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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粉丝文化兴起于21世纪初的选秀节目，作为青年亚文化中的一大类，随着社交媒体话语权的下放和资本介入，粉丝文化对青少年认知模式的建构出现了一些不良影响，对以公共领域为目标的网络环境也造成了负面影响，资本操纵下的深度数字化带来了粉丝文化内部的不公平。在这样的新时代环境下，传统媒体可以通过主动下沉贴近粉丝文化，以议程设置等方式从粉丝自身、网络环境、资本介入三个方面对粉丝文化进行正面引导。
关键词：粉丝文化;主流媒体;转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1 群氓智慧创造粉丝文化
2020年11月，四川理塘的藏族男孩丁真凭借一脸朴素的笑容在网络上走红。短短十几秒的视频，丁真从无人知晓的普通男孩成了全网皆知的网络红人[1]。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普通网民传播力量的体现[2]。互联网技术赋权带来了话语权的下放，普罗大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3]，在过去，民众的意见几乎不起作用，如今却是群众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取得了优势[4]。丁真的走红伴随着粉丝们的意向[5]，更多的普通网民通过转发的形式[6]，让丁真成为一名网络红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7]，普通人的出圈有了更多的方式。在拉扎斯菲尔德的时代，两级传播中的关键人物多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方式接触媒介，可以向普罗大众传递带有自己意愿的信息[8]。但社交媒体时代的话语权下放为意见领袖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意见领袖[9]。粉丝群体是由普通网民自发组成的一个群体[10]，这一群体有着巨大的能量[11]。在各家偶像比拼选秀等活动中，粉丝群体展示了极大的内部团结，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为偶像树立正面人设[12]。
丁真走红后，资本看中其流量，之后丁真与当地国有企业签约成为理塘的旅游大使，他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账号正式开始为理塘县的旅游业做起宣传工作。这期间，网友们利用他账号中仅仅更新的几条内容进行UGC创作[13]，将丁真的人气再一次推上顶峰。
2 粉丝文化负面影响的表现及原因
2.1 对粉丝自身的影响
根据艺恩数据的调查，2020年王一博的中国粉丝中有45%为0～17岁的人群，34%为18～24岁的人群。由此可见以王一博为代表的偶像明星大部分的粉丝是青少年人群，他们正处在认知世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粉丝这一身份必然会对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产生影响。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追星文化中，粉丝通过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提升追星的能力，这对于13～19岁的粉丝群体来说需要更多家庭的支持;而多数青少年还有学生的身份，这一身份有时会与粉丝身份产生冲突，青少年難以调节其间平衡，最后忽视基础教育的必要[14]，在对偶像崇拜的行为表现中就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同时，明星偶像多是资本的刻意包装呈现出的完美形象[15]，这样的形象一方面给年轻粉丝带来了正面的指引，但也可能给青少年带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资本所包装的明星形象能够让观众快速记住某一明星，但这样的形象却难以全面了解一个人，也会为青少年粉丝群体塑造一种非黑即白的社会假象。
2.2 对网络环境的影响
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时代渐渐展示在完全公开的话语空间中，影响了更多的普通网民。以2020年肖战粉丝举报AO3至其封杀一事为例，粉丝们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将不利于偶像的话语通过各种方式挤出自己的世界，对网络内容的多元性产生了威胁。
粉丝文化渐渐成了普通网民厌恶的文化，以青少年为代表的粉丝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8]。在各种综艺选秀节目中，话语权的下放变成了资本掌控的数据，各家粉丝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偶像做数据，这些都与社交媒体时代所追求的民主相悖。同时，在为自家偶像“打投”的过程中，不理智的粉丝会通过贬低其他粉丝群体来展示自家偶像的优秀，而网络群体的匿名性恰恰使得一些不理智的粉丝更加敢于通过表达对他人的不满来凸显自家偶像[16]。但由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是公开的话语空间，许多普通网民难以接受公开的话语空间变成粉丝群体的口水战场[17]。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粉丝群体间的联系更加深入、频繁[18]，粉丝的力量在数据至上的时代也更加强大，根据他们崇拜对象的不同，粉丝群体之间也经历了圈层的划分。
2.3 资本介入与群体性迷失带来的结果
