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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荣德生作为无锡工商实业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从强烈的经世报国之心出发，大力提倡兴学育才，有力推动了苏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他的“教重于赡”主张，更是给予传统教育以突破与反思，不但拓展了教育的内涵和功能，还赋予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启示性的定位。荣德生的这种主张在无锡其他工商家族中也有体现，他则成为其中最突出阐述者及实践者。
[关键词]无锡工商荣德生教育经济
近代无锡家族教育十分活跃、富有活力，有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其中最具魅力的是“教重于赡”，就是教育重于济贫。无锡荣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工商家族，投资教育和兴办学校方面表现突出。
荣氏家族自20世纪初开始兴办学校，所创办的学校涉及从小学教育至大学教育，自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对近代苏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教重于赡”的主张就是荣德生办学活动的指导思想，教重于赡，以教带赡，教会生存，教会发展，赋予了教育以新的经济实用功能，是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与突破。
一、荣氏族人“教与赡”之争及其意义
（一）“教与赡”之争缘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无锡荣氏族中就先兴办新义庄还是先办学校的问题发生了争议。部分族人认为应先兴办义庄，以从经济上扶持和救助族中贫困者，但荣德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以教育为主，不以仅吃公账米半升为然，鳏寡则养之。”明确提出不办义庄办学校，主张教重于赡，以教带赡，通过教育来教会族中子弟生存和发展。此后，荣德生这一思想贯穿于荣氏家族20世纪初办学活动的始终，同时也成为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闪光点，荣德生自称“后来各事归
根于此”。[2]
（二）“教与赡”争议的内涵
“教”指教育，即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所有活动。荣氏家族的教育活动不仅包括普通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以及企业养成教育。
“赡”主要是家族对族中贫弱无势成员的救济和赡养，给予其经济上的支持，并不是从根本的生存技能上加以改善。
教与赡之争是探讨赡养脱贫优先还是教人生存优先，也就是“施之以鱼”与“授之以渔”二者孰前孰后的问题。荣氏家族的教育无疑选择了“授之以渔”的教育方式，使得其所办的教育不仅具有传统教育中的社会道德功能，还具有新的经济实用功能，即教人如何生存，如何提高基本的生存技能，如何靠自己的能力脱离贫困。这一命题的争辩对正确认识和拓展教育的目的和功能，理清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与赡”之争的历史发展
在历史上，关于教与赡关系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期孔丘的“庶、富、教”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教育家。
《论语·子路篇》记载了孔子与冉有师生二人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这里论述的是治国的基本纲领，即要解决三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是“庶”，百姓人丁兴旺；其次是“富”，人民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再次是“教”，人们受到政治伦理教育，知道如何安分守己。其相互关系为：“庶与富是实施教育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庶与富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会取得社会成效。孔子认为先要抓好经济建设以建立物质基础，随之而来就应当抓教育建设，国家才会走上富强康乐之路。”[4]
从孔子对于“庶、富、教”三者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将“富”摆在了教育的前面，主张教育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赡先于教。孔子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是中国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主导思想，继孔子之后的教育家对于教育功能的论述，也只就其对社会政治的作用作展开，并未有所突破。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颜元的出现，使得这一主流思想出现转变的趋势。他在《习斋四存编·存治篇·井田》中，针对儒士们“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的教育现象，提倡教育“唯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继而提出“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之论。[5]他认为，经济可以来资助教育，同时教育也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教育目的是为了“学为君相百职”，不论是培养统治人才，还是培养专业人才，都必须能经邦济世，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学以致用。[6]此论断的提出，变孔子“庶、富、教”中教育与经济的单向关系，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关联，更为凸显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使得“教”与“赡”之争，天平趋于平衡，并略倾向于教育一方。
