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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美国国防情报局资深分析师，也是古巴情报机关的王牌内线。向美国政府宣誓效忠，却暗中为前者的眼中钉服务，安娜·蒙特斯的双面人生持续了整整17年。
2001年秋，“9·11”事件发生后的那段日子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迈阿密分局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当被一名主管召唤到其办公室时，负责破译窃听录音的语言分析师露西·蒙特斯满心以为，上司发现了与恐怖活动有关的痕迹。
随后发生的一切与“9·11”并无关系。露西被告知，她的亲姐姐、美国国防情报局（DIA）资深特工安娜·蒙特斯，因长期向古巴提供机密情报而被捕，或将面临极刑。
童年阴影令她憎恨强权
安娜·蒙特斯的孩童时代在马里兰州度过，彼时的她身材苗条、言语诙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虫”，学习成绩非常出色。
在外人看来，安娜拥有一个模范式的幸福家庭。但关起门来，父亲埃尔伯托就会化身“城堡里的暴君”。在这名精神科医师看来，既然自己赚钱养活4个孩子，就有权对他们棍棒相向。从5岁开始，安娜便不断遭受家庭暴力，“爸爸发火时，必定会用皮带打我们。”
母亲艾米拉最终选择了离婚，并获得了对子女的监护权。时值1972年，安娜15岁。“童年时代的遭遇让她倾向于同情弱者，极其渴望向强权复仇。”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相关案卷中分析称，这或许是她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古巴提供情报的深层原因。
1977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安娜获得了留学西班牙的机会。在大洋彼岸，她遇到一位英俊的阿根廷男生，据知情人士回忆，后者在政治上“左倾”。从他那里，安娜了解到，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扶持独裁政权”。很快，两人便一同跻身反美游行的行列。
从高材生到王牌内线
在西班牙的“奇遇”并未对安娜的学业和求职产生影响。令人惊奇的是，获悉美国司法部正在招聘，这位高材生第一时间报了名——工作只是工作，挣钱糊口还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一切可谓顺风顺水：她先是被分配到司法部下属的信息与隐私政策办公室，不到一年，又通过了FBI的背景调查，获得了接触司法部绝密资料的资格。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勤奋的安娜利用晚上的时间，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她的政治立场也越走越远，对华盛顿的拉美政策愈发厌恶。
就这样，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1984年，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美国政府雇员，以及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安娜拥有了又一个身份——古巴情报机关的间谍。
有人猜测，招募安娜的可能是古巴秘密部门安插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代理人”。古巴情报机构向来有在美国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发展下线的偏好，因为从这类大学里走出的学生，日后无论在政府还是其他部门，都容易占据高位，从而取得重要情报。
一年后，安娜秘访古巴。回到美国，她就开始积极申请更重要的职位，以便获得接触机密情报的权限。很快，对此中内情浑然不觉的美国国防情报局（DIA）便发来了聘书。成立于1961年的DIA隶属于五角大楼，是美国军方对外军事情报的主要来源。
直到此时，依然没有任何人对安娜的背景产生怀疑。此后，精通西班牙语的她一次次获得晋升，很快成为DIA关于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主要情报分析专家，后来又当上了至关重要的古巴事务科科长。案发前，她在美国情报界甚至享有“古巴女皇”的美誉。
行事隐蔽〓仍毫无安全感
在最鼎盛时期，安娜·蒙特斯接触到的涉密材料以6位数计。从古巴情报机构处，她学会了如何不动声色地把装情报的包裹交到接头对象手里，如何安全地通过暗号联络，如何在必要时“人间蒸发”，甚至包括如何骗过测谎仪——在接受测谎时“收紧括约肌”。虽然不清楚她是否真的用过类似技巧，1994年，安娜的确曾在DIA的内部排查中过关。
