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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19年后，我们重新来审视曾经风靡一时的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帝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19年后，《帝国》中的一些论点已经过时，但他们的一些论断仍然在今天起着作用。尽管今天的帝国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也没有抵挡住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仍然具有内在价值，尤其是他们提出的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实质从属。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不是人的解放，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的缩小，相反，资本对人的奴役、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盘剥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被强化，导致了数字帝国主义的兴起。数字帝国主义正在成为今天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数字帝国主义正是19年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实现。
关键词：帝国;数字帝国主义;哈特;奈格里
一本经典著作，总需要隔一段时间之后来反观它，来重新界定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2000年，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Empire）上市，在西方左翼学术界中引起了一阵喧嚣。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冷战的结束，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冬天”。1《帝国》一书的出现，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帝国的寒冬里的一腔热心，让当时的无产阶级和左翼运动重新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帝国》看到了全球化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宣布民族国家的终结，并让位于全球化的治理的时候，《帝国》也代表了从全球化角度来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可能性。于是，2000年，《帝国》一上市，便立刻洛阳纸贵。来自各个方面的思想家、评论家（如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派、左翼改良派、激进左派等）都在第一时间对这本书做出了回应，批评者有之，斥责者有之，审慎对待者有之，狂热的追捧者有之。总而言之，无论是批评还是称赞，对《帝国》的讨论都成为当年西方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盛事。为了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评论，哈特和奈格里先后合作撰写了《诸众》（Multitude）、《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宣言》（Declaration）和《集会》（Assembly），这也让二位作者跻身于当代最为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的行列。
然而，在出版近20年之后，回头再审视一下这本曾经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或许我们会有着颇为不同的感受。随着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卷土重来，中东和北非地区因为内战和极端主义的迫害，远离故土来到西方的穆斯林难民群体，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柏林、斯德哥尔摩等欧洲的街头，我们看到了这些群体的身影，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也有大量冒着风险来到美国的中美洲地区的移民群体。但是，与之对应的恰恰是西方的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和欧洲地区的白人至上主义和雅利安人或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他们主张美国至上或欧洲至上，要求在难民或移民的地区设立边境墙。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似乎并没有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出现，相反，曾经被他们摒弃了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我们必须追问：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论错了吗？难道全球化的帝国已经在新民粹主义和难民潮下变成了一堆瓦砾？显然，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地来回答，我们需要反过来，重新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原著中梳理出他们的思想脉络和逻辑线索，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判断，在《帝国》一书里，哪些论断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情景，哪些判断仍然支配着如今的世界秩序。
一、帝国：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体？
在《帝国》一书中，最令人震撼，也最引人入胜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借用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一个概念——帝国。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之所以被称为帝国，恰恰是因为，这个新的政体形式既不是君主的僭政，也不是元老院的贵族制，更不是平民的民主制。这是一种混合政体的形式，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混合政体的观念源于古希腊城邦理论，对之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形式被区分成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因为这三种政体都有好的政体和坏的政体的区分，因为三种政体的国家都有可能‘失去节制’，只有将它们正确地混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最好的政体。”1在波利比乌斯的笔下，这个新的政体就是罗马帝国。波利比乌斯看到，随着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了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挑战力量迦太基之后，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的王国，也不是某种单一力量的政体，而是综合了权力的各种形式的新型政体：
波利比乌斯的罗马帝国模式更加坚定地以调节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和体制为基础，并得出结论认为，罗马帝国综合了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波利比乌斯认为，综合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平民权力的混合政体是最完美的权力形式。2
显然，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这种新政体，即罗马帝国代表着政治形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帝国时代。波利比乌斯的帝国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典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帝国，非常近似于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天下体系。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并不是以某个单一民族或单一的治理方式作为基础的，在总体上，它綜合了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将它凝结为作为普世标准的政体。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赵汀阳曾经指出：“‘天下’要表达的正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完美概念。”1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特和奈格里弃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而将之回溯到波利比乌斯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的帝国概念了。