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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认为,艺术品的诞生决定于其所处时代和环境。我们研究古代书法经典,自然有必要将其放置到那个时代社会和艺术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达到接近真实的认识。对《张迁碑》的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即从《张迁碑》的刻立时代背景及其与其他汉碑的比较中,试图对其作出恰切的评价。
《张迁碑》的刻立时代背景
《张迁碑》刻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186),明代出土于山东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后移存于山东泰安岱庙。
刘宏前任皇帝为汉桓帝刘志,15岁当皇帝,36岁崩。刘宏继位时12岁。在刘宏30岁时刻立《张迁碑》,又22年后,刘宏52岁崩。又一个小皇帝年仅11岁的汉少帝刘辩继位。当年董卓乱权,刘辩在位仅6个月,即被董卓毒死,由年仅9岁的汉献帝刘协继位。国家进入混乱时代,后分崩离析为三国。
两汉426年的岁月中,西汉和东汉早期,碑刻并不多,但逐步完成了隶书体由篆到隶的隶变过程。自东汉中期安帝刘祜至质帝刘缵(107-146)年间,碑刻出现了一场篆书复兴热潮。直到桓灵之际,汉隶碑刻才迎来了其真正的大量刻制和艺术高峰时期。自桓帝登基之初即有《石门颂》诞生,5年后则有《乙瑛碑》刻立;再3年后,则《礼器碑》刻立;又8年,《孔宙碑》《封龙山颂》刻立;又一年,《鲜于璜碑》《西岳华山庙碑》刻立;又3年,《衡方碑》刻立;再一年,《史晨碑》刻立;再一年,《夏承碑》刻立;再5年,《熹平石经》刻立,汉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再2年,《尹宙碑》刻立;再6年,《白石神君碑》刻立;再4年,《张迁碑》刻立。再3年,东汉进入国家混乱形成三国鼎立时期。为明晰起见,我们将有关情况列一览表如下。
以上诸碑均为桓灵时期典型的代表性汉碑。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至迟熹平四年刻立的《熹平石经》当是汉碑隶书走向成熟标准化之作。《张迁碑》则是汉碑隶书成熟、标准化之后的进一步演绎发展,堪称是汉代碑刻的终场压轴之作。特别值得嘉许的是这一终场之作并没有像通常的艺术门类发展,在达到成熟后,往往走向庸俗衰落。相反《张迁碑》在各种风格的汉碑艺术绽放之后,又出奇不意地表现出新奇生动、独具风格的面貌。因而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张迁碑》,就更具有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
察诸史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张迁碑》刻立时的另外一些书法历史背景。许慎称:“汉兴,有草书”。东汉初有杜度、崔瑗以草书名世。崔瑗尝著《草书势》,为草书家及理论家。张芝师法崔瑗、杜度,成就一代草书大家,号为草圣。灵帝时辞赋家赵壹,著《非草书》,描述当时社会草书热潮盛况,并担心草书过热而耽误一些士大夫的济世大业。东汉末,书法家蔡邕著《书论》《九势》《隶书势》等书论传世。他尝于熹平年间上书,为校经史之乱,厘定通行文字,与其他书家以标准化隶书书写经文刻立于太学门前,是为《熹平石经》。这些历史事件都说明,《张迁碑》的刻立是在隶书已经成熟,并有朝廷支持书刻儒家经典的隶书标准化运动,同时又有纯艺术化追求的草书时代热潮兴起的情况下孕育产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反映了《张迁碑》产生之时,虽然汉隶已经走向成熟标准化,但整个书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仍然是日益走向纯艺术的丰富化。因而在隶书实用化、标准化追求完成之后,仍然出现《张迁碑》艺术性的高超化追求的现象则不难理解。
