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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盛唐时期的两通“马政颂碑”，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畜牧业发展的丰功伟绩，是研究唐代畜牧业的重要文献。从这两通石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唐代畜牧業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从中认识到唐代在农业、畜牧业文化上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文化自信，也能领略唐人管理谨密、适时改易的制度自信，这些正是初盛唐丝路畜牧业得以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唐代这些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对当下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及发展我国西部农牧业有着诸多启示。
关键词：“马政颂碑”；初盛唐；丝路畜牧业；文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F307.3；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143-05
引 言
马在古代作为战略物资，在国家的军事、经济、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出师之要，全资马力”[1]6 388，关乎戎事边防等国家大政，对外可以御侮，对内可以翦寇。马的牧养蕃息，不仅需要人力作为，还必须有待于制度的规范完备，此即马政。而历朝历代的马政制度各有差异，马的数量也常随时盈缩，代不相同。遍览前史，则秦汉至于隋唐，千余年间，唐马为盛；而唐马之盛，尤在贞观、开元之间。其中缘故，或言得益于监牧之制。监牧制度虽于史有载、于文有记，但皆漫汗粗梗，议论颇不翔实。因此，如欲细究唐马兴盛于初盛唐之原委，则必须佐证于唐人论述。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2]2 281-2 284（下称《监牧颂》）与郄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2]3 670-3 672（下称《八马坊颂》）都言及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成就及具体为政举措，正可谓盛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透过这两通“马政颂碑”，不难窥见初盛唐时期丝路畜牧业的发展繁荣，既得益于唐人管理谨密、顺时改良的监牧制度，又得益于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文化自信。所谓“前事昭昭，足为明戒者也”[3]840，在国家开启“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追溯古往，以历史的洞见力、现实的使命感、未来的前瞻性，为民族复兴、国家昌盛寻求精神动力。
一、“马政颂碑”揭示出初盛唐丝路畜牧业昌盛的根本原因是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
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古代，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在畜牧业中，尤以养马为重。马不仅与社会经济、交通驿递、日常生活等息息相关，更是中原王朝抵御周边尤其是来自西北的外来侵袭的战备物资。除此之外，马还是古代王朝内制威仪于万民、外宣教化于四夷的礼制器具。诚如古人所言：“无马则无以驾车辂而以为礼，无马则无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4]1 063所以，历朝统治者都特别重视马的牧养蕃育。纵观群史，一个王朝国力是否强盛往往又可以通过对其时马匹的养殖情况的观照来作一具象的衡量比较，而马作为衡量国力的一个具体标准，它主要包含马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要求。初盛唐所以强盛，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得益于其时畜牧业尤其是马的养殖在这两方面的跨越式发展。
初盛唐时代，中原以及丝路一带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达到了历史高点。关于历代马匹数量的盈缩情况，据《监牧颂》及《八马坊颂》记载，成周制度，天子“凡十二闲，马三千四百五十六”[2]3 670；秦并海内，“六万骑之国马尽归之帝家”[2]2 282；汉武击匈奴，“厩马有四十万匹”[2]2 282；而唐贞观至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2]2 282，其后用不得人，“潜耗大半，所存盖寡”[2]2 282，及玄宗登极，内外戮力，“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2]3 670。其后，唐朝历经安史之乱，政自上乖，国步日下，而藩镇割据一方，各节度使往往拥兵马而自重，于是唐中晚期马的牧养蕃育终于未能兴盛如初。又据“马政颂碑”及两《唐书》，唐初“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5]1 337；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6]55；盛唐时期，“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5]1 338，突厥等优良马种的引入，保障了唐马的质量。可以说，初盛唐在马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为这一时期边庭防御作战以及朝廷仪卫所需提供了充足且优质的马匹资源。所以，《八马坊颂》不无自豪地称颂“我高祖得之四仁至，我开元得之五辂备”[2]3 670，《新唐书》也说“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5]1 338；而有唐一代，马之盛者，无如贞观、开元。