随着资本的介入，粉丝文化有了很多延伸[19]，除了某一名人的粉丝外，商家在营销推广中将目标消费者也列为产品或服务的粉丝，尚未形成稳定价值观的青少年粉丝群体非常容易被资本的营销带入“消费主义陷阱”[20]，在近几年大火的偶像选秀节目中，粉丝们通过购买赞助商的商品获得为偶像“打投”的机会，虽然这是成功的营销手段，但却会使青少年粉丝群体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21]。在这样的粉丝文化中，商家操作着消费者的广告舆论，将消费者看作数据[22]，资本通过将目标消费者称为“迷群体”的方式进行用户管理，利用文化与消费的合流在社会上创造出“消费主义盛行”的假象[23]，一些不理智的消费者逐渐出现了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现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3 粉丝文化负面影响的正面引导建议
3.1 对粉丝的引导
粉丝文化作为依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已经影响到普通的网民，同时由于青少年群体是粉丝的重要组成人群，对于这一群体的正确引导是十分必要的。对青少年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让他们学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技术，还要加强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规则的教育，网络的匿名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发表言论，没有边界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媒介信息的分辨上也要更有判断力，对于不良信息绝不要跟风转发[24]，要以基础知识为标准对网络信息作出合理判断。
同时还要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需要日常生活中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努力[25]，二元对立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所有实际，对于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要有分辨;对于资本的营销要有抵抗力，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明星的形象，树立绿色消费的观念。 3.2 对网络环境的引导
在对网络环境的引导上需要传统主流媒体利用自身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过去，我国主流媒体很少涉足社交媒体，但随着我国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以及政策各方面的放宽，主流媒体开始主动下沉入驻社交媒体平台。但由于起步晚，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仍面临被碎片化信息分散注意力的威胁。好在这几年我国主流媒体主动下沉贴近自媒体中网民习惯的话语体系，在官方事件的宣发上贴近网民熟悉的粉丝文化，以“央视boys”“阿中哥哥”等称谓在信息泛滥的社交媒体中获得了许多网民的注意。虽然也有许多网民认为国家机器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使用饭圈用语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可能会带来权威形象的削弱等不良影响，但在“注意力经济”的今天，使用网民熟悉的话语吸引他们，再在日后的用户管理中向其树立官方权威不可侵犯的形象，依旧是如今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夺回官方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因为通过粉丝群体所熟知的“饭圈语言”接近广大网友的网络交流语境，在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让信息挤入受众自主设定的信息议程中，语言的接近性是对网络环境进行正向引导的第一步[26]。
在主流媒体夺回受众被分散的注意力后，就需要利用主流媒体最有经验的议程设置能力，为受众设置关注的事项，在泛娱乐化的后真相时代，通过更强的新闻专业素养、更优秀的人才团队向受众传递正向、积极的信息[27]，同时对负面信息进行合理曝光，为网民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28]。
3.3 对资本的适度管理
社交媒体平台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介入使得以公共领域为目标的网络空间变得不再公平[29]。这需要管理部门出台更完善的政策、法规对资本的不良竞争行为进行限制。另外，需要提升网络技术开发者的媒介素养和法律素养，提醒算法偏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要让数字传播技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为人类提供更便捷的交流途径的同时，不能忽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4 结语
如今的粉丝文化有了许多变化，资本操纵下的深度数字化带来了粉丝文化内部的不公平，资本通过与文化的合流开始消费粉丝。同时，给以青少年为主的粉丝群体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些粉丝大多处在认知模式建构的关键时期，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会因粉丝身份发生转变，这也带来了许多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这就需要社会、学校以及主流媒体的积极引导来正面调节。
参考文献：
[1] 吴静怡.环保传播中的民粹主义风险及规避[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5）：105-113.