《张迁碑》的形制及其碑额的艺术性
《张迁碑》为竖式碑石。碑高3.14米,宽1.15米,厚0.18米。碑首为半圆形螭,圭形碑额。碑额篆书,两行12字,碑阳、碑阴均有文字,隶书。碑阳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两列,19行,最末列3行。
汉碑形制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张迁碑》形制是一块典型的完整汉碑形制。它是张迁由毂城长擢升为汤阴县令后,由其故吏为其立的德政碑。碑主张迁虽不是什么大官,但仅仅由擢一位毂城长升为异地的县令,就有他的属下为其立德政碑,这说明张迁为政还算深得人心,也反映了汉代的虚饰浮夸之风。
不过《张迁碑》无论是碑额篆书,还是其碑阳、碑阴正文隶书,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由篆书作碑额的风尚,形成于汉代。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至明清一直保留有这种正宗的碑刻传统。
汉碑额篆书由秦篆演变而来。汉代隶书通行后,篆书作为一种庄重、正规、正统的书体被应用于印章、碑额等。西汉末年的《东安汉里刻石》是刻石应用写意性缪篆的一个代表性变化之作。新莽年间《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其字方整曲线盘绕撑满,上下相连无间距的排列,形成了极具装饰性篆书,开启汉缪篆碑额风格的先声。
东汉中期在汉碑隶书,即八分书风格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篆书和糅和篆书的汉碑大增。东汉延光年间(122-125)的《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在前面缪篆装饰性基础上笔画加粗加重,形成满白文印风格篆书。至汉安二年(143)书刻《北海相景君铭》时,形成了两行篆书碑额体式。
《北海相景君铭》碑额,两行,行6字,共1 2字。形式、字数与《张迁碑》同。其笔画屈伸舒展,糅和绞转,方圆隶书笔法形成了厚重而婀娜生姿的书风,可以说是《张迁碑》的前肇。
《郑固碑》碑额,刻于延熹元年(158),两行,行4字,共8字。其书承秦篆,笔画舒展,圆润中锋和绞转笔法并用,具开张自如之势。
《孔宙碑》碑额,延熹七年(164),两行,行5字,共10字。行中间有碑穿,行距较大。取法秦篆,笔画及结体均取圆势。笔画交叉处采用焊接笔法,显得造作,失去自然意味,和《张迁碑》风格相去甚远。
《韩仁铭》碑额,刻于熹平四年(175),两行,行5字,共10字。字距相近,结体紧密方整,笔画盘绕,意态温润,与《张迁碑》风格大似。
《张迁碑》碑额,是前述碑额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两行,行6字,共12字。每行打破每字的均匀位置,而且上下穿插咬合,在保持宽度一致的情况下,高度依字体随机变化,通行形成一个整体组合。“汉”“毂”“长”“荡”恣意放长,“故”“城”被压缩;个别笔画交叉伸长,如“城”“长”“汉”的撇、捺。三点水下点多圆笔,亦有出长锋者,如“故”之反文,“毂”之右下,“又”之出锋。“令”“长”“君”之撇等,浑厚中透俏丽,茂密中有灵秀,方整中有奇异之变化,整体蕴含着丰富的笔画及结构造型艺术之美。 比《张迁碑》稍晚的《甘陵相碑》碑额,两行,行4字,共8字。和《张迁碑》有类似之风格。但相对简单了许多。像《张迁碑》额篆书的丰富化审美已成历史回响,风光难在。《张迁碑》额篆书的奇异之美,为清代书家所重视,并衍生出有别于秦篆的新一代糅和隶书等笔法意态的篆书创作风貌。
