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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先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孪生危机”使拉美经济停滞不前，多年的人均GDP为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国际社会将20世纪80年代称作拉美的“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此后实施的大刀阔斧般的改革终于使拉美经济摆脱了危机。
拉美经济早已走上复苏之路，但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因此称21世纪头十年为“拉美的十年”似乎言之尚早。“中国因素”有利于拉美国家充分发挥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推动南南合作。
一、“拉美的十年”言之尚早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要求欧洲向拉美学习如何应对债务危机的呼声可谓此伏彼起，不绝于耳。例如，委内瑞拉前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莫伊塞斯·纳依莫说：“有些批评者认为欧洲很像过去的那个常被经济危机困扰的拉美，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欧洲也有可能被视为今天的拉美。拉美成功地应对了全球危机，很好地管理着自己的公共财政，也知道如何监管自己的银行。包括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在内的国家在近几年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使资产阶级不断扩大。而且，今天的拉美拥有世界上最稳健的金融体系……由此可见，欧洲应该汲取拉美的经验教训。”[1]
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9日）发表题为“拉美走向成熟”的社论写道：“在欧洲和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之际，拉美领导人可以带着某种沾沾自喜的神情眺望整个世界。”[2]
其实，早在2010年7月6日，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阿尔韦托·莫雷诺就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题为“欢迎来到拉美的十年”一文中说，“尽管毒品走私和移民等问题仍然主导并扭曲着拉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但在过去20年里，这一地区已悄然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革……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已然奠定，特别是在政治稳定和财政改革方面。经受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拉美国家目前有机会与亚洲国家一道，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他还认为，拉美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拉美的十年”（the Latin American Decade）。[3]
哥伦比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毛利西奥·卡德纳斯认为，“历史上，专家们常把拉美视为充满经济问题的地区。这些问题包括恶性通货膨胀久治不愈、财政民众主义司空见惯以及产业政策充满腐败。但是现在，专家们开始改变其看法了。事实上，许多分析人士已把21世纪头十年看作拉美的十年……盡管预测未来是危险的，尤其是预测拉美这样一个如此多的繁荣最终变为危机的地区的未来更是如此，但是，认为拉美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十年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4]
在社会发展领域，拉美的业绩也是令人瞩目的。根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资料，拉美的贫困率已从1990年的48.4%下降到2011年的31.4%，即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减少了17个百分点。[5]这一下降幅度也是来之不易的。
中产阶级群体的大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很大，同时也反映出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成就。中产阶级群体愈大，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贫困阶层愈小，社会稳定性愈强。世界银行在2012年11月发表的一个题为《经济流动性与拉美中产阶级的兴起》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停滞之后，拉美的中产阶级群体终于在最近几年不断扩大，在数量上达到了相当于总人口三分之一的规模。[6]
二、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
诚然，自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以来，拉美已“脱胎换骨”，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减轻债务负担、遏制通货膨胀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颇有建树。但是，我们能否断言拉美业已进入“拉美的十年”？
受外部因素的不良影响，2012年的拉美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2%，低于2010年和2011年的6.0%和4.3%。在各种不利的外部因素中，欧洲债务危机对拉美的影响要大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对拉美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欧盟对拉美出口产品需求的萎缩；二是欧洲债务危机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相比之下，与欧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更为显著。换言之，虽然拉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不断强化，但仍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
曾几何时，一些拉美人曾高兴地注意到，拉美经济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实现了“脱钩”（de-coupling），即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非亦步亦趋。如在2007—2008年期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比美国高出了近四个百分点。
然而，这种“脱钩”是在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的沉重打击这一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一个能够证明拉美经济“今非昔比”的规律。图1的对比充分说明，拉美经济增长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同性是极为明显的，难以证明拉美经济与美国经济实现了“脱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1世纪头十年拉美经济的走势将取决于外部条件（尤其是美国经济形势）是否有利。