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中，帝国主义的参照对象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我们十分清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针对希法亭和考茨基而提出的，因为考茨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更加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对立，让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帝国主义同盟，共同对世界工人阶级进行剥削。考茨基说：“尽管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要求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的战争，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联盟，尽管开始时有些摩擦。”2考茨基和希法亭思考的关键在于，他们认为，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不仅仅会凝聚国内的生产资源和力量，也会在国际上联合，即在几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联合，也就是说，资本的需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个“超帝国主义”的联合。 的确，我们很难像2000年前后的哈特和奈格里一样从容地去谈一个凌驾在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了，毕竟，今天的感觉是民族国家不仅没有灭亡，而且以某种新的形式存在着，一旦出现机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就会死灰复燃，在美国、巴西、意大利、英国，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成为主角。我们不禁要问，在19年后的今天，在面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英国脱欧等新时期的政治现象，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论是否已经沦为了明日黄花？
二、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判断，我们显然不能仅仅从世界政治的表面现象来思考。民粹主义和新隔离主义的兴起，并不代表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建构是完全失败的，所以，我们需要回来看看哈特和奈格里对于帝国的哲学论证是如何进行的。
在帝国理论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来自于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尝试着用这两个概念来解释绝对剩余价值的基础形式。对于形式从属，马克思解释说：“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原料、劳动工具，从而还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完全地或至少部分地不属于工人，而属于工人劳动的买主和消费者，因而作为资本和工人自身相对立。”1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表面上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力在形式上必须要出卖给资本家（至于究竟出卖给哪一个资本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劳动的独立性丧失了，他们在形式上从属于一个生产过程，即形式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其生产方式的力量在于，让越来越多原本具有独立性的生产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自由人变成了雇佣制的劳动力。这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将独立的、自由的劳动者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来的过程，“农业，或一切家庭副业，或仅为家庭需要而经营的副业劳动，转变为特有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劳动部门”。2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内容，因为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生产活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关键的是，资本家需要从形式上从属于大工厂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就需要资本家通过机器的改进和工艺学的转化应用，降低相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成本，这样，“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發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也发生了变化”。3马克思看到，工人的劳动力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静态的生产工程中，资本家只能从工人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为了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将先进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工艺学，从而谋求相对剩余价值。这样，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从属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不断地在抛弃原先的生产工艺，同时也势必要求劳动力不断适应这个生产工程，这就需要工人本身不仅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需要对自己的技能和实质进行改造，来适应不断加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从原来的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变成了机器化的生产，再变成泰勒制和福特制，甚至丰田精益生产模式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时至今日逐渐被机器人取代，成为认知的生产。1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或劳动者并不是主动的，他们总是不得不被纳入这个不断在技术改进之下加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工人面临的焦虑是：要么学习新技能，改造自身，才能继续被资本主义纳入生产过程中，要么被资本主义所抛弃，成为无用的赤贫阶级（precariat）。2
尽管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也使用了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的概念，但是他们谈的根本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从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政治概念。他们这样写道：
今天的资本仍然在扩大再生产的周期中依赖于从属来进行积累，但逐渐地它不再是吸纳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而是吸纳资本主义自身的领域——这种从属关系不再是形式从属，而是实质从属。资本不再向外看，而是看到其领土范围之内，它现在的扩张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这个过程在于资本的技术组织实现质的飞跃。之前工业革命的阶段引入了机械制造的消费商品，随后是机械制造的机械，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机械制造的原材料和食品材料——简而言之，机械制造的自然和机械制造的文化。3
