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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作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范系统，以特定的价值倾向来引导教育的发展。通过对我国《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文本分析，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价值取向。研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本体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培养高素质人才;目标价值取向是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功利价值取向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基础价值取向是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
关键词：价值取向;文本分析;高等教育;质量;政策
“今天，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无可避免地关系一个国家的质量。”[1]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已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日益重视，提高质量的愿望也日益迫切。正如日本学者矢野真和所说，高等教育正从数量的时代向质量的时代转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发展潮流提出的深刻命题，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高等学校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贡献率越来越高。这对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2011-2012年期间，教育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先后单独或联合颁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等18个文件，共同构成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政策体系，指导和规范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这系列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 “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 [2]，也是“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作分配”。政策的实质是利益或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其制定过程必内隐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即政策制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是基于对价值理想的追求而形成的一种先在性的观念性活动，它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利益相关者”均有重大的影响。价值取向是衡量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政策价值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因此，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政策，首先应研究整个政策活动究竟是围绕何种意图来安排和展开的，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将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配置起来开展相关的高等教育活动。基于《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及其配套政策文本分析，系统阐释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价值取向，包括其本体价值取向、功利价值取向和基础价值取向，既是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发展的起点，也是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落脚点。
一、本体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培养高素质人才
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一切要有益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面临最广大、最基本、最重要的对象是“个人”，个人价值具有直接性、基础性、内在性和先天性，是最基本的本体价值。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使命是人才培养，“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水平，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高校都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工作一切要围绕“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这个核心问题来开展。
以人为本，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一本体价值取向充分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要由人民评判”的核心理念。首先，从价值目标方面看，以人为本，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为了学生”这一理念。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标尺只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高校的一切活动，包括教学活动、品德修养、社会实践等等，都要始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来进行。在教育发展史上，高等教育先后经历了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当下就属于大众化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价值主体以及各“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多元化，要求高校不仅要培养社会精英，更要培养相当数量的高素质劳动者。
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本体目标，我们应进一步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一切为了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追求。大学校长心中有学生，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教师心中有学生，我们的大学才能办好。“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一理念的确值得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实践。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发展的价值目标层面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为了学生”。
其次，从价值创造方面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核心价值取向意味着发展要依靠人民。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人才培养是提高质量的重中之重”。在高校四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核心，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基础性工作，既要从长远考虑，又要从基础着手，特别要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抓起。高校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就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如果高校不能担当此任，就没有任何存在和发展必要。因此，我们应重新认识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进一步树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标准。
再次，从价值评判方面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核心价值取向所表达的是以人民群众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评价者。各高校应“进一步树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检验标准的理念，把社会评价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衡量，不是比规模、比大楼、比论文，更重要的是比内涵、比特色、比贡献。其中，学生、家长、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度，是考察评估的重点之一。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创造主体是人民群眾，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价值的评价主体应当也是人民群众。 二、目标价值取向：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科技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马克思是这样评价当时社会发展的：“在资产阶级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依靠什么？只能是依靠教育。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和学习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资源，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知识就像一种新的“宗教”，它不仅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也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创新性、知识型社会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校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剧烈变化的社会发展呢？如何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格局呢？首先，高校需要创新理念和创新管理模式;还要加快创新力量和资源整合与重组，促进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我国启动了“2011计划”，该计划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创新能力提升为突破口，以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为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如果高等教育不能产生新知识，不能履行创新职能，其地位最终只能沦为“第三级教育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生产知识，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是高等教育天然使命，也是高等教育本体价值的最好体现。高等教育何以为“高”？就是因为高等教育永远是传递高深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和探索新知的学问领域。大学是一个知识探究的场所，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从柏拉图、纽曼的高等教育理想看，他们都认为对知识的真正理解的标志在于能否提出一种建立在常识之上的新观点。这“新观点”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创新知识。“大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它们是脆弱的，正如真理本身是脆弱的一样。它们是在公众的许可下存在的，且作为需要公众的大量财政支持的组织，其独立存在就是个奇迹。”[3]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高等教育就是一个生产、传播与应用高深知识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理应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本体价值取向。
三、功利价值取向：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