唐代马政所以兴盛发展，依照史籍所载，具体原因不外乎三点，即官牧孳养所得、战争缴获所得、互市供献所得。但细究个中原委并佐证以两通“马政颂碑”的论述，则可以窥知，初盛唐丝路畜牧业得以发展的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唐人在文化上兼包并容、牢笼万象的自信。
1.这一文化自信突出地表现为唐人在马的牧养蕃育上能够恪守祖训，丕振祖风。“其从政，必问于遗训，而资于故实者也”[2]2 282，唐人不仅对先圣流传下来的养马遗训和有益经验有所继承，同时能够保持敬畏之心。《周礼》记有周代“王马之政”关于四时祭祀的掌故以及顺时牧畜的具体措施：“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马，冬献马”[7]2 631；《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也说“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8]259，前一“日中”为春分，后一“日中”为秋分，可见周人特别注重马匹牧放、入舍的顺应天时。在《监牧颂》及《八马坊颂》中，都有提及“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2]2 282，以及“齐其饮食，视其良驽，廥刍庌凉，纲恶去害”[2]3 670的为政举措。而所谓“禁原燎牧，除蓐衅厩”[2]2 282，就是在原野新草萌发的春季，注意保护草场，禁止践踏火烧，将马在厩中睡卧的垫草除去，保持马厩干净；“洁泉美荐，庌凉栈温”[2]2 282，就是要给马匹饮以清洁的泉水，饲以精美的草料，夏天要给马搭盖凉棚，冬天要保持马厩的温暖；“翘足而陆，交颈相靡”[2]2 282，就是要让马互相追逐奔驰，保持亲昵，使其能够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这样才能顺应马性，保障马匹的整体质量。可见唐人忠实地继承了古人这些有益的养马经验，并应时应世加以创新，使其更加具体可行，以利于马匹的牧放养殖。而“不反其性，故亲人乐艺，节乐如舞之心自生；不穷其才，故闉扼鸷曼，窃辔诡衔之态不作”[2]2 282，这一存天道、宣马性、顺应自然的管理态度，更显露出唐人对先辈文化的尊崇之心，亦是其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独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唐人深信之，并且勇于继承、大胆创新，就此奠定了盛世辉煌。 2.唐人的文化自信，还体现在任用人才时的唯贤是举。《监牧颂》与《八马坊颂》歌颂了一大批任职于丝绸之路而“风霜不能易其操，夙夜未尝惮其勤”[9]220-221的监牧官员，肯定了在唐王朝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突出人物和贡献，有太仆张万岁、特进王毛仲、太仆少卿张景顺、都苑总监韦绩等人，这是时代正气与正能量的弘扬，亦是唐人文化自信的彰显。他们或“竭无私之忠”“输不懈之力”[2]2 282，效忠贞之节；或公忠体国，夙夜在公，君子恺悌，尽瘁奉事。为德则能“口无伐辞，貌无德色”[2]2 283，奉国则能“国有忧，未尝不戚；国有庆，未尝不怡”[2]2 282，任事则能“陈损益以示其方，明赏罚以防其慢，立封准以课其程，均众寡以节其宜”[2]3 671。正是由于一大批身正德高的监牧官员的戮力协作，才使得初盛唐马政“令远行于垌牧”[2]2 282，保证了政令的行之有效和畅通无碍，正可谓“其身正，不令而行”[10]144。这些监牧官员，他们将个人荣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彰显出唐人普遍的淑世情怀与用世志向。除了唯贤是举，唐人还以开明的态度大胆任用各族人才，且不辨华夷，用之如一，如王毛仲“本高丽人”[6]3 252。
3.初盛唐時代，人们在丝路畜牧业的发展中已经秉持了科学的态度，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为了提高马的种质资源质量，唐人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襟怀，对马的品种进行引进和改良。据《唐会要》记载，其时突厥马、延陀马、康国马、回纥马等西域优良马种悉备于唐廷[11]1 305-1 308。可以说，正由于唐人的文化自信，那些熟谙马政的人才方能够齐聚丝路，唐代的蓄牧产业也才能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既保障了马政的有效运行，同时也保证了牲畜品种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丝路畜牧业的全面昌盛。
因此，在《监牧颂》碑文中，作者张说以无比骄傲而自信的口气赞叹：“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2]2 282这是时代的骄傲，使得初盛唐人更加自信，他们雄视寰宇，清醒地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资借鉴之处；向现实寻觅，广泛接纳各族人才，兼收诸民族有益文明成果。正是在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唐人凭借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创造了盛世辉煌，迎来了丝路畜牧业发展的繁盛阶段。
二、“马政颂碑”揭示出初盛唐丝路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保障是顺时损益的制度自信
《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5]1 337这里所论及的就是唐代的监牧制度，亦可概言之为“牧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12]369-370。据《唐六典》可知，监牧是隶属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管理经营机构。