除外部因素以外，拉美经济还受到一系列内部因素的制约。这些不良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设施落后。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制约了经济活力的发挥，而且还加大了初级产品运输的难度。世界银行在2004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拉美的基础设施如能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高出1.1—4个百分点。[10]巴西食用油生产者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食用油生产者能获得销售额的89%，而巴西生产者只能获得79%，因为美国的运输费用仅占销售额的9%，而巴西则占17%。这一调查还发现，巴西大豆的主要生产基地离最近的港口一般为1000公里。由于铁路线无法到达产地和矿区，运送大豆的卡车不得不在崎岖不平而又十分的狭窄的道路上行走，既费时，又增加了运输成本。[11]
第二，竞争力不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其关注的133个国家中，竞争力排名前30位的拉美国家只有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的排名均在50位之后。[12] 第三，未能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拉美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这是该地区的比较优势。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美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该地区对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依赖并未在本质上得到改观。2010年，初级产品在拉美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仍然高达54.1%，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均在80%以上。巴西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这一比重仍然高达64%。[13]因此，每当外部需求疲软时，或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时，拉美的出口贸易就受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被削弱。
第四，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不强。受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能力不强，因此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很强。毫无疑问，这一状况不仅强化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而且还损害了该地区的经济自主性。
综上所述，称21世纪头十年为“拉美的十年”言之尚早，因为未来几年拉美经济既要面对外部环境中的许多不确定性，也将受到多种内部因素的挑战。
三、“中国因素”
对拉美经济的贡献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对拉美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因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利于拉美国家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从而使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保存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使大量出口初级产品的拉美受益匪浅。世界银行、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美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经济学家都以有力的数据和研究证明，中国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与拉美出口收入的增长密切相关。事实上，拉美经济增长率与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中国经济“软着陆”与否经常引起拉美的忧虑。
二是有利于拉美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向拉美出口的既有高科技产品，也有大量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需求。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4月22日）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巴西圣保罗的帕赖索波利斯贫民区，低收入者非常喜欢较为廉价的中国商品，因为巴西生产的同类商品在价格上要高出四倍。该贫民区的一店主说，他的商品必须如此便宜，否则这里的很多穷人买不起。《金融时报》的这一文章认为，中国的廉价商品有助于巴西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压力。[14]
三是有利于拉美国家获得外国投资。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国企业能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拉美，从离岸金融业到资源开采业，从制造业到农业，从旅游业到基础设施领域，中国的投资与日俱增。根据中国商务部等部门的统计，2003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46.2亿美元，2006年接近200亿美元，2009年超过300亿美元，2011年已高达551.7亿美元。[15]这对资本积累能力较弱的拉美国家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四是有利于拉美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市场的容量之大是有口皆碑的。除了初级产品以外，拉美国家还可对中国出口其他产品。例如，中国已成为智利葡萄酒的主要进口国之一。2005年，中国在智利葡萄酒出口市场的排名中位居第24位，2012年已上升到第6位。2000年，智利最大的酒庄Concha y Toro仅向中国出口了780箱葡萄酒，2011年已增加到16.4万箱。据估计，至2020年，智利有望向中国出口价值30亿美元的葡萄酒。[16]
中國对拉美的投资也在与日俱增。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已超过八亿美元。墨西哥食品制造商宾堡公司（Bimbo）在中国的27个城市有食品厂，阿根廷特钦特集团（Techint）在中国建立了一家生产钢管的工厂，巴西的IT企业Stefanini在中国也有投资。
由此可见，“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的贡献却被一些人理解为“中国威胁”或“恐惧中国”。例如，美国众议员丹·伯顿在2005年4月6日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关于中拉关系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拉美的传统目标一直是促进政治稳定、推动民主、提供市场准入和遏制霸权的崛起。中国会不会遵守公平贸易的规则？会不会负责任地参与跨国问题的解决？在我们得到肯定的答案以前，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地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与我们在拉美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应该遏制它。可能我们还应该把中国在拉美采取的行为看作是一个霸权在我们西半球的活动。” [17]
《华尔街日报》高级编辑玛丽·奥格拉迪在2004年9月3日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进入拉美时带去了资金和市场。无怪乎中拉关系发展很快。这一关系（对美国）还没有产生严重的安全挑战，但中国正在成为美国自己后院中的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中国在拉美的崛起会使美国为控制非法移民、武器走私、毒品贸易和洗钱而作出的努力变得复杂化，因为中国正在与那些对美国上述努力不太友好的国家进行合作。那些拉美国家可能会利用中国来挑战美国的霸权。”[18]