哈特和奈格里基本上在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基础上来谈论资本主义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他们提出的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不知餍足的饕餮，这个怪兽的能力就是不断地蚕食它的外部，不断地将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环境变成资本主义的架构和产物，就像一旦发现某个新的领域，资本主义的怪兽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将其吞噬得干干净净。这样，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形式从属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饕餮不断蚕食外部的过程，这个过程与马克思的占有绝对剩余价值的静态的资本主义过程已经有了云泥之别。他们也看到，由于地球乃至我们人类所触及到的宇宙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不断蚕食着外部的饕餮的形式从属或吸纳有一个极限，他们在《帝国》中指出：“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一个外部环境被‘文明化’了，一旦这个环境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扩张的领土之内，那么它就不再是实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外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化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界限，反之亦然，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吸纳为内部与对外部的依赖相矛盾。资本必须要用新鲜血液来止渴，它必须不断地去寻找新的领地。”4这的确是一个矛盾，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外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断地将外部变成内部，这就要求资本主义不断寻求自己的外部。但是外部是有限的，终有一天，所有的外部都会被这只不知餍足的怪兽吞噬干净。这样，就迫使这只怪兽要朝向自己的内部，从形式从属转向实质从属。 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实质从属究竟指的是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大工业和金融力量生产的不仅仅是商品，也生产主体性。他们生产出生命政治情境下的行动主体性：生产出主体的需要、社会关系、身体和心灵，也就是说，生产出生产者。”1这样，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出客观的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出主体的生命，这也是哈特和奈格里诉诸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原因，因为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意味着“作为主体，人们要求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活动”。2主体已经不是那种启蒙哲学下的自律的主体，在生命政治之下，主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产物，人们成为主体，即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口，或者说，成为被实质从属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命。这样，生命政治或实质从属，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从事生产的主体的改造，让主体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节奏和周期来运转，人成为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饕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灵魂已经被这个怪兽所占据，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操纵下的牵线木偶，这也是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将工人变成了随着其体制振动而不断摇曳的生命、一个实质从属的生命。
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实质从属已经离马克思的原意很远了。相反，这里的实质从属更近似于德勒兹的内在性的生命（immanent life），他们说：“德勒兹和加塔利为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后结构主义对生命权力的理解，从而翻新了唯物主义思想，并在社会存在的生产问题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让我们的注意力十分清晰地关注于社会生产的本体论实质。机器生产，各种不同装置和设备的社会机器不断地运行，生产出世界，以及生产出构成世界的主体与客体。”3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或实质从属，就是在生产中，将各个分散的生命凝结在社会机器之下，成为一个内在性的平台，这个平台被他们命名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ual）。我们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命名的第二个过程——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跨民族国家的帝国的形成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在社会机器下形成的一般智力，是一个无中心的根茎（rhizome），这种无中心的根茎的生产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实质从属，让从事生产的主体，即工人的生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出现的根茎也具有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控制的潜能，即这种实质从属的凝结，将原本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诸多的力量联合成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就是诸众（multitude）的力量。也就是说，构成帝国对立面的诸众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帝国的生产自己营造出来的，而当帝国将自己锻造成凌驾在民族国家和各种边界之上的利维坦的时候，也衍生出作为自己对立面的怪兽比希莫特（Behemoth），两个怪兽，利维坦和比希莫特，帝国和诸众，最终生死相搏，同归于尽。
三、数字帝国主义的诞生
或许，正是因为哈特和奈格里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并不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内涵上，他们的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等概念更近似于福柯和德勒兹、加塔利等人的概念，而无中心的游牧、对权力的逃逸也说明了他们的诸众概念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生命论的色彩。迈克尔·路斯丁（Michael Rustin）曾批评说：“哈特和奈格里更像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主要治理权力，而不是经济上的剥削构成了人类解放的障碍。”4这样，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及其诸众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问题：
1.帝国和诸众的形成，被哈特和奈格里看成一种自动形成的过程，即便是作为新政体形式的帝国，实际上也是在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自律（autonomy）。对于帝国之中的对立面，作为比希莫特的诸众，他们借用了德勒兹的话语，即是一种游牧和根茎式的存在。在抵抗帝国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来领导运动的进行。因此，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和2018年底的肇始于法国、后来席卷欧洲的黄马甲运动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运动，右翼民粹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工会、无政府主义、失业的年轻人、外省卖不出去农产品的农场主、高校学生，还有被削减了福利的白领都在周末聚集起来提出反抗的口号，但是，除了让政府下台这样的否定性的口号，諸众的反抗实际上对资本主义的政体（无论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法国，还是代表跨国资本利益的欧盟，甚至是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帝国）没有任何的冲击。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的冲击下，这些走向街头的群众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狂欢。没有纲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成为这些所谓的诸众反抗最大的问题。法国左派思想家巴迪欧就曾经批判这些运动：“过去十年，运动十分孱弱的原因是这些运动都缺少明确的政治方向。”1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觉得一个没有领导的诸众，就如同一盘散沙，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将领袖和作为先锋队的政党放在运动的核心位置。在2017年的新著《集会》中，他们提出了运动需要领导，但要将领导的作用限制在战术层面，从而服务于战略层面的诸众：“诸众的行动不再是战术性的、短视的，对一般性的社会利益视为不见。诸众的天命（Beruf）是战略性的，与之对应，领导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当偶然情况下做出裁定才需要使用的武器。”2尽管在《集会》中将这种领导压缩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偶然情况下做出裁定才需要的武器），但哈特和奈格里已经意识到诸众需要一种领导的力量，需要用一种主观的方法来带领一盘散沙式的诸众走出盲目的泥淖。
