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7日，北京市档案学会和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纪念八千麻袋事件九十周年座谈会”。会上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德俊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秦国经研究馆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牛创平研究馆员、北京市档案学会理事李松龄、《北京晚报》资深记者刘一达先后发言。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刘国能先生对座谈会的召开给予高度评价，对几位同志的发言进行了总结点评，并分析了“八千麻袋事件”成因的社会根源，强调要时刻敲响确保档案安全的警钟。
　　
　　“八千麻袋”，封建专制的牺牲品
　　
　　“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在北洋政府时期，根源在清朝廷。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前后17年，权力频繁更迭。实行过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地方自治制、执政制和大元帅制，而实质仍是封建军阀的军事独裁，同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没有质的区别。
　　清朝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内阁和军机处，因此，在中央建立了两大文书档案系统。中央各部院寺监和地方也有管理档案的机构。
　　内阁大库，是隶属于内阁的中央最重要的档案库，保存着清内阁和宫廷的重要档案文献。其庫藏数量和档案种类都是最多的。大库位于紫禁城东南隅，紧邻内阁大堂，分东西两库，共20间房屋，门窗都是用铁皮包的，穴窗还装有铁栏，防范十分严密。可见清廷对它的重视。
　　清廷重视档案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自己用，包括编史修志，彰扬自己的业绩和德行，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二是不让别人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档案也是他的。“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密不示人。这是历代皇帝的一贯做法，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英国、法国、日本等外国列强不断入侵，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广西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十九世纪90年代末义和团运动，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清朝封建帝制风雨飘摇，也就顾不上这些锁在深闺的档案了。时间长了，逐渐被遗忘了。以致大库年久失修，库墙部分倒塌，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整修大库，库内档案、图书等才移出库房待焚。这时，学部尚书张之洞，要成立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士罗振玉去大库检取书籍。罗发现大批档案很有价值，请张之洞上奏罢焚，交学部管理。学部把这批档案放置在国子监和学部大堂。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地响应。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根据清帝退位优待条件，不废帝号，皇帝暂居故宫，档案亦未动。同年12月，17个省的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篡权上台。他忙于称帝，直到1916年撤销帝制、死去。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不久张勋复辟，段祺瑞“讨逆”，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陷于争权夺利的混战之中。国库空虚，教育部缺钱，便打起了档案的主意，酿成了历史上罕见的遗臭千年的卖档丑闻。要是档案开放，机关单位、普通官员、学者、平民百姓都能利用，就绝不会有这一幕。
　　
　　“事件”，打开了封建专制的枷锁
　　
　　一个官府成批量地出卖另一个朝廷档案，确是一桩丑闻，但在客观上打开了禁锢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枷锁，使档案流入社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早在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私人讲学和各种学派，而且诸子争鸣，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文化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长期动荡，兼并战争，“毁其宗庙”（存放档案的地方），“迁其重器”（档案）。周王室东迁，档案也流散各国，使西周以来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王官失守，散如百家”的局面。那些拥有档案财富和知识的“士”，便成了广为招募的人才。招募人才的实质是收集和利用档案。老子有学问，孔子问礼于老子，就是因为他是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档案图书的史官）。孔子能“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就是因为他收藏有鲁、周、宋、杞等故国流传下来的史官记注和官府文书。因此说，档案从封闭的官府流入社会是件好事。
　　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把八千麻袋档案的发现同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敦煌遗书的发现，并称为近代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这似乎有几分讽刺意味，就像有人说“在床上拾了床被子”。但它确实起到了“开锁”的作用，震动了政界、史学、教育、文学等社会各界，成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较为完整齐全的档案，并收藏在国家档案馆的朝代，也可以说拯救了一代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很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学者，诸如：陈垣、蔡元培、黄炎培、陈寅恪、徐中舒、傅斯年、沈兼士、李光涛、单士魁、鲁迅等，为抢救、整理、出版这批档案史料，或奔走呼号，或筹集资金，或组织力量，或亲自参与，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罗振玉。是他两次把这些档案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第一次，他最先发现这批档案很珍贵，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毁。第二次，他得知这批档案被卖给同懋增纸店后，以三倍的高价买了回来，并雇请10多个人整理，编印了《史料丛刊新编》十册。虽然他将其中的一部分卖给了清朝遗老李盛铎和日本人松琦，最后一批送给末代皇帝溥仪。但这批档案终归免于一焚。他是拯救“八千麻袋”的第一功臣。
　　打开封建枷锁的另一个标志和最终目的是档案的被利用。在整理这批档案的过程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编印了《明清史料》十编，每编十册，共100册，陆续刊印。北京大学不但将一些史料用于教学，举办展览，还先后印行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件）》和《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等几种档案汇编，提供社会利用，其他一些单位和个人以不同方式利用档案的更多。档案成了社会文化财富。
　　
　　不可忘啊，沉痛的历史教训
　　
　　“八千麻袋事件”同袁世凯有没有直接关系，无据可查，但同他焚毁文件档案造成的影响肯定有关。在他执总统位四年多的时间里，两次下令烧毁档案文件。第一次，1915年12月21日，也就是他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颁布“洪宪”年号，准备登基的后10天，为了使总统变皇帝不留痕迹，避免后患，通电各省“请将改革国体文电信函，除法律规定者外，一律查明烧毁”；第二次是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的前夕，通过参政院下令将各省区的“推戴书”等全部销毁，仅总统府就销毁了有关的文书档案840多件。
　　当然，这样的销毁档案，并不是袁世凯的发明，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以后各个朝代，或为“去恶扬善”，或编修史志之后，都要销毁一批档案文献。明朝廷“实录”修纂完后将其底稿焚毁，认为“精华已采，糟粕可捐”，宫中有专门焚毁“实录”底稿的地方。清廷大兴文字狱，销毁档案文献更多。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对“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清朝统治的文献，被全毁的4453种，被抽毁的4028种（《人民日报》2002年3月19日，陆泰《如此“好皇帝”》）。加上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我国历史档案严重散失，使诸如宋江被招安后是否被朝廷派去镇压方腊；最先发现新大陆的是哥伦布还是郑和等重大历史问题至今得不到澄清，使我国最早的年代标识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14年，造成一些外国人不承认中国有4000多年的文明史。为了破解夏商周年代之谜，1996年5月16日，国家启动了“断代工程”，作为“九五”科技重大攻关项目。组织专家学者170多人，历时四年的研究，才于2000年11月9日，向世界公布《夏商周年表》，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1200年。
　　这样的历史教训太沉痛、太惨重，决不能重演。一定要做好档案的安全保管工作。缩微后、数字化后的档案原件也不能销毁。多套制，仍然是防患于未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必要措施。当然，不是把所有的档案都要保存下来，那些没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一定要按规定销毁，提高档案质量。档案鉴定工作关系到档案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对历史的真实、客观评价，关系到档案的开放利用，一定要加紧认真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