美国学者凯文·加拉格和乌拉圭学者罗伯特·波泽卡恩斯基在其合著的《房间里的龙：中国与拉美工业化的未来》一书中将拉美受到中国“威胁”的产业分为三类：一是“受威胁”，即拉美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下降，而中国的份额在扩大；二是“部分受威胁”，即拉美和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都在增加，但中国增加的份额更大；三是“不受威胁”，即拉美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增加的份额大于中国的份额。该书认为，截至2009年，92%的拉美工业制成品出口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因此，这两位学者说，中国竞争力的加强损害了拉美未来长期发展的能力。[19]
这一结论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两位学者忽视了这样两个事实：拉美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降低的趋势，早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出现。此其一。其二，拉美份额的降低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不能全部归咎于中国。
一些拉美人也不能正视“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的贡献。面对竞争力很强的中国产品，不少拉美国家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其国内市场。 四、结论
拉美经济早已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失去的十年”，走上了较为健康的复苏之路。但拉美经济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因素”有利于拉美国家充分发挥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推动南南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Moisés Naim， “Eurozone crisis： What Latin-America can teach Europe”， El País， 9 November， 2011.
http：//www.presseurop.eu/en/content/article/1151331-what-latin-america-can-teach-europe
[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575/ce
[3]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471/en
[4] Mauricio Cárdenas， Latin America’s Decade：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July 11， 2011.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1/07/11-latin-americas-decade-cardenas （卡德纳斯于2011年9月20日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矿业部长。本文发布于2011年7月11日，当时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
[5]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1， p. 16.
[6] Francisco H. G. Ferreira， Julian Messina， Jamele Rigolini， Luis-Felipe López-Calva， Maria Ana Lugo， Renos Vakis， Luis Felipe López-Calva， Renos Vakis， 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by： 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info
拉美经济早已走上复苏之路，但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因此称21世纪头十年为“拉美的十年”似乎言之尚早。“中国因素”有利于拉美国家充分发挥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推动南南合作。
一、“拉美的十年”言之尚早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要求欧洲向拉美学习如何应对债务危机的呼声可谓此伏彼起，不绝于耳。例如，委内瑞拉前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莫伊塞斯·纳依莫说：“有些批评者认为欧洲很像过去的那个常被经济危机困扰的拉美，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欧洲也有可能被视为今天的拉美。拉美成功地应对了全球危机，很好地管理着自己的公共财政，也知道如何监管自己的银行。包括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在内的国家在近几年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使资产阶级不断扩大。而且，今天的拉美拥有世界上最稳健的金融体系……由此可见，欧洲应该汲取拉美的经验教训。”[1]
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9日）发表题为“拉美走向成熟”的社论写道：“在欧洲和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之际，拉美领导人可以带着某种沾沾自喜的神情眺望整个世界。”[2]
其实，早在2010年7月6日，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阿尔韦托·莫雷诺就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题为“欢迎来到拉美的十年”一文中说，“尽管毒品走私和移民等问题仍然主导并扭曲着拉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但在过去20年里，这一地区已悄然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革……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已然奠定，特别是在政治稳定和财政改革方面。经受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拉美国家目前有机会与亚洲国家一道，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他还认为，拉美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拉美的十年”（the Latin American Decade）。[3]
哥伦比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毛利西奥·卡德纳斯认为，“历史上，专家们常把拉美视为充满经济问题的地区。这些问题包括恶性通货膨胀久治不愈、财政民众主义司空见惯以及产业政策充满腐败。但是现在，专家们开始改变其看法了。事实上，许多分析人士已把21世纪头十年看作拉美的十年……盡管预测未来是危险的，尤其是预测拉美这样一个如此多的繁荣最终变为危机的地区的未来更是如此，但是，认为拉美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十年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4]
在社会发展领域，拉美的业绩也是令人瞩目的。根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资料，拉美的贫困率已从1990年的48.4%下降到2011年的31.4%，即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减少了17个百分点。[5]这一下降幅度也是来之不易的。