唐代，“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诸监以马的数量为标准分上、中、下三品，“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已上为中监，已下为下监”，各监有牧监一人，副监、丞、主簿若干；凡马、牛、驼、骡、驴、羊各以群分，“群有牧长、牧尉”；马又以左、右监别其优劣，分列簿籍，左监以细马，右监以粗马，“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仲秋上于寺”。[13]485-486凡诸监牧条例，尤为细致，辅以两通“马政颂碑”的论述，细究其具体为政举措，其要有二：
其一，《监牧颂》言唐时养马“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2]2 282；《八马坊颂》也提及“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邠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2]3 671。据《新唐书·地理志》，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秦州天水郡，隶陇右道[5]1 039-1 048；原州平凉郡、凤翔府扶风郡（岐州）、邠州新平郡、泾州保定郡、宁州彭原郡，隶关内道[5]960-977。而陇右、关内两道地跨今陕、甘、宁、蒙、青、新等地，当西域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正是初盛唐时期中央王朝官牧所养的主要区域，这是唐代监牧制度形成的地理基础，诸牧监的设置及运营管理都离不开这一具体空间。
通过对比史料，可以知道除了前此提及的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八使四十八监，河曲盐州八监，以及岐、邠、泾、宁八马坊之外，尚有岚州三监。而据《唐六典·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监、牧六十有五焉”，其下注云“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盐州使八监，岚州使三监”[13]163，实数五十八监；《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条言 “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14]59，加上盐、岚十一监，实数仍阙四监。实数与记载不符，其原因大抵“或因当时牧监，时有增损，不足为奇”[15]122。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知道在幅员千里的广阔丝路要道，唐王朝遍置牧监，大力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这些区域多属“善水草膏腴之田”[4]1075，水丰草茂、地阔田腴，宜牧宜蕃，特别适合牲畜的繁衍滋育。
其二，在牧监的经营管理层面，唐人自肇国以来就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法令和完善谨密的管理方法，这些在两通“马政颂碑”中都有所论述，并由此出发言及不同时期的具体为政举措：八政、五利。
1.《监牧颂》总结了陇右监牧的“八政”举措。计有：“停西、南两使六顿人夫藁穀，计八十万工围石，以息人约费，其政一也”[2]2 283，这是说要节省人役耗费，养民之力；“纳长户隐田税三万五千石，以俭私肥公，其政二也”[2]2 283，是说严查田税隐匿行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太仆长支乳酪马钱九千三百贯，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2]2 283，是要节约开支以富国；“供军筋膏膠十万七千斤，以收绢缮工，其政四也”[2]2 283，是说足以供给军备所需；“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其政五也”[2]2 283，是说辟地种植苜蓿等植物，增加养马的草料储备；“使监官料旧给库物，新奏置本收分其利，不丧正钱二万五千贯，以实府宜官，其政六也”[2]2 283，是要以保本收利的方法增加官府养马的经费；“贾死畜貯绢八万匹，往严道市僰僮千口，以出滞足人，其政七也”[2]2 283，是说要以贩卖死畜所得财物赎买奴仆，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五使长户数盈三万，垦田给食，粮不外资，以劝农却輓，其政八也”[2]2 283，是鼓励牧监所在区域的人民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2.《八马坊颂》总结了八马坊畜牧业的“五利”举措。（1）一官兼职，以代役金为其供奉，“以约财裨国”[2]3 672；（2）天之下、地之上、原之野，顺应时节食马，充分利用自然生长物，节约养马成本，“以随时豫蓄”[2]3 672；（3）就地取利，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广财源，富民利国，“以安甿尽地”[2]3 672；（4）食马所需的清洁、医疗器具，权归官府，悉派以所差夫丁营造，减轻百姓徭役负担，体察民间疾苦，与民休息，“以柅烦激惰”[2]3 672；（5）优劣马分置，区别饲养，着重于起废兴利，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保障马的质量，“以内癯起废”[2]3 672。
正是基于官牧所在地理区域的具体情况，唐王朝各级监牧官员因地制宜，在系统谨密的监牧制度基础之上制定了适合所在官牧区域发展的诸项政策。综合分析两碑所载之“八政”“五利”，可以将这些政策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顺时饲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开源节流，如此既能富国，又能够为军事提供物资保障；劝农自给，与民休息，减轻人民的课税徭役负担；完善制度，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能保障马匹的质量。这些具体的为政举措都共同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惟邦本”[16]212、劝农自给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精神。唐人以坚定地信念忠实地将这些政策贯彻于实践，并将其刊于碑石，以期能够“峨峨翠碑，永载德政”[2]7 544。由此不难看出，唐人对监牧制度有着无比的自信，而这一自信既得益于唐人顺时损益、因地制宜的管理理念，又深深地植根于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0]5的传统文化的自信。
