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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及“乌坎事件”，他肯定了汕尾的负责同志在事件处理中敢作敢当，“现在想做太平官，群众不允许”，“不敢担当，首先就不及格了”。至于怎么把问题处理得更好，则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谈到群众工作时，汪洋还提出，领导不能怕群众。
2011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文章《“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工作组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五项原则，让一度情绪激动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这被认为是“乌坎事件”的转机。“乌坎事件”始于2011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404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在三个月内，和平游行之后出现部分冲突，并最终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事件被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乌坎事件”因广东省委工作组的介入而终止。
土地利益博弈越演越烈
《人民日报》的时评称：“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如果能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事发前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乌坎事件也就会呈现不同走向。”
事件的最终解决，正是源自广东省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学者马立诚近日从广东省参加完财政改革会议回来，他说，作为中国改革先行地，目前广东省1.1亿人中大概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社会转型比较快，出现这样的矛盾也是自然的。
但问题是，出现矛盾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来解决。马立诚说，工作组提出的“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工作组肯定了这是利益问题。“工作组说村民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合理，是牵扯到群众的利益问题。”
这个利益是什么？中国的农村土地目前是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利益最终也反映在村集体上。就乌坎村而言，村民的主要利益纠结点在于被征用土地的赔偿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村级财政的公开化和透明化问题。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乌坎事件并非孤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圈地运动中，地方的土地财政和基层的土地财政，导致的和村民之间的利益纠葛。
在任剑涛看来，这正是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即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出了严重问题；其次是公民权利的诉求已经明确化了，也就是群众的利益明晰化。但“乌坎事件”最初的发展态势，说明权力发展上权力主导型意识也出现了问题。
任剑涛说，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但是这个代表过程和人民群众自己愿望表达之间，“我们必须承认是有距离的。”当群众自发地表示自己的诉求时，必须从基层政权到高层政权逐级认识，形成社会问题暴露的比较性共识。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层政权的为政者却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意识。一位专家透露说，他曾听过地方官员面对农村土地纠纷时的态度——“集体的就是国家的”。这位专家认为，基层政府官员有这样的意识是可怕的，是漠视村民利益的。
正是这种认识，让基层官员在面对类似乌坎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时，将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并且很容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朱明国：
群众被激怒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作为“乌坎事件”处理工作组的组长，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深入陆丰乌坎村，走访看望乌坎村群众。他与村民代表坦诚交流，并走进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和部分村民的家中了解情况，与村民们共饮功夫茶。
朱明国认为，在处理此类事件上，不应该动不动就抓人，沿用以前村出事，镇保护村、县保护镇、市保护县的方法，最后与老百姓站成了对立面，而应该先搞清楚老百姓的诉求。
朱明国具体讲到，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有的干部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习惯于发号施令，居高临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群众工作不扎实，见困难就拖，见问题就推，见矛盾就躲，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解决，甚至放任不管，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结合“乌坎事件”，朱明国分析，“村民提了两个诉求，一是土地问题，人家提得也有道理，省里处理事件时，五项承诺中第一项就是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我们的工作在有些方面是有失误的，乌坎村13000多人，7个自然村，78个姓，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可见我们的工作有多大失误啊！”
“乌坎村有9000亩土地，现在卖了6700多亩了，剩下2000多一点，既没把村民变成市民，又没解决城市的低保，1万多村民吃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朱明国批评道，“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哪里想到老百姓之艰难。”
朱明国继续说：“村民第二个反映，村务不公开，反映村干部贪污受贿、卖地不跟他们商量的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种地不交税还有补贴，上学不交钱，共产党很好！我们就反对村里卖地不告诉我们，村里的党支部腐败。”
在具体的群众工作的理念上，朱明国表示，“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干了好事，群众也并不这么认为，这里就需要改变工作方法，让群众自己去商量去做主。”
舆情：三成多网友望事件能更透明
广东“乌坎事件”舆情自发生到正面妥善应对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时间段内，信息实现了由曲解、过度解读到公开透明的过程。