功利价值取向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中存在的外在目标，重视高等教育的物质利益、工具价值，要求其出现即时的、显性的功效价值取向。它以工具性和实用性为主要特征，以追求即时的效益为准则。为国家和社会需求服务，提升综合国力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质量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中国梦”的不二选择。而教育水平提高是综合国力增强的基础，其基础性作用发挥更为主要的则表现在高等教育层面。教育质量政策为高等教育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起着制度保障作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水平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本体价值，还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即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必须反映社会需求、适应并满足社会需求。这是社会本位为主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在政策上的反映。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作关于“2011计划”有关情况的说明时指出，实施“2011计划”应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这里的“国家急需、世界一流”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方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准和条件。創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创新。因此，他认为，“2011计划”旨在引导高校围绕国家急需的重大问题，组织和集聚一流团队，创造一流的成果，培养一流的人才，形成一流的创新氛围，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不再是供人们仰望的圣物。面对社会的发展，它从祭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它服务经济社会、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旅程。 高等教育“唯有服务于社会，才能够立足”。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下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具有与主体“利”的需求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否的性质。作为价值主体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是社会的代表者，必然要求作为客体的高等教育具备这一功利价值，高等教育在作为价值客体一方，也必然需要具备这种功利性质，即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2011计划”，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若干意见》也指出，高校应主动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以不断增强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当然，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不应是“无奈、被逼”之举，而应是高等教育主动谋求适应社会的生存之道。从系列质量管理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部门遵循着高等教育发展逻辑，要求高等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力求博得更多的社会滋养，获得更大社会效益，以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依靠高等教育促进综合国力的增强，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也是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得以存在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以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功利价值取向，既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时代使命的高度认识使然，也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使然。
四、基础价值取向：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
创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政府均对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评估投入了极大的关注。由于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路径不同，环境和条件各异，其质量保证机制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政府主导型的质量保证机制、民间中介组织主导型的质量保证机制、中介机构与院校的内部保证机制相结合型的模式。通过对有关政策文本分析，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将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作为基础价值取向。 首先，表现为建立健全质量评估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也指出，要“建立健全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相适应的教学评估制度”。同时，还要“强化高等学校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完善校内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在组织上，要“按照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分工负责以及‘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形成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评估工作组织体系”。
其次，要求确立多元化的质量观，构建发展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目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入学选拔方式的多样化，学生的多样化，背景的多样化，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必须用多元化的标准来评价多样化的教育。《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要求实现分类的院校评估。《若干意见》要求，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克服同质化倾向。有关部门“出台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新方案，加强分类评估、分类指导，坚持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建立以高校自我评估为基础，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估制度”。
再次，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保障機制。杜玉波在解读《若干意见》时指出，我们要“完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和措施;要建立现代科研管理新机制;建立以科研成果创造性、实用性以及科研对人才培养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 。《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要求，“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推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
还有，改革和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要求各高校“积极组织开展协同创新，加快机制体制改革，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杜占元在解读“2011计划”时，提出“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的要求，还要求“突破高校内部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以创新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深化高校的机制体制改革，最终实现高校创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实践，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基于鲜明的价值取向，唯有如此，方能以正确的价值观念来规范教育实践。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作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范系统，以其特定的价值取向来引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范高校教育质量管理。其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在面对各种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诉求，面对所要处理的各种事物之间价值差序时，总是隐含着一定价值观念，并依此作出某种选择，即在他们的观念中何种价值处于优先地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其所秉持何种价值取向，必将对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0.
[2] H·D·Lasswell and A·Kaplan.power and society[M].NH：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71.
[3] E.格威狄·博格，金伯利·宾汉·霍尔.高等教育中的质量和问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34-235.
（责任编辑刘第红）
关键词：价值取向;文本分析;高等教育;质量;政策
“今天，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无可避免地关系一个国家的质量。”[1]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已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日益重视，提高质量的愿望也日益迫切。正如日本学者矢野真和所说，高等教育正从数量的时代向质量的时代转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发展潮流提出的深刻命题，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高等学校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贡献率越来越高。这对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2011-2012年期间，教育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先后单独或联合颁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等18个文件，共同构成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政策体系，指导和规范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这系列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 “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 [2]，也是“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作分配”。政策的实质是利益或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其制定过程必内隐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即政策制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是基于对价值理想的追求而形成的一种先在性的观念性活动，它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利益相关者”均有重大的影响。价值取向是衡量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政策价值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因此，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政策，首先应研究整个政策活动究竟是围绕何种意图来安排和展开的，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将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配置起来开展相关的高等教育活动。基于《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及其配套政策文本分析，系统阐释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价值取向，包括其本体价值取向、功利价值取向和基础价值取向，既是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发展的起点，也是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落脚点。
一、本体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培养高素质人才
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一切要有益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面临最广大、最基本、最重要的对象是“个人”，个人价值具有直接性、基础性、内在性和先天性，是最基本的本体价值。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使命是人才培养，“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水平，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高校都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工作一切要围绕“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这个核心问题来开展。
以人为本，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一本体价值取向充分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要由人民评判”的核心理念。首先，从价值目标方面看，以人为本，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为了学生”这一理念。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标尺只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高校的一切活动，包括教学活动、品德修养、社会实践等等，都要始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来进行。在教育发展史上，高等教育先后经历了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当下就属于大众化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价值主体以及各“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多元化，要求高校不仅要培养社会精英，更要培养相当数量的高素质劳动者。
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本体目标，我们应进一步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一切为了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追求。大学校长心中有学生，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教师心中有学生，我们的大学才能办好。“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一理念的确值得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实践。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发展的价值目标层面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为了学生”。
其次，从价值创造方面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核心价值取向意味着发展要依靠人民。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人才培养是提高质量的重中之重”。在高校四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核心，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基础性工作，既要从长远考虑，又要从基础着手，特别要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抓起。高校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就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如果高校不能担当此任，就没有任何存在和发展必要。因此，我们应重新认识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进一步树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标准。