2.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了帝国和诸众的联合，但是他们做出了太乐观主义的估计。他们看到在互联网和信息工业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被他们称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这些产品实际上包括了人们在工作时相互配合的语言、情感、表情、符号甚至一颦一笑，这些都成为了将所有工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们将这种产品称为“一般智力”。与维尔诺（维尔诺对“一般智力”的定义，建立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厂中工人协作关系）不同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已经注意到了互联网和信息工业带来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价值：“我们界定为生命政治生产的一个场所就是在通信行业建立起来的语言、通信和符号生产形成的非物质的关联。通信网络的发展与新世界秩序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它们是因果关系、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通讯不仅是全球化运动的表象，也组织了全球化运动。在网络中，通过多元化的结构化的互联，实现了全球化。”3尽管在2000年前后，世界互联网远远不如今天的网络发达，智能手机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已经敏锐感觉到，通信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将进一步带来全球化的运动，为帝国的形成奠定了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同样乐观的是，这种运动也带来了各个通信用户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形成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一般智力”，通信技术促成了诸众的形成，让诸众成为一个在互联网下联合起来的个体，这个个体似乎拥有了资本和帝国权力之外的力量，从而平衡了资本和政治权力的控制，让诸众具有了反抗帝国最重要的砝码。 这种浪漫色彩的、将德勒兹的游牧和根茎奉为圭臬的思想再一次将哈特和奈格里带偏了。的确，互联网的发展将世界联通起来，具有了一个看不见的隐形链接，所有人都构成了一个网络。但这不是解放，也不是奈格里强调的主观对客观的排斥，这种链接起来的非物质总体，并不是一个纯主观的网络，这个网络也不具有反抗资本的力量。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今天的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尽管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但实际上资本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力量。因为在庞大的网络背后，最重要的不是人的互联，所有连接起来的东西也不是主体，而是一种被数字算法还原后的虚体。1因此，互联网形成的联网空间带来的并不是主体的解放，也不是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尤其在进入平台（platform）技术2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会被互联网技术革命来扯平，相反技术强权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会更扩大。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在普遍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来看网络平台，而东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网络平台的霸权证明了美国和其他国家逐渐强化了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在21世纪，世界越来越分裂为一小部分拥有发达网络平台的西方国家和大量的没有发达的平台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3
我们看到，在《帝国》出版19年后，随着互联网技术进入平台时代，随着智能手机和相關应用的普及，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普遍的人类解放的时代，大资本和普通诸众之间的区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大资本和帝国控制最为关键的平台和数据技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在数字空间进行彻底的掌控。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尔尼塞克指出，“到了21世纪，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员工、客户和其他资本家关系的核心。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的数据。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我们看到了大型垄断企业的兴起”。4谁拥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谁拥有了平台背后的技术，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它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有学者专门发明了一个词——“产消者”（prosumer）来形容我们今天的状况，因为普遍消费者在庞大的数据公司和平台公司看来，既是APP的消费者，也是一般数据的生产者，生产与消费合一，成为了“产消者”。在全世界上亿的产销者背后，我们看到了不可忽视的数字帝国的力量，他们收集的海量级别的数据，通过分析，可以影响商业、政治、文化的格局，甚至能影响大国之间的关系。
的确，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的预言是对的，整个世界正在通过智能手机、各种平台软件以及各种数据流形成一个庞大而看不见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凌驾于全球范围的所有人之上，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权力。我们尽管看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新隔离主义的兴起，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新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恰恰是互联网的数据，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不是局限于空间上的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遍布美国的各个州，甚至涵盖了夏威夷和海外群体。传统的地理学概念已经无法概括这个现象，新民粹主义并不代表传统以地理界限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复活，当美国、英格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男性团体谈论白人至上主义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团体，他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倒影，而是全球化帝国的映射，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仍然存在。他们通过数字化的交往，利用Facebook、Twitter等SNS工具强化了他们的数字霸权优势，相对于离散的前数字化的亚非拉地区，相对于仅仅在信仰上保持一致性的穆斯林团体，白人至上主义者事实上具有这个时代的绝对霸权，他们以美国开发的APP或平台为基础建立了新的霸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数字霸权和数字帝国主义的背景。社交软件、平台、APP带来的并不是更大的平等，而是在各种群体之间形成的新等级制，这个新等级制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非地理学的，或者说，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赛博空间的制图学（cartography）1，正是这个制图学决定了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等级区分。