《张迁碑》与诸汉碑之比较
《张迁碑》的艺术性自然主要体现于其碑阳隶书。其用笔方硬沉实,厚重劲健,稚拙老辣,结字亦方整茂密,苍茫雄浑,为明代以来金石家所嘉许。如明王世贞称其“典雅饶古趣”,清方朔称其“雄厚朴茂”,杨守敬称其“端整雅炼”。清王澍《虚舟题跋》称汉碑:“一碑一奇,莫有同者”。那么,《张迁碑》在丰富灿烂的诸汉碑中特色价值若何呢?下面我们就在《张迁碑》与其他主要典型汉碑进行比较中,分析其特征与价值。
1、与《乙瑛碑》《礼器碑》之比较
就上述所列典型汉碑,早期的《石门颂》为记载杨孟文再次开通褒斜道的纪功碑,功用上与《张迁碑》的德政碑类似。但《石门颂》用笔以圆为主,虽为摩崖,但结字多方整,笔画相对较细,圆润劲健,笔势呈刚柔相济,跌宕开张,波磔并无重按大挑,较为含蓄,具棉里藏金之意。在总体风格上与《张迁碑》的厚重方折大异其趣,故不多论。
《乙瑛碑》《礼器碑》同为桓帝时期,与孔庙有关,记述祭祀相关事件的具有庙堂气的典型隶书汉碑。这两通汉碑又被称为整个汉代隶书汉碑的最典型代表。故我们对其重点做一些考察对比。
《乙瑛碑》,全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述鲁国前宰相乙瑛请于孔子庙中置百石卒史一人负责守庙,并负责春秋祭典等事件。《礼器碑》,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显为记载鲁国相韩敕造孔庙用礼器之碑。两碑与《张迁碑》均非墓碑,纪功纪事,为其相同相通之处。
《乙瑛碑》《礼器碑》,同为最典型八分之汉碑。相对而言,《乙瑛碑》更加沉厚气满。其用笔,笔笔精到,起笔或蚕头、或圆笔、或方笔。撇画以下扣圆头笔画收笔。横画,或留,或放。捺画,波磔分明。其骨肉挺匀,颇具中正、端庄典雅之美。《礼器碑》相对说来,笔画瘦劲,气韵虚和。其用笔虽瘦劲而道丽,撇捺波磔则棱角分明,其结体端庄平正中,见起伏,生意态。
《张迁碑》在用笔精谨,结构平正上与二碑无异,只是和这两通早三十多年的八分书汉碑相比,多了原始创造的典雅端庄之美。前两碑为隶书的创变的由生到熟。《张迁碑》则是熟而后生奇趣。《张迁碑》的拙不是丑小鸭生长过程的拙,而是使用隶书创造形体完备后的艺术化奇异创造,是艺术化表现之拙。
2、《张迁碑》与《鲜于璜碑》比较
比较研究应该选择有可比性的对象进行。在汉碑中与《张迁碑》风格最为接近者当属《鲜于璜碑》了。
《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该碑高2.42米,宽0.83米,厚0.12米。碑阳碑阴均刻文字。该碑1972年出土于天津武清高村。它显然是一块纪念雁门太守鲜于璜的神道墓碑。该碑阳面、阴面文字均为规整八分隶书,风格在总体方整的用笔结字统一基调中,又略有不同。其共同特征是用笔厚实,端庄朴茂。不同的是碑阳方圆笔法并用,更具圆融、浑厚、平直、舒宕之势;碑阴用笔结字更趋方整,稚拙中显奇巧。其风格厚实近于早期《乙瑛》,方整则大似后期《张迁碑》。而其刻立时间晚于《乙瑛碑》12年,早于《张迁碑》21年。就其更接近《张迁碑》的《鲜于璜》碑阴而言,其结体或大或小,笔画或有长短,与《张迁碑》四角撑满,短者长之,长者短之,几乎一律方整取向形成区别。而其方直,简朴、稚拙的天趣是一致的。
3、《张迁碑》与《熹平石经》比较
