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北大荒，收到一条蓝围巾，打开包裹一看，足有一米四长，逶迤在炕上，拖到地上，像一条蓝色的蛇，明显是一条女式的围巾。心里想，我妈也真是的，怎么买了一条女式的围巾？尽管是纯毛的，花了20元，我还是把它丢到一旁，一天也没有戴过。那时候，20元对于一般家庭不是一笔小数字。父亲退休后，每月的工资只有42元，也就是说，这条围巾花了父亲近一半的工资。
　　那应该是1970年或1971年的事。那时候，北大荒的冬天大烟泡一刮，冷得刀割一般难受。是我写信向家里要一条围巾的。当然，也是为了臭美。那时候，知青不讲究穿，但就像当年时兴假领子一样，戴一条好看点儿的围巾，不显山显水，却成为我们的一种暗暗的时尚。
　　就像我妈一直不知道我竟然是如此对待她寄给我的这条蓝围巾一样，我也不知道我妈寄我这条蓝围巾时所经历的心酸。一直到父亲去世，我从北大荒困退回北京，和我妈相依为命好几年之后，才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知道，原来这条蓝围巾上还有我妈的眼泪。
　　我妈是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这条蓝围巾。一辈子从来没有戴过围巾，甚至连一件毛线织的任何衣物都没有穿戴过的我妈，哪里懂得围巾的品种，起码是要分男女的。她只想买最长最厚最贵的，认为那样才最好，最能抵挡北大荒的风寒。
　　买好围巾，正好有一位我们队上的北京知青，从北大荒回家探亲。我写信时告诉家里，如果围巾买好，就让他帮我带回北大荒。在信的末尾，我写上了这位知青家里的地址。他家离我家不远，也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但是，我只重视了知青身份的相同，却忽略了他家与我家的不同。我家只是普通人家，我父亲只是税务局的一个小职员，住在一个大杂院两间窄小的东房里。他家以前是资本家，住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虽然经过了“文革”中的抄家，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户人家的气势并未完全消失。我和我妈都以为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到了那个四合院里，竟然成了令人皱眉头的恼人的事情。我妈按照地址把围巾给人家送去的时候，人家没收，说是孩子带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行李包里放不下。
　　我妈除了围巾还买了点儿六必居的咸菜，包好，夹在围巾里。可能是人家嫌沉。她这样对我说。
　　我说是，你让人家带围巾就带围巾，还非要带咸菜。我这样附和着我妈的话说，是想安慰她。我知道，我妈是想让我冬天吃饭的时候，有点儿就着下饭的东西。她从回家探亲的知青口中知道，到了冬天，我们吃的菜只有老三样：土豆、白菜、胡萝卜，还都是冻的。经常的菜，就是炖一锅这样的冻菜汤，用淀粉勾上芡，稠乎乎的，我们管它叫“塑料汤”。
　　我不知道，我妈对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我。人家没有带给我那条蓝围巾，其实，并不是因为咸菜。
　　那天，我们队上的那位知青没在家，我妈见到的是他妈。他妈根本没有让我妈进屋，只是在院子里说了几句话，就把我妈打发回来了。
　　我妈虽然出身贫寒，又没有文化，但看人多了，也知道眉眼高低，尽管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讲究穿戴了，但从人家讲究的衣服、白嫩的皮肤和飘忽的眼神，也看得出来，人家是在嫌弃自己呢。我妈听完人家这番话后，把围巾和咸菜包裹好，说了句“那就不麻烦你了”，便离开了那个小四合院。
　　那天是腊月天，天寒地冻。而我妈是缠足，抱着围巾和咸菜，颠着小脚，一步步走到他们的那个小四合院的。那天的情景，总让我觉得像是电影《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没让乡下来的亲戚进屋，也是冷漠地让人家站在风雪之中的院子里。那天，我妈没有回家，直接到了邮局。因为包围巾和咸菜的包上，有我父亲写的我的名字和地址，她就求别人按照上面的字写在包裹单上，把围巾和咸菜寄给了我。
　　这件事，一直到我妈去世之后，听我弟弟讲，我才知道全部真实的过程。那一年，我弟弟从青海探亲回北京，他一个同事的妈妈带着十几斤香肠到我家，让我弟弟帮助带回青海，我弟弟面有难色。他自己这么多东西，这十几斤香肠不轻呢，便想只带其中一部分，让我妈给拦下了。等人家走后，我妈对我弟弟说，都知道你们青海那里一年四季难得有肉吃，人家才会让你带这么多，人家让你带，是对你的信任，别伤人家的心。然后，我妈对弟弟说了让人家帮我带那条蓝围巾被拒的事情。
　　在我妈的一生中，蓝围巾只是一件小事，不知为什么，却总让我想起。在一个还有出身地位和财富不对等的社会里，人和人之间，不平等是存在的，不经意之间对于他人自尊的伤害是存在的。我们要努力去做的是，居高不自矜，位卑不屈辱，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努力避免不经意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