三、 “马政颂碑”总结的经验对发展“一带一路”畜牧业的启示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17]46作为后人，尤其在身当“一带一路”大战略全面开启的新时期，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度长絜大，比权量力”[18]3的自我审查，以期在历史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文化中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寻民族文化的支点，并以古为鉴、以史为鉴，批判地继承中国先圣的“遗训”及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大胆创新，力求今古合一，使中华民族能够充满信心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监牧颂》与《八马坊颂》用传统“树碑立传”的方式，颂扬了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上国家畜牧业基地养马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从表面上来看，“马政颂碑”歌颂的是唐代畜牧业的一时发展，而实质上它向后世子孙彰显着有唐一代蓬勃向上的时代正能量，蕴藉着唐代人非凡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大凡能够真正被“树碑立传”者，大多是对整个历史或文明的进程有着深远影响的人和事，立碑者不仅希望这些人和事能够引领当世，更企望他们垂范后世，能为后来人所借鉴。
一个民族，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民族要想持续发展，首先要有文化自信。这就需要立足民族文化本位，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然后由此出发兼收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只有内外兼修，才能够在残酷的历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初盛唐人正是以这样一种历史的洞见，在恪守祖训，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能够适时改良、因地制宜，创获一整套完备谨密、行之有效的监牧制度。这一马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初盛唐官马数量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保障了这一时期唐朝军事上的胜利，为盛唐的隆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开辟了安全的外部环境。所以，在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之时，必须坚守中华民族文化本位这一基本要义，非惟此不足以继承传统，非惟此不足以发展创新，这是因为“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9]。
只有具有自主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而一个民族的自主精神又往往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文化传统之上。可以说，初盛唐人正由于秉持了这样一种治国理念，才在创制监牧制度、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不忘劝农自给，既以此来开源节流，减轻人民的课税徭役和国家财政负担，又以此来富国强军，保障边境的安全稳定。以古为镜，就是要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同时，不忘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38，中华民族得以五千年绵延不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立足于当下，这一精神不仅尚未过时，反而更需要我们加以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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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two articles of 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recorded the gigantic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rticles of epigraph， we can se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and can recognize the eclecticism and innovation i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ulture of the Dynasty， and can also appreciate Tang people’ self-confidence of in management system in strictness and flexibility. They were jus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leaping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of the Tang.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of the Tang’s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for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culture enlightenment
