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从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固定下来”的成果是：对1990年《管理条例》中的“五个限制”的几个方面都进行了改变，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第一，取消了特批采访开放区的规定。这次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根据西藏自治区有关规定，外国记者赴西藏采访应当向西藏自治区外办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但是《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和新采访条例中都没有规定，这只是一种例外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在可以采访的地区问题上，开放是常规、不开放是例外，这与1990年的条例是恰恰相反的。
　　第二，“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采访具体对象时无论是否为政府机关、人民团体或者任何其他单位，取消了1990年条例中需要经过“有关外事部门”同意的规定。当然，外国记者采访个人时，也不需要国内单位接待陪同。
　　第三，增加了可以聘用中国公民协助外国记者的规定。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实行期限只有一年零十个月多一点，但在这一次“民主试水”之后，中国政府将这些民主法治的措施固定下来，作为常态推行，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真正走向国际化，实现没有国界的新闻自由的表现。
　　对内，宪法早就规定言论自由的权利。新闻出版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表达自由除了通过通讯、谈话进行讨论、辩论外，更经常、更广泛的是借助传播媒介来实现。要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首先要实现公民的表达权。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所以，新闻自由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其实，在当今世界，传统媒体和受众正在发生变化，“自媒体”（We Media）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创新将人类推入一个民主媒体的时代，在“自媒体”时代，给媒体加国界已经没有现实意义，现代社会的言论成了无法以国境为界加以隔绝的声音。
　　新闻自由国际化的根据是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新闻国际”的创始人戴维·霍夫曼也说：“言论自由和信息交流并不仅仅是奢侈品，而是全球商务、政治和文化越来越需要依赖的手段。”
　　我国对新闻的审查保留了事前审查模式，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事后审查的模式，所以，我们只能采用“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方法来应对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就需要政府关注媒体动态，及时回应已经出现的质疑；还要通过政府主动通过新闻发言人等形式发布新闻，与新闻界进行及时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