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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这次降价是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如果此次降价能够顺利进行，这将是第17次药品降价。但此次降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药品利润相关的集团因为前16次降价的“惨痛遭遇”而空前团结，并“同仇敌忾”。那么，这其中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整个制药行业又该如何跨越价格这道坎呢?
一、庞大的“药品资产阶级”
事实上，药品的利益之巨，犹如阎王的锁链，锁住了不知多少本应忏悔的灵魂。但这是一个顽固的“药品资产阶级”，简单的降价举措势单力薄，非革命不足以动根本。
不过细想之，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在这个庞大的“药品阵营”里，也有贵族和平民之分。贵族的叫嚷在于“无暴利可谋”，平民的叫嚷在于“无果腹之食”。国家进行降价政策的初衷，原本是直击那些贵族，不曾想贵族又将压力转嫁于平民，故而哀鸿遍野，忿忿之声不绝于耳。贵族阶层，众医院当仁不让；朝官，非医药代理公司莫属；而平民，就只有医药厂家了。市场的规律和中国的国情，决定并默认了这样的排序规则。
政府的降价政策一经出台，处于药品“上层建筑”的医院向医药代理公司压价，以维持自身的利润，而医药代理公司自然向医药厂家压价。因此，在这些层层盘剥中，别说是国内名牌，就是驰名世界的品牌，都不过是“一介布衣”。产业链的传递效应致使2004年华北制药集团的利润下降了77％、山东新华制药亏损5561万元……行内人士称，这次降价将可能导致整个制药行业的亏损高达60亿元。
由此可见，药品降价只是在价格表象上达到了初衷，并未深入肌理。整个降价的降幅源自整体产业链的利润压缩，而并非有针对性的降低药品流通领域的虚高价格，尤其对利润丰厚的产业链上游环节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这种平抑药价犹如癌症之放疗，坏细胞、好细胞一概通杀，倒也落得痛快，就是靶向性不强。
二、让医院靠技术吃饭
6月28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提到药价虚高的四大原因中，有三个与医院系统直接有关：一是一些医药生产企业虚报成本；二是医院流通环节层层加价；三是医院采购回扣严重：四是有些医院违规收费。国家规定医院的药品收益不得高于15％，从账面上看全部合格，但行内都知道，医院的药品收益通常在30％～50％，其中医药流通公司给医院的暗扣就到了10％～15％，这还不包括给医生的开方回扣，一般一个主任医师的开方费也为2％～3％。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新药费(这和超市的进场费差不多)、赞助、贺礼等，且都不用入账。这些“油水”加起来，何止30％!很显然，国家的降价政策触动了医院的经济命脉。当然，医院叫嚷归叫嚷，最终还是服从——配合降价，但最终苦了产业链下游的那些厂商。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不相干的例子：一个国内厂家购买了一台进口设备，一天设备出现故障，于是求救国外的生产商。生产商派工程师连夜飞抵，反复检修，发现一颗螺丝松脱，遂更换螺丝，设备恢复正常。工程师开价300O美元，国内厂家愕然，一颗螺丝值那么多钱？工程师说：“非也，螺丝是免费送的，3000美元是技术服务费。”
这个例子看似和医院没关系，转而一想，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医院到底应该靠什么赚钱7是卖药品还是卖技术？其实，我国医院的收入结构缺乏合理性，且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矛盾越来越显性化，药品收入虚高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一些医院药品收益占总体收益的70％～80％，远远超过国家医药分离后规定的45％。因此，解决药品价格问题，需要从一个系统的、全局的、互动的角度入手，首先要解决医院收益结构问题，让医院靠技术吃饭，真正体现医院的社会价值，而非商业价值。这次国家准备取消医院药品15％的指导利润，意在降低药品收益的比重，让利于民。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没有系统的配套政策，直接从医院的“饭碗”里“减口粮”怎么能行得通？
三、“三权分离”是关键
在医药领域中，医患信息不对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患者不论诊断还是用药，都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核心问题是患者没有消费选择权。事实上，患者求诊，是把医疗信息的代理权授予了医生，医生为病人服务，是履行授权的一种行为。
理想中的医药分离政策是：医生只管看病，药剂师负责处方，将医疗信息代理拆分成诊断权和处方权两个部分。但中国的国情暂时还不允许这样运作，因为这样一来，医生在诊治的过程中就无法给病人指导用药，而作为拥有处方权的药剂师又不一定深谙用药之道，反而贻误了病人。于是，医药分离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多半成了纸上谈兵。