對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出现突破性转变的标志，便是荣德生“教重于赡”“教先于赡”主张和近代教育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限于篇幅，本文对黄炎培主张不作讨论）。荣德生倡导家族教育优先于家族赡养，主张以教带赡，教育应教会生存，教会发展。他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将教育放置于救济、经济的前面，以教育带动经济，通过教育教会人们如何生存和发展，从而开拓了教育的内涵和功能，使得教育不单是培养“圣人”“贤士”等精英，而且深入到了社会中下层，为人们生存和更好地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教会生存，教会发展”，教育终于不再自我封闭，从而突破了中世纪的枷锁，迈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舞台。
二、荣德生“教重于赡”主张与实践
（一）追问贫富问题的教育根源：中外强弱差异的症结所在
面对西方列强的异常强大，中外贫富的强烈对比，荣德生积极探寻其差距根源之所在。
因学问而弱。首先，荣德生提出“二十世纪之初，学者叹吾国人因学问而弱，致败于甲午。”[7]他认为中国惨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教育长期以儒家经书之学为主，而不重知识的实用性。
因人才而弱。其次，荣德生进一步剖析，中国的贫困在于人才的缺失。“我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8]所以，“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隆替”。[9] 因教育而弱。“然人才之兴，必有良师导入正规，传授心得，谆谆启发”。最后，荣德生从需人才必应有良师的角度，揭示教育才是中国贫富问题的根源，中外强弱差异的症结所在。立足于此，荣德生以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指导思想，决心“提倡新学”，并“以切于实用为主”。
（二）颠覆教育问题的传统取向：精英出仕到平民普及
荣德生毕生致力于兴学育才，在满足其自身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从1906年起，开始兴办学校，其开办的学校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自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整个教育体系。“余有鉴于斯，缘吾乡僻处农村，贫寒子弟纵有天才，无良师授业，所以兴办学校。”[10]
教育對象极为广泛：1906年至1918年，开办了四年制的公益初等小学和竞化初等女子小学各一所，二年制的公益高等小学和竞化高等女子小学各一所。招收对象除本族子弟外，其他适龄学生均可入学，其中还包括女童。1919年至1937年开办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公益初级中学。1938年荣德生支持子侄辈以申新纺织公司的名义筹办中国纺织染工程补习学校，招收申新各厂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并兼收少量其他纺织企业在职人员。1940年又以申新九厂名义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设置纺织、染工、机电三个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1947年创办私立江南大学。
可见，在荣氏家族所办的教育中，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均得到良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甚至还为在职人员、工厂的职工提供了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传统教育是以培养子弟科举出仕为目的，而荣德生的办学实践打破了传统教育这一狭隘性，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使得教育在平民中得到普及，扩展了教育的内涵，将教育的功能与社会和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是对传统教育的颠覆，对教育体系的重新建构和审视。
（三）赋予教育以经济致富功能：赡贫与济世
被乡人称为“实业家办实业教育”的荣德生，赋予教育以经济致富的功能：赡贫与济世。
首先，荣德生由自身经历出发，切身体会教育之可贵。荣德生为了继承父亲“立身、齐家、睦族、爱乡、行有余力，方涉世务，立身处世，当以三十岁为始期”的遗训，“廿二岁设钱庄，廿六岁创办面粉厂，三十岁业务渐有头绪，立身处世，当以三十岁为负责之始”，[11]开始兴办教育事业。1928年，荣德生在《追述工商中学始末》一文中说：“余髻年习商，读书无多，迨后置身实业，职务繁冗，深感学识缺乏之痛苦，渐悟教育事业之可贵。”[12]
继而，他兴办学校，投资教育事业。由于实业家的身份，其所办教育均以传承“实学”、服务“实业”为主。他曾总结道：“余昔年办学，有小学、中学而至专修皆持此宗旨：教育贵在实学，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13]他注重教育对促进实业发展的功能，强调教育为人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在办学期间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并取得了优异的办学成绩。在他所办的学校中，工商中学、梅园读书专修班造就出不少具有实用技能的人才，毕业后均任职于企业技术员、工程师、厂长，以纺织界居多。豁然洞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大多精研学理，品德优良，毕业后大多从事社会事业或是自己创立企业，不乏崭露头角者，虽然他们并不是具有纯粹的技术，“亦能有裨实用薪余公益”。荣德生推其原因，称“皆为‘实学实做’而已！”[14]他的这一主张是与明末及后来又有发展的东林学风有传承关系的。
