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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便是记录现实中的不断变化的人民中国。但想了解中国，也许需要在中国住上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一次讨论中指出，如果谁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月，他能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只能写几页，几年之后则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一个俏皮话，但证实了收集那个国家深层的真实是多么地困难。
那个辽阔的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标记，“中国的诱惑”就象马尔罗笔下的人物LingW.Y曾是一个“西方的诱惑”一样。那个有着伟大的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国家，被称之为“中国”。我们还习惯用这个词形容经常碰到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去之前，我脑子里关于中国的概念，都来源于新近出版的书里，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的辩论。我想象的影像，多如童话：黄色的河流、蓝色的沙漠；产盐的地方用盐盖的房子和铺成的路，一切都是白色的；沙漠、动物背脊般的山峦，农民身着童话般的衣服。这个想象中的中国，我没有遇到太多。当飞机在一个有冷风的晚上到达北京时：我们面前是巨大的四方形队伍，男孩女孩在机场的灯光下跳着唱着，欢迎一位索马里元首，恍似童话。童话般的还有河南的农民，在中国中部，穿着白衣或黑衣。我看到的中国与我们是如此地不同，但也是如此地具体和现代，那些生动的面孔直侵银幕。
影片的名字叫“中国”，但这并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记得，在与我的东道主讨论拍摄计划的第一天，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最明显地象征革命后中国的变化的?“人”，他们回答道。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关注的主要是人，超过关注他们的成就和风景。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许是种不可模仿的模式，但人民是让我最为感动的。那么，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是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十几个穿蓝衣服的工人，他们头上戴着红帽子，在罗湖口岸正从一个车厢往外卸货。
蓝色不是搬运工的制服，而是一种中国人衣着的主要颜色。在中国不存在搬运工，旅行中每一个人都要拿自己的行李。蓝色、绿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是他们衣服的主色调。
人们的外套是军服式样，但通常穿时都开着领子。一个西方裁缝会说“那些尺寸太肥了，没有穿好”。几乎所有的服装都做得很严肃，但是在乡村，款式则更居家，目的是为了节省200里拉的制作费用。
到了乡村，眼里的颜色也改变了。人们用很多粗棉布染成黑色做成衣服，多数为老年人穿着。款式更老旧，外套上扣子的位置有盘扣，裤子在底部更紧，不盖着脚踝。妇女穿着的高领衬衫在一侧扣扣子。但按照西方的品位，应该说相对于城里，农民的服装还更漂亮。
在中国，每天早晨，从5:30到7:30，马路便会染上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八亿蓝色中国人从我们的眼前走过。
在南京时，有一天我去邮局发电报，他们给了我一张老样子的单子，比我们的电报单大许多，因为他们书写汉字需要更大的空间。我开始写意大利语，过会儿我感觉到有东西压在右臂上，妨碍了我写字。我抬起头，发现小群人围在我身边，大多数是孩子。中国的孩子特别可爱，需要专门的文章来描述。这些人一个攀在另 个的身上，趴在桌子上，头包围了表格，鼻子离我的笔仅三只手指的距离，就是为了就近地看明白我怎么写西方字母。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他们眼睛中的惊讶。中国孩子们的，甚至也包括大人们的眼睛，总是充满了惊奇，就像刚出生的孩子开始学着看东西样。
邮局工作人员用缺乏自信的英语问我电报的目的地。“意大利”，我答道。她不懂，我给她写在了纸上。她看了 眼，然后边笑边跑向另一个房间。通过玻璃门，我看见她拿着我的纸条向她的同事咨询，所有的人都走到挂有地图的墙前，开始在图上寻找，并终于发现了意大利。一个人用手指着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国家那么小，几乎都看不见……
一般来说，我们想不到工作中也会找到乐趣。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证实这种乐趣，那就是中国。男女工人们下班后，并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厂的院子中，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工作中的问题。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面。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工厂的主人，很显然，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得到这一点。
有一次，我看到这种场面，并把它拍了下来。这不是经过安排的场面，所有我在中国拍的东西都不是我特意安排的。任何看电影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讨论和阅读报纸人们的脸上不是完成任务的态度，而是真实的、诚恳的，混合着乐趣的兴趣。
在观察他们劳动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人都接受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很辛苦，他们也平静地接受，认为是在做对集体有益的事情。这是在今日中国人身上扎了根的感情。在我逗留中国的很短时间里(一个月多一点)，我没发现这种感情与个人之间的冲突。
记得有次在苏州时，我想拍摄一个婚礼。翻译告诉我在那几天里没有人结婚。我说：“只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就能虚构出一个婚礼的场面。”翻译又重复说那几天里苏州没有人结婚，我只得说明只要他们假装结婚就能拍。但翻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不结婚，却要假装结婚，那是不对的。
这样，在影片中就没有了中国婚礼的场面，也没有任何用舞台标准设计的场面。但我记得这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它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现实有种很实在具体的、看得见的想法。
在苏州时，我想录段女人的声音作为背景音响：问好、打招呼、聊天。我把这想法告诉了 个陪同，他是个非常有礼貌和有工作效率的人，说一口完美的英语，叫Sing。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找一个安静的能录音的地方。最后找到了一个院子，四周有三四层高的小楼房，很多亮着灯的窗口，还有广播声。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关掉收音机，几分钟后，一片宁静降落在了院子中。
