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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海战，此后，日本侵华野心日益彰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大举入侵中国，并扶持伪满洲国进行殖民活动。直至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期间的50多年里，除军事行动之外，各类日本为侵略和殖民所进行的辅助活动也很多；而作为侵华工具，摄影也位列其间。
近年兴起的国内摄影收藏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日本人在华拍摄的影像，这表明日本的摄影师不仅全面系统地记录了1894～1945间在华的所有战事和动乱，还对中国进行了多次全方位田野考察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影像记录。
洋枪、洋炮、洋相机
在日本，摄影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纳入其工业革命的体系中，并成为日本对外实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1894～1945年，日本官方和非官方摄影师也对中国进行多次大规模影像采集。但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中国人无法掌握这一大批日本摄影师在华采集的影像。
“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对华影像采集研究”是二战后国内第一个关于摄影作为日本殖民工具的学术研究，旨在找寻、挖掘这批海外留存的影像资料。在“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后，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成为亚洲强国，并于“一战”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后，日本如何将摄影作为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媒介工具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何观看与阐释日本人留存下来的中国影像，旅美学者何伯英指出：“殖民时代，照相机记录的中国与其说是忠实复制了当时的中国，不如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对中国的诠释。” 特别当照相机伴随着殖民者的洋枪、洋炮一起登陆中国，它记录的中国影像不可避免地充当着“被占领”、“被审视”、“被想象”甚至“被宣传”的角色。另外，“影像的占领”揭露日本由来已久的侵华野心的同时，还将为中国历史、中国影像史和摄影史的研究和构建提供珍贵资料。
军国主义摄影宣传
摄影因其天然的纪实属性成为了解一个地区、描画一个时代、记录一段历史的最佳媒介之一。然而，当它被作为侵略和殖民工具，其作用和影响也非常显著。
“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结束，摄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政府和军方用摄影展开视觉宣传战，在本土进行战争动员与“国策”宣传。他们让最好的摄影师像士兵一样到最前线拍摄。此外，摄影成为日本粉饰军国主义甚至遮蔽现实的宣传工具，比如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缺失”了，而日本人发表的照片中，很少出现凌辱、屠杀中国人的场景。此外，日本政府和军方对战时影像地采集，如尸体、俘虏、慰安妇等内容，都设有严格的“不许可”和审查制度。日本军方在战败前夕，要求政府和媒体销毁所有不利档案，包括照片（详见《文明》杂志，2005年7月刊）。这也是造成当下很多日本人不认为有“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等反人类暴行的原因之一。而类似“1855部队驻京相册”的出现，为反法西斯阵营弥补了证据的缺失。
“画报”是1920～1930年代在欧洲兴起，并在193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形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都发行画报，日本内阁情报部在二战期间还编撰摄影周刊《写真周报》。这些名目繁多的画报依靠摄影宣传其所谓的“圣战”（侵华战争）。
以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为例，它不仅刊登来自前线的照片和文字，还包括标注战事的地图，详细记载侵华战争的状况。而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发行《支那事变画报》，创刊于1937年8月，先为不定期发行，后改为定期出版，目前有案可查的有100多期。
除了画报外，日本媒体和军方还出版摄影集，如“读卖新闻社”1938 年出版的装帧精美的《支那事变写真帖册》，包含50 张8×10 英寸的原版银盐照片，有数张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于华南战地拍摄的三连张大场景，并有日本轰炸南京，攻占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正定城等地，及被俘的中国抗日军人等内容；每张照片配有详细的日文说明。“每日新闻社”1939年出版的《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也是一本炫耀日军战绩的摄影集，其中包含46张照片，记录日本入侵北京、山东、苏北、山西等地，以及沪杭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会战的战况。
日本媒体除了出版发行摄影集、画册和摄影刊物外，也积极参与到在华影像采集和摄影报道中，并将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推送到西方主要媒体，在国际摄影报道领域来影响舆论。
战事纪录
除了重视军国主义色彩的对外宣传，日本军方在50余年中的历次战事中一直重视战争影像采集。此外，日本军人或其他战事参与者拍摄的私人相册也反映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战事情况。