在《鲜于璜碑》之后10年,《张迁碑》之前11年,有一块汉碑不能不提。它就是关涉汉代文字与经学派别之争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堪称汉代因文字书写导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汉代隶书书法发展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熹平石经》刊刻的起因是蔡邕等向汉灵帝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其效果显然具有秦代以来的篆隶之变后的又一次通行书体——隶书的标准化行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安碑林所藏《熹平石经》残石来看,其确实笔画精谨,结体工整,甚至可以说是其之前隶书的整体优化整合。只是在精整完美的形式下,却缺少了个性,缺少了奇趣,缺少了动人的视觉审美。《熹平石经》完成了文字书写歧异的纷争,实现了社会化应用的方便,但其几乎将隶书的丰富的艺术表现统一、僵化,难再纵情发挥表现。而在其产生11年后,《张迁碑》犹如压在五指山下的艺术精灵蓦然横空出世,为汉代隶书艺术表现的影幕增加了浓重的精彩终场高潮,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因《熹平石经》的规整化追求也表现为主要的方整化用笔结字隶书类别,而将之归为与《鲜于璜碑》和《张迁碑》一类的话,那么,《鲜于璜碑》则为标准化之前的滥觞,《张迁碑》则为标准化之后的再突破。二者同具艺术创造性价值。
4、《张迁碑》与《白石神君碑》比较
如果在《熹平石经》之后寻找与《张迁碑》相类,具有方整化和再突破特征的汉碑的话,也许《白石神君碑》值得做一些探讨。《张迁碑》是在隶书扁平结构条件下再次突破性的表现,追求艺术性的质朴、稚拙、浑厚而奇巧;而《白石神君碑》则是在结字上向纵长上有所变化求索,形成了自己的风貌。这一变化特征隐约已经指向后世北碑楷书化的发展趋向。它与《张迁碑》在总体类似,又有所区别的形态表现上,形成了《熹平石经》标准化后的又一汉碑艺术风景。
5、《张迁碑》与《曹全碑》比较
其实与《张迁碑》同年刊刻的一块汉碑,也多被人们重视,并被看做是汉碑的经典,那就是笔画纤柔秀丽的《曹全碑》。我本人感觉《曹全碑》有比《熹平石经》更规矩、更整一的标准化美术字特征。如果将它与《张迁碑》比较的话,那只能是方向的不同化比较。比如说《张迁碑》是刚健的,那么《曹全碑》则是柔媚的;如果说《张迁碑》是雄浑的,那么《曹全碑》则是清秀的。一为阳,一为阴;一为烈酒,一为温茶;一为英烈男侠,一为婵娟美人。其各居两级,分属异美。其在汉末同期绽放,也可算一种互补性将军与公主的对舞了。
《张迁碑》的刻立时代背景
《张迁碑》刻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186),明代出土于山东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后移存于山东泰安岱庙。
刘宏前任皇帝为汉桓帝刘志,15岁当皇帝,36岁崩。刘宏继位时12岁。在刘宏30岁时刻立《张迁碑》,又22年后,刘宏52岁崩。又一个小皇帝年仅11岁的汉少帝刘辩继位。当年董卓乱权,刘辩在位仅6个月,即被董卓毒死,由年仅9岁的汉献帝刘协继位。国家进入混乱时代,后分崩离析为三国。
两汉426年的岁月中,西汉和东汉早期,碑刻并不多,但逐步完成了隶书体由篆到隶的隶变过程。自东汉中期安帝刘祜至质帝刘缵(107-146)年间,碑刻出现了一场篆书复兴热潮。直到桓灵之际,汉隶碑刻才迎来了其真正的大量刻制和艺术高峰时期。自桓帝登基之初即有《石门颂》诞生,5年后则有《乙瑛碑》刻立;再3年后,则《礼器碑》刻立;又8年,《孔宙碑》《封龙山颂》刻立;又一年,《鲜于璜碑》《西岳华山庙碑》刻立;又3年,《衡方碑》刻立;再一年,《史晨碑》刻立;再一年,《夏承碑》刻立;再5年,《熹平石经》刻立,汉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再2年,《尹宙碑》刻立;再6年,《白石神君碑》刻立;再4年,《张迁碑》刻立。再3年,东汉进入国家混乱形成三国鼎立时期。为明晰起见,我们将有关情况列一览表如下。