（責任编辑：李斌成）
关键词：“马政颂碑”；初盛唐；丝路畜牧业；文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F307.3；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143-05
引 言
马在古代作为战略物资，在国家的军事、经济、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出师之要，全资马力”[1]6 388，关乎戎事边防等国家大政，对外可以御侮，对内可以翦寇。马的牧养蕃息，不仅需要人力作为，还必须有待于制度的规范完备，此即马政。而历朝历代的马政制度各有差异，马的数量也常随时盈缩，代不相同。遍览前史，则秦汉至于隋唐，千余年间，唐马为盛；而唐马之盛，尤在贞观、开元之间。其中缘故，或言得益于监牧之制。监牧制度虽于史有载、于文有记，但皆漫汗粗梗，议论颇不翔实。因此，如欲细究唐马兴盛于初盛唐之原委，则必须佐证于唐人论述。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2]2 281-2 284（下称《监牧颂》）与郄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2]3 670-3 672（下称《八马坊颂》）都言及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成就及具体为政举措，正可谓盛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透过这两通“马政颂碑”，不难窥见初盛唐时期丝路畜牧业的发展繁荣，既得益于唐人管理谨密、顺时改良的监牧制度，又得益于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文化自信。所谓“前事昭昭，足为明戒者也”[3]840，在国家开启“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追溯古往，以历史的洞见力、现实的使命感、未来的前瞻性，为民族复兴、国家昌盛寻求精神动力。
一、“马政颂碑”揭示出初盛唐丝路畜牧业昌盛的根本原因是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
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古代，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在畜牧业中，尤以养马为重。马不仅与社会经济、交通驿递、日常生活等息息相关，更是中原王朝抵御周边尤其是来自西北的外来侵袭的战备物资。除此之外，马还是古代王朝内制威仪于万民、外宣教化于四夷的礼制器具。诚如古人所言：“无马则无以驾车辂而以为礼，无马则无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4]1 063所以，历朝统治者都特别重视马的牧养蕃育。纵观群史，一个王朝国力是否强盛往往又可以通过对其时马匹的养殖情况的观照来作一具象的衡量比较，而马作为衡量国力的一个具体标准，它主要包含马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要求。初盛唐所以强盛，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得益于其时畜牧业尤其是马的养殖在这两方面的跨越式发展。
初盛唐时代，中原以及丝路一带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达到了历史高点。关于历代马匹数量的盈缩情况，据《监牧颂》及《八马坊颂》记载，成周制度，天子“凡十二闲，马三千四百五十六”[2]3 670；秦并海内，“六万骑之国马尽归之帝家”[2]2 282；汉武击匈奴，“厩马有四十万匹”[2]2 282；而唐贞观至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2]2 282，其后用不得人，“潜耗大半，所存盖寡”[2]2 282，及玄宗登极，内外戮力，“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2]3 670。其后，唐朝历经安史之乱，政自上乖，国步日下，而藩镇割据一方，各节度使往往拥兵马而自重，于是唐中晚期马的牧养蕃育终于未能兴盛如初。又据“马政颂碑”及两《唐书》，唐初“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5]1 337；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6]55；盛唐时期，“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5]1 338，突厥等优良马种的引入，保障了唐马的质量。可以说，初盛唐在马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为这一时期边庭防御作战以及朝廷仪卫所需提供了充足且优质的马匹资源。所以，《八马坊颂》不无自豪地称颂“我高祖得之四仁至，我开元得之五辂备”[2]3 670，《新唐书》也说“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5]1 338；而有唐一代，马之盛者，无如贞观、开元。
唐代马政所以兴盛发展，依照史籍所载，具体原因不外乎三点，即官牧孳养所得、战争缴获所得、互市供献所得。但细究个中原委并佐证以两通“马政颂碑”的论述，则可以窥知，初盛唐丝路畜牧业得以发展的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唐人在文化上兼包并容、牢笼万象的自信。
