱敏疗法”时，我既是医生，又是病人，自己让自己躺在深夜的操场上，然后开始讲述最令自己难过的那些事情，说到爸爸与妈妈互撕的场景，说到自己躲在柜子里，捂着耳朵，不要听他们争吵，说到当街看到爸爸和一个陌生的女子勾肩搭背，我去喊爸爸，他对我怒吼和嫌憎……
　　往事历历，我泣不成声，觉得无法继续下去，但必须一边哭一边讲，逼着自己说出来。那常年压抑的委屈与抱怨像火山爆发一般，我觉得真的要不行了，承受不了，生不如死。如果当时身边有一把刀，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一天天过去，一次次重复“系统脱敏疗法”，那些往事对我的杀伤力越来越小。到了最后，我几乎可以平静地对自己说：他们是他们，我的人生是我的，那不是我的错。
　　等到大二的寒假回家，面对还像从前一样暴力相向的父母，我已经能够做到好言相劝，他们依然不听后，我会轻轻关上房门，去公园里跑步——当我不能改变他们的时候，至少我不会让他们改变我。
　　从大一开学到大二的寒假，我一共读了127本心理学著作，重要的是，我几乎掌握了心理治疗的那些通常的办法，并拿自己做实验。当我的“抑郁状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简明精神病量表”显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时，我感觉自己可以做半个精神科医生了。
　　大三那年，我参加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并顺利拿到了资格证。业余时间，我开始到心理诊所去实习，开始了我的心理咨询师的生涯。同时，我还应聘到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小组，每个周日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以及上公开课。
　　后来，我的公开课在校园内大热，我成了大家眼中的心理学天才。
　　可是，每次开课，我的开场白都是这样的：“我不是什么天才，其实，我曾经是一个疯子。”
　　台下哄堂大笑，我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我会让大家随便说出《心理学与生活》页数，然后，流利地背给他们听，向他们证明，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我就是那样自救的。在课上，我会在他们泪流满面时，告诉他们，也告诉那个曾经无助的自己：那时的我，如果不拼命，就没命了。
　　如今的我，已经是一家央企的机械工程师，但每个周六，我都会去一家心理诊所帮忙，义务地帮助那些陷入情绪黑洞不能自拔的人。
　　我的经历让我可以迅速共情，真正帮到他们，同时，帮助他们，也是在强健我自己。我有一颗玻璃心，我知道活在当下，很多人也都有。作为医生，我除了给他们专业的治疗，我常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自救：
　　凡是打不倒你的，也必然让你强大。拥有一颗健康的心，你才会有一个健康而美好的人生。编辑/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