[2] 蔡雅雯，杨登洲.提升绿色广告话语有效性的策略研究[J].大众文艺，2019（14）：191-192.
[3] 陈家悦.“她题材”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以《三十而已》为例[J].艺海，2020（12）：69-71.
[4] 陈雨萌.网络新闻反转：新闻真实的动态呈现[J].东南传播，2019（07）：165-167.
[5] 姚文澜，郭思遠，勾莞玥.环保微信公众号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新闻知识，2019（09）：59-62.
[6] 蔡雅雯，张晓蕊.绿色广告的冲突性框架探究[J].艺术科技，2019，32（06）：9-10.
[7] 张银柱，蒋守龙.后真相时代的科普传播[J].戏剧之家，2018（22）：212-213.
[8] 朱霜.国内情感传播研究的范式演进[J].今传媒，2018，26（03）：74-76.
[9] 陈相雨，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网民诉求方式新变化研究[J].传媒观察，2018（09）：5-12，2.
[10] 张晓蕊.大众传媒视野下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困境与对策研究[J].大众文艺，2019（11）：155-156.
[11] 曹青云.新媒体视域下“三农”题材纪录片的传播价值分析[J].艺术评鉴，2019（13）：160-161.
[12] 陈雨萌.微信朋友圈学习打卡行为研究[J].新闻知识，2020（09）：73-77.
[13] 曹青云.环境抗争中网络视频动员的基层治理[J].新闻知识，2019（04）：36-39.
[14] 吴静怡.自媒体平台新冠疫情题材戏谑话语的批判分析——基于艺术生产视角[J].艺海，2020（4）：5-6.
[15] 张沁沁，张晓晨.后期剪辑在慢综艺中的运用——以《向往的生活》为例[J].大众文艺，2018（14）：142-143.
[16] 陈丹丹，马晨晨.环境公共事件中大众建构话语权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以“湖北仙桃垃圾焚烧发电事件”为例[J].新闻知识，2018（08）：31-34.
[17] 蔡雅雯.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综艺节目全民互动养成传播研究——以《创造营2019》为例[J].东南传播，2019（07）：137-139.
[18] 张晓蕊.绿色广告的受众逻辑研究[J].大众文艺，2019（08）：139-140.
[19] 张北辰，倪建邺，刘国庆.浅谈传统礼仪文化的智能传播生态[J].汉字文化，2020（18）：40-41.
[20] 邵悦.绿色广告的社会价值：理念、话语及内生矛盾[J].戏剧之家，2019（21）：212-213.
[21] 戴心怡.绿色广告的意义泛化[J].戏剧之家，2019（30）：234.
[22] 代淇.绿色广告的管理困局及其化解[J].大众文艺，2019（09）：179-180.
[23] 王娜颖.新兴绿色产业的实践困境及其化解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为例[J].戏剧之家，2019（25）：232，234.
[24] 张力引.绿色广告的诉求类型研究[J].大众文艺，2019（12）：153-154.
[25] 黄晨.基于大学生情感表达的文化现象研究[J].汉字文化，2020（4）：193-194.
[26] 吴启越，胡喆.浅析本土化真人秀节目发展与走向[J].戏剧之家，2019（13）：132.
[27] 王娜颖.绿色广告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5）：94-104.
[28] 戴心怡.绿色广告：大众传媒的接纳、生产及推广[J].戏剧之家，2019（36）：208-209.
[29] 代淇.绿色广告的道德式微：表现、原因及管控建议[J].大众文艺，2019（11）：160-161.