1.这一文化自信突出地表现为唐人在马的牧养蕃育上能够恪守祖训，丕振祖风。“其从政，必问于遗训，而资于故实者也”[2]2 282，唐人不仅对先圣流传下来的养马遗训和有益经验有所继承，同时能够保持敬畏之心。《周礼》记有周代“王马之政”关于四时祭祀的掌故以及顺时牧畜的具体措施：“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马，冬献马”[7]2 631；《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也说“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8]259，前一“日中”为春分，后一“日中”为秋分，可见周人特别注重马匹牧放、入舍的顺应天时。在《监牧颂》及《八马坊颂》中，都有提及“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2]2 282，以及“齐其饮食，视其良驽，廥刍庌凉，纲恶去害”[2]3 670的为政举措。而所谓“禁原燎牧，除蓐衅厩”[2]2 282，就是在原野新草萌发的春季，注意保护草场，禁止践踏火烧，将马在厩中睡卧的垫草除去，保持马厩干净；“洁泉美荐，庌凉栈温”[2]2 282，就是要给马匹饮以清洁的泉水，饲以精美的草料，夏天要给马搭盖凉棚，冬天要保持马厩的温暖；“翘足而陆，交颈相靡”[2]2 282，就是要让马互相追逐奔驰，保持亲昵，使其能够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这样才能顺应马性，保障马匹的整体质量。可见唐人忠实地继承了古人这些有益的养马经验，并应时应世加以创新，使其更加具体可行，以利于马匹的牧放养殖。而“不反其性，故亲人乐艺，节乐如舞之心自生；不穷其才，故闉扼鸷曼，窃辔诡衔之态不作”[2]2 282，这一存天道、宣马性、顺应自然的管理态度，更显露出唐人对先辈文化的尊崇之心，亦是其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独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唐人深信之，并且勇于继承、大胆创新，就此奠定了盛世辉煌。 2.唐人的文化自信，还体现在任用人才时的唯贤是举。《监牧颂》与《八马坊颂》歌颂了一大批任职于丝绸之路而“风霜不能易其操，夙夜未尝惮其勤”[9]220-221的监牧官员，肯定了在唐王朝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突出人物和贡献，有太仆张万岁、特进王毛仲、太仆少卿张景顺、都苑总监韦绩等人，这是时代正气与正能量的弘扬，亦是唐人文化自信的彰显。他们或“竭无私之忠”“输不懈之力”[2]2 282，效忠贞之节；或公忠体国，夙夜在公，君子恺悌，尽瘁奉事。为德则能“口无伐辞，貌无德色”[2]2 283，奉国则能“国有忧，未尝不戚；国有庆，未尝不怡”[2]2 282，任事则能“陈损益以示其方，明赏罚以防其慢，立封准以课其程，均众寡以节其宜”[2]3 671。正是由于一大批身正德高的监牧官员的戮力协作，才使得初盛唐马政“令远行于垌牧”[2]2 282，保证了政令的行之有效和畅通无碍，正可谓“其身正，不令而行”[10]144。这些监牧官员，他们将个人荣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彰显出唐人普遍的淑世情怀与用世志向。除了唯贤是举，唐人还以开明的态度大胆任用各族人才，且不辨华夷，用之如一，如王毛仲“本高丽人”[6]3 252。
3.初盛唐時代，人们在丝路畜牧业的发展中已经秉持了科学的态度，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为了提高马的种质资源质量，唐人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襟怀，对马的品种进行引进和改良。据《唐会要》记载，其时突厥马、延陀马、康国马、回纥马等西域优良马种悉备于唐廷[11]1 305-1 308。可以说，正由于唐人的文化自信，那些熟谙马政的人才方能够齐聚丝路，唐代的蓄牧产业也才能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既保障了马政的有效运行，同时也保证了牲畜品种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丝路畜牧业的全面昌盛。
因此，在《监牧颂》碑文中，作者张说以无比骄傲而自信的口气赞叹：“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2]2 282这是时代的骄傲，使得初盛唐人更加自信，他们雄视寰宇，清醒地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资借鉴之处；向现实寻觅，广泛接纳各族人才，兼收诸民族有益文明成果。正是在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唐人凭借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创造了盛世辉煌，迎来了丝路畜牧业发展的繁盛阶段。
二、“马政颂碑”揭示出初盛唐丝路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保障是顺时损益的制度自信
《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5]1 337这里所论及的就是唐代的监牧制度，亦可概言之为“牧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12]369-370。据《唐六典》可知，监牧是隶属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管理经营机构。
唐代，“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诸监以马的数量为标准分上、中、下三品，“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已上为中监，已下为下监”，各监有牧监一人，副监、丞、主簿若干；凡马、牛、驼、骡、驴、羊各以群分，“群有牧长、牧尉”；马又以左、右监别其优劣，分列簿籍，左监以细马，右监以粗马，“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仲秋上于寺”。[13]485-486凡诸监牧条例，尤为细致，辅以两通“马政颂碑”的论述，细究其具体为政举措，其要有二：