1894年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第一次战争，也导致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从此，日本侵华活动和中日局部战争持续不断。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取代德国进入胶东半岛，占据亚洲军事强国的制高点，改变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格局。
目前留存下来对甲午战争的记录，主要出自日本军方摄影师，如日本军方“从军写真班”拍摄的《甲午战争海陆战战地写真摄影》集（1894年，108张）和《甲午海战写真相册》（1895年，80张）等。这些摄影集将原版蛋白照片手工贴入成册，按战争进程记录重要战役。册中影像题材广泛，不仅有大战争场景，也有人物或事件特写，如中日两国海军威海决战中两军的军事要地、主力军舰，以及威海、旅顺、大连三地的影像。在日本军方留下的这批资料中，每幅作品都配有极为详尽的文字记录，包括拍摄时间、地点、方位、人物（部队番号）、事略等要素，而时间的记载甚至准确到分钟，为研究甲午战史、清军防御装备设施、晚清军事摄影史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影像资料，弥补了中国历史有关甲午战争陆战只有文字记录的缺憾，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及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影像史料。 小川一真（1860～1929年）在记录甲午战争时，不仅随军拍摄，战后他还按战争进程分三册编辑出版了唯一一本全面系统记录甲午战争的摄影集《日清战争写真帖》（1895～1896年），并拍摄有最早的一套北京紫禁城的画册。
随后，日本摄影师记录下包括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俄战争、“一战”日本出兵胶东、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争等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战事。
日俄战争（1904～1905年）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瓜分中国的战争，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对此战争居然宣布中立。在战时、战后，日本出版有大量的书籍报刊，全面记录这场战争，并作为战胜国保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目前存世的影像史料主要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也成为如何利用摄影争夺战时舆论的经典案例。
日本来华人士的私人相册，在留存的日本对华影像记录中数量最大。相对于批量的商业出版物，很多私人相册因稀少、内容重要而显得珍贵。其中，直接或间接反映中日战事的照片不少，对日军在华所犯罪行多有披露。比如2014年华辰影像春拍中出现“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进驻北京天坛的私人原版相册，是至今发现非常珍贵的一本，册内165张照片记录了称号为“1855部队”的日军细菌部队在天坛的据点和活动内容。这是日本哈尔滨731部队外，又一个在中国从事细菌战实验的机构。二战结束时，日军销毁1855部队的全部证据。有关学者认为：“这本相册是国内第一次出现的1855部队的影像记录，是这支反人类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存在的铁证。”
“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相册保存完整并带有准确说明。这些私人相册常常因内容罕见、版数稀有而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成为影像史研究中难得的藏品。私人相册种类繁多，有来华士兵记录下日本人在华军事演习、战场遗迹、驻屯兵营、军事要塞、行军作战、医疗战俘的相册，也有各类人士拍摄的图片，如往东北地区（伪满洲国）大规模移民活动和在华旅游观光等。
在“影像的占领”研究所接触到的私人相册还有“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奉天城”、“日军占领古北口长城”、入侵华北的“日军骷髅部队相册”（323张），及在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航拍照片，等等。“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系日军第36师团第224联队某军官的私人相册，该部队因人员主要来自日本东北而获此称呼。“雪部队”曾偷袭八路军总部，伤彭德怀，造成左权等293名同志牺牲，165人被俘。“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就是这支日军在华活动的影像史，其中包括日军装扮成八路军偷袭的原版照片。 而“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奉天城”、“日军占领古北口长城”、“日军骷髅部队相册”，以及航拍照片，都是价值很高的影像史料。可惜很多日军私人相册，常常因没有确切的拍摄者、拍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而丧失了其独特和珍贵的价值。
摄影考察
以上两类影像都与中日战事关系紧密，令日本的侵华罪行昭然若揭。此外，本研究还涉及另一类摄影活动，虽然不直接参与军国主义宣传，也没有直接反映战事，但它们在特殊年代也都自觉或不自觉服务了日本殖民和侵略需要，即对中国社会全面的摄影考察活动。
1901年出版的《支那文化史料》表明早在19世纪末，日本摄影师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这套十三本的摄影集分省系统介绍中国。一战后，为了配合日本对外扩张，众多机构和团体开始新一轮对华大规模摄影考察活动。这种带有殖民主义性质、可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摄影采集，在二战前达到顶峰，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矿产、森林、地质、水利、交通、社会、历史、文化、建筑、食物，人种等几乎所有的战略资讯，并记录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的运动。
