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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倒塌的陕西法门寺佛塔进行重建勘察时，无意中发现塔基地宫遗址，并进而发现佛祖指骨舍利及一批珍贵文物。经过研究整理后，这批文物成了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世人瞩目。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涉及一起疑案调查，这批文物中的佛家圣物佛指舍利曾被运送到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但不对外接待参观，而是严密地保管在地库里，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又运回陕西。
向法门寺僧人调查佛指舍利的保护情况（右5为刘
据佛典记载，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后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舍利子。据史籍记载，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有19份佛祖舍利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土，并在全国建了19座宝塔安置供养，现今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大唐盛世期间，塔中佛指舍利曾被6次恭迎进皇宫供奉。公元874年，在最后一次迎请供奉后，佛指舍利被密封珍藏于法门寺地宫。在此后的不同朝代，法门寺宝塔虽然经历过损毁修复，但收藏于地宫中的佛指舍利却再也没有露面。
1000多年之后，这个埋藏在地宫中的秘密终于被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世上仅存唯一的佛祖指骨舍利由此重见天日。经过研究考证后，将其移藏于法门寺地库保存。1988年11月，法门寺博物馆建成开放，佛祖指骨舍利及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与世人见面。
然而，时隔不久，却发生了一起惊动国务院的佛指舍利被偷换盗卖疑案。
那是在1991年，陕西省文物部门内部有人不断投书扶风县、陕西省有关部门，举报佛指舍利被法门寺博物馆领导和有关人员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称现在保存的佛指舍利是复制品，真的已被日本人出巨资买去。后来，举报人又向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寄信举报。由于事关重大且言之凿凿，此事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决定由李铁映副总理亲自挂帅，成立由公安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查清举报信所反映的问题。公安部副部长俞雷参加会议，他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虽说是由几个部门共同参加，但根据职能分工，对案件的查证工作基本上全部落到了公安部。俞雷副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那天，俞副部长把刘文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任务领回来了，但得有人干，还得干好，刑侦业务你最熟悉，就由你来负责吧。他指示由刑侦局立案，由刘文亲自主持此案的查证，任务是查清佛指舍利是否被盗，如像举报人所说，已被卖到日本，这将成为国际上盗卖唯一重要文物的大案，一定要侦破此案。
在接受任务时，刘文深感责任重大，难度也不小，单凭举报人的检举信所陈述内容很难作出判断，该如何着手，一时心中无底，于是提出先去西安摸摸情况，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跨国犯罪，在得到部领导的批准后，刘文便带了国际刑警处的年轻同志孟林前往西安。
据陕西省公安厅的同志介绍，他们已接到过同样内容的多封检举信，并与检举人见面听取情况反映，但最终因无法判断其提供情况的真假而搁置下来;也为此找过省文物部门和法门寺博物馆领导人调查，他们均表示保存在地库的佛指舍利绝对是真的，举报信所说纯属子虚乌有，并说如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但究竟该怎么调查，一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听了这些情况，刘文也感到遇上了棘手的案子，关键在于如何证明现存佛指舍利的真假。
那么真的佛指舍利是什么樣的？据唐人释道宣所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舍利，开头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空方正，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法门寺地宫隧道出土的石碑（即“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碑文所载，“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纹，纹并不彻。”考古工作者证实，地宫中出土的佛指舍利与这两处记载吻合，但古人记载只说了其长度、色泽和形状，缺少更多的量化数据，并不足以作为对指骨舍利真假判断的依据，只具有参考价值。