作者简介：余茜露（1997—），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广告、新媒体。
关键词：粉丝文化;主流媒体;转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1 群氓智慧创造粉丝文化
2020年11月，四川理塘的藏族男孩丁真凭借一脸朴素的笑容在网络上走红。短短十几秒的视频，丁真从无人知晓的普通男孩成了全网皆知的网络红人[1]。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普通网民传播力量的体现[2]。互联网技术赋权带来了话语权的下放，普罗大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3]，在过去，民众的意见几乎不起作用，如今却是群众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取得了优势[4]。丁真的走红伴随着粉丝们的意向[5]，更多的普通网民通过转发的形式[6]，让丁真成为一名网络红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7]，普通人的出圈有了更多的方式。在拉扎斯菲尔德的时代，两级传播中的关键人物多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方式接触媒介，可以向普罗大众传递带有自己意愿的信息[8]。但社交媒体时代的话语权下放为意见领袖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意见领袖[9]。粉丝群体是由普通网民自发组成的一个群体[10]，这一群体有着巨大的能量[11]。在各家偶像比拼选秀等活动中，粉丝群体展示了极大的内部团结，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为偶像树立正面人设[12]。
丁真走红后，资本看中其流量，之后丁真与当地国有企业签约成为理塘的旅游大使，他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账号正式开始为理塘县的旅游业做起宣传工作。这期间，网友们利用他账号中仅仅更新的几条内容进行UGC创作[13]，将丁真的人气再一次推上顶峰。
2 粉丝文化负面影响的表现及原因
2.1 对粉丝自身的影响
根据艺恩数据的调查，2020年王一博的中国粉丝中有45%为0～17岁的人群，34%为18～24岁的人群。由此可见以王一博为代表的偶像明星大部分的粉丝是青少年人群，他们正处在认知世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粉丝这一身份必然会对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产生影响。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追星文化中，粉丝通过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提升追星的能力，这对于13～19岁的粉丝群体来说需要更多家庭的支持;而多数青少年还有学生的身份，这一身份有时会与粉丝身份产生冲突，青少年難以调节其间平衡，最后忽视基础教育的必要[14]，在对偶像崇拜的行为表现中就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同时，明星偶像多是资本的刻意包装呈现出的完美形象[15]，这样的形象一方面给年轻粉丝带来了正面的指引，但也可能给青少年带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资本所包装的明星形象能够让观众快速记住某一明星，但这样的形象却难以全面了解一个人，也会为青少年粉丝群体塑造一种非黑即白的社会假象。
2.2 对网络环境的影响
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时代渐渐展示在完全公开的话语空间中，影响了更多的普通网民。以2020年肖战粉丝举报AO3至其封杀一事为例，粉丝们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将不利于偶像的话语通过各种方式挤出自己的世界，对网络内容的多元性产生了威胁。
粉丝文化渐渐成了普通网民厌恶的文化，以青少年为代表的粉丝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8]。在各种综艺选秀节目中，话语权的下放变成了资本掌控的数据，各家粉丝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偶像做数据，这些都与社交媒体时代所追求的民主相悖。同时，在为自家偶像“打投”的过程中，不理智的粉丝会通过贬低其他粉丝群体来展示自家偶像的优秀，而网络群体的匿名性恰恰使得一些不理智的粉丝更加敢于通过表达对他人的不满来凸显自家偶像[16]。但由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是公开的话语空间，许多普通网民难以接受公开的话语空间变成粉丝群体的口水战场[17]。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粉丝群体间的联系更加深入、频繁[18]，粉丝的力量在数据至上的时代也更加强大，根据他们崇拜对象的不同，粉丝群体之间也经历了圈层的划分。
2.3 资本介入与群体性迷失带来的结果
随着资本的介入，粉丝文化有了很多延伸[19]，除了某一名人的粉丝外，商家在营销推广中将目标消费者也列为产品或服务的粉丝，尚未形成稳定价值观的青少年粉丝群体非常容易被资本的营销带入“消费主义陷阱”[20]，在近几年大火的偶像选秀节目中，粉丝们通过购买赞助商的商品获得为偶像“打投”的机会，虽然这是成功的营销手段，但却会使青少年粉丝群体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21]。在这样的粉丝文化中，商家操作着消费者的广告舆论，将消费者看作数据[22]，资本通过将目标消费者称为“迷群体”的方式进行用户管理，利用文化与消费的合流在社会上创造出“消费主义盛行”的假象[23]，一些不理智的消费者逐渐出现了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现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3 粉丝文化负面影响的正面引导建议
3.1 对粉丝的引导
粉丝文化作为依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已经影响到普通的网民，同时由于青少年群体是粉丝的重要组成人群，对于这一群体的正确引导是十分必要的。对青少年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让他们学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技术，还要加强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规则的教育，网络的匿名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发表言论，没有边界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媒介信息的分辨上也要更有判断力，对于不良信息绝不要跟风转发[24]，要以基础知识为标准对网络信息作出合理判断。