以日本对西藏的考察为例，日本的佛教界以建立佛教联系为名，从19世纪末开始渗透西藏，参与到对西藏的“探险”、“求经”等系列活动中。日本著名的藏学家青木文教（Aoki Bunkyo，1886～1956）即是西本愿寺派往西藏的留学人士，他在印度接触到13世达赖喇嘛，1912年应邀入藏，与西藏上层社会交往，接触了解到一般外国入藏者很难获取的情况。青木文教在西藏居住多年，拍摄大量的照片，内容包括宗教信仰，文化生活、景观人物和寺庙建筑，仅各个阶层的人士就有法王、僧侣、贵妇、平民等，掌握有同时期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映西藏的影像。1917年青木文教返回日本后，先后受聘于日本外务省、美军联合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东京大学等机构，著有《秘境之国西藏游记》、《西藏文化的新研究》、《西藏全志》、《西藏的民族与文化》等书。
“满蒙印画协会”也是20世纪初日本在华进行摄影考察活动的重要机构之一，出版有《亚东印画辑》、《满蒙大观》和《亚细亚大观》（1924～194？年）等照片册，目前收集到该机构出版的照片在4000张以上，主要摄影师有樱井幸三、岛崎役治等人。而曾任日本军方摄影师的小川一真还拍摄编辑出版过《清国皇城写真贴》（1906）、《北清大观》（1912年）等摄影集；作为“文化学者”的山根倬三在旅居中国二十年间拍摄大量的照片，涉及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出版有《长江大观》（1917）和《东极大观》（1919）；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山本赞七郎，不仅拍摄出版有《北京名胜》摄影集，也曾参与日本对华的田野考察拍摄活动。此外，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等日本建筑学者的触角涉及各地，如《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热河》（1934～1935）。以常盘大定、关野贞主编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 ）为例，共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蘘括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
“伪满洲国城市航拍相册”（1935年，23张）是日军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拍摄制作、送与“关东军”参谋部的航拍影像，包括奉天、新京、锦州、葫芦岛、山海关、承德、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天池等地，以及大兴安岭和长城的鸟瞰照，这些在考察名义下拍摄的照片都被用于侵华战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军事扩张的铁证。 据收藏市场出现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日本曾对华进行过的影像考察还有：三舩写真馆《满洲名胜写真帖》（1911）；山本写真馆《北清大观》（1911）；山本写真馆《北京胜景》（1920年代）；天津中裕洋行《天津写真帖》（1915）；竹内苞雄编《庐山风景》（2册，1918）；岩田秀则《北京写真帖》（1923）；中井宗太郎等《大同石佛大观》（1925）和《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伊东忠太《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广陵写真通讯社《青岛相册》（1928年）；山中定次郎编《天龙山石佛集》（1928）；长泽写真馆《上海风俗志》（1933）；山下富吉等《青岛写真帖》/《北京写真帖》/《上海风景帖》（1932～1940）；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建筑及其佛像》（2册，1934）；山崎鋆一郎《热河之展望》（1937）；村田治郎《大同大华严寺》（1943年）；水野清一《云冈石佛群》（1944年）等。可以说，出自日本机构和学者之手的在华影像采集活动，大量出版后，唤起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社会舆论基础。
其实，中日两国的摄影早有文化交流。1840年代摄影术传入亚洲后，不少西方摄影家就流动于中日两国之间，比如跟随英法联军进入中国的著名战地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拍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移居日本，成为了日本摄影的奠基人之一。《远东》杂志（The Fast East）1870年始刊于
日本，1875年移师上海。而日本摄影家则早在1887年，就深入台湾拍摄。“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在华影像采集的研究”还在进行，新的史料会不断补充。这些影像不仅是中国摄影史中重要的一页，在日本不能正视历史，甚至企图篡改历史的当下，这批史料也是中国人保留下的重要证据。对它们的研究和保存，在揭示与还原历史原貌、帮助大众理解特定时期摄影活动外，也应该服务于当下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本文部分资料引用自华辰影像余铨斌、杨岳、车亮和曾小风撰写的拍品简介）
主要参考文献：
李翠薇，《老照片〈亚东印画辑〉与连续出版物〈亚东〉》，年份不详
吴群，《帝国主义早期侵略我国的真实写照》，《摄影丛刊》，1980年第5期
顾铮，《战争的理由、视觉表征与上海——木村伊兵卫与原弘的“上海”摄影特辑（1937-1938）》，《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1期
秦永章/李丽，《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及藏传佛教的接触》http：//www.cssn.cn/news/373842.htm
徐婷婷，《列国镜头中的庚子事变》，2010年春《华辰影像拍卖图录》
曾璜，《〈亚东印画辑〉和民国在华日本摄影家》，雅昌艺术网，2011