准确来说，这种诸众的力量，在数字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了。在掌握了大量数据、能够熟练地利用数字技术来操纵的人和那些只能在表面上使用各种APP的用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一些研究中，相对于阅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时代，数字平台下的用户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当平台拥有足够多的数据和用户时，他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具体国家。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到凝聚起来的诸众能够对抗这种权力，平台的力量只能用平台来消灭，数字帝国主义也只能用更强大的数字力量来抵抗。今天的政治，或许已经不纯粹是占领街道和游行示威，今天的华尔街也不仅仅是曼哈顿岛上的一个地理位置。资本的权力已经在远离地理空间的赛博制图学空间里占领着位置，而那些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新赛博制图学空间里被高度边缘化了，甚至直接被排挤出去。那么，诸众的斗争（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数字领域的斗争，也只有那里，才是抵抗数字帝国主义的最前沿的阵地。
关键词：帝国;数字帝国主义;哈特;奈格里
一本经典著作，总需要隔一段时间之后来反观它，来重新界定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2000年，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Empire）上市，在西方左翼学术界中引起了一阵喧嚣。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冷战的结束，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冬天”。1《帝国》一书的出现，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帝国的寒冬里的一腔热心，让当时的无产阶级和左翼运动重新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帝国》看到了全球化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宣布民族国家的终结，并让位于全球化的治理的时候，《帝国》也代表了从全球化角度来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可能性。于是，2000年，《帝国》一上市，便立刻洛阳纸贵。来自各个方面的思想家、评论家（如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派、左翼改良派、激进左派等）都在第一时间对这本书做出了回应，批评者有之，斥责者有之，审慎对待者有之，狂热的追捧者有之。总而言之，无论是批评还是称赞，对《帝国》的讨论都成为当年西方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盛事。为了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评论，哈特和奈格里先后合作撰写了《诸众》（Multitude）、《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宣言》（Declaration）和《集会》（Assembly），这也让二位作者跻身于当代最为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的行列。
然而，在出版近20年之后，回头再审视一下这本曾经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或许我们会有着颇为不同的感受。随着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卷土重来，中东和北非地区因为内战和极端主义的迫害，远离故土来到西方的穆斯林难民群体，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柏林、斯德哥尔摩等欧洲的街头，我们看到了这些群体的身影，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也有大量冒着风险来到美国的中美洲地区的移民群体。但是，与之对应的恰恰是西方的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和欧洲地区的白人至上主义和雅利安人或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他们主张美国至上或欧洲至上，要求在难民或移民的地区设立边境墙。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似乎并没有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出现，相反，曾经被他们摒弃了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我们必须追问：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论错了吗？难道全球化的帝国已经在新民粹主义和难民潮下变成了一堆瓦砾？显然，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地来回答，我们需要反过来，重新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原著中梳理出他们的思想脉络和逻辑线索，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判断，在《帝国》一书里，哪些论断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情景，哪些判断仍然支配着如今的世界秩序。
一、帝国：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体？
在《帝国》一书中，最令人震撼，也最引人入胜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借用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一个概念——帝国。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之所以被称为帝国，恰恰是因为，这个新的政体形式既不是君主的僭政，也不是元老院的贵族制，更不是平民的民主制。这是一种混合政体的形式，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混合政体的观念源于古希腊城邦理论，对之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形式被区分成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因为这三种政体都有好的政体和坏的政体的区分，因为三种政体的国家都有可能‘失去节制’，只有将它们正确地混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最好的政体。”1在波利比乌斯的笔下，这个新的政体就是罗马帝国。波利比乌斯看到，随着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了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挑战力量迦太基之后，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的王国，也不是某种单一力量的政体，而是综合了权力的各种形式的新型政体：
波利比乌斯的罗马帝国模式更加坚定地以调节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和体制为基础，并得出结论认为，罗马帝国综合了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波利比乌斯认为，综合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平民权力的混合政体是最完美的权力形式。2
显然，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这种新政体，即罗马帝国代表着政治形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帝国时代。波利比乌斯的帝国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典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帝国，非常近似于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天下体系。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并不是以某个单一民族或单一的治理方式作为基础的，在总体上，它綜合了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将它凝结为作为普世标准的政体。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赵汀阳曾经指出：“‘天下’要表达的正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完美概念。”1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特和奈格里弃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而将之回溯到波利比乌斯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的帝国概念了。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中，帝国主义的参照对象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我们十分清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针对希法亭和考茨基而提出的，因为考茨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更加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对立，让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帝国主义同盟，共同对世界工人阶级进行剥削。