患者在用药过程有三个环节：一是医生根据病情提出处方建议(诊断权)：二是药剂师根据医生建议为病人推荐药品(处方权)；三是病人根据药剂师的推荐和自身经济能力选择药品的品牌(消费选择权)。但在以往的诊治流程中，患者基本没有选择权，而医生往往将诊断权和处方权二者合一，医生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市场混乱将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三权分离”才是解决医患信息不对称、合理用药、降低患者成本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四、盘活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一方面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负有市场监督的职责，对药品乱开价、乱处方问题更是责无旁贷。现行的机制是：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基金的统筹和分配，一旦怀疑医院有不合理用药的现象，便扣押部分甚至全部医保款项。这虽然对药乱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经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情况，致使基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不能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通过招标的方式，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以提高基金效率和基金分配透明度。而政府负责监督基金的使用情况，并出台相应的仲裁原则和法律法规，使医院和基金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能够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解决。
五、规范医风，弘扬医德
曾经在博士伦公司的一份调研报告上看到一个数据：某地区病人对医生推荐的信任度为零。惊诧之余，突感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正在蔓延。在这充满利诱的医药世界里，光凭几次过场般的宣誓是远远不够的，对医德的培养和医风的规范应贯穿于每一位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同时，政府也应该建立公开的“医生职业信用档案”，让医生的信誉度与时俱进。
六、抑制产业过度的重复性投资
合理的竞争有助于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但过度的、低层次的重复投资，只能造就过度竞争的医药市场以及流通过程中不合理的高额成本。比如六味地黄丸，全国就有上百个品种，这些同质产品一起过招标采购这个独木桥，除了拼质量，还得拼关系，烦琐的环节中，开始一层一层地”扒皮”。药品产业的结构升级势在必行，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但这却是非常必要的，药乱的整治需要长短结合，才能标本兼治。
七、转变药品营销模式
首先是医药的流通模式。我国的药品流通呈现“橄榄型”特征，中间的渠道环节过于庞大和分散，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且无形中增加了药品的成本和价格。而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药品流通正好呈相反的“哑铃”结构；两头大、中间小，药品的销售、流通通常采取物流配送的方式进行。即医院通过电脑在网上发出电子采购单，配送中心通过流水线的自动作业完成采购过程，然后送至医院，同时通知采购方的医院在规定时间内付费。这样，药厂、配送中心和医院三者相互衔接、相互制约，合理分配商业利润，并且一般利润比重限制在3％～5％。如此一来，流通变得简捷、透明，交易成本得到了控制，不正之风便无从产生。
其次，是药品推广模式。在药品整治的过程中，医药代表一直是贬义的角色，这是中国式药品推广模式中最敏感的环节，但凡说到药乱，必然与他们有关。国外没有医药代表吗?在国外，医药代表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具备丰富的医药专业知识，同时拥有良好的营销服务技能，他们的工作性质就像是一个纽带，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医药代表把药厂的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他们之所以不去搞推销，很大程度归结于药品流通环节没有“做文章”的空间。企业给分销中心的差价为3％～5％，分销中心给医院的差价也是3％～5％。把中间利润挤掉了，医药代表推销产品的行为自然就受到抑制，药品价格也就平稳多了。
八、药品企业提升晶牌力
知名品牌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比较坚挺，而二、三线的品牌进入流通渠道时，往往需要让出较大的利润空间，以弥补自身品牌力和营销力的不足。但这样一来，药厂本身的利润就得不到保证，因渠道的层层加码又降低了价格竞争力。