Terry Bennett，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Japan 1853-1912，2006
小川一真，《日清战争写真帖》，1895-1896年
小川一真，《日露战役写真帖》，1904-1905年
大沼十太郎，《日露战史写真帖》，1915年
关野贞、竹岛卓一 ，《热河》，1934-1935年
朝日新闻社，《支那事变写真全辑》，1937-1939年
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支那事变画报》1937-1941年
朝日新闻社，《支那事变画报》，1937-1940年
《写真周报》，1937-1942年
华辰影像图录，2006-2014。
张明，《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
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三联出版社，2011
何伯英，《旧日影像：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张关林译，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香港历史博物馆，《影藏岁月：香港旧照片》，2013
近年兴起的国内摄影收藏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日本人在华拍摄的影像，这表明日本的摄影师不仅全面系统地记录了1894～1945间在华的所有战事和动乱，还对中国进行了多次全方位田野考察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影像记录。
洋枪、洋炮、洋相机
在日本，摄影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纳入其工业革命的体系中，并成为日本对外实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1894～1945年，日本官方和非官方摄影师也对中国进行多次大规模影像采集。但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中国人无法掌握这一大批日本摄影师在华采集的影像。
“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对华影像采集研究”是二战后国内第一个关于摄影作为日本殖民工具的学术研究，旨在找寻、挖掘这批海外留存的影像资料。在“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后，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成为亚洲强国，并于“一战”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后，日本如何将摄影作为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媒介工具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何观看与阐释日本人留存下来的中国影像，旅美学者何伯英指出：“殖民时代，照相机记录的中国与其说是忠实复制了当时的中国，不如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对中国的诠释。” 特别当照相机伴随着殖民者的洋枪、洋炮一起登陆中国，它记录的中国影像不可避免地充当着“被占领”、“被审视”、“被想象”甚至“被宣传”的角色。另外，“影像的占领”揭露日本由来已久的侵华野心的同时，还将为中国历史、中国影像史和摄影史的研究和构建提供珍贵资料。
军国主义摄影宣传
摄影因其天然的纪实属性成为了解一个地区、描画一个时代、记录一段历史的最佳媒介之一。然而，当它被作为侵略和殖民工具，其作用和影响也非常显著。
“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结束，摄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政府和军方用摄影展开视觉宣传战，在本土进行战争动员与“国策”宣传。他们让最好的摄影师像士兵一样到最前线拍摄。此外，摄影成为日本粉饰军国主义甚至遮蔽现实的宣传工具，比如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缺失”了，而日本人发表的照片中，很少出现凌辱、屠杀中国人的场景。此外，日本政府和军方对战时影像地采集，如尸体、俘虏、慰安妇等内容，都设有严格的“不许可”和审查制度。日本军方在战败前夕，要求政府和媒体销毁所有不利档案，包括照片（详见《文明》杂志，2005年7月刊）。这也是造成当下很多日本人不认为有“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等反人类暴行的原因之一。而类似“1855部队驻京相册”的出现，为反法西斯阵营弥补了证据的缺失。
“画报”是1920～1930年代在欧洲兴起，并在193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形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都发行画报，日本内阁情报部在二战期间还编撰摄影周刊《写真周报》。这些名目繁多的画报依靠摄影宣传其所谓的“圣战”（侵华战争）。
以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为例，它不仅刊登来自前线的照片和文字，还包括标注战事的地图，详细记载侵华战争的状况。而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发行《支那事变画报》，创刊于1937年8月，先为不定期发行，后改为定期出版，目前有案可查的有100多期。
除了画报外，日本媒体和军方还出版摄影集，如“读卖新闻社”1938 年出版的装帧精美的《支那事变写真帖册》，包含50 张8×10 英寸的原版银盐照片，有数张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于华南战地拍摄的三连张大场景，并有日本轰炸南京，攻占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正定城等地，及被俘的中国抗日军人等内容；每张照片配有详细的日文说明。“每日新闻社”1939年出版的《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也是一本炫耀日军战绩的摄影集，其中包含46张照片，记录日本入侵北京、山东、苏北、山西等地，以及沪杭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会战的战况。