以上诸碑均为桓灵时期典型的代表性汉碑。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至迟熹平四年刻立的《熹平石经》当是汉碑隶书走向成熟标准化之作。《张迁碑》则是汉碑隶书成熟、标准化之后的进一步演绎发展,堪称是汉代碑刻的终场压轴之作。特别值得嘉许的是这一终场之作并没有像通常的艺术门类发展,在达到成熟后,往往走向庸俗衰落。相反《张迁碑》在各种风格的汉碑艺术绽放之后,又出奇不意地表现出新奇生动、独具风格的面貌。因而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张迁碑》,就更具有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
察诸史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张迁碑》刻立时的另外一些书法历史背景。许慎称:“汉兴,有草书”。东汉初有杜度、崔瑗以草书名世。崔瑗尝著《草书势》,为草书家及理论家。张芝师法崔瑗、杜度,成就一代草书大家,号为草圣。灵帝时辞赋家赵壹,著《非草书》,描述当时社会草书热潮盛况,并担心草书过热而耽误一些士大夫的济世大业。东汉末,书法家蔡邕著《书论》《九势》《隶书势》等书论传世。他尝于熹平年间上书,为校经史之乱,厘定通行文字,与其他书家以标准化隶书书写经文刻立于太学门前,是为《熹平石经》。这些历史事件都说明,《张迁碑》的刻立是在隶书已经成熟,并有朝廷支持书刻儒家经典的隶书标准化运动,同时又有纯艺术化追求的草书时代热潮兴起的情况下孕育产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反映了《张迁碑》产生之时,虽然汉隶已经走向成熟标准化,但整个书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仍然是日益走向纯艺术的丰富化。因而在隶书实用化、标准化追求完成之后,仍然出现《张迁碑》艺术性的高超化追求的现象则不难理解。
《张迁碑》的形制及其碑额的艺术性
《张迁碑》为竖式碑石。碑高3.14米,宽1.15米,厚0.18米。碑首为半圆形螭,圭形碑额。碑额篆书,两行12字,碑阳、碑阴均有文字,隶书。碑阳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两列,19行,最末列3行。
汉碑形制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张迁碑》形制是一块典型的完整汉碑形制。它是张迁由毂城长擢升为汤阴县令后,由其故吏为其立的德政碑。碑主张迁虽不是什么大官,但仅仅由擢一位毂城长升为异地的县令,就有他的属下为其立德政碑,这说明张迁为政还算深得人心,也反映了汉代的虚饰浮夸之风。
不过《张迁碑》无论是碑额篆书,还是其碑阳、碑阴正文隶书,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由篆书作碑额的风尚,形成于汉代。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至明清一直保留有这种正宗的碑刻传统。
汉碑额篆书由秦篆演变而来。汉代隶书通行后,篆书作为一种庄重、正规、正统的书体被应用于印章、碑额等。西汉末年的《东安汉里刻石》是刻石应用写意性缪篆的一个代表性变化之作。新莽年间《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其字方整曲线盘绕撑满,上下相连无间距的排列,形成了极具装饰性篆书,开启汉缪篆碑额风格的先声。
东汉中期在汉碑隶书,即八分书风格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篆书和糅和篆书的汉碑大增。东汉延光年间(122-125)的《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在前面缪篆装饰性基础上笔画加粗加重,形成满白文印风格篆书。至汉安二年(143)书刻《北海相景君铭》时,形成了两行篆书碑额体式。