荣德生依据“实学”理念，提出了“教重于赡”的主张，从满足实业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为教育拓展了新的功能。之所以“教重于赡”就是基于教育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和国家的生存现实，而不是仅仅进行救济和单纯经济上的支持。人更好地生存，社会更好地发展，真正需要的是“授之以渔”，而不仅仅是“施之于鱼”，“授之以渔”的过程就是教育，在荣德生看来，更注重实业教育，以促发展。
（四）探索教育致富之路
1.教育功能的认识
荣德生重视教育的实用和经济致富功能。民国八年，荣德生在工商中学开学之日就发出宣言：“吾国工商不振，瞠乎居欧美各国之后，无可讳矣，岂非以人才之缺乏乎！吾闻欧美各国，有工商专门学校培植专才，故其术精，其力宏，执世界之牛耳。吾国人士，素轻工商，业之以为耻，是以工商之教育全无，奈之何其不蚕食于外人乎！古人有言者：天下与亡，匹夫有责，是用建立此校，以尽吾责，诸生其勉旃”。[15]
进而，荣德生坚持教育救国的思想。1935年《救国教育实施方案》写道：“本校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就儿童身心之可能范围中，加以切实之体格训练，同时又陶冶其意志，使沉浸于活泼自由中儿童转变为英俊雄迈之勇士。”从而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挽救国家。
2.教育内容的改造
由于荣德生对教育功能不同以往的定位与理解，因而在教育内容中凸显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特点。
教育内容以实用科目为主，并注重实用技能的培养。荣德生所创办的工商中学，“分工商二科，四年毕业，本三预一，预科混合，授以普通学识，升本科乃分各异所授。”[16]他所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设文、理工、农三个学院，中文、外语、经济、史地、数理、机电、化工、农艺、农产制造九个系。”[17]荣德生尤为重视工商等实用科目，并在学校中创办商店、银行和工厂由学生经营，供学生实习，以锻炼其实用技能，同时，对学生的德育与体育也相当注重。
3.教育方法的变革
荣德生提倡教育方法注重实习，教学做合一。
由于学科特性，工商中学特别重视学生的实习，“实业学校贵乎实习，否则技术不克精娴也。”[18]工商中学设立了四类工厂：锻工厂、精制工厂、翻砂工厂、木工厂，以供工本科生实习；设立银行和商店，供商本科生实习。据当时学生描述，商店中分五金、什品、食物、书籍等部，凡日用必需之品，罔不罗集，装潢华丽，见者莫不称赞；银行所用的簿记，与近代新商业界的银行所用的完全一样；工厂所用机械，由各国陆续运到，设备渐趋完善，分铸工厂、翻砂间及铁工精制、木工厂等，所用工人以数十计，指导学生实习之外，实兼向外营业。学生称道：“凡此种种，皆斯时新鲜之气象，亦生等求学之福也。”[19]可见荣德生办学所倡导的实习，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学堂教学，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三、荣德生“教重于赡”主张的特点与启示
荣德生“教重于赡”的思想有鲜明的特点：
观念突破性。荣德生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引导经济的时代趋势，突破了经济必先于教育发展的简单化认识，赋予了教育新的经济实用功能，拓展受教育对象，使得教育“走进百姓家”，成为人生存发展的动力之一。
角色獨特性。“教重于赡”思想的提出者荣德生，其本身是一位实业家，是实业家办教育的典型代表，办学出发点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从受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都与实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效果上得到了更大的收益，并在满足经济的同时实现了个人的长足发展。
道德批判性。荣德生所倡导的“教重于赡”的思想，是对旧有“仁爱道德观”的超越，扩展了传统“仁爱”的内涵，将居高临下的小仁之“鱼”升华成万民致富的大爱之“渔”，由救助一时贫困升华为培养自救技能。民族道德传统由此取得了新的诠释：只有助其自立，才是真正的仁爱。
“教重于赡”这一思想，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还是对整个教育事业发展史的重要贡献，对教育功能的拓展、教育内容的丰富以及教育方法的实用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荣德生及其家族的“教重于赡”思想及其实践，无锡其他工商家族也具有。如无锡另一工商家族唐氏在民国十八年（1929）捐置的唐氏仁庄，按创建者唐宗愈遗嘱规定：“老弱病残偏于养，少壮孤寒重于教，学校、工厂量力建设，要使足以自立。”[20]对极少数老弱病残才偏于养，对绝大多数族人“重于教”“足以自立”，唐宗愈遗嘱的这一特点与荣德生的主张几乎相同。而且重要的是，这一特点并非只就职业类学校学生而言，而是“少壮孤寒”都在内。
近代无锡工商家族强调“教重于赡”，用含有足以助其自立的知识与技能的实学教育来扶贫、育人，对社会文化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近代无锡出现城乡共同发展、走向共富的重要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蒋明宏.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J].社会科学战线，2008（03）：116.
[2]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9.
[3]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2）：156.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1.
[5]王星贤，张芥塵，郭征点校.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43.
[6]邢靖懿.中国传统义利观与颜元的功利之学[J].河北学刊，2007（03）：21.