同时还要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需要日常生活中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努力[25]，二元对立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所有实际，对于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要有分辨;对于资本的营销要有抵抗力，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明星的形象，树立绿色消费的观念。 3.2 对网络环境的引导
在对网络环境的引导上需要传统主流媒体利用自身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过去，我国主流媒体很少涉足社交媒体，但随着我国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以及政策各方面的放宽，主流媒体开始主动下沉入驻社交媒体平台。但由于起步晚，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仍面临被碎片化信息分散注意力的威胁。好在这几年我国主流媒体主动下沉贴近自媒体中网民习惯的话语体系，在官方事件的宣发上贴近网民熟悉的粉丝文化，以“央视boys”“阿中哥哥”等称谓在信息泛滥的社交媒体中获得了许多网民的注意。虽然也有许多网民认为国家机器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使用饭圈用语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可能会带来权威形象的削弱等不良影响，但在“注意力经济”的今天，使用网民熟悉的话语吸引他们，再在日后的用户管理中向其树立官方权威不可侵犯的形象，依旧是如今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夺回官方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因为通过粉丝群体所熟知的“饭圈语言”接近广大网友的网络交流语境，在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让信息挤入受众自主设定的信息议程中，语言的接近性是对网络环境进行正向引导的第一步[26]。
在主流媒体夺回受众被分散的注意力后，就需要利用主流媒体最有经验的议程设置能力，为受众设置关注的事项，在泛娱乐化的后真相时代，通过更强的新闻专业素养、更优秀的人才团队向受众传递正向、积极的信息[27]，同时对负面信息进行合理曝光，为网民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28]。
3.3 对资本的适度管理
社交媒体平台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介入使得以公共领域为目标的网络空间变得不再公平[29]。这需要管理部门出台更完善的政策、法规对资本的不良竞争行为进行限制。另外，需要提升网络技术开发者的媒介素养和法律素养，提醒算法偏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要让数字传播技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为人类提供更便捷的交流途径的同时，不能忽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4 结语
如今的粉丝文化有了许多变化，资本操纵下的深度数字化带来了粉丝文化内部的不公平，资本通过与文化的合流开始消费粉丝。同时，给以青少年为主的粉丝群体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些粉丝大多处在认知模式建构的关键时期，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会因粉丝身份发生转变，这也带来了许多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这就需要社会、学校以及主流媒体的积极引导来正面调节。
参考文献：
[1] 吴静怡.环保传播中的民粹主义风险及规避[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5）：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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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相雨，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网民诉求方式新变化研究[J].传媒观察，2018（09）：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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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蔡雅雯.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综艺节目全民互动养成传播研究——以《创造营2019》为例[J].东南传播，2019（07）：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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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戴心怡.绿色广告的意义泛化[J].戏剧之家，2019（30）：234.
[22] 代淇.绿色广告的管理困局及其化解[J].大众文艺，2019（09）：179-180.
[23] 王娜颖.新兴绿色产业的实践困境及其化解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为例[J].戏剧之家，2019（25）：232，234.
[24] 张力引.绿色广告的诉求类型研究[J].大众文艺，2019（12）：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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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戴心怡.绿色广告：大众传媒的接纳、生产及推广[J].戏剧之家，2019（36）：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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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茜露（1997—），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广告、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