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芬兰总统尼尼斯特是唯一参会并发言的欧洲领导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上任后，他也是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欧洲国家元首。
北欧小国芬兰，一向被形容为“具有战略眼光”。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严重依赖苏联市场的芬兰经济急转直下。祸乃福之所倚，危机促使芬兰采取一系列政策调整，一跃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作为联合党的精英，时任芬兰财政部长的尼尼斯特功不可没。他同样是芬兰加入欧盟、使用欧元的坚定拥护者。
时隔20年，当欧债危机来袭，芬兰的抗压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成为欧元区维持主权信用最高评级的少数国家之一。
近年来，芬兰又将眼光投向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市场，并将中国视为首选合作者。借助亚洲“发动机”，芬兰能否在经济陷入停滞的欧洲再次脱颖而出？
务实外交与包容心态
尼尼斯特当选芬兰总统一年来，一直提倡调整外交定位，积极面对处于剧烈变动中的外部世界。实际上，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不同，芬兰的外交姿态历来相对务实，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交往时，惯持解决问题的态度。尼尼斯特认为，芬兰之所以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表现不俗，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东方世界的包容心态。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去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以及4月的外交官宴会上，都多次提到中国，并表示要调整外交定位。请问重新定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中国在芬兰的外交地图上处于什么位置？
尼尼斯特：我们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经常会认为自己的经济或其他方面很优越，现在到了警醒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懂得，西方世界有10亿人，可是在别的地方有60亿人，我们必须看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的发展是多么迅速。
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亚洲迅速上升，我们必须正视，必须重新定位，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它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
面对世界秩序的调整，芬兰必须保持开放心态。实际上，芬兰一直都很开放。比如在贸易方面，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欧盟身上，这使我们克服了当前的危机，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比欧盟平均水平还要好，这也部分得益于我们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良好关系。
《财经国家周刊》：与亚洲的交往中，芬兰的外交态度如何做到务实？
尼尼斯特：在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亚洲国家的文化也在全球拓展开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亚洲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相互理解。
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所差别，这主要是因为每个国家对外部文化的态度不同。我认为，我们生活了几个世纪的自然环境很艰苦，有时候要面对黑暗和寒冷，这造就了人们冷静的个性和务实的生存态度。
《财经国家周刊》：芬兰在中国有300多家企业，很活跃，而中国企业对芬兰的投资却一直犹豫不前。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尼尼斯特：我们看到，中国对芬兰的投资在增加。比如，华为公司前不久宣布一笔在芬兰的投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类投资。
关于中国投资者的选择，我不太好评价。也许，中国公司认为芬兰太小，没有那么大的消费潜力。但至少在我看来，这里的投资环境很成熟。基础设施很好，而且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幸的是，受经济形势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近失业了，这些人完全可以受雇于外国公司，这些人才资源也是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
欧债危机下的坚守
上世纪90年代，芬兰遭受严重经济危机，芬兰马克急剧贬值。那次危机促使芬兰实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其中就包括加入欧盟和使用欧元。目前，芬兰是北欧唯一的欧元国家。此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芬兰也受到牵连，一些质疑当初入盟的声音再现。
《财经国家周刊》：有观点认为，与拒绝入欧盟的挪威、瑞士相比，芬兰经济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如果当初没有加入欧盟，现在的境况能否好一些？
尼尼斯特：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与现在不同，那时候芬兰马克严重贬值，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很多外国资金涌进来，芬兰货币不得不贬值。有些债务人一夜之间债务增加了30%。马克成了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货币，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货币稳定。最近有民调显示，芬兰人还是大多支持继续使用欧元的。