[7][8][9][10][11][12][13][14][15][16][17][18][19]上海大学，江南大学《农乐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兴学育才[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6，6，6，7，6，7，7，152，152，5，155，158.
[20]唐肯总纂.常州《毘陵唐氏家谱》[M].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关键词]无锡工商荣德生教育经济
近代无锡家族教育十分活跃、富有活力，有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其中最具魅力的是“教重于赡”，就是教育重于济贫。无锡荣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工商家族，投资教育和兴办学校方面表现突出。
荣氏家族自20世纪初开始兴办学校，所创办的学校涉及从小学教育至大学教育，自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对近代苏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教重于赡”的主张就是荣德生办学活动的指导思想，教重于赡，以教带赡，教会生存，教会发展，赋予了教育以新的经济实用功能，是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与突破。
一、荣氏族人“教与赡”之争及其意义
（一）“教与赡”之争缘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无锡荣氏族中就先兴办新义庄还是先办学校的问题发生了争议。部分族人认为应先兴办义庄，以从经济上扶持和救助族中贫困者，但荣德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以教育为主，不以仅吃公账米半升为然，鳏寡则养之。”明确提出不办义庄办学校，主张教重于赡，以教带赡，通过教育来教会族中子弟生存和发展。此后，荣德生这一思想贯穿于荣氏家族20世纪初办学活动的始终，同时也成为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闪光点，荣德生自称“后来各事归
根于此”。[2]
（二）“教与赡”争议的内涵
“教”指教育，即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所有活动。荣氏家族的教育活动不仅包括普通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以及企业养成教育。
“赡”主要是家族对族中贫弱无势成员的救济和赡养，给予其经济上的支持，并不是从根本的生存技能上加以改善。
教与赡之争是探讨赡养脱贫优先还是教人生存优先，也就是“施之以鱼”与“授之以渔”二者孰前孰后的问题。荣氏家族的教育无疑选择了“授之以渔”的教育方式，使得其所办的教育不仅具有传统教育中的社会道德功能，还具有新的经济实用功能，即教人如何生存，如何提高基本的生存技能，如何靠自己的能力脱离贫困。这一命题的争辩对正确认识和拓展教育的目的和功能，理清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与赡”之争的历史发展
在历史上，关于教与赡关系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期孔丘的“庶、富、教”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教育家。
《论语·子路篇》记载了孔子与冉有师生二人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这里论述的是治国的基本纲领，即要解决三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是“庶”，百姓人丁兴旺；其次是“富”，人民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再次是“教”，人们受到政治伦理教育，知道如何安分守己。其相互关系为：“庶与富是实施教育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庶与富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会取得社会成效。孔子认为先要抓好经济建设以建立物质基础，随之而来就应当抓教育建设，国家才会走上富强康乐之路。”[4]
从孔子对于“庶、富、教”三者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将“富”摆在了教育的前面，主张教育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赡先于教。孔子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是中国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主导思想，继孔子之后的教育家对于教育功能的论述，也只就其对社会政治的作用作展开，并未有所突破。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颜元的出现，使得这一主流思想出现转变的趋势。他在《习斋四存编·存治篇·井田》中，针对儒士们“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的教育现象，提倡教育“唯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继而提出“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之论。[5]他认为，经济可以来资助教育，同时教育也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教育目的是为了“学为君相百职”，不论是培养统治人才，还是培养专业人才，都必须能经邦济世，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学以致用。[6]此论断的提出，变孔子“庶、富、教”中教育与经济的单向关系，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关联，更为凸显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使得“教”与“赡”之争，天平趋于平衡，并略倾向于教育一方。