日本媒体除了出版发行摄影集、画册和摄影刊物外，也积极参与到在华影像采集和摄影报道中，并将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推送到西方主要媒体，在国际摄影报道领域来影响舆论。
战事纪录
除了重视军国主义色彩的对外宣传，日本军方在50余年中的历次战事中一直重视战争影像采集。此外，日本军人或其他战事参与者拍摄的私人相册也反映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战事情况。
1894年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第一次战争，也导致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从此，日本侵华活动和中日局部战争持续不断。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取代德国进入胶东半岛，占据亚洲军事强国的制高点，改变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格局。
目前留存下来对甲午战争的记录，主要出自日本军方摄影师，如日本军方“从军写真班”拍摄的《甲午战争海陆战战地写真摄影》集（1894年，108张）和《甲午海战写真相册》（1895年，80张）等。这些摄影集将原版蛋白照片手工贴入成册，按战争进程记录重要战役。册中影像题材广泛，不仅有大战争场景，也有人物或事件特写，如中日两国海军威海决战中两军的军事要地、主力军舰，以及威海、旅顺、大连三地的影像。在日本军方留下的这批资料中，每幅作品都配有极为详尽的文字记录，包括拍摄时间、地点、方位、人物（部队番号）、事略等要素，而时间的记载甚至准确到分钟，为研究甲午战史、清军防御装备设施、晚清军事摄影史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影像资料，弥补了中国历史有关甲午战争陆战只有文字记录的缺憾，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及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影像史料。 小川一真（1860～1929年）在记录甲午战争时，不仅随军拍摄，战后他还按战争进程分三册编辑出版了唯一一本全面系统记录甲午战争的摄影集《日清战争写真帖》（1895～1896年），并拍摄有最早的一套北京紫禁城的画册。
随后，日本摄影师记录下包括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俄战争、“一战”日本出兵胶东、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争等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战事。
日俄战争（1904～1905年）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瓜分中国的战争，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对此战争居然宣布中立。在战时、战后，日本出版有大量的书籍报刊，全面记录这场战争，并作为战胜国保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目前存世的影像史料主要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也成为如何利用摄影争夺战时舆论的经典案例。
日本来华人士的私人相册，在留存的日本对华影像记录中数量最大。相对于批量的商业出版物，很多私人相册因稀少、内容重要而显得珍贵。其中，直接或间接反映中日战事的照片不少，对日军在华所犯罪行多有披露。比如2014年华辰影像春拍中出现“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进驻北京天坛的私人原版相册，是至今发现非常珍贵的一本，册内165张照片记录了称号为“1855部队”的日军细菌部队在天坛的据点和活动内容。这是日本哈尔滨731部队外，又一个在中国从事细菌战实验的机构。二战结束时，日军销毁1855部队的全部证据。有关学者认为：“这本相册是国内第一次出现的1855部队的影像记录，是这支反人类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存在的铁证。”
“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相册保存完整并带有准确说明。这些私人相册常常因内容罕见、版数稀有而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成为影像史研究中难得的藏品。私人相册种类繁多，有来华士兵记录下日本人在华军事演习、战场遗迹、驻屯兵营、军事要塞、行军作战、医疗战俘的相册，也有各类人士拍摄的图片，如往东北地区（伪满洲国）大规模移民活动和在华旅游观光等。
在“影像的占领”研究所接触到的私人相册还有“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奉天城”、“日军占领古北口长城”、入侵华北的“日军骷髅部队相册”（323张），及在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航拍照片，等等。“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系日军第36师团第224联队某军官的私人相册，该部队因人员主要来自日本东北而获此称呼。“雪部队”曾偷袭八路军总部，伤彭德怀，造成左权等293名同志牺牲，165人被俘。“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就是这支日军在华活动的影像史，其中包括日军装扮成八路军偷袭的原版照片。 而“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奉天城”、“日军占领古北口长城”、“日军骷髅部队相册”，以及航拍照片，都是价值很高的影像史料。可惜很多日军私人相册，常常因没有确切的拍摄者、拍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而丧失了其独特和珍贵的价值。
摄影考察
以上两类影像都与中日战事关系紧密，令日本的侵华罪行昭然若揭。此外，本研究还涉及另一类摄影活动，虽然不直接参与军国主义宣传，也没有直接反映战事，但它们在特殊年代也都自觉或不自觉服务了日本殖民和侵略需要，即对中国社会全面的摄影考察活动。