《财经国家周刊》：欧盟正面临经济困境，这对芬兰采取对外更加开放的策略是不是一个负担？
尼尼斯特：欧元区的金融危机一部分原因是不计后果的投资人造成的，既有欧元区内部的，也有欧洲以外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冰岛出现危机时，每个人都去救助。现在欧元区国家有麻烦了，似乎只有欧元国家才应该为此负责。实际上，欧元区以外的国家有很多银行都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债务人有利益牵连，可是我们欧元国家必须承担保护这些债务人的责任。
坦诚地讲，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担当，一起来解决这些欧元区重债国的问题。
欧洲现在遇到了麻烦，正在一点点恢复，这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欧洲对亚洲国家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在亚洲国家和欧盟之间仍然有很多可以合作的事情。
我们看到，中国在拯救欧洲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对长期合作也很重要。我们应该懂得，最终大家要同舟共济。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曾谈到规则与信任的问题。您是否认为，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最佳药方并非是增加严格的纪律约束？
尼尼斯特：在当下的欧元区，信任比规则更重要。如果欧元区国家彼此缺乏信任、不愿遵守规则，那么制定再多的新规恐怕也没有多大用处。当然，欧盟一些规定的修改方案很不错，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遵守规定，否则规定就没用了。
《财经国家周刊》：与西班牙和希腊等重债国相比，芬兰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这是否严格遵守规定的结果？
尼尼斯特：是的。有人说我们芬兰人傻，我们遵守所有的约定，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欧元区每个人都这样做，问题就不会如此严重。 《财经国家周刊》：亚洲，一体化进程仍在推进，不应该建立规则吗？
尼尼斯特：在健全的社会，出台一定数量的规则是有必要的，我不否认这一点。在很多亚洲国家，仍然需要制定规则，这样才能推进工作。我想说的是，前提是要遵守约定，就像我们芬兰的传统文化一样。这种性格在芬兰社会存在了几个世纪，而现在的欧洲就缺乏这种文化。
“北欧模式”仍将持续
北欧国家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治理模式，被称作“北欧模式”。十几年前，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曾受到怀疑。在此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不论是加入欧元区的芬兰，还是没有使用欧元的瑞典和丹麦，以及未加入欧盟的挪威，经济形势都相对稳定。这一坚固的模式，在近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中倍受吹捧，称之为未来的理想制度。
《财经国家周刊》：“北欧模式”最近受到世界追捧，但是芬兰也出现公共财政压力问题。在经济疲软的形势下，“北欧模式”会发生改变吗？
尼尼斯特：我记得十年前人们经常会问，你认为北欧国家这种昂贵的福利模式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们看到，在欧洲内部，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好的，尽管这种模式很昂贵。
我丝毫不怀疑这种模式应该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开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这种福利制度，决不。
《财经国家周刊》：您不是也主动将自己的工资削减了五分之一吗？
尼尼斯特：我们现在有财政困难，芬兰政府也在借钱，略有赤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工资是我以身作则的一种表示。
《财经国家周刊》：芬兰一直积极推荐投资环境，希望外来资金能够帮助芬兰企业。但是，芬兰的公司税在欧盟内部也是较高的，这是否对吸引投资和留住企业形成挑战？
尼尼斯特：我们的税收的确很高。但是，要维持我们所珍视的北欧福利模式，就必须收取足够的税。尽管你能听到各种指责声，但是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支付高额税收。
在芬兰，公司雇员的孩子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学校是免费的，不仅中小学，大学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这种昂贵模式的优势所在。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高福利呢？您不是多次呼吁人们要更加努力工作，而不要呆在家里领取失业救济吗？
尼尼斯特：一味地告诉人们“你要努力工作”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创造更多动力，让他们愿意去工作，这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人们有了目标，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记得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天早上起得很早，在街上看到人们都匆忙地骑自行车去工作。当时我猜想，他们心里一定都在想，也许工作再努力些，就能换个大一点的房子，有一天还能开上汽车。这些都是很强大的动力。当然，他们现在肯定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已经是在20年前了。