再次，从价值评判方面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核心价值取向所表达的是以人民群众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评价者。各高校应“进一步树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检验标准的理念，把社会评价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衡量，不是比规模、比大楼、比论文，更重要的是比内涵、比特色、比贡献。其中，学生、家长、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度，是考察评估的重点之一。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创造主体是人民群眾，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价值的评价主体应当也是人民群众。 二、目标价值取向：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科技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马克思是这样评价当时社会发展的：“在资产阶级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依靠什么？只能是依靠教育。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和学习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资源，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知识就像一种新的“宗教”，它不仅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也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创新性、知识型社会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校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剧烈变化的社会发展呢？如何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格局呢？首先，高校需要创新理念和创新管理模式;还要加快创新力量和资源整合与重组，促进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我国启动了“2011计划”，该计划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创新能力提升为突破口，以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为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如果高等教育不能产生新知识，不能履行创新职能，其地位最终只能沦为“第三级教育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生产知识，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是高等教育天然使命，也是高等教育本体价值的最好体现。高等教育何以为“高”？就是因为高等教育永远是传递高深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和探索新知的学问领域。大学是一个知识探究的场所，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从柏拉图、纽曼的高等教育理想看，他们都认为对知识的真正理解的标志在于能否提出一种建立在常识之上的新观点。这“新观点”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创新知识。“大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它们是脆弱的，正如真理本身是脆弱的一样。它们是在公众的许可下存在的，且作为需要公众的大量财政支持的组织，其独立存在就是个奇迹。”[3]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高等教育就是一个生产、传播与应用高深知识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造创新型、知识型社会理应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本体价值取向。
三、功利价值取向：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
功利价值取向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中存在的外在目标，重视高等教育的物质利益、工具价值，要求其出现即时的、显性的功效价值取向。它以工具性和实用性为主要特征，以追求即时的效益为准则。为国家和社会需求服务，提升综合国力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质量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中国梦”的不二选择。而教育水平提高是综合国力增强的基础，其基础性作用发挥更为主要的则表现在高等教育层面。教育质量政策为高等教育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起着制度保障作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水平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本体价值，还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即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必须反映社会需求、适应并满足社会需求。这是社会本位为主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在政策上的反映。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作关于“2011计划”有关情况的说明时指出，实施“2011计划”应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这里的“国家急需、世界一流”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方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准和条件。創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创新。因此，他认为，“2011计划”旨在引导高校围绕国家急需的重大问题，组织和集聚一流团队，创造一流的成果，培养一流的人才，形成一流的创新氛围，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不再是供人们仰望的圣物。面对社会的发展，它从祭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它服务经济社会、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旅程。 高等教育“唯有服务于社会，才能够立足”。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下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具有与主体“利”的需求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否的性质。作为价值主体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是社会的代表者，必然要求作为客体的高等教育具备这一功利价值，高等教育在作为价值客体一方，也必然需要具备这种功利性质，即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2011计划”，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若干意见》也指出，高校应主动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以不断增强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当然，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不应是“无奈、被逼”之举，而应是高等教育主动谋求适应社会的生存之道。从系列质量管理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部门遵循着高等教育发展逻辑，要求高等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力求博得更多的社会滋养，获得更大社会效益，以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依靠高等教育促进综合国力的增强，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也是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得以存在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以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功利价值取向，既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时代使命的高度认识使然，也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使然。
四、基础价值取向：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
创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政府均对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评估投入了极大的关注。由于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路径不同，环境和条件各异，其质量保证机制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政府主导型的质量保证机制、民间中介组织主导型的质量保证机制、中介机构与院校的内部保证机制相结合型的模式。通过对有关政策文本分析，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将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作为基础价值取向。 首先，表现为建立健全质量评估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也指出，要“建立健全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相适应的教学评估制度”。同时，还要“强化高等学校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完善校内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在组织上，要“按照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分工负责以及‘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形成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评估工作组织体系”。
其次，要求确立多元化的质量观，构建发展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目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入学选拔方式的多样化，学生的多样化，背景的多样化，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必须用多元化的标准来评价多样化的教育。《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要求实现分类的院校评估。《若干意见》要求，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克服同质化倾向。有关部门“出台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新方案，加强分类评估、分类指导，坚持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建立以高校自我评估为基础，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估制度”。
再次，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保障機制。杜玉波在解读《若干意见》时指出，我们要“完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和措施;要建立现代科研管理新机制;建立以科研成果创造性、实用性以及科研对人才培养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 。《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要求，“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推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
还有，改革和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要求各高校“积极组织开展协同创新，加快机制体制改革，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杜占元在解读“2011计划”时，提出“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的要求，还要求“突破高校内部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以创新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深化高校的机制体制改革，最终实现高校创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实践，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基于鲜明的价值取向，唯有如此，方能以正确的价值观念来规范教育实践。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作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范系统，以其特定的价值取向来引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范高校教育质量管理。其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在面对各种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诉求，面对所要处理的各种事物之间价值差序时，总是隐含着一定价值观念，并依此作出某种选择，即在他们的观念中何种价值处于优先地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其所秉持何种价值取向，必将对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0.
[2] H·D·Lasswell and A·Kaplan.power and society[M].NH：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71.
[3] E.格威狄·博格，金伯利·宾汉·霍尔.高等教育中的质量和问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34-235.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