《北海相景君铭》碑额,两行,行6字,共1 2字。形式、字数与《张迁碑》同。其笔画屈伸舒展,糅和绞转,方圆隶书笔法形成了厚重而婀娜生姿的书风,可以说是《张迁碑》的前肇。
《郑固碑》碑额,刻于延熹元年(158),两行,行4字,共8字。其书承秦篆,笔画舒展,圆润中锋和绞转笔法并用,具开张自如之势。
《孔宙碑》碑额,延熹七年(164),两行,行5字,共10字。行中间有碑穿,行距较大。取法秦篆,笔画及结体均取圆势。笔画交叉处采用焊接笔法,显得造作,失去自然意味,和《张迁碑》风格相去甚远。
《韩仁铭》碑额,刻于熹平四年(175),两行,行5字,共10字。字距相近,结体紧密方整,笔画盘绕,意态温润,与《张迁碑》风格大似。
《张迁碑》碑额,是前述碑额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两行,行6字,共12字。每行打破每字的均匀位置,而且上下穿插咬合,在保持宽度一致的情况下,高度依字体随机变化,通行形成一个整体组合。“汉”“毂”“长”“荡”恣意放长,“故”“城”被压缩;个别笔画交叉伸长,如“城”“长”“汉”的撇、捺。三点水下点多圆笔,亦有出长锋者,如“故”之反文,“毂”之右下,“又”之出锋。“令”“长”“君”之撇等,浑厚中透俏丽,茂密中有灵秀,方整中有奇异之变化,整体蕴含着丰富的笔画及结构造型艺术之美。 比《张迁碑》稍晚的《甘陵相碑》碑额,两行,行4字,共8字。和《张迁碑》有类似之风格。但相对简单了许多。像《张迁碑》额篆书的丰富化审美已成历史回响,风光难在。《张迁碑》额篆书的奇异之美,为清代书家所重视,并衍生出有别于秦篆的新一代糅和隶书等笔法意态的篆书创作风貌。
《张迁碑》与诸汉碑之比较
《张迁碑》的艺术性自然主要体现于其碑阳隶书。其用笔方硬沉实,厚重劲健,稚拙老辣,结字亦方整茂密,苍茫雄浑,为明代以来金石家所嘉许。如明王世贞称其“典雅饶古趣”,清方朔称其“雄厚朴茂”,杨守敬称其“端整雅炼”。清王澍《虚舟题跋》称汉碑:“一碑一奇,莫有同者”。那么,《张迁碑》在丰富灿烂的诸汉碑中特色价值若何呢?下面我们就在《张迁碑》与其他主要典型汉碑进行比较中,分析其特征与价值。
1、与《乙瑛碑》《礼器碑》之比较
就上述所列典型汉碑,早期的《石门颂》为记载杨孟文再次开通褒斜道的纪功碑,功用上与《张迁碑》的德政碑类似。但《石门颂》用笔以圆为主,虽为摩崖,但结字多方整,笔画相对较细,圆润劲健,笔势呈刚柔相济,跌宕开张,波磔并无重按大挑,较为含蓄,具棉里藏金之意。在总体风格上与《张迁碑》的厚重方折大异其趣,故不多论。
《乙瑛碑》《礼器碑》同为桓帝时期,与孔庙有关,记述祭祀相关事件的具有庙堂气的典型隶书汉碑。这两通汉碑又被称为整个汉代隶书汉碑的最典型代表。故我们对其重点做一些考察对比。
《乙瑛碑》,全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述鲁国前宰相乙瑛请于孔子庙中置百石卒史一人负责守庙,并负责春秋祭典等事件。《礼器碑》,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显为记载鲁国相韩敕造孔庙用礼器之碑。两碑与《张迁碑》均非墓碑,纪功纪事,为其相同相通之处。
《乙瑛碑》《礼器碑》,同为最典型八分之汉碑。相对而言,《乙瑛碑》更加沉厚气满。其用笔,笔笔精到,起笔或蚕头、或圆笔、或方笔。撇画以下扣圆头笔画收笔。横画,或留,或放。捺画,波磔分明。其骨肉挺匀,颇具中正、端庄典雅之美。《礼器碑》相对说来,笔画瘦劲,气韵虚和。其用笔虽瘦劲而道丽,撇捺波磔则棱角分明,其结体端庄平正中,见起伏,生意态。
《张迁碑》在用笔精谨,结构平正上与二碑无异,只是和这两通早三十多年的八分书汉碑相比,多了原始创造的典雅端庄之美。前两碑为隶书的创变的由生到熟。《张迁碑》则是熟而后生奇趣。《张迁碑》的拙不是丑小鸭生长过程的拙,而是使用隶书创造形体完备后的艺术化奇异创造,是艺术化表现之拙。