其一，《监牧颂》言唐时养马“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2]2 282；《八马坊颂》也提及“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邠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2]3 671。据《新唐书·地理志》，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秦州天水郡，隶陇右道[5]1 039-1 048；原州平凉郡、凤翔府扶风郡（岐州）、邠州新平郡、泾州保定郡、宁州彭原郡，隶关内道[5]960-977。而陇右、关内两道地跨今陕、甘、宁、蒙、青、新等地，当西域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正是初盛唐时期中央王朝官牧所养的主要区域，这是唐代监牧制度形成的地理基础，诸牧监的设置及运营管理都离不开这一具体空间。
通过对比史料，可以知道除了前此提及的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八使四十八监，河曲盐州八监，以及岐、邠、泾、宁八马坊之外，尚有岚州三监。而据《唐六典·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监、牧六十有五焉”，其下注云“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盐州使八监，岚州使三监”[13]163，实数五十八监；《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条言 “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14]59，加上盐、岚十一监，实数仍阙四监。实数与记载不符，其原因大抵“或因当时牧监，时有增损，不足为奇”[15]122。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知道在幅员千里的广阔丝路要道，唐王朝遍置牧监，大力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这些区域多属“善水草膏腴之田”[4]1075，水丰草茂、地阔田腴，宜牧宜蕃，特别适合牲畜的繁衍滋育。
其二，在牧监的经营管理层面，唐人自肇国以来就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法令和完善谨密的管理方法，这些在两通“马政颂碑”中都有所论述，并由此出发言及不同时期的具体为政举措：八政、五利。
1.《监牧颂》总结了陇右监牧的“八政”举措。计有：“停西、南两使六顿人夫藁穀，计八十万工围石，以息人约费，其政一也”[2]2 283，这是说要节省人役耗费，养民之力；“纳长户隐田税三万五千石，以俭私肥公，其政二也”[2]2 283，是说严查田税隐匿行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太仆长支乳酪马钱九千三百贯，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2]2 283，是要节约开支以富国；“供军筋膏膠十万七千斤，以收绢缮工，其政四也”[2]2 283，是说足以供给军备所需；“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其政五也”[2]2 283，是说辟地种植苜蓿等植物，增加养马的草料储备；“使监官料旧给库物，新奏置本收分其利，不丧正钱二万五千贯，以实府宜官，其政六也”[2]2 283，是要以保本收利的方法增加官府养马的经费；“贾死畜貯绢八万匹，往严道市僰僮千口，以出滞足人，其政七也”[2]2 283，是说要以贩卖死畜所得财物赎买奴仆，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五使长户数盈三万，垦田给食，粮不外资，以劝农却輓，其政八也”[2]2 283，是鼓励牧监所在区域的人民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2.《八马坊颂》总结了八马坊畜牧业的“五利”举措。（1）一官兼职，以代役金为其供奉，“以约财裨国”[2]3 672；（2）天之下、地之上、原之野，顺应时节食马，充分利用自然生长物，节约养马成本，“以随时豫蓄”[2]3 672；（3）就地取利，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广财源，富民利国，“以安甿尽地”[2]3 672；（4）食马所需的清洁、医疗器具，权归官府，悉派以所差夫丁营造，减轻百姓徭役负担，体察民间疾苦，与民休息，“以柅烦激惰”[2]3 672；（5）优劣马分置，区别饲养，着重于起废兴利，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保障马的质量，“以内癯起废”[2]3 672。
正是基于官牧所在地理区域的具体情况，唐王朝各级监牧官员因地制宜，在系统谨密的监牧制度基础之上制定了适合所在官牧区域发展的诸项政策。综合分析两碑所载之“八政”“五利”，可以将这些政策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顺时饲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开源节流，如此既能富国，又能够为军事提供物资保障；劝农自给，与民休息，减轻人民的课税徭役负担；完善制度，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能保障马匹的质量。这些具体的为政举措都共同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惟邦本”[16]212、劝农自给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精神。唐人以坚定地信念忠实地将这些政策贯彻于实践，并将其刊于碑石，以期能够“峨峨翠碑，永载德政”[2]7 544。由此不难看出，唐人对监牧制度有着无比的自信，而这一自信既得益于唐人顺时损益、因地制宜的管理理念，又深深地植根于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0]5的传统文化的自信。