在芬兰，我们也时不时地激烈讨论福利是否太优厚，以致有些人不想工作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应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在我担任财政部长时，我们多次降低收入税，目的之一就是在社会福利和工作收入方面拉开一定差距。
北欧小国芬兰，一向被形容为“具有战略眼光”。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严重依赖苏联市场的芬兰经济急转直下。祸乃福之所倚，危机促使芬兰采取一系列政策调整，一跃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作为联合党的精英，时任芬兰财政部长的尼尼斯特功不可没。他同样是芬兰加入欧盟、使用欧元的坚定拥护者。
时隔20年，当欧债危机来袭，芬兰的抗压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成为欧元区维持主权信用最高评级的少数国家之一。
近年来，芬兰又将眼光投向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市场，并将中国视为首选合作者。借助亚洲“发动机”，芬兰能否在经济陷入停滞的欧洲再次脱颖而出？
务实外交与包容心态
尼尼斯特当选芬兰总统一年来，一直提倡调整外交定位，积极面对处于剧烈变动中的外部世界。实际上，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不同，芬兰的外交姿态历来相对务实，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交往时，惯持解决问题的态度。尼尼斯特认为，芬兰之所以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表现不俗，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东方世界的包容心态。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去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以及4月的外交官宴会上，都多次提到中国，并表示要调整外交定位。请问重新定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中国在芬兰的外交地图上处于什么位置？
尼尼斯特：我们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经常会认为自己的经济或其他方面很优越，现在到了警醒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懂得，西方世界有10亿人，可是在别的地方有60亿人，我们必须看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的发展是多么迅速。
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亚洲迅速上升，我们必须正视，必须重新定位，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它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
面对世界秩序的调整，芬兰必须保持开放心态。实际上，芬兰一直都很开放。比如在贸易方面，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欧盟身上，这使我们克服了当前的危机，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比欧盟平均水平还要好，这也部分得益于我们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良好关系。
《财经国家周刊》：与亚洲的交往中，芬兰的外交态度如何做到务实？
尼尼斯特：在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亚洲国家的文化也在全球拓展开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亚洲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相互理解。
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所差别，这主要是因为每个国家对外部文化的态度不同。我认为，我们生活了几个世纪的自然环境很艰苦，有时候要面对黑暗和寒冷，这造就了人们冷静的个性和务实的生存态度。
《财经国家周刊》：芬兰在中国有300多家企业，很活跃，而中国企业对芬兰的投资却一直犹豫不前。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尼尼斯特：我们看到，中国对芬兰的投资在增加。比如，华为公司前不久宣布一笔在芬兰的投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类投资。
关于中国投资者的选择，我不太好评价。也许，中国公司认为芬兰太小，没有那么大的消费潜力。但至少在我看来，这里的投资环境很成熟。基础设施很好，而且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幸的是，受经济形势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近失业了，这些人完全可以受雇于外国公司，这些人才资源也是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
欧债危机下的坚守
上世纪90年代，芬兰遭受严重经济危机，芬兰马克急剧贬值。那次危机促使芬兰实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其中就包括加入欧盟和使用欧元。目前，芬兰是北欧唯一的欧元国家。此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芬兰也受到牵连，一些质疑当初入盟的声音再现。
《财经国家周刊》：有观点认为，与拒绝入欧盟的挪威、瑞士相比，芬兰经济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如果当初没有加入欧盟，现在的境况能否好一些？
尼尼斯特：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与现在不同，那时候芬兰马克严重贬值，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很多外国资金涌进来，芬兰货币不得不贬值。有些债务人一夜之间债务增加了30%。马克成了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货币，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货币稳定。最近有民调显示，芬兰人还是大多支持继续使用欧元的。
