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
　　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说：“真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
　　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最年轻，也最活跃。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后来，港商大佬对大陆投资大多小心翼翼聚集于公益。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正是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扣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让香港成为“李家城”。
　　1992年底，国家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李嘉诚以资本投入方式力挺中国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获得令人瞠目的商业成功。恐怕连他自己也未预料到，仅仅两年多时间，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他在内地舆论中陷入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获益支付代价。而另外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时刻，李嘉诚撤资迁册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他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其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
　　而与内地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住专职律师，应该补上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在合法性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由此，对他的争议便陷入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竞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未来华人世界，再也没人可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现实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层面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十来年前，也就是我那位朋友为李写传记那几年，我曾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毋庸置疑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