朱明国说，当今网络时代，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网络维权已经成为群众维权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正在处置的汕尾乌坎事件，最高峰时有近百家境外媒体在村里面，与境外通讯。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说，事件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地方党政部门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政治智慧很值得学习与总结。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乌坎事件带来的舆论影响远超一般群体性事件，在未来将会对地方舆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乌坎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介入迅速升级为“敏感事件”。在政治化该事件的过程中，乌坎村民敏锐把握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喊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的口号，实现了“乌坎事件”的“去标签化”。这说明广大民众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已经逐渐趋向理性，开始学会把握舆论的走向。在此环境下则要求党政部门顺应“市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善对民意、顺应民意、润滑矛盾，促进事件的解决。
复杂的环境要求党政部门巧对舆论。“乌坎事件”作为2011年年底又一重大舆情事件，综合了微博这一新媒体蓬勃发展一年来的种种舆情特点。在解决群众问题中的一些“常规套路”已经无法面对新形势，无法解决新问题。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应该巧用新闻媒体、打通“两个舆论场”，在舆情应对过程中保持话语的权威性。省市两级政府的开明态度和良好的方法技巧，让事件朝好的方向发展。
根据人民网的调查，有35%的网友希望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报道更透明、更及时。
庞胡瑞说，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群众诉求日益复杂化的时代，社会上出现利益冲突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党政部门对此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清醒的判断。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处理手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赞许。“当今时代，交通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对此，汪洋一连用了四个“没有人能代替”进行解释：一是在调查中与群众之间的感情交流，没有人能代替；二是对实际情况的切身体验，没有人能代替；三是与群众直接触引发的思考，没有人能代替；四是调研中形成的决策思路和具体意见，没有人能代替。
汪洋提出，主要领导要带头转变作风，不预告、不踩点、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直接到基层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要善于运用蹲点调查、现场访问、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各种调查方式，提高调研的实效性和科学性；要鼓励基层讲真话、讲实话，少讲成绩多谈问题。对正视问题、敢于直言者应该表彰奖励，对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者应严厉惩处。
2011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文章《“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工作组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五项原则，让一度情绪激动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这被认为是“乌坎事件”的转机。“乌坎事件”始于2011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404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在三个月内，和平游行之后出现部分冲突，并最终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事件被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乌坎事件”因广东省委工作组的介入而终止。
土地利益博弈越演越烈
《人民日报》的时评称：“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如果能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事发前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乌坎事件也就会呈现不同走向。”
事件的最终解决，正是源自广东省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学者马立诚近日从广东省参加完财政改革会议回来，他说，作为中国改革先行地，目前广东省1.1亿人中大概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社会转型比较快，出现这样的矛盾也是自然的。
但问题是，出现矛盾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来解决。马立诚说，工作组提出的“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工作组肯定了这是利益问题。“工作组说村民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合理，是牵扯到群众的利益问题。”
这个利益是什么？中国的农村土地目前是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利益最终也反映在村集体上。就乌坎村而言，村民的主要利益纠结点在于被征用土地的赔偿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村级财政的公开化和透明化问题。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乌坎事件并非孤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圈地运动中，地方的土地财政和基层的土地财政，导致的和村民之间的利益纠葛。
在任剑涛看来，这正是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即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出了严重问题；其次是公民权利的诉求已经明确化了，也就是群众的利益明晰化。但“乌坎事件”最初的发展态势，说明权力发展上权力主导型意识也出现了问题。