带领痕迹检验专家第二次去法门寺鉴定佛指舍利，图为调查组合影（右7为刘文）
刘文决定先从调查博物馆是否复制了佛指舍利入手。经了解，省文物局领导和有关人员都说，当时地宫中共发现四枚佛骨舍利，其中一枚为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称为灵骨。另三枚是玉石的复制品，称为影骨。为了有利于珍贵文物的保管，比照那枚称为灵骨的佛指舍利，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共制作了三枚复制品，在展览大厅陈列展出的就是复制品之一。于是，刘文又找到了复制舍利的工作人员，那人二十多岁，专门负责文物修复等项技术工作。根据刘文的要求，他将复制佛指舍利的全过程和选用的骨料、所用工具（锯、刀、锉）等仔细地给刘文解说了一遍，并把他的复制品和剩余的骨料（来自某医学院）、工具都拿给刘文看，还进行了演示。刘文发现，复制品表面都留有细微的锉刀纹痕和使用砂纸的磨痕，可以清晰辨认，虽然进行了做旧处理，但还是可以看出不是年代很久的复制品。此时，刘文心里有了一些底，因为保存在地库的佛指舍利如果真是复制品，那么不管加工得如何精细，其表面上也应该可以看到用锉刀和砂纸加工所留下的痕迹。刘文又向他询问，是以实物还是以照片为样本复制的？他说实物只看过一次，主要是依据出土时所拍照片仿制的。
经向参与开挖塔下地宫文物的人员调查，他们说，从地宫取出的每件文物都按照原始面貌拍了照片，清洗整理后又拍过照片，这些照片都已作为第一手档案保存。刘文就请博物馆将从塔下地宫文物出土时拍的有关原始照片调来。这些照片从各个角度拍下了佛指舍利，看上去很清晰。由于刘文早年研习过痕迹检验学的理论和技术，这些档案照片让他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感到很快查清此案有希望了。因为他发现，在照片上出土的指骨舍利表面很光滑，看不到锉磨痕迹，倒是有三条明显的长短不一的骨裂线。古人虽未明确记载佛指舍利上有几条裂纹，但有“中有隐迹”、“二角有纹，纹并不彻”之说。同时，依刘文观察，这种骨裂痕迹基本是不可复制的，即使有办法复制也不可能做得一模一样，可以将其看作是真佛指舍利的“DNA”，作为同一认定的样本特征。如果将博物馆地库中保存的佛指舍利拿来与照片进行痕迹比对，得出真佛指舍利是否被盗的结论，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难度。刘文把这个想法跟省厅和博物馆的同志说了，他们都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按说，这时候只须把佛指舍利和照片比照一下，答案就有了。实际上，经法门寺博物馆的同意，刘文也进行了大致的比对，三条痕迹都能对上，认为可以得出结论。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一是地库中的佛指舍利保存在保险柜中，库外有保安守卫，要从库内取出进行正式鉴定，须办理手续经省级文物部门批准;二是刘文的身份是行政领导，不是在岗专业人员，没有物证鉴定权，不能出具鉴定书。所以，刘文必须先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小组，申请批准从地宫中取出佛指骨舍利进行痕迹检验，还要请几位痕迹专家一同去作鉴定。回京后，刘文向俞雷副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在俞副部长向领导小组汇报后，刘文接到指示，要他组织专家小组尽快进行鉴定。
1991年7月8日，刘文组织的专家小组获得批准，从地库中取出佛指舍利进行检验。刘文便带领公安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痕迹室解云、班茂森，北京市公安局刑科所陈健华，辽宁省公安厅技术科趙新民等痕迹检验专家前往陕西。到达西安后，早已在等待专家小组的陕西省公安厅和刑侦处的领导与他们会合后，一同前往扶风县法门寺。
佛指舍利是佛家信仰的圣物，将其恭敬地请出地库，必须按照佛门规矩举行仪式。为了保证鉴定工作顺利进行，经过研究，最后根据博物馆领导建议，作了这样的安排：法门寺腾出一个大殿作为鉴定场所，周围用幔帐围挡，中间摆一张桌子，从地库通往大殿的一路上铺红地毯，以表示敬重。
当天下午，大殿内十分肃静，一名身穿袈裟的僧人托举着装有佛指舍利的宝函，从地库一路双膝跪地缓缓行进，直到大殿方桌前，将宝函恭敬地轻放桌上。仪式过程虽然简单，但十分恭诚神圣，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佛家圣物的至高尊崇。由于在检验中鉴定专家需要直接触摸佛指舍利，为避免佛教人员感到不敬，在鉴定开始前要求其他人员都离开回避，殿内只有省厅和调查组的人在场，并安排了录像、照相，记录整个过程。
按照事先确定的鉴定方案，只可比对确证，不能取样化验。刘文和专家小组的同志都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宝函取出舍利查验。鉴定中，大家都尽量减少对舍利的触摸。刘文手持放大镜，以照片为样本进行查看比对，三条明显的骨裂线都在，整体表面光滑，无锉磨痕迹。刘文又仔细观察佛指舍利上每一条骨裂痕迹的位置、长度、色泽以及其他微小特征，都与照片上的相符合。刘文还观察到有若干条照片上无法显现的细微骨裂痕。在场的每一位专家，都以精准的专业水平，对佛指舍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对检验。