中产阶级群体的大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很大，同时也反映出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成就。中产阶级群体愈大，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贫困阶层愈小，社会稳定性愈强。世界银行在2012年11月发表的一个题为《经济流动性与拉美中产阶级的兴起》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停滞之后，拉美的中产阶级群体终于在最近几年不断扩大，在数量上达到了相当于总人口三分之一的规模。[6]
二、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
诚然，自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以来，拉美已“脱胎换骨”，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减轻债务负担、遏制通货膨胀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颇有建树。但是，我们能否断言拉美业已进入“拉美的十年”？
受外部因素的不良影响，2012年的拉美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2%，低于2010年和2011年的6.0%和4.3%。在各种不利的外部因素中，欧洲债务危机对拉美的影响要大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对拉美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欧盟对拉美出口产品需求的萎缩；二是欧洲债务危机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相比之下，与欧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更为显著。换言之，虽然拉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不断强化，但仍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
曾几何时，一些拉美人曾高兴地注意到，拉美经济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实现了“脱钩”（de-coupling），即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非亦步亦趋。如在2007—2008年期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比美国高出了近四个百分点。
然而，这种“脱钩”是在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的沉重打击这一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一个能够证明拉美经济“今非昔比”的规律。图1的对比充分说明，拉美经济增长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同性是极为明显的，难以证明拉美经济与美国经济实现了“脱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1世纪头十年拉美经济的走势将取决于外部条件（尤其是美国经济形势）是否有利。
除外部因素以外，拉美经济还受到一系列内部因素的制约。这些不良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设施落后。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制约了经济活力的发挥，而且还加大了初级产品运输的难度。世界银行在2004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拉美的基础设施如能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高出1.1—4个百分点。[10]巴西食用油生产者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食用油生产者能获得销售额的89%，而巴西生产者只能获得79%，因为美国的运输费用仅占销售额的9%，而巴西则占17%。这一调查还发现，巴西大豆的主要生产基地离最近的港口一般为1000公里。由于铁路线无法到达产地和矿区，运送大豆的卡车不得不在崎岖不平而又十分的狭窄的道路上行走，既费时，又增加了运输成本。[11]
第二，竞争力不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其关注的133个国家中，竞争力排名前30位的拉美国家只有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的排名均在50位之后。[12] 第三，未能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拉美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这是该地区的比较优势。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美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该地区对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依赖并未在本质上得到改观。2010年，初级产品在拉美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仍然高达54.1%，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均在80%以上。巴西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这一比重仍然高达64%。[13]因此，每当外部需求疲软时，或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时，拉美的出口贸易就受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被削弱。
第四，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不强。受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能力不强，因此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很强。毫无疑问，这一状况不仅强化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而且还损害了该地区的经济自主性。
综上所述，称21世纪头十年为“拉美的十年”言之尚早，因为未来几年拉美经济既要面对外部环境中的许多不确定性，也将受到多种内部因素的挑战。
三、“中国因素”
对拉美经济的贡献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对拉美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因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利于拉美国家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从而使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保存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使大量出口初级产品的拉美受益匪浅。世界银行、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美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经济学家都以有力的数据和研究证明，中国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与拉美出口收入的增长密切相关。事实上，拉美经济增长率与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中国经济“软着陆”与否经常引起拉美的忧虑。