1901年出版的《支那文化史料》表明早在19世纪末，日本摄影师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这套十三本的摄影集分省系统介绍中国。一战后，为了配合日本对外扩张，众多机构和团体开始新一轮对华大规模摄影考察活动。这种带有殖民主义性质、可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摄影采集，在二战前达到顶峰，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矿产、森林、地质、水利、交通、社会、历史、文化、建筑、食物，人种等几乎所有的战略资讯，并记录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的运动。
以日本对西藏的考察为例，日本的佛教界以建立佛教联系为名，从19世纪末开始渗透西藏，参与到对西藏的“探险”、“求经”等系列活动中。日本著名的藏学家青木文教（Aoki Bunkyo，1886～1956）即是西本愿寺派往西藏的留学人士，他在印度接触到13世达赖喇嘛，1912年应邀入藏，与西藏上层社会交往，接触了解到一般外国入藏者很难获取的情况。青木文教在西藏居住多年，拍摄大量的照片，内容包括宗教信仰，文化生活、景观人物和寺庙建筑，仅各个阶层的人士就有法王、僧侣、贵妇、平民等，掌握有同时期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映西藏的影像。1917年青木文教返回日本后，先后受聘于日本外务省、美军联合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东京大学等机构，著有《秘境之国西藏游记》、《西藏文化的新研究》、《西藏全志》、《西藏的民族与文化》等书。
“满蒙印画协会”也是20世纪初日本在华进行摄影考察活动的重要机构之一，出版有《亚东印画辑》、《满蒙大观》和《亚细亚大观》（1924～194？年）等照片册，目前收集到该机构出版的照片在4000张以上，主要摄影师有樱井幸三、岛崎役治等人。而曾任日本军方摄影师的小川一真还拍摄编辑出版过《清国皇城写真贴》（1906）、《北清大观》（1912年）等摄影集；作为“文化学者”的山根倬三在旅居中国二十年间拍摄大量的照片，涉及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出版有《长江大观》（1917）和《东极大观》（1919）；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山本赞七郎，不仅拍摄出版有《北京名胜》摄影集，也曾参与日本对华的田野考察拍摄活动。此外，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等日本建筑学者的触角涉及各地，如《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热河》（1934～1935）。以常盘大定、关野贞主编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 ）为例，共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蘘括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
“伪满洲国城市航拍相册”（1935年，23张）是日军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拍摄制作、送与“关东军”参谋部的航拍影像，包括奉天、新京、锦州、葫芦岛、山海关、承德、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天池等地，以及大兴安岭和长城的鸟瞰照，这些在考察名义下拍摄的照片都被用于侵华战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军事扩张的铁证。 据收藏市场出现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日本曾对华进行过的影像考察还有：三舩写真馆《满洲名胜写真帖》（1911）；山本写真馆《北清大观》（1911）；山本写真馆《北京胜景》（1920年代）；天津中裕洋行《天津写真帖》（1915）；竹内苞雄编《庐山风景》（2册，1918）；岩田秀则《北京写真帖》（1923）；中井宗太郎等《大同石佛大观》（1925）和《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伊东忠太《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广陵写真通讯社《青岛相册》（1928年）；山中定次郎编《天龙山石佛集》（1928）；长泽写真馆《上海风俗志》（1933）；山下富吉等《青岛写真帖》/《北京写真帖》/《上海风景帖》（1932～1940）；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建筑及其佛像》（2册，1934）；山崎鋆一郎《热河之展望》（1937）；村田治郎《大同大华严寺》（1943年）；水野清一《云冈石佛群》（1944年）等。可以说，出自日本机构和学者之手的在华影像采集活动，大量出版后，唤起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社会舆论基础。
其实，中日两国的摄影早有文化交流。1840年代摄影术传入亚洲后，不少西方摄影家就流动于中日两国之间，比如跟随英法联军进入中国的著名战地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拍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移居日本，成为了日本摄影的奠基人之一。《远东》杂志（The Fast East）1870年始刊于
日本，1875年移师上海。而日本摄影家则早在1887年，就深入台湾拍摄。“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在华影像采集的研究”还在进行，新的史料会不断补充。这些影像不仅是中国摄影史中重要的一页，在日本不能正视历史，甚至企图篡改历史的当下，这批史料也是中国人保留下的重要证据。对它们的研究和保存，在揭示与还原历史原貌、帮助大众理解特定时期摄影活动外，也应该服务于当下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本文部分资料引用自华辰影像余铨斌、杨岳、车亮和曾小风撰写的拍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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