在进行实物检验完毕后，开始依据档案照片拍摄的角度、距离等进行拍照。专家们拿出事先选好的照片，确定舍利摆放的位置，并找好同一角度和距离进行拍照。这样做，一是减少对实物的鉴定时间，二是便于重复检验和存档。
专家们回到北京后，集中在一起，用这两套照片再次进行细致比对，每个细小痕迹都逐个确信同一后，一致认为，痕迹比对吻合，原佛指舍利尚在，不存在被盗换的问题。最后，由四位痕迹专家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结论是：法门寺地库内保存的佛指舍利上的骨裂痕迹，与1988年11月出土时拍照的佛指舍利上的骨裂纹完全一致，现有的佛指舍利就是出土时的佛指舍利。
按照这个鉴定结论，可以确认佛指舍利不存在被盗和出卖到日本的问题。国务院有关此案的领导小组在听了公安部的调查汇报后，认为调查结果根据充分，批准了这个结论，指示可以向当地宣布调查结果，并责成陕西省公安厅与举报人说清楚。
当时，领导小组考虑到，为保证佛指舍利的绝对安全，决定由公安部派一名局级干部带武装警察将佛指舍利秘密运到北京，存于故宫博物院地库，严密保管。俞雷副部长还要刘文去办此事，刘文认为调查任务已圆满完成，下一步应是经文保部门的事了，遂建议由负责经文保工作的顾道先局长办此事。最后决定由顾局长带武装警察包了一节列车车厢将佛指舍利运到了北京。
佛指舍利在北京保管一段时间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请示要求将佛指舍利运回陕西省博物馆保存。经国务院批准后，由陕西省公安厅派人带武装警察运回西安，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
但是，在此案调查结束后，那位举报人并不认可这一结论，依然继续邮寄举报信。为此，刘文又去了陕西省公安厅，然后在宾馆专门包了房间，把举报人请来，和省厅的同志一道做他的工作。他很固执，称盗卖佛祖舍利这件事日本的报纸都登了，说得很清楚，应继续查下去。刘文和省厅的领导给他讲了鉴定过程，劝他应该相信事实、相信科学。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他同意了不再写举报信，说那就听你们的吧。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了写举报信。没别的办法，只能继续做他的工作。
2009年5月9日，陕西省扶风县隆重举行了“佛教圣地法门寺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海内外2万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通过恭迎、供养、颂唱等活动，世界上唯一的佛指舍利被安放在这座148米高的合十舍利塔中，供世人瞻礼。
就在这次大典举行之前的4月间，刘文等同志应邀去陕西参观，有幸在陕西省博物馆专门陈列室再次瞻仰了佛指舍利。刘文贴近展柜玻璃仔细观察，最后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这枚珍贵的佛指舍利，那三条长短不一的骨裂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涉及一起疑案调查，这批文物中的佛家圣物佛指舍利曾被运送到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但不对外接待参观，而是严密地保管在地库里，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又运回陕西。
据佛典记载，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后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舍利子。据史籍记载，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有19份佛祖舍利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土，并在全国建了19座宝塔安置供养，现今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大唐盛世期间，塔中佛指舍利曾被6次恭迎进皇宫供奉。公元874年，在最后一次迎请供奉后，佛指舍利被密封珍藏于法门寺地宫。在此后的不同朝代，法门寺宝塔虽然经历过损毁修复，但收藏于地宫中的佛指舍利却再也没有露面。
1000多年之后，这个埋藏在地宫中的秘密终于被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世上仅存唯一的佛祖指骨舍利由此重见天日。经过研究考证后，将其移藏于法门寺地库保存。1988年11月，法门寺博物馆建成开放，佛祖指骨舍利及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与世人见面。
然而，时隔不久，却发生了一起惊动国务院的佛指舍利被偷换盗卖疑案。