负责侦办该案的FBI匿名人士称，安娜与其“上线”的联络方式极为隐秘：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她通过一部高频短波收音机接收古巴情报部门发来的加密无线电指令，这些指令由“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数字”组成；接着，安娜把数字输入电脑，再插入一张装有解密软件的磁盘，就会自动将那些看似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转变成行动指令。
将哈瓦那感兴趣的情报搞到手后，她会凭记忆力将其默写出来，再用公共电话拨打一个传呼号码，通知古巴方面“信息已成功收到”，最后设法把资料移交“自己人”。
作为双面特工必须承受的代价——安娜时时刻刻没有安全感，除了古巴线人，她谁都不敢相信，弟弟妹妹也不例外。妹妹露西、小弟蒂托及他们各自的配偶都是FBI雇员，安娜向来不愿与其共处一室，因为轻松惬意的家庭聚会容易使人放松警惕，从而在无意间露出破绽。
古巴方面觉察到了这位王牌内线的心理问题，为她安排了一名男友。可两人共处了没几天，安娜就打起了退堂鼓——她知道，和“组织上安排”的男人在一起并不能获得幸福。
潜伏17载终于归案
就在安娜为自己的生活苦恼时，妹妹露西开始了职业生涯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那是1998年，FBI迈阿密分局在佛罗里达州开展了清除古巴间谍的行动，作为分局的语言分析师，露西翻译了大量窃听录音，并因此获颁奖章。
与安娜接头的古巴间谍为了避风头，一连数月不露面。这让平素没什么社交活动的安娜遭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她开始没来由地哭泣，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每次洗澡时要用掉好几块香皂，开车必须戴手套……最后不得不向心理医生求助，并服用抗抑郁药物。
她的种种异常表现引起了注意。2000年9月，反间谍专家斯科特·卡麦克，从“未知的神秘渠道”获得线索：美国政府的要害部门中有一名长期向古巴提供情报的高级雇员，FBI只知道此人职位重要，还购买了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以便于同古巴方面联系。
卡麦克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叫来同事卡尔·詹姆斯，把上述线索作为检索条件，输入DIA的员工数据库——为了获得工作，DIA员工在应聘时必须放弃许多隐私，如经济活动、医疗和旅行记录等，所有這些内容均会被详细记录在案。 电脑给出了上百个符合条件的名字，再经由人工手段反复梳理，怀疑范围缩小至约20人。当“安娜·蒙特斯”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时，卡麦克眼前一亮，接着便被震惊包围。
FBI派出50多名员工，对安娜进行了“细致到显微镜级别”的监视。2001年5月，特工对后者位于华盛顿北郊的住处实施了秘密搜查，拷贝了其笔记本電脑的硬盘数据，并由技术人员恢复了其中已被删除的文件，终于发现了安娜非法搜集美国军事情报的证据。
FBI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但“9·11”恐怖袭击打乱了原本的安排，担心顾此失彼的他们遂决定“收网”。2001年9月21日，安娜·蒙特斯以叛国罪归案，随即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此时，距这名双面特工首次接受古巴方面的命令，已过去了17年之久。
影响力可能延续至今
如今，安娜依然被关押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卡斯维尔联邦医疗中心。为了免遭极刑，她主动坦白了检方并未在第一时间掌握的间谍行为，换来了相对较轻的25年监禁。
姐姐被捕后，露西和弟弟蒂托非常担心自己及配偶会受到牵连，丢掉在FBI的工作。有一段时间，露西心里“恨极了”安娜。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她也在尝试学着不再站在“审判者”的立场看待姐姐。“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妹妹的身份更单纯些。”她说。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收录了一封露西写给姐姐的信，落款为2010年11月6日。在短短两页纸的篇幅里，露西提到了母亲艾米拉，说母亲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暴戾的男人，依然忍受着巨大的屈辱生儿育女；到了该安享晚年时，“却又被你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在结尾处，露西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古巴提供情报）？我知道，你并非利他主义者，你这么做并非为了他人的福祉，而是为你自己。你很胆怯。”
然而，就是这样一名“胆小鬼”，被FBI定性为“后冷战时代的头号超级女间谍”。她令大量军事机密外泄，使数名打入古巴的美国特工身陷囹圄，使深藏在哈瓦那多年的老牌线人身份暴露，使华盛顿秘密策划的对古“特别行动计划”流产……最重要的是，她撰写的关于古巴的分析报告曾被递交给国会，就美国的古巴政策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