考茨基说：“尽管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要求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的战争，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联盟，尽管开始时有些摩擦。”2考茨基和希法亭思考的关键在于，他们认为，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不仅仅会凝聚国内的生产资源和力量，也会在国际上联合，即在几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联合，也就是说，资本的需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个“超帝国主义”的联合。 的确，我们很难像2000年前后的哈特和奈格里一样从容地去谈一个凌驾在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了，毕竟，今天的感觉是民族国家不仅没有灭亡，而且以某种新的形式存在着，一旦出现机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就会死灰复燃，在美国、巴西、意大利、英国，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成为主角。我们不禁要问，在19年后的今天，在面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英国脱欧等新时期的政治现象，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论是否已经沦为了明日黄花？
二、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判断，我们显然不能仅仅从世界政治的表面现象来思考。民粹主义和新隔离主义的兴起，并不代表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建构是完全失败的，所以，我们需要回来看看哈特和奈格里对于帝国的哲学论证是如何进行的。
在帝国理论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来自于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尝试着用这两个概念来解释绝对剩余价值的基础形式。对于形式从属，马克思解释说：“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原料、劳动工具，从而还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完全地或至少部分地不属于工人，而属于工人劳动的买主和消费者，因而作为资本和工人自身相对立。”1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表面上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力在形式上必须要出卖给资本家（至于究竟出卖给哪一个资本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劳动的独立性丧失了，他们在形式上从属于一个生产过程，即形式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其生产方式的力量在于，让越来越多原本具有独立性的生产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自由人变成了雇佣制的劳动力。这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将独立的、自由的劳动者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来的过程，“农业，或一切家庭副业，或仅为家庭需要而经营的副业劳动，转变为特有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劳动部门”。2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内容，因为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生产活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关键的是，资本家需要从形式上从属于大工厂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就需要资本家通过机器的改进和工艺学的转化应用，降低相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成本，这样，“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發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也发生了变化”。3马克思看到，工人的劳动力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静态的生产工程中，资本家只能从工人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为了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将先进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工艺学，从而谋求相对剩余价值。这样，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从属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不断地在抛弃原先的生产工艺，同时也势必要求劳动力不断适应这个生产工程，这就需要工人本身不仅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需要对自己的技能和实质进行改造，来适应不断加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从原来的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变成了机器化的生产，再变成泰勒制和福特制，甚至丰田精益生产模式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时至今日逐渐被机器人取代，成为认知的生产。1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或劳动者并不是主动的，他们总是不得不被纳入这个不断在技术改进之下加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工人面临的焦虑是：要么学习新技能，改造自身，才能继续被资本主义纳入生产过程中，要么被资本主义所抛弃，成为无用的赤贫阶级（precariat）。2
尽管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也使用了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的概念，但是他们谈的根本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从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政治概念。他们这样写道：
今天的资本仍然在扩大再生产的周期中依赖于从属来进行积累，但逐渐地它不再是吸纳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而是吸纳资本主义自身的领域——这种从属关系不再是形式从属，而是实质从属。资本不再向外看，而是看到其领土范围之内，它现在的扩张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这个过程在于资本的技术组织实现质的飞跃。之前工业革命的阶段引入了机械制造的消费商品，随后是机械制造的机械，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机械制造的原材料和食品材料——简而言之，机械制造的自然和机械制造的文化。3
哈特和奈格里基本上在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基础上来谈论资本主义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他们提出的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不知餍足的饕餮，这个怪兽的能力就是不断地蚕食它的外部，不断地将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环境变成资本主义的架构和产物，就像一旦发现某个新的领域，资本主义的怪兽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将其吞噬得干干净净。这样，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形式从属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饕餮不断蚕食外部的过程，这个过程与马克思的占有绝对剩余价值的静态的资本主义过程已经有了云泥之别。他们也看到，由于地球乃至我们人类所触及到的宇宙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不断蚕食着外部的饕餮的形式从属或吸纳有一个极限，他们在《帝国》中指出：“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一个外部环境被‘文明化’了，一旦这个环境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扩张的领土之内，那么它就不再是实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外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化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界限，反之亦然，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吸纳为内部与对外部的依赖相矛盾。资本必须要用新鲜血液来止渴，它必须不断地去寻找新的领地。”