任剑涛说，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但是这个代表过程和人民群众自己愿望表达之间，“我们必须承认是有距离的。”当群众自发地表示自己的诉求时，必须从基层政权到高层政权逐级认识，形成社会问题暴露的比较性共识。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层政权的为政者却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意识。一位专家透露说，他曾听过地方官员面对农村土地纠纷时的态度——“集体的就是国家的”。这位专家认为，基层政府官员有这样的意识是可怕的，是漠视村民利益的。
正是这种认识，让基层官员在面对类似乌坎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时，将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并且很容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朱明国：
群众被激怒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作为“乌坎事件”处理工作组的组长，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深入陆丰乌坎村，走访看望乌坎村群众。他与村民代表坦诚交流，并走进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和部分村民的家中了解情况，与村民们共饮功夫茶。
朱明国认为，在处理此类事件上，不应该动不动就抓人，沿用以前村出事，镇保护村、县保护镇、市保护县的方法，最后与老百姓站成了对立面，而应该先搞清楚老百姓的诉求。
朱明国具体讲到，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有的干部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习惯于发号施令，居高临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群众工作不扎实，见困难就拖，见问题就推，见矛盾就躲，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解决，甚至放任不管，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结合“乌坎事件”，朱明国分析，“村民提了两个诉求，一是土地问题，人家提得也有道理，省里处理事件时，五项承诺中第一项就是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我们的工作在有些方面是有失误的，乌坎村13000多人，7个自然村，78个姓，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可见我们的工作有多大失误啊！”
“乌坎村有9000亩土地，现在卖了6700多亩了，剩下2000多一点，既没把村民变成市民，又没解决城市的低保，1万多村民吃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朱明国批评道，“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哪里想到老百姓之艰难。”
朱明国继续说：“村民第二个反映，村务不公开，反映村干部贪污受贿、卖地不跟他们商量的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种地不交税还有补贴，上学不交钱，共产党很好！我们就反对村里卖地不告诉我们，村里的党支部腐败。”
在具体的群众工作的理念上，朱明国表示，“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干了好事，群众也并不这么认为，这里就需要改变工作方法，让群众自己去商量去做主。”
舆情：三成多网友望事件能更透明
广东“乌坎事件”舆情自发生到正面妥善应对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时间段内，信息实现了由曲解、过度解读到公开透明的过程。
朱明国说，当今网络时代，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网络维权已经成为群众维权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正在处置的汕尾乌坎事件，最高峰时有近百家境外媒体在村里面，与境外通讯。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说，事件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地方党政部门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政治智慧很值得学习与总结。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乌坎事件带来的舆论影响远超一般群体性事件，在未来将会对地方舆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乌坎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介入迅速升级为“敏感事件”。在政治化该事件的过程中，乌坎村民敏锐把握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喊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的口号，实现了“乌坎事件”的“去标签化”。这说明广大民众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已经逐渐趋向理性，开始学会把握舆论的走向。在此环境下则要求党政部门顺应“市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善对民意、顺应民意、润滑矛盾，促进事件的解决。
复杂的环境要求党政部门巧对舆论。“乌坎事件”作为2011年年底又一重大舆情事件，综合了微博这一新媒体蓬勃发展一年来的种种舆情特点。在解决群众问题中的一些“常规套路”已经无法面对新形势，无法解决新问题。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应该巧用新闻媒体、打通“两个舆论场”，在舆情应对过程中保持话语的权威性。省市两级政府的开明态度和良好的方法技巧，让事件朝好的方向发展。
根据人民网的调查，有35%的网友希望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报道更透明、更及时。
庞胡瑞说，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群众诉求日益复杂化的时代，社会上出现利益冲突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党政部门对此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清醒的判断。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处理手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赞许。“当今时代，交通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对此，汪洋一连用了四个“没有人能代替”进行解释：一是在调查中与群众之间的感情交流，没有人能代替；二是对实际情况的切身体验，没有人能代替；三是与群众直接触引发的思考，没有人能代替；四是调研中形成的决策思路和具体意见，没有人能代替。
汪洋提出，主要领导要带头转变作风，不预告、不踩点、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直接到基层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要善于运用蹲点调查、现场访问、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各种调查方式，提高调研的实效性和科学性；要鼓励基层讲真话、讲实话，少讲成绩多谈问题。对正视问题、敢于直言者应该表彰奖励，对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者应严厉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