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1962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在认识肖碧莲老师之前，她的名字就已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了。因为我常到图书馆看书，在新到的中英文医学书籍背后的借书卡上，总有她的名字，而且经常是第一个。我们当时学的都是俄文，她的英文很好，能够直接阅读最前沿的英文文献，我们年轻学生很崇拜她。
　　从普通的妇产科医师到生殖内分泌专家，这个转变离不开肖碧莲教授对学术的好奇心和善于捕捉学科前沿的敏锐眼光。她从临床医学到基础医学，再运用实验室研究成果解决临床问题，这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转化医学的范例。在这个过程中，她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内率先建立生殖激素的化学测定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建立放射免疫测定方法以及建立女性生殖生理基线数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奠基工作。她还引入了生殖健康这个概念，在国内从计划生育到生殖健康的学科转变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成果完全跟国际进展同步（甚至超前），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1995～2001年间任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官员，与她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我认为她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一个纽带。在世界卫生组织开会，她常常是发言最积极的，愿意提不同的意见，热心介绍中国的情况，所以大家都把她当成了解中国相关领域情况的活字典。
　　过去做科研，条件很艰苦。做口服避孕药研究要经常骑车下乡到老百姓家去发药，还要收尿液，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文革”刚结束时，她已年过半百但仍干劲十足，到西双版纳去调查有避孕节育作用的中草药，跋山涉水，背包露营，跑了很多地方，脸晒得很黑。后来条件改善了，她也不太用单位的汽车，总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说“这样自由”。
　　一位研究者如果从早到晚都板着脸做实验，其人生并不平衡。学问好不是人生的全部，真正打动人的还是人格魅力。肖碧莲教授当然有严肃、一丝不苟的一面，但同时又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她会弹钢琴，喜欢运动，游泳和滑冰都擅长。80岁的老太太要弹琴就弹琴，要上网就上网，要讲英文小说就讲英文小说，她是一个可以格调高雅、阳春白雪，也可以俯下身子到老百姓那儿去做事的人。
　　肖碧莲教授博学、勤奋、敏锐，有远见、有格局，爱憎分明、廉洁奉公，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的体会是，她掌握了3个P语言。第一个是Professional language（专业语言），她专业语言绝对好，中文、英文俱佳；第二个是Political language（政治语言），她与政府决策部门、国际组织都有顺畅的交流，为学科谋发展；第三个是Public language（公众语言），她会跟老百姓去交流，了解公众需求、增进公众福祉。这样才是一个现代的、全面的、优秀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