三、 “马政颂碑”总结的经验对发展“一带一路”畜牧业的启示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17]46作为后人，尤其在身当“一带一路”大战略全面开启的新时期，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度长絜大，比权量力”[18]3的自我审查，以期在历史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文化中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寻民族文化的支点，并以古为鉴、以史为鉴，批判地继承中国先圣的“遗训”及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大胆创新，力求今古合一，使中华民族能够充满信心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监牧颂》与《八马坊颂》用传统“树碑立传”的方式，颂扬了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上国家畜牧业基地养马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从表面上来看，“马政颂碑”歌颂的是唐代畜牧业的一时发展，而实质上它向后世子孙彰显着有唐一代蓬勃向上的时代正能量，蕴藉着唐代人非凡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大凡能够真正被“树碑立传”者，大多是对整个历史或文明的进程有着深远影响的人和事，立碑者不仅希望这些人和事能够引领当世，更企望他们垂范后世，能为后来人所借鉴。
一个民族，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民族要想持续发展，首先要有文化自信。这就需要立足民族文化本位，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然后由此出发兼收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只有内外兼修，才能够在残酷的历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初盛唐人正是以这样一种历史的洞见，在恪守祖训，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能够适时改良、因地制宜，创获一整套完备谨密、行之有效的监牧制度。这一马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初盛唐官马数量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保障了这一时期唐朝军事上的胜利，为盛唐的隆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开辟了安全的外部环境。所以，在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之时，必须坚守中华民族文化本位这一基本要义，非惟此不足以继承传统，非惟此不足以发展创新，这是因为“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9]。
只有具有自主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而一个民族的自主精神又往往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文化传统之上。可以说，初盛唐人正由于秉持了这样一种治国理念，才在创制监牧制度、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不忘劝农自给，既以此来开源节流，减轻人民的课税徭役和国家财政负担，又以此来富国强军，保障边境的安全稳定。以古为镜，就是要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同时，不忘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38，中华民族得以五千年绵延不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立足于当下，这一精神不仅尚未过时，反而更需要我们加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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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two articles of 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recorded the gigantic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rticles of epigraph， we can se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and can recognize the eclecticism and innovation i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ulture of the Dynasty， and can also appreciate Tang people’ self-confidence of in management system in strictness and flexibility. They were jus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leaping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of the Tang.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of the Tang’s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for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culture enlightenment
（責任编辑：李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