科特勒先生最近发表了对价格战的看法：抵抗价格战(我理解为“价格困扰”)的惟一办法就是品牌。我国大部分的医药企业目前的现状还不足以形成较强的品牌力，但是可以通过地区品牌联合或者品种联合形成较大的医药团体，用统一的声音和渠道对话，一方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对平定药乱有所帮助。
(编辑：李大千daqian@vip．Sina．com)
一、庞大的“药品资产阶级”
事实上，药品的利益之巨，犹如阎王的锁链，锁住了不知多少本应忏悔的灵魂。但这是一个顽固的“药品资产阶级”，简单的降价举措势单力薄，非革命不足以动根本。
不过细想之，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在这个庞大的“药品阵营”里，也有贵族和平民之分。贵族的叫嚷在于“无暴利可谋”，平民的叫嚷在于“无果腹之食”。国家进行降价政策的初衷，原本是直击那些贵族，不曾想贵族又将压力转嫁于平民，故而哀鸿遍野，忿忿之声不绝于耳。贵族阶层，众医院当仁不让；朝官，非医药代理公司莫属；而平民，就只有医药厂家了。市场的规律和中国的国情，决定并默认了这样的排序规则。
政府的降价政策一经出台，处于药品“上层建筑”的医院向医药代理公司压价，以维持自身的利润，而医药代理公司自然向医药厂家压价。因此，在这些层层盘剥中，别说是国内名牌，就是驰名世界的品牌，都不过是“一介布衣”。产业链的传递效应致使2004年华北制药集团的利润下降了77％、山东新华制药亏损5561万元……行内人士称，这次降价将可能导致整个制药行业的亏损高达60亿元。
由此可见，药品降价只是在价格表象上达到了初衷，并未深入肌理。整个降价的降幅源自整体产业链的利润压缩，而并非有针对性的降低药品流通领域的虚高价格，尤其对利润丰厚的产业链上游环节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这种平抑药价犹如癌症之放疗，坏细胞、好细胞一概通杀，倒也落得痛快，就是靶向性不强。
二、让医院靠技术吃饭
6月28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提到药价虚高的四大原因中，有三个与医院系统直接有关：一是一些医药生产企业虚报成本；二是医院流通环节层层加价；三是医院采购回扣严重：四是有些医院违规收费。国家规定医院的药品收益不得高于15％，从账面上看全部合格，但行内都知道，医院的药品收益通常在30％～50％，其中医药流通公司给医院的暗扣就到了10％～15％，这还不包括给医生的开方回扣，一般一个主任医师的开方费也为2％～3％。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新药费(这和超市的进场费差不多)、赞助、贺礼等，且都不用入账。这些“油水”加起来，何止30％!很显然，国家的降价政策触动了医院的经济命脉。当然，医院叫嚷归叫嚷，最终还是服从——配合降价，但最终苦了产业链下游的那些厂商。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不相干的例子：一个国内厂家购买了一台进口设备，一天设备出现故障，于是求救国外的生产商。生产商派工程师连夜飞抵，反复检修，发现一颗螺丝松脱，遂更换螺丝，设备恢复正常。工程师开价300O美元，国内厂家愕然，一颗螺丝值那么多钱？工程师说：“非也，螺丝是免费送的，3000美元是技术服务费。”
这个例子看似和医院没关系，转而一想，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医院到底应该靠什么赚钱7是卖药品还是卖技术？其实，我国医院的收入结构缺乏合理性，且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矛盾越来越显性化，药品收入虚高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一些医院药品收益占总体收益的70％～80％，远远超过国家医药分离后规定的45％。因此，解决药品价格问题，需要从一个系统的、全局的、互动的角度入手，首先要解决医院收益结构问题，让医院靠技术吃饭，真正体现医院的社会价值，而非商业价值。这次国家准备取消医院药品15％的指导利润，意在降低药品收益的比重，让利于民。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没有系统的配套政策，直接从医院的“饭碗”里“减口粮”怎么能行得通？
三、“三权分离”是关键
在医药领域中，医患信息不对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患者不论诊断还是用药，都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核心问题是患者没有消费选择权。事实上，患者求诊，是把医疗信息的代理权授予了医生，医生为病人服务，是履行授权的一种行为。
理想中的医药分离政策是：医生只管看病，药剂师负责处方，将医疗信息代理拆分成诊断权和处方权两个部分。但中国的国情暂时还不允许这样运作，因为这样一来，医生在诊治的过程中就无法给病人指导用药，而作为拥有处方权的药剂师又不一定深谙用药之道，反而贻误了病人。于是，医药分离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多半成了纸上谈兵。