4这的确是一个矛盾，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外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断地将外部变成内部，这就要求资本主义不断寻求自己的外部。但是外部是有限的，终有一天，所有的外部都会被这只不知餍足的怪兽吞噬干净。这样，就迫使这只怪兽要朝向自己的内部，从形式从属转向实质从属。 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实质从属究竟指的是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大工业和金融力量生产的不仅仅是商品，也生产主体性。他们生产出生命政治情境下的行动主体性：生产出主体的需要、社会关系、身体和心灵，也就是说，生产出生产者。”1这样，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出客观的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出主体的生命，这也是哈特和奈格里诉诸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原因，因为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意味着“作为主体，人们要求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活动”。2主体已经不是那种启蒙哲学下的自律的主体，在生命政治之下，主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产物，人们成为主体，即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口，或者说，成为被实质从属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命。这样，生命政治或实质从属，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从事生产的主体的改造，让主体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节奏和周期来运转，人成为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饕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灵魂已经被这个怪兽所占据，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操纵下的牵线木偶，这也是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将工人变成了随着其体制振动而不断摇曳的生命、一个实质从属的生命。
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实质从属已经离马克思的原意很远了。相反，这里的实质从属更近似于德勒兹的内在性的生命（immanent life），他们说：“德勒兹和加塔利为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后结构主义对生命权力的理解，从而翻新了唯物主义思想，并在社会存在的生产问题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让我们的注意力十分清晰地关注于社会生产的本体论实质。机器生产，各种不同装置和设备的社会机器不断地运行，生产出世界，以及生产出构成世界的主体与客体。”3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或实质从属，就是在生产中，将各个分散的生命凝结在社会机器之下，成为一个内在性的平台，这个平台被他们命名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ual）。我们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命名的第二个过程——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跨民族国家的帝国的形成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在社会机器下形成的一般智力，是一个无中心的根茎（rhizome），这种无中心的根茎的生产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实质从属，让从事生产的主体，即工人的生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出现的根茎也具有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控制的潜能，即这种实质从属的凝结，将原本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诸多的力量联合成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就是诸众（multitude）的力量。也就是说，构成帝国对立面的诸众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帝国的生产自己营造出来的，而当帝国将自己锻造成凌驾在民族国家和各种边界之上的利维坦的时候，也衍生出作为自己对立面的怪兽比希莫特（Behemoth），两个怪兽，利维坦和比希莫特，帝国和诸众，最终生死相搏，同归于尽。
三、数字帝国主义的诞生
或许，正是因为哈特和奈格里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并不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内涵上，他们的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等概念更近似于福柯和德勒兹、加塔利等人的概念，而无中心的游牧、对权力的逃逸也说明了他们的诸众概念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生命论的色彩。迈克尔·路斯丁（Michael Rustin）曾批评说：“哈特和奈格里更像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主要治理权力，而不是经济上的剥削构成了人类解放的障碍。”4这样，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及其诸众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问题：
1.帝国和诸众的形成，被哈特和奈格里看成一种自动形成的过程，即便是作为新政体形式的帝国，实际上也是在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自律（autonomy）。对于帝国之中的对立面，作为比希莫特的诸众，他们借用了德勒兹的话语，即是一种游牧和根茎式的存在。在抵抗帝国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来领导运动的进行。因此，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和2018年底的肇始于法国、后来席卷欧洲的黄马甲运动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运动，右翼民粹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工会、无政府主义、失业的年轻人、外省卖不出去农产品的农场主、高校学生，还有被削减了福利的白领都在周末聚集起来提出反抗的口号，但是，除了让政府下台这样的否定性的口号，諸众的反抗实际上对资本主义的政体（无论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法国，还是代表跨国资本利益的欧盟，甚至是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帝国）没有任何的冲击。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的冲击下，这些走向街头的群众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狂欢。没有纲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成为这些所谓的诸众反抗最大的问题。法国左派思想家巴迪欧就曾经批判这些运动：“过去十年，运动十分孱弱的原因是这些运动都缺少明确的政治方向。”1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觉得一个没有领导的诸众，就如同一盘散沙，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将领袖和作为先锋队的政党放在运动的核心位置。在2017年的新著《集会》中，他们提出了运动需要领导，但要将领导的作用限制在战术层面，从而服务于战略层面的诸众：“诸众的行动不再是战术性的、短视的，对一般性的社会利益视为不见。诸众的天命（Beruf）是战略性的，与之对应，领导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当偶然情况下做出裁定才需要使用的武器。”2尽管在《集会》中将这种领导压缩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偶然情况下做出裁定才需要的武器），但哈特和奈格里已经意识到诸众需要一种领导的力量，需要用一种主观的方法来带领一盘散沙式的诸众走出盲目的泥淖。