即便如此，从外界能够了解到的只言片语中，安娜·蒙特斯从未就自己最初的选择露出悔意。
（摘自《青年参考》）
2001年秋，“9·11”事件发生后的那段日子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迈阿密分局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当被一名主管召唤到其办公室时，负责破译窃听录音的语言分析师露西·蒙特斯满心以为，上司发现了与恐怖活动有关的痕迹。
随后发生的一切与“9·11”并无关系。露西被告知，她的亲姐姐、美国国防情报局（DIA）资深特工安娜·蒙特斯，因长期向古巴提供机密情报而被捕，或将面临极刑。
童年阴影令她憎恨强权
安娜·蒙特斯的孩童时代在马里兰州度过，彼时的她身材苗条、言语诙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虫”，学习成绩非常出色。
在外人看来，安娜拥有一个模范式的幸福家庭。但关起门来，父亲埃尔伯托就会化身“城堡里的暴君”。在这名精神科医师看来，既然自己赚钱养活4个孩子，就有权对他们棍棒相向。从5岁开始，安娜便不断遭受家庭暴力，“爸爸发火时，必定会用皮带打我们。”
母亲艾米拉最终选择了离婚，并获得了对子女的监护权。时值1972年，安娜15岁。“童年时代的遭遇让她倾向于同情弱者，极其渴望向强权复仇。”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相关案卷中分析称，这或许是她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古巴提供情报的深层原因。
1977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安娜获得了留学西班牙的机会。在大洋彼岸，她遇到一位英俊的阿根廷男生，据知情人士回忆，后者在政治上“左倾”。从他那里，安娜了解到，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扶持独裁政权”。很快，两人便一同跻身反美游行的行列。
从高材生到王牌内线
在西班牙的“奇遇”并未对安娜的学业和求职产生影响。令人惊奇的是，获悉美国司法部正在招聘，这位高材生第一时间报了名——工作只是工作，挣钱糊口还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一切可谓顺风顺水：她先是被分配到司法部下属的信息与隐私政策办公室，不到一年，又通过了FBI的背景调查，获得了接触司法部绝密资料的资格。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勤奋的安娜利用晚上的时间，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她的政治立场也越走越远，对华盛顿的拉美政策愈发厌恶。
就这样，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1984年，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美国政府雇员，以及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安娜拥有了又一个身份——古巴情报机关的间谍。
有人猜测，招募安娜的可能是古巴秘密部门安插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代理人”。古巴情报机构向来有在美国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发展下线的偏好，因为从这类大学里走出的学生，日后无论在政府还是其他部门，都容易占据高位，从而取得重要情报。
一年后，安娜秘访古巴。回到美国，她就开始积极申请更重要的职位，以便获得接触机密情报的权限。很快，对此中内情浑然不觉的美国国防情报局（DIA）便发来了聘书。成立于1961年的DIA隶属于五角大楼，是美国军方对外军事情报的主要来源。
直到此时，依然没有任何人对安娜的背景产生怀疑。此后，精通西班牙语的她一次次获得晋升，很快成为DIA关于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主要情报分析专家，后来又当上了至关重要的古巴事务科科长。案发前，她在美国情报界甚至享有“古巴女皇”的美誉。
行事隐蔽〓仍毫无安全感
在最鼎盛时期，安娜·蒙特斯接触到的涉密材料以6位数计。从古巴情报机构处，她学会了如何不动声色地把装情报的包裹交到接头对象手里，如何安全地通过暗号联络，如何在必要时“人间蒸发”，甚至包括如何骗过测谎仪——在接受测谎时“收紧括约肌”。虽然不清楚她是否真的用过类似技巧，1994年，安娜的确曾在DIA的内部排查中过关。
负责侦办该案的FBI匿名人士称，安娜与其“上线”的联络方式极为隐秘：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她通过一部高频短波收音机接收古巴情报部门发来的加密无线电指令，这些指令由“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数字”组成；接着，安娜把数字输入电脑，再插入一张装有解密软件的磁盘，就会自动将那些看似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转变成行动指令。