那是在1991年，陕西省文物部门内部有人不断投书扶风县、陕西省有关部门，举报佛指舍利被法门寺博物馆领导和有关人员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称现在保存的佛指舍利是复制品，真的已被日本人出巨资买去。后来，举报人又向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寄信举报。由于事关重大且言之凿凿，此事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决定由李铁映副总理亲自挂帅，成立由公安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查清举报信所反映的问题。公安部副部长俞雷参加会议，他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虽说是由几个部门共同参加，但根据职能分工，对案件的查证工作基本上全部落到了公安部。俞雷副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那天，俞副部长把刘文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任务领回来了，但得有人干，还得干好，刑侦业务你最熟悉，就由你来负责吧。他指示由刑侦局立案，由刘文亲自主持此案的查证，任务是查清佛指舍利是否被盗，如像举报人所说，已被卖到日本，这将成为国际上盗卖唯一重要文物的大案，一定要侦破此案。
在接受任务时，刘文深感责任重大，难度也不小，单凭举报人的检举信所陈述内容很难作出判断，该如何着手，一时心中无底，于是提出先去西安摸摸情况，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跨国犯罪，在得到部领导的批准后，刘文便带了国际刑警处的年轻同志孟林前往西安。
据陕西省公安厅的同志介绍，他们已接到过同样内容的多封检举信，并与检举人见面听取情况反映，但最终因无法判断其提供情况的真假而搁置下来;也为此找过省文物部门和法门寺博物馆领导人调查，他们均表示保存在地库的佛指舍利绝对是真的，举报信所说纯属子虚乌有，并说如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但究竟该怎么调查，一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听了这些情况，刘文也感到遇上了棘手的案子，关键在于如何证明现存佛指舍利的真假。
那么真的佛指舍利是什么樣的？据唐人释道宣所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舍利，开头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空方正，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法门寺地宫隧道出土的石碑（即“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碑文所载，“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纹，纹并不彻。”考古工作者证实，地宫中出土的佛指舍利与这两处记载吻合，但古人记载只说了其长度、色泽和形状，缺少更多的量化数据，并不足以作为对指骨舍利真假判断的依据，只具有参考价值。
刘文决定先从调查博物馆是否复制了佛指舍利入手。经了解，省文物局领导和有关人员都说，当时地宫中共发现四枚佛骨舍利，其中一枚为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称为灵骨。另三枚是玉石的复制品，称为影骨。为了有利于珍贵文物的保管，比照那枚称为灵骨的佛指舍利，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共制作了三枚复制品，在展览大厅陈列展出的就是复制品之一。于是，刘文又找到了复制舍利的工作人员，那人二十多岁，专门负责文物修复等项技术工作。根据刘文的要求，他将复制佛指舍利的全过程和选用的骨料、所用工具（锯、刀、锉）等仔细地给刘文解说了一遍，并把他的复制品和剩余的骨料（来自某医学院）、工具都拿给刘文看，还进行了演示。刘文发现，复制品表面都留有细微的锉刀纹痕和使用砂纸的磨痕，可以清晰辨认，虽然进行了做旧处理，但还是可以看出不是年代很久的复制品。此时，刘文心里有了一些底，因为保存在地库的佛指舍利如果真是复制品，那么不管加工得如何精细，其表面上也应该可以看到用锉刀和砂纸加工所留下的痕迹。刘文又向他询问，是以实物还是以照片为样本复制的？他说实物只看过一次，主要是依据出土时所拍照片仿制的。
经向参与开挖塔下地宫文物的人员调查，他们说，从地宫取出的每件文物都按照原始面貌拍了照片，清洗整理后又拍过照片，这些照片都已作为第一手档案保存。刘文就请博物馆将从塔下地宫文物出土时拍的有关原始照片调来。这些照片从各个角度拍下了佛指舍利，看上去很清晰。由于刘文早年研习过痕迹检验学的理论和技术，这些档案照片让他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感到很快查清此案有希望了。因为他发现，在照片上出土的指骨舍利表面很光滑，看不到锉磨痕迹，倒是有三条明显的长短不一的骨裂线。古人虽未明确记载佛指舍利上有几条裂纹，但有“中有隐迹”、“二角有纹，纹并不彻”之说。同时，依刘文观察，这种骨裂痕迹基本是不可复制的，即使有办法复制也不可能做得一模一样，可以将其看作是真佛指舍利的“DNA”，作为同一认定的样本特征。如果将博物馆地库中保存的佛指舍利拿来与照片进行痕迹比对，得出真佛指舍利是否被盗的结论，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难度。刘文把这个想法跟省厅和博物馆的同志说了，他们都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按说，这时候只须把佛指舍利和照片比照一下，答案就有了。实际上，经法门寺博物馆的同意，刘文也进行了大致的比对，三条痕迹都能对上，认为可以得出结论。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一是地库中的佛指舍利保存在保险柜中，库外有保安守卫，要从库内取出进行正式鉴定，须办理手续经省级文物部门批准;二是刘文的身份是行政领导，不是在岗专业人员，没有物证鉴定权，不能出具鉴定书。所以，刘文必须先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小组，申请批准从地宫中取出佛指骨舍利进行痕迹检验，还要请几位痕迹专家一同去作鉴定。回京后，刘文向俞雷副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在俞副部长向领导小组汇报后，刘文接到指示，要他组织专家小组尽快进行鉴定。