2.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了帝国和诸众的联合，但是他们做出了太乐观主义的估计。他们看到在互联网和信息工业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被他们称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这些产品实际上包括了人们在工作时相互配合的语言、情感、表情、符号甚至一颦一笑，这些都成为了将所有工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们将这种产品称为“一般智力”。与维尔诺（维尔诺对“一般智力”的定义，建立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厂中工人协作关系）不同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已经注意到了互联网和信息工业带来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价值：“我们界定为生命政治生产的一个场所就是在通信行业建立起来的语言、通信和符号生产形成的非物质的关联。通信网络的发展与新世界秩序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它们是因果关系、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通讯不仅是全球化运动的表象，也组织了全球化运动。在网络中，通过多元化的结构化的互联，实现了全球化。”3尽管在2000年前后，世界互联网远远不如今天的网络发达，智能手机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已经敏锐感觉到，通信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将进一步带来全球化的运动，为帝国的形成奠定了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同样乐观的是，这种运动也带来了各个通信用户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形成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一般智力”，通信技术促成了诸众的形成，让诸众成为一个在互联网下联合起来的个体，这个个体似乎拥有了资本和帝国权力之外的力量，从而平衡了资本和政治权力的控制，让诸众具有了反抗帝国最重要的砝码。 这种浪漫色彩的、将德勒兹的游牧和根茎奉为圭臬的思想再一次将哈特和奈格里带偏了。的确，互联网的发展将世界联通起来，具有了一个看不见的隐形链接，所有人都构成了一个网络。但这不是解放，也不是奈格里强调的主观对客观的排斥，这种链接起来的非物质总体，并不是一个纯主观的网络，这个网络也不具有反抗资本的力量。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今天的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尽管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但实际上资本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力量。因为在庞大的网络背后，最重要的不是人的互联，所有连接起来的东西也不是主体，而是一种被数字算法还原后的虚体。1因此，互联网形成的联网空间带来的并不是主体的解放，也不是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尤其在进入平台（platform）技术2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会被互联网技术革命来扯平，相反技术强权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会更扩大。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在普遍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来看网络平台，而东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网络平台的霸权证明了美国和其他国家逐渐强化了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在21世纪，世界越来越分裂为一小部分拥有发达网络平台的西方国家和大量的没有发达的平台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3
我们看到，在《帝国》出版19年后，随着互联网技术进入平台时代，随着智能手机和相關应用的普及，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普遍的人类解放的时代，大资本和普通诸众之间的区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大资本和帝国控制最为关键的平台和数据技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在数字空间进行彻底的掌控。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尔尼塞克指出，“到了21世纪，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员工、客户和其他资本家关系的核心。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的数据。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我们看到了大型垄断企业的兴起”。4谁拥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谁拥有了平台背后的技术，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它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有学者专门发明了一个词——“产消者”（prosumer）来形容我们今天的状况，因为普遍消费者在庞大的数据公司和平台公司看来，既是APP的消费者，也是一般数据的生产者，生产与消费合一，成为了“产消者”。在全世界上亿的产销者背后，我们看到了不可忽视的数字帝国的力量，他们收集的海量级别的数据，通过分析，可以影响商业、政治、文化的格局，甚至能影响大国之间的关系。
的确，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的预言是对的，整个世界正在通过智能手机、各种平台软件以及各种数据流形成一个庞大而看不见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凌驾于全球范围的所有人之上，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权力。我们尽管看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新隔离主义的兴起，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新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恰恰是互联网的数据，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不是局限于空间上的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遍布美国的各个州，甚至涵盖了夏威夷和海外群体。传统的地理学概念已经无法概括这个现象，新民粹主义并不代表传统以地理界限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复活，当美国、英格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男性团体谈论白人至上主义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团体，他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倒影，而是全球化帝国的映射，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仍然存在。他们通过数字化的交往，利用Facebook、Twitter等SNS工具强化了他们的数字霸权优势，相对于离散的前数字化的亚非拉地区，相对于仅仅在信仰上保持一致性的穆斯林团体，白人至上主义者事实上具有这个时代的绝对霸权，他们以美国开发的APP或平台为基础建立了新的霸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数字霸权和数字帝国主义的背景。社交软件、平台、APP带来的并不是更大的平等，而是在各种群体之间形成的新等级制，这个新等级制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非地理学的，或者说，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赛博空间的制图学（cartography）1，正是这个制图学决定了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等级区分。
准确来说，这种诸众的力量，在数字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了。在掌握了大量数据、能够熟练地利用数字技术来操纵的人和那些只能在表面上使用各种APP的用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一些研究中，相对于阅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时代，数字平台下的用户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当平台拥有足够多的数据和用户时，他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具体国家。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到凝聚起来的诸众能够对抗这种权力，平台的力量只能用平台来消灭，数字帝国主义也只能用更强大的数字力量来抵抗。今天的政治，或许已经不纯粹是占领街道和游行示威，今天的华尔街也不仅仅是曼哈顿岛上的一个地理位置。资本的权力已经在远离地理空间的赛博制图学空间里占领着位置，而那些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新赛博制图学空间里被高度边缘化了，甚至直接被排挤出去。那么，诸众的斗争（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数字领域的斗争，也只有那里，才是抵抗数字帝国主义的最前沿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