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着近30年教育工作经验的汪立夏来说，以“教而论道”来为自己的教育随笔集命名，算得上是一种毫不夸张的写实与记录。透过形形色色的表象逐步看到了教育的本来面目，“对‘怨声载道’却又‘忍气吞声’的教育也有了自己的应对之策”之后，“论道”对于汪立夏来说更意味着一种自觉的反思。这本收录他发表在《江西教育》杂志上的专栏文章的随笔集，“形散神不散”地折射出作者近年来对于教育深沉的思考。
　　人文主义是汪立夏教育理念中最为执着、突出的价值观与主色调。这一理念的形成，除了缘于他历史专业的教育背景，更与他此后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历，以及博览群书的个人兴趣有关。人文主义，体现在汪立夏对于教育独立与自由、公共性、个性化等多种价值与精神的呵护。开卷第一篇，他甚至不惮于被讥为“老套”而拈出《立德乃人之根本》一文，认为学校肩负有结合社会价值的导向、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和时代发展的先进品格，教育、训练和培养学生德行的责任。像诸多人文学者一样，汪立夏深知大学精神的实质在于包容，而最大包容是学术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如果没有这种气度和胸怀，大学充其量只是知识的传输器和人才的加工厂。衡量办学能力和水平的标准是人才培养的合格率、创新率，还有社会的认同率，并非片面的升学率和就业率。（《大学精神的实质在包容》）量化、科层制等现代性事物，正以科学管理的名义使得教师变成完成教学科研具体指标的机器，激情耗尽。“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和一个重要问题息息相关，那就是大学办学治校中人文关怀的缺失和偏废。”（《用人文关怀推进大学发展》）开学讲话，对于莘莘学子，汪立夏“不合时宜”地叮嘱，教育不可太过现实，多点读书外的思考，可能会给理想插上更大的翅膀；学习不可太过功利，在目标的确定上多点理性的选择，可能会使自己的发展更加符合天性。（《写在开学时的话》）人文主义教育观另一重要的维度，是对教育主体与理念个性化的宽容与尊重。汪立夏提出教育有三种发展状态：享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权；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学习；普遍接受个性化教育。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体现了对教育规律的科学把握。而其落实还在于需要构筑人人成才的教育体系和评价标准，构筑人安其位、人尽其才的岗位职业结构创新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汪立夏将《论语》里孔子和子路、曾晳、冉有和公西华等弟子们各论人生志向的风景，别致地称作“一场堪称经典的课堂讨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借鉴并践行个性化教育观。“让教育快乐起来”“教育要讲究艺术”“分数不是决定的因素”“让孩子流点泪也好”等多篇字眼寻常、内容深沉的随笔篇名，表达了作者一贯的价值观和教育立场。
　　对于人文主义的倡导者来说，如果没有将自己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建立在足够的专业修养与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很容易滑入空洞的呐喊。作者以其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与勤勉不怠的思考，在坚持对教育进行批判与反思的立场时，表现出难得的问题意识、理性态度与建设性。
　　也许是因为由大学到教育厅从事管理工作再回到大学的工作经历，作者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从学校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当下教育界的问题。此前出版的《乐享人生》一书，曾经收录他接连写下的《从宏观大势看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分析和启示》《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趋势和前景的展望》三篇长文。他提出应该激活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驱力，强化政府发展高等教育主导性，营造理性对待教育和教育家办教育的社会土壤。在《教而论道》一书中，汪立夏一以贯之地坚持并深化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专业主义思考。他多次提及建立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要处理好坚持办学方向和依法自主办学的关系，解决好教育的公益性和功利性的矛盾，要把握好教育的本质要求和功能拓展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既坚持住教育方向，又遵循了教育规律，还创新了教育思路。（《时代呼唤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汪立夏直言，就当前的情况看，在管理指导大学的问题上，政府存在着管多管细、越位包办、缺位盲区等问题。他总结大学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被动式、依赖性办学的惰性依然存在；二是开放式、社会化办学差距较大；三是创造性、自主性办学的动力不足；四是科学化、人文化办学还有欠缺。在此基础上，他理性地开具出建设性药方：政府在肩负大学发展责任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理念更趋科学、办法更趋合理、措施更趋务实、前景更趋广阔，但是简政放权的任务还很繁重，职责分工还需明晰，职能转变任重道远，服务意识、办事效益有待加强。