《财经国家周刊》：欧盟正面临经济困境，这对芬兰采取对外更加开放的策略是不是一个负担？
尼尼斯特：欧元区的金融危机一部分原因是不计后果的投资人造成的，既有欧元区内部的，也有欧洲以外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冰岛出现危机时，每个人都去救助。现在欧元区国家有麻烦了，似乎只有欧元国家才应该为此负责。实际上，欧元区以外的国家有很多银行都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债务人有利益牵连，可是我们欧元国家必须承担保护这些债务人的责任。
坦诚地讲，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担当，一起来解决这些欧元区重债国的问题。
欧洲现在遇到了麻烦，正在一点点恢复，这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欧洲对亚洲国家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在亚洲国家和欧盟之间仍然有很多可以合作的事情。
我们看到，中国在拯救欧洲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对长期合作也很重要。我们应该懂得，最终大家要同舟共济。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曾谈到规则与信任的问题。您是否认为，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最佳药方并非是增加严格的纪律约束？
尼尼斯特：在当下的欧元区，信任比规则更重要。如果欧元区国家彼此缺乏信任、不愿遵守规则，那么制定再多的新规恐怕也没有多大用处。当然，欧盟一些规定的修改方案很不错，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遵守规定，否则规定就没用了。
《财经国家周刊》：与西班牙和希腊等重债国相比，芬兰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这是否严格遵守规定的结果？
尼尼斯特：是的。有人说我们芬兰人傻，我们遵守所有的约定，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欧元区每个人都这样做，问题就不会如此严重。 《财经国家周刊》：亚洲，一体化进程仍在推进，不应该建立规则吗？
尼尼斯特：在健全的社会，出台一定数量的规则是有必要的，我不否认这一点。在很多亚洲国家，仍然需要制定规则，这样才能推进工作。我想说的是，前提是要遵守约定，就像我们芬兰的传统文化一样。这种性格在芬兰社会存在了几个世纪，而现在的欧洲就缺乏这种文化。
“北欧模式”仍将持续
北欧国家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治理模式，被称作“北欧模式”。十几年前，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曾受到怀疑。在此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不论是加入欧元区的芬兰，还是没有使用欧元的瑞典和丹麦，以及未加入欧盟的挪威，经济形势都相对稳定。这一坚固的模式，在近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中倍受吹捧，称之为未来的理想制度。
《财经国家周刊》：“北欧模式”最近受到世界追捧，但是芬兰也出现公共财政压力问题。在经济疲软的形势下，“北欧模式”会发生改变吗？
尼尼斯特：我记得十年前人们经常会问，你认为北欧国家这种昂贵的福利模式能持续多久？现在我们看到，在欧洲内部，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好的，尽管这种模式很昂贵。
我丝毫不怀疑这种模式应该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开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这种福利制度，决不。
《财经国家周刊》：您不是也主动将自己的工资削减了五分之一吗？
尼尼斯特：我们现在有财政困难，芬兰政府也在借钱，略有赤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工资是我以身作则的一种表示。
《财经国家周刊》：芬兰一直积极推荐投资环境，希望外来资金能够帮助芬兰企业。但是，芬兰的公司税在欧盟内部也是较高的，这是否对吸引投资和留住企业形成挑战？
尼尼斯特：我们的税收的确很高。但是，要维持我们所珍视的北欧福利模式，就必须收取足够的税。尽管你能听到各种指责声，但是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支付高额税收。
在芬兰，公司雇员的孩子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学校是免费的，不仅中小学，大学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这种昂贵模式的优势所在。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高福利呢？您不是多次呼吁人们要更加努力工作，而不要呆在家里领取失业救济吗？
尼尼斯特：一味地告诉人们“你要努力工作”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创造更多动力，让他们愿意去工作，这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人们有了目标，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记得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天早上起得很早，在街上看到人们都匆忙地骑自行车去工作。当时我猜想，他们心里一定都在想，也许工作再努力些，就能换个大一点的房子，有一天还能开上汽车。这些都是很强大的动力。当然，他们现在肯定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已经是在20年前了。
在芬兰，我们也时不时地激烈讨论福利是否太优厚，以致有些人不想工作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应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在我担任财政部长时，我们多次降低收入税，目的之一就是在社会福利和工作收入方面拉开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