二是有利于拉美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向拉美出口的既有高科技产品，也有大量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需求。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4月22日）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巴西圣保罗的帕赖索波利斯贫民区，低收入者非常喜欢较为廉价的中国商品，因为巴西生产的同类商品在价格上要高出四倍。该贫民区的一店主说，他的商品必须如此便宜，否则这里的很多穷人买不起。《金融时报》的这一文章认为，中国的廉价商品有助于巴西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压力。[14]
三是有利于拉美国家获得外国投资。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国企业能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拉美，从离岸金融业到资源开采业，从制造业到农业，从旅游业到基础设施领域，中国的投资与日俱增。根据中国商务部等部门的统计，2003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46.2亿美元，2006年接近200亿美元，2009年超过300亿美元，2011年已高达551.7亿美元。[15]这对资本积累能力较弱的拉美国家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四是有利于拉美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市场的容量之大是有口皆碑的。除了初级产品以外，拉美国家还可对中国出口其他产品。例如，中国已成为智利葡萄酒的主要进口国之一。2005年，中国在智利葡萄酒出口市场的排名中位居第24位，2012年已上升到第6位。2000年，智利最大的酒庄Concha y Toro仅向中国出口了780箱葡萄酒，2011年已增加到16.4万箱。据估计，至2020年，智利有望向中国出口价值30亿美元的葡萄酒。[16]
中國对拉美的投资也在与日俱增。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已超过八亿美元。墨西哥食品制造商宾堡公司（Bimbo）在中国的27个城市有食品厂，阿根廷特钦特集团（Techint）在中国建立了一家生产钢管的工厂，巴西的IT企业Stefanini在中国也有投资。
由此可见，“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的贡献却被一些人理解为“中国威胁”或“恐惧中国”。例如，美国众议员丹·伯顿在2005年4月6日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关于中拉关系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拉美的传统目标一直是促进政治稳定、推动民主、提供市场准入和遏制霸权的崛起。中国会不会遵守公平贸易的规则？会不会负责任地参与跨国问题的解决？在我们得到肯定的答案以前，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地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与我们在拉美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应该遏制它。可能我们还应该把中国在拉美采取的行为看作是一个霸权在我们西半球的活动。” [17]
《华尔街日报》高级编辑玛丽·奥格拉迪在2004年9月3日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进入拉美时带去了资金和市场。无怪乎中拉关系发展很快。这一关系（对美国）还没有产生严重的安全挑战，但中国正在成为美国自己后院中的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中国在拉美的崛起会使美国为控制非法移民、武器走私、毒品贸易和洗钱而作出的努力变得复杂化，因为中国正在与那些对美国上述努力不太友好的国家进行合作。那些拉美国家可能会利用中国来挑战美国的霸权。”[18]
美国学者凯文·加拉格和乌拉圭学者罗伯特·波泽卡恩斯基在其合著的《房间里的龙：中国与拉美工业化的未来》一书中将拉美受到中国“威胁”的产业分为三类：一是“受威胁”，即拉美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下降，而中国的份额在扩大；二是“部分受威胁”，即拉美和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都在增加，但中国增加的份额更大；三是“不受威胁”，即拉美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增加的份额大于中国的份额。该书认为，截至2009年，92%的拉美工业制成品出口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因此，这两位学者说，中国竞争力的加强损害了拉美未来长期发展的能力。[19]
这一结论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两位学者忽视了这样两个事实：拉美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降低的趋势，早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出现。此其一。其二，拉美份额的降低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不能全部归咎于中国。
一些拉美人也不能正视“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的贡献。面对竞争力很强的中国产品，不少拉美国家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其国内市场。 四、结论
拉美经济早已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失去的十年”，走上了较为健康的复苏之路。但拉美经济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因素”有利于拉美国家充分发挥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推动南南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Moisés Naim， “Eurozone crisis： What Latin-America can teach Europe”， El País， 9 November， 2011.
http：//www.presseurop.eu/en/content/article/1151331-what-latin-america-can-teach-europe
[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575/ce
[3]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471/en
[4] Mauricio Cárdenas， Latin America’s Decade：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July 11， 2011.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1/07/11-latin-americas-decade-cardenas （卡德纳斯于2011年9月20日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矿业部长。本文发布于2011年7月11日，当时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
[5]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1， p. 16.
[6] Francisco H. G. Ferreira， Julian Messina， Jamele Rigolini， Luis-Felipe López-Calva， Maria Ana Lugo， Renos Vakis， Luis Felipe López-Calva， Renos Vakis， 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by： 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