大学在自主办学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了与社会、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内在办学的自主能力不断提升，遵循教育规律、科学办学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办学的实践中，与社会、与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在磨合、融合，但如何争取更好的办学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要在政府和大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形成互动的利益调整和权力制约的平衡机制，努力打造符合教育规律和中国实际、与世界接轨、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大学发展的新途径。（《政府指导管理和高校自主办学的互动和协调》）总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按矛盾的对立统一论来讲，应该理性而不回避两者存在一种依存和博弈关系。安心办学、自主办学、管理办学、特色办学，是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与大学之间应该解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大学与政府的博弈》）
　　除了关注政府与学校这一对重要关系，汪立夏还将教育放置于整个社会视野中来通盘审视、系统思考，不断呼吁国人培育健全的教育观念。通过中西教育观念的比较，汪立夏得到启示：政府要担当，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学校要自主，体现教育的主导性；家长要担责，体现教育的一体性；学生要能动，体现教育的主体性。（《中西教育的差异在观念》）他认为中国教育当下需要走出的误区很多：社会在教育的观念上存在功利的而非公益的误区，学校要走出产业化的误区，家庭要走出望子成龙的误区。（《教育需要走出的误区》）对于社会上盛行的课外补习现象，汪立夏以其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眼光，呼吁要理性认识其中四对关系：学校教育和课外培训的关系，即主次的关系；考试分数和素质发展的关系，即本末关系；市场导向和政府责任的关系，即公益和利益的关系；父母责任和心性发展的关系，即期待和个性的关系。（《课外补习带来的教育警示》） 　　对于已经泛化为当代中国社会之痛的教育问题，汪立夏并不满足于揭示病症，而一直追求贡献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比如说，对于“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问题，汪立夏精当地指出其中实际上应该包括教育公平与公平教育两方面的内涵。前者“首要解决的是受教育者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这是公平的基础和前提，更是社会与政府的职责和义务，然后才是如何体现教育公平的问题，像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优质资源整合利用问题、毕业就业问题等等，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也有社会统筹配合的责任”。而后者，“主要应该体现在育人这一理念和实践中，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的公正、公平和公道，这也许是实现教育公平带来的更大公平”。（《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再比如，对于教育应当按公益事业还是产业来办这一问题，秉持人文主义立场的汪立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但他努力进一步思考的是：教育的公益性该如何得到体现和保证？为什么社会力量办学会出现唯利是图向“钱”看的偏向，酿成了令人心痛的严重后果？他认为除了科学地确定教育资产过户、收费和合理回报，享受国民性教育待遇，遵循教育规律，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等，教育的公共事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规范社会力量办学，把教育重新纳入健康发展之路的决策显得尤为重要。（《牢牢把握住教育的公益性》）对于自己长期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汪立夏提出既要有反思，也要有客观全面的认识，“瞄准人才成长的大目标，做好服务指导的小文章，体现理想信念的长远追求”。他拈出看似朴素而切实可行的五个方面：要以公益性质来体现价值目标；要以服务办事来增强情感体验；要以系统教育来推动理论认知；要以实践感受来巩固教育效果；要以手段创新来激发内在动因。（《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拓展和运用》）这些深刻的认识以及这种建设性的态度，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林林总总的教育问题，廓清简单化的认识误区与情绪化的批判迷障，并加以切实可行地改进，无疑具有极大的针对性与参考价值。
　　身处矛盾丛生的转型时代，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与专业思考。汪立夏追求教育的幸福感。在他的思考中，幸福感并非一种空洞的理想。要让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让既能脱俗又不能免俗的教育留住那份独立和自由。不功利，不媚俗，按教育规律来办事，按人才特点来办教。要保证教育健康运行，更需要精心呵护和培育好教育发展的土壤和内在环境，让学生学习有幸福感，让教师为教有成就感，让社会感知有信任感，让事业发展有安全感。如此，在教化育人的过程中，每个人就都会成为快乐健康、有不断追求的人。（《由教育的幸福感说起》）人文主义与专业主义兼具的教育观，使得我们相信，汪立夏的“教而论道”，有助于我们理解、追求并乐享教育的幸福感。◆（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