對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出现突破性转变的标志，便是荣德生“教重于赡”“教先于赡”主张和近代教育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限于篇幅，本文对黄炎培主张不作讨论）。荣德生倡导家族教育优先于家族赡养，主张以教带赡，教育应教会生存，教会发展。他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将教育放置于救济、经济的前面，以教育带动经济，通过教育教会人们如何生存和发展，从而开拓了教育的内涵和功能，使得教育不单是培养“圣人”“贤士”等精英，而且深入到了社会中下层，为人们生存和更好地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教会生存，教会发展”，教育终于不再自我封闭，从而突破了中世纪的枷锁，迈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舞台。
二、荣德生“教重于赡”主张与实践
（一）追问贫富问题的教育根源：中外强弱差异的症结所在
面对西方列强的异常强大，中外贫富的强烈对比，荣德生积极探寻其差距根源之所在。
因学问而弱。首先，荣德生提出“二十世纪之初，学者叹吾国人因学问而弱，致败于甲午。”[7]他认为中国惨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教育长期以儒家经书之学为主，而不重知识的实用性。
因人才而弱。其次，荣德生进一步剖析，中国的贫困在于人才的缺失。“我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8]所以，“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隆替”。[9] 因教育而弱。“然人才之兴，必有良师导入正规，传授心得，谆谆启发”。最后，荣德生从需人才必应有良师的角度，揭示教育才是中国贫富问题的根源，中外强弱差异的症结所在。立足于此，荣德生以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指导思想，决心“提倡新学”，并“以切于实用为主”。
（二）颠覆教育问题的传统取向：精英出仕到平民普及
荣德生毕生致力于兴学育才，在满足其自身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从1906年起，开始兴办学校，其开办的学校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自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整个教育体系。“余有鉴于斯，缘吾乡僻处农村，贫寒子弟纵有天才，无良师授业，所以兴办学校。”[10]
教育對象极为广泛：1906年至1918年，开办了四年制的公益初等小学和竞化初等女子小学各一所，二年制的公益高等小学和竞化高等女子小学各一所。招收对象除本族子弟外，其他适龄学生均可入学，其中还包括女童。1919年至1937年开办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公益初级中学。1938年荣德生支持子侄辈以申新纺织公司的名义筹办中国纺织染工程补习学校，招收申新各厂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并兼收少量其他纺织企业在职人员。1940年又以申新九厂名义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设置纺织、染工、机电三个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1947年创办私立江南大学。
可见，在荣氏家族所办的教育中，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均得到良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甚至还为在职人员、工厂的职工提供了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传统教育是以培养子弟科举出仕为目的，而荣德生的办学实践打破了传统教育这一狭隘性，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使得教育在平民中得到普及，扩展了教育的内涵，将教育的功能与社会和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是对传统教育的颠覆，对教育体系的重新建构和审视。
（三）赋予教育以经济致富功能：赡贫与济世
被乡人称为“实业家办实业教育”的荣德生，赋予教育以经济致富的功能：赡贫与济世。
首先，荣德生由自身经历出发，切身体会教育之可贵。荣德生为了继承父亲“立身、齐家、睦族、爱乡、行有余力，方涉世务，立身处世，当以三十岁为始期”的遗训，“廿二岁设钱庄，廿六岁创办面粉厂，三十岁业务渐有头绪，立身处世，当以三十岁为负责之始”，[11]开始兴办教育事业。1928年，荣德生在《追述工商中学始末》一文中说：“余髻年习商，读书无多，迨后置身实业，职务繁冗，深感学识缺乏之痛苦，渐悟教育事业之可贵。”[12]
继而，他兴办学校，投资教育事业。由于实业家的身份，其所办教育均以传承“实学”、服务“实业”为主。他曾总结道：“余昔年办学，有小学、中学而至专修皆持此宗旨：教育贵在实学，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13]他注重教育对促进实业发展的功能，强调教育为人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在办学期间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并取得了优异的办学成绩。在他所办的学校中，工商中学、梅园读书专修班造就出不少具有实用技能的人才，毕业后均任职于企业技术员、工程师、厂长，以纺织界居多。豁然洞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大多精研学理，品德优良，毕业后大多从事社会事业或是自己创立企业，不乏崭露头角者，虽然他们并不是具有纯粹的技术，“亦能有裨实用薪余公益”。荣德生推其原因，称“皆为‘实学实做’而已！”[14]他的这一主张是与明末及后来又有发展的东林学风有传承关系的。
荣德生依据“实学”理念，提出了“教重于赡”的主张，从满足实业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为教育拓展了新的功能。之所以“教重于赡”就是基于教育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和国家的生存现实，而不是仅仅进行救济和单纯经济上的支持。人更好地生存，社会更好地发展，真正需要的是“授之以渔”，而不仅仅是“施之于鱼”，“授之以渔”的过程就是教育，在荣德生看来，更注重实业教育，以促发展。