1991年7月8日，刘文组织的专家小组获得批准，从地库中取出佛指舍利进行检验。刘文便带领公安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痕迹室解云、班茂森，北京市公安局刑科所陈健华，辽宁省公安厅技术科趙新民等痕迹检验专家前往陕西。到达西安后，早已在等待专家小组的陕西省公安厅和刑侦处的领导与他们会合后，一同前往扶风县法门寺。
佛指舍利是佛家信仰的圣物，将其恭敬地请出地库，必须按照佛门规矩举行仪式。为了保证鉴定工作顺利进行，经过研究，最后根据博物馆领导建议，作了这样的安排：法门寺腾出一个大殿作为鉴定场所，周围用幔帐围挡，中间摆一张桌子，从地库通往大殿的一路上铺红地毯，以表示敬重。
当天下午，大殿内十分肃静，一名身穿袈裟的僧人托举着装有佛指舍利的宝函，从地库一路双膝跪地缓缓行进，直到大殿方桌前，将宝函恭敬地轻放桌上。仪式过程虽然简单，但十分恭诚神圣，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佛家圣物的至高尊崇。由于在检验中鉴定专家需要直接触摸佛指舍利，为避免佛教人员感到不敬，在鉴定开始前要求其他人员都离开回避，殿内只有省厅和调查组的人在场，并安排了录像、照相，记录整个过程。
按照事先确定的鉴定方案，只可比对确证，不能取样化验。刘文和专家小组的同志都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宝函取出舍利查验。鉴定中，大家都尽量减少对舍利的触摸。刘文手持放大镜，以照片为样本进行查看比对，三条明显的骨裂线都在，整体表面光滑，无锉磨痕迹。刘文又仔细观察佛指舍利上每一条骨裂痕迹的位置、长度、色泽以及其他微小特征，都与照片上的相符合。刘文还观察到有若干条照片上无法显现的细微骨裂痕。在场的每一位专家，都以精准的专业水平，对佛指舍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对检验。
在进行实物检验完毕后，开始依据档案照片拍摄的角度、距离等进行拍照。专家们拿出事先选好的照片，确定舍利摆放的位置，并找好同一角度和距离进行拍照。这样做，一是减少对实物的鉴定时间，二是便于重复检验和存档。
专家们回到北京后，集中在一起，用这两套照片再次进行细致比对，每个细小痕迹都逐个确信同一后，一致认为，痕迹比对吻合，原佛指舍利尚在，不存在被盗换的问题。最后，由四位痕迹专家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结论是：法门寺地库内保存的佛指舍利上的骨裂痕迹，与1988年11月出土时拍照的佛指舍利上的骨裂纹完全一致，现有的佛指舍利就是出土时的佛指舍利。
按照这个鉴定结论，可以确认佛指舍利不存在被盗和出卖到日本的问题。国务院有关此案的领导小组在听了公安部的调查汇报后，认为调查结果根据充分，批准了这个结论，指示可以向当地宣布调查结果，并责成陕西省公安厅与举报人说清楚。
当时，领导小组考虑到，为保证佛指舍利的绝对安全，决定由公安部派一名局级干部带武装警察将佛指舍利秘密运到北京，存于故宫博物院地库，严密保管。俞雷副部长还要刘文去办此事，刘文认为调查任务已圆满完成，下一步应是经文保部门的事了，遂建议由负责经文保工作的顾道先局长办此事。最后决定由顾局长带武装警察包了一节列车车厢将佛指舍利运到了北京。
佛指舍利在北京保管一段时间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请示要求将佛指舍利运回陕西省博物馆保存。经国务院批准后，由陕西省公安厅派人带武装警察运回西安，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
但是，在此案调查结束后，那位举报人并不认可这一结论，依然继续邮寄举报信。为此，刘文又去了陕西省公安厅，然后在宾馆专门包了房间，把举报人请来，和省厅的同志一道做他的工作。他很固执，称盗卖佛祖舍利这件事日本的报纸都登了，说得很清楚，应继续查下去。刘文和省厅的领导给他讲了鉴定过程，劝他应该相信事实、相信科学。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他同意了不再写举报信，说那就听你们的吧。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了写举报信。没别的办法，只能继续做他的工作。
2009年5月9日，陕西省扶风县隆重举行了“佛教圣地法门寺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海内外2万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通过恭迎、供养、颂唱等活动，世界上唯一的佛指舍利被安放在这座148米高的合十舍利塔中，供世人瞻礼。
就在这次大典举行之前的4月间，刘文等同志应邀去陕西参观，有幸在陕西省博物馆专门陈列室再次瞻仰了佛指舍利。刘文贴近展柜玻璃仔细观察，最后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这枚珍贵的佛指舍利，那三条长短不一的骨裂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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