患者在用药过程有三个环节：一是医生根据病情提出处方建议(诊断权)：二是药剂师根据医生建议为病人推荐药品(处方权)；三是病人根据药剂师的推荐和自身经济能力选择药品的品牌(消费选择权)。但在以往的诊治流程中，患者基本没有选择权，而医生往往将诊断权和处方权二者合一，医生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市场混乱将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三权分离”才是解决医患信息不对称、合理用药、降低患者成本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四、盘活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一方面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负有市场监督的职责，对药品乱开价、乱处方问题更是责无旁贷。现行的机制是：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基金的统筹和分配，一旦怀疑医院有不合理用药的现象，便扣押部分甚至全部医保款项。这虽然对药乱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经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情况，致使基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不能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通过招标的方式，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以提高基金效率和基金分配透明度。而政府负责监督基金的使用情况，并出台相应的仲裁原则和法律法规，使医院和基金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能够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解决。
五、规范医风，弘扬医德
曾经在博士伦公司的一份调研报告上看到一个数据：某地区病人对医生推荐的信任度为零。惊诧之余，突感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正在蔓延。在这充满利诱的医药世界里，光凭几次过场般的宣誓是远远不够的，对医德的培养和医风的规范应贯穿于每一位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同时，政府也应该建立公开的“医生职业信用档案”，让医生的信誉度与时俱进。
六、抑制产业过度的重复性投资
合理的竞争有助于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但过度的、低层次的重复投资，只能造就过度竞争的医药市场以及流通过程中不合理的高额成本。比如六味地黄丸，全国就有上百个品种，这些同质产品一起过招标采购这个独木桥，除了拼质量，还得拼关系，烦琐的环节中，开始一层一层地”扒皮”。药品产业的结构升级势在必行，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但这却是非常必要的，药乱的整治需要长短结合，才能标本兼治。
七、转变药品营销模式
首先是医药的流通模式。我国的药品流通呈现“橄榄型”特征，中间的渠道环节过于庞大和分散，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且无形中增加了药品的成本和价格。而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药品流通正好呈相反的“哑铃”结构；两头大、中间小，药品的销售、流通通常采取物流配送的方式进行。即医院通过电脑在网上发出电子采购单，配送中心通过流水线的自动作业完成采购过程，然后送至医院，同时通知采购方的医院在规定时间内付费。这样，药厂、配送中心和医院三者相互衔接、相互制约，合理分配商业利润，并且一般利润比重限制在3％～5％。如此一来，流通变得简捷、透明，交易成本得到了控制，不正之风便无从产生。
其次，是药品推广模式。在药品整治的过程中，医药代表一直是贬义的角色，这是中国式药品推广模式中最敏感的环节，但凡说到药乱，必然与他们有关。国外没有医药代表吗?在国外，医药代表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具备丰富的医药专业知识，同时拥有良好的营销服务技能，他们的工作性质就像是一个纽带，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医药代表把药厂的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他们之所以不去搞推销，很大程度归结于药品流通环节没有“做文章”的空间。企业给分销中心的差价为3％～5％，分销中心给医院的差价也是3％～5％。把中间利润挤掉了，医药代表推销产品的行为自然就受到抑制，药品价格也就平稳多了。
八、药品企业提升晶牌力
知名品牌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比较坚挺，而二、三线的品牌进入流通渠道时，往往需要让出较大的利润空间，以弥补自身品牌力和营销力的不足。但这样一来，药厂本身的利润就得不到保证，因渠道的层层加码又降低了价格竞争力。
科特勒先生最近发表了对价格战的看法：抵抗价格战(我理解为“价格困扰”)的惟一办法就是品牌。我国大部分的医药企业目前的现状还不足以形成较强的品牌力，但是可以通过地区品牌联合或者品种联合形成较大的医药团体，用统一的声音和渠道对话，一方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对平定药乱有所帮助。
(编辑：李大千daqian@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