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讲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它是毛泽东统观全局的战略思考和刘少奇细致入微的城市调研之间擦出的思想火花，是党向全国人民交上的一份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答卷”。
　　解放战争后期，石家庄、天津、北平等华北大城市先后解放。在接管这些城市后，接连暴露出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民族工商业家不了解党的工商业政策，普遍有生产恐慌，工人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加之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经济下滑严重。这些情况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警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3月下旬，党中央迁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成为毛泽东的新住所和党中央筹建新中国的决策中枢。4月，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正待乘胜一路南下。此时，总结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城市政策，为稳妥接管南方大城市提供经验，更加迫在眉睫。中央书记处每天晚上都集中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在4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赴天津调研。临行前，毛泽东还不忘将一份反映平津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批转刘少奇，刘少奇对解决天津问题有了底数。
　　天津当时是华北最大的工商城市，它成为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改造工商业城市的“试验场”。
　　4月10日晚，刘少奇到达天津。第二天一大早，他急切地赶到几家工厂考察，听取天津市领导的工作汇报，连续召开工人、民族工商业家等各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外事外贸工作汇报。通过考察调研，更加印证了报告中的事实：不少民族工商业家思想上顾虑深重，感到发展生产没有出路;工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战争造成的城乡联系中断、内外贸易阻滞问题亟待恢复。当天晚上，刘少奇熬夜写下《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鲜明地指出：“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这里有个小插曲。刘少奇去天津前，曾专门到华北局机关向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打招呼。到天津后，他严格按照组织程序，一般情况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重要问题通过薄一波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党中央指示也由华北局转达。4月中旬，当薄一波将刘少奇讲“四面八方”关系的情况转报毛泽东时，毛泽东当即给予肯定，认为讲得很好，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完整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鄉互助、内外交流”十六个字。
　　4月15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亲切接见来北平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一行三人。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没有讲政治、军事形势，而是兴致勃勃地畅谈经济问题，“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接着，毛泽东就其中的四个面、每个面的“两方”，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
　　此时，仍在天津调研的刘少奇获悉毛泽东的“十六字”指示，立刻心领神会，照此阐述和宣传。他按照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表述口径，两次与李烛尘、宋斐卿等华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谈，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在态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5月1日，北平迎来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数十万职工举行庆祝游行活动，载歌载舞，欢度节日。市委书记彭真来到工人中间，号召全体职工以实际行动庆祝节日，坚决拥护毛泽东所指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工商业集中，外部联系广泛，接管工作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民族工商业家有的濒临破产，有的外逃，有的观望。5月27日解放后，市长陈毅按照“四面八方”政策，与工商界交朋友，扶持私营企业发展，让民族工商业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一些出走欧美的工商界人士萌生回国之念，陆续回到上海。
　　《共同纲领》颁布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开辟专栏详加解读，党的“四面八方”政策更加深入人心。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市长叶剑英迅疾实施“四面八方”政策，稳定了城市生产。
　　“四面八方”政策与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方针一道，给民族工商业家吃了“定心丸”，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热情，对于解放初期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