2、《张迁碑》与《鲜于璜碑》比较
比较研究应该选择有可比性的对象进行。在汉碑中与《张迁碑》风格最为接近者当属《鲜于璜碑》了。
《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该碑高2.42米,宽0.83米,厚0.12米。碑阳碑阴均刻文字。该碑1972年出土于天津武清高村。它显然是一块纪念雁门太守鲜于璜的神道墓碑。该碑阳面、阴面文字均为规整八分隶书,风格在总体方整的用笔结字统一基调中,又略有不同。其共同特征是用笔厚实,端庄朴茂。不同的是碑阳方圆笔法并用,更具圆融、浑厚、平直、舒宕之势;碑阴用笔结字更趋方整,稚拙中显奇巧。其风格厚实近于早期《乙瑛》,方整则大似后期《张迁碑》。而其刻立时间晚于《乙瑛碑》12年,早于《张迁碑》21年。就其更接近《张迁碑》的《鲜于璜》碑阴而言,其结体或大或小,笔画或有长短,与《张迁碑》四角撑满,短者长之,长者短之,几乎一律方整取向形成区别。而其方直,简朴、稚拙的天趣是一致的。
3、《张迁碑》与《熹平石经》比较
在《鲜于璜碑》之后10年,《张迁碑》之前11年,有一块汉碑不能不提。它就是关涉汉代文字与经学派别之争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堪称汉代因文字书写导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汉代隶书书法发展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熹平石经》刊刻的起因是蔡邕等向汉灵帝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其效果显然具有秦代以来的篆隶之变后的又一次通行书体——隶书的标准化行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安碑林所藏《熹平石经》残石来看,其确实笔画精谨,结体工整,甚至可以说是其之前隶书的整体优化整合。只是在精整完美的形式下,却缺少了个性,缺少了奇趣,缺少了动人的视觉审美。《熹平石经》完成了文字书写歧异的纷争,实现了社会化应用的方便,但其几乎将隶书的丰富的艺术表现统一、僵化,难再纵情发挥表现。而在其产生11年后,《张迁碑》犹如压在五指山下的艺术精灵蓦然横空出世,为汉代隶书艺术表现的影幕增加了浓重的精彩终场高潮,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因《熹平石经》的规整化追求也表现为主要的方整化用笔结字隶书类别,而将之归为与《鲜于璜碑》和《张迁碑》一类的话,那么,《鲜于璜碑》则为标准化之前的滥觞,《张迁碑》则为标准化之后的再突破。二者同具艺术创造性价值。
4、《张迁碑》与《白石神君碑》比较
如果在《熹平石经》之后寻找与《张迁碑》相类,具有方整化和再突破特征的汉碑的话,也许《白石神君碑》值得做一些探讨。《张迁碑》是在隶书扁平结构条件下再次突破性的表现,追求艺术性的质朴、稚拙、浑厚而奇巧;而《白石神君碑》则是在结字上向纵长上有所变化求索,形成了自己的风貌。这一变化特征隐约已经指向后世北碑楷书化的发展趋向。它与《张迁碑》在总体类似,又有所区别的形态表现上,形成了《熹平石经》标准化后的又一汉碑艺术风景。
5、《张迁碑》与《曹全碑》比较
其实与《张迁碑》同年刊刻的一块汉碑,也多被人们重视,并被看做是汉碑的经典,那就是笔画纤柔秀丽的《曹全碑》。我本人感觉《曹全碑》有比《熹平石经》更规矩、更整一的标准化美术字特征。如果将它与《张迁碑》比较的话,那只能是方向的不同化比较。比如说《张迁碑》是刚健的,那么《曹全碑》则是柔媚的;如果说《张迁碑》是雄浑的,那么《曹全碑》则是清秀的。一为阳,一为阴;一为烈酒,一为温茶;一为英烈男侠,一为婵娟美人。其各居两级,分属异美。其在汉末同期绽放,也可算一种互补性将军与公主的对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