将哈瓦那感兴趣的情报搞到手后，她会凭记忆力将其默写出来，再用公共电话拨打一个传呼号码，通知古巴方面“信息已成功收到”，最后设法把资料移交“自己人”。
作为双面特工必须承受的代价——安娜时时刻刻没有安全感，除了古巴线人，她谁都不敢相信，弟弟妹妹也不例外。妹妹露西、小弟蒂托及他们各自的配偶都是FBI雇员，安娜向来不愿与其共处一室，因为轻松惬意的家庭聚会容易使人放松警惕，从而在无意间露出破绽。
古巴方面觉察到了这位王牌内线的心理问题，为她安排了一名男友。可两人共处了没几天，安娜就打起了退堂鼓——她知道，和“组织上安排”的男人在一起并不能获得幸福。
潜伏17载终于归案
就在安娜为自己的生活苦恼时，妹妹露西开始了职业生涯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那是1998年，FBI迈阿密分局在佛罗里达州开展了清除古巴间谍的行动，作为分局的语言分析师，露西翻译了大量窃听录音，并因此获颁奖章。
与安娜接头的古巴间谍为了避风头，一连数月不露面。这让平素没什么社交活动的安娜遭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她开始没来由地哭泣，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每次洗澡时要用掉好几块香皂，开车必须戴手套……最后不得不向心理医生求助，并服用抗抑郁药物。
她的种种异常表现引起了注意。2000年9月，反间谍专家斯科特·卡麦克，从“未知的神秘渠道”获得线索：美国政府的要害部门中有一名长期向古巴提供情报的高级雇员，FBI只知道此人职位重要，还购买了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以便于同古巴方面联系。
卡麦克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叫来同事卡尔·詹姆斯，把上述线索作为检索条件，输入DIA的员工数据库——为了获得工作，DIA员工在应聘时必须放弃许多隐私，如经济活动、医疗和旅行记录等，所有這些内容均会被详细记录在案。 电脑给出了上百个符合条件的名字，再经由人工手段反复梳理，怀疑范围缩小至约20人。当“安娜·蒙特斯”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时，卡麦克眼前一亮，接着便被震惊包围。
FBI派出50多名员工，对安娜进行了“细致到显微镜级别”的监视。2001年5月，特工对后者位于华盛顿北郊的住处实施了秘密搜查，拷贝了其笔记本電脑的硬盘数据，并由技术人员恢复了其中已被删除的文件，终于发现了安娜非法搜集美国军事情报的证据。
FBI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但“9·11”恐怖袭击打乱了原本的安排，担心顾此失彼的他们遂决定“收网”。2001年9月21日，安娜·蒙特斯以叛国罪归案，随即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此时，距这名双面特工首次接受古巴方面的命令，已过去了17年之久。
影响力可能延续至今
如今，安娜依然被关押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卡斯维尔联邦医疗中心。为了免遭极刑，她主动坦白了检方并未在第一时间掌握的间谍行为，换来了相对较轻的25年监禁。
姐姐被捕后，露西和弟弟蒂托非常担心自己及配偶会受到牵连，丢掉在FBI的工作。有一段时间，露西心里“恨极了”安娜。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她也在尝试学着不再站在“审判者”的立场看待姐姐。“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妹妹的身份更单纯些。”她说。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收录了一封露西写给姐姐的信，落款为2010年11月6日。在短短两页纸的篇幅里，露西提到了母亲艾米拉，说母亲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暴戾的男人，依然忍受着巨大的屈辱生儿育女；到了该安享晚年时，“却又被你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在结尾处，露西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古巴提供情报）？我知道，你并非利他主义者，你这么做并非为了他人的福祉，而是为你自己。你很胆怯。”
然而，就是这样一名“胆小鬼”，被FBI定性为“后冷战时代的头号超级女间谍”。她令大量军事机密外泄，使数名打入古巴的美国特工身陷囹圄，使深藏在哈瓦那多年的老牌线人身份暴露，使华盛顿秘密策划的对古“特别行动计划”流产……最重要的是，她撰写的关于古巴的分析报告曾被递交给国会，就美国的古巴政策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
即便如此，从外界能够了解到的只言片语中，安娜·蒙特斯从未就自己最初的选择露出悔意。
（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