（四）探索教育致富之路
1.教育功能的认识
荣德生重视教育的实用和经济致富功能。民国八年，荣德生在工商中学开学之日就发出宣言：“吾国工商不振，瞠乎居欧美各国之后，无可讳矣，岂非以人才之缺乏乎！吾闻欧美各国，有工商专门学校培植专才，故其术精，其力宏，执世界之牛耳。吾国人士，素轻工商，业之以为耻，是以工商之教育全无，奈之何其不蚕食于外人乎！古人有言者：天下与亡，匹夫有责，是用建立此校，以尽吾责，诸生其勉旃”。[15]
进而，荣德生坚持教育救国的思想。1935年《救国教育实施方案》写道：“本校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就儿童身心之可能范围中，加以切实之体格训练，同时又陶冶其意志，使沉浸于活泼自由中儿童转变为英俊雄迈之勇士。”从而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挽救国家。
2.教育内容的改造
由于荣德生对教育功能不同以往的定位与理解，因而在教育内容中凸显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特点。
教育内容以实用科目为主，并注重实用技能的培养。荣德生所创办的工商中学，“分工商二科，四年毕业，本三预一，预科混合，授以普通学识，升本科乃分各异所授。”[16]他所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设文、理工、农三个学院，中文、外语、经济、史地、数理、机电、化工、农艺、农产制造九个系。”[17]荣德生尤为重视工商等实用科目，并在学校中创办商店、银行和工厂由学生经营，供学生实习，以锻炼其实用技能，同时，对学生的德育与体育也相当注重。
3.教育方法的变革
荣德生提倡教育方法注重实习，教学做合一。
由于学科特性，工商中学特别重视学生的实习，“实业学校贵乎实习，否则技术不克精娴也。”[18]工商中学设立了四类工厂：锻工厂、精制工厂、翻砂工厂、木工厂，以供工本科生实习；设立银行和商店，供商本科生实习。据当时学生描述，商店中分五金、什品、食物、书籍等部，凡日用必需之品，罔不罗集，装潢华丽，见者莫不称赞；银行所用的簿记，与近代新商业界的银行所用的完全一样；工厂所用机械，由各国陆续运到，设备渐趋完善，分铸工厂、翻砂间及铁工精制、木工厂等，所用工人以数十计，指导学生实习之外，实兼向外营业。学生称道：“凡此种种，皆斯时新鲜之气象，亦生等求学之福也。”[19]可见荣德生办学所倡导的实习，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学堂教学，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三、荣德生“教重于赡”主张的特点与启示
荣德生“教重于赡”的思想有鲜明的特点：
观念突破性。荣德生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引导经济的时代趋势，突破了经济必先于教育发展的简单化认识，赋予了教育新的经济实用功能，拓展受教育对象，使得教育“走进百姓家”，成为人生存发展的动力之一。
角色獨特性。“教重于赡”思想的提出者荣德生，其本身是一位实业家，是实业家办教育的典型代表，办学出发点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从受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都与实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效果上得到了更大的收益，并在满足经济的同时实现了个人的长足发展。
道德批判性。荣德生所倡导的“教重于赡”的思想，是对旧有“仁爱道德观”的超越，扩展了传统“仁爱”的内涵，将居高临下的小仁之“鱼”升华成万民致富的大爱之“渔”，由救助一时贫困升华为培养自救技能。民族道德传统由此取得了新的诠释：只有助其自立，才是真正的仁爱。
“教重于赡”这一思想，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还是对整个教育事业发展史的重要贡献，对教育功能的拓展、教育内容的丰富以及教育方法的实用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荣德生及其家族的“教重于赡”思想及其实践，无锡其他工商家族也具有。如无锡另一工商家族唐氏在民国十八年（1929）捐置的唐氏仁庄，按创建者唐宗愈遗嘱规定：“老弱病残偏于养，少壮孤寒重于教，学校、工厂量力建设，要使足以自立。”[20]对极少数老弱病残才偏于养，对绝大多数族人“重于教”“足以自立”，唐宗愈遗嘱的这一特点与荣德生的主张几乎相同。而且重要的是，这一特点并非只就职业类学校学生而言，而是“少壮孤寒”都在内。
近代无锡工商家族强调“教重于赡”，用含有足以助其自立的知识与技能的实学教育来扶贫、育人，对社会文化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近代无锡出现城乡共同发展、走向共富的重要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蒋明宏.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J].社会科学战线，2008（03）：116.
[2]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9.
[3]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2）：156.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1.
[5]王星贤，张芥塵，郭征点校.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43.
[6]邢靖懿.中国传统义利观与颜元的功利之学[J].河北学刊，2007（03）：21.
[7][8][9][10][11][12][13][14][15][16][17][18][19]上海大学，江南大学《农乐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兴学育才[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6，6，6，7，6，7，7，152，152，5，155，158.
[20]唐肯总纂.常州《毘陵唐氏家谱》[M].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