那4个妇女不是演员而是家庭主妇。她们看上去非常灵巧，而且很想帮上忙。她们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设计了声音方案，做了安排，随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试录没让我满意，但我没勇气说出来。几分钟里，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偶然我抬起头，看见贴着窗户看我们的人们的逆光的剪影，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个情况是如此荒谬，让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导过法语和英语的片子，甚至导过一个土耳其海员，但我从未感到不舒服。但导演一种语言，它没有一个字，一个发音和一个音调与我们的语言相同，这除了荒谬之外，还令人泄气。我看着我的音响师，他正忙着鼓捣他的设备；我看着我的翻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我看着那些妇女，告诉她们做得挺好，她们看上去相当高兴。其实，为了听我的话去表演，这4位妇女显得过于夸张，失去了自然性，就像那些老资格的演员，说话时总拉长了声调。
河南是一个几乎处于中国正中部的省份，它因人工灌溉系统而著名。人工灌溉系统是采用人海战术用双手建成的，因而这里成为全 国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坐火车去的途中可以看到漂亮甜美的农村，闪光的稻田。这里没有一个地方不种植粮食。
我们下榻的城市叫林县，一个活跃、勤劳的小城，和北方城市中封闭式的院落生活不同，林县的生活则是露天的，有点像我们的南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身旁的人和过客聊天，周围是一大群在玩耍的孩子，比关在一个房间里有趣。
林县有一种地方性的、略微老旧的氛围，让人感觉很舒服。极少外国人到过这里，附近村庄的人可能从未见过外国人。
我们扛着摄影机进入了这个村庄，步行了一段路。我不知道我们拍摄的场面是否足以揭示这段行走带给我们的彻底的震惊。慌张的村民看到我们马上逃离，然后又三五成群地回头看我们。还有人藏在自家的门后看我们，露出半掩的脸，或昏暗的房间中的眼睛。一般来说在中国，人群对经过的西方人都会鼓掌。而在这里，他们惊呆了，甚至不敢靠近我们。
回国后，有人问我，中国当局是否限制了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强迫我拍符合他们宣传模式的现实。一位记者注意到，影片中“在安排好的场景里中国人总是微笑着。”是的，但不总是。我不相信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摆拍”的场景，就更接近现实。幼儿园的孩子们唱歌是为了“表演”，这是很明显的。中国人想表达的他们自己的形象，并不是脱离国家现实的影像。当他们给我展示五斗柜上的毛主席像和著作时，并不担心如果在西方这会被指责为个人崇拜。这是宣传，但不是一个谎言。毛泽东的名字偶尔被他们说出并带着崇敬。莫拉维亚说得很对，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崇拜。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历史是由毛泽东开始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毛泽东的诗句。
也许还该说说我和中国官僚的关系。旅行中的一些事情留在幕后，没有成为电影里的影像。驻罗马的中国使馆告诉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旅行线路。于是在北京我们第一次和中国电视台的官员会面时，我们展示了一张已标注着一段行程的中国地图，那是我们想象中应有的旅行，是一个理想的旅行线路。但是要走遍这些地方得再申请6个月。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人否决了它。但我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给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的旅行线路，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讨论了三天。三天里，我们被关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前面茶几上的茶杯，一个女孩过来过去不停地注满它们。房间中间是空的，巨大的空间让人不自在，仿佛分隔中国和意大利的那一万公里全部集中在那儿。外面是北京，是中国，我有狂热的好奇想去看它，但是我必须呆在这儿进行场使人疲乏的争论。
之后我回忆那些官员的面孔，他们突然的大笑、奇怪的反应和激动的方式，以及那迷宫般的词语和有时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我感到迷惑。街道上的“中国人”更为“中国”，在外面等待着我。
这场战争是艰难但有礼貌的，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只是得出一个妥协。我在中国拍摄的影片正是这个妥协的产物。在妥协允许的范围内，我更加坚持我的眼光和选择，我相信影片就是这种执着的结果。总之，影片是与时间，也是和他们的官僚打交道的结果。“官僚”一词也许并不合适，因为它让人想到个卡夫卡式的官僚金字塔和不尽的等待、苦恼，让人想到从高层和远处传来的命令。但就我的经验来说，中国的官僚不太像“皇帝的圣旨”。在上海时，有 天我想换一下平时的角度，去江对面看看那条穿越城市的河流——黄浦江。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个陪同，让他带我们到对岸。到达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迟疑。河的对岸被一大片厂区占据，要看江就不得不穿过其中的一个工厂。而这必须向工厂的革命委员会请求许可。委员会当时在场的只有副主任，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粗壮汉子，面孔坚定，眼睛又细又冷。“电影?拍摄?”他一边说边微笑。同时这片昏暗的建筑物迫近我们，似乎也看着我们。“不，不行……”他说。我的陪同向他解释我们是意大利电视台的，从北京来。我以为有来自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够了，很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陪同不以此为理由让对方让步。但这对他们来说这不成理由。在中国那样的社会，此时唯一有决定权的就是这个年轻人，而我的陪同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权威和责任。但我相信他的权威并不是写在什么书面的文件中，或是由什么法律决定的。
千年来，中国曾拥有人类史上最高层次的文化之一。但一直以来，他们的司法原则、成文的法律和相应的官员却少而又少，代替法律的是伦理道德和生活的智慧。我觉得这在今天仍然构成了中国现实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当然毛泽东决不是孔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对孔子学说的决裂。为了表明这种决裂，他们尽其全力来加快发展，使十亿人民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但是，毛泽东其实也是个伦理大师。我真的感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服从书面的法律，而是由 种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常识来制约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最大程度的简单，人的关系达到了最大的平和。
中国的每个居民区都有它的维持秩序的代表，几乎全是妇女。如果发生什么事，这些妇女就会马上冒出来，有效地维持秩序。她们得到尊重和听从，她们代表了权力，但采用的是低调的方式。这种低调的权力形象可能掩藏着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现实，所以这种形象非常重要，我认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
在多年投身电影之后，我还是相信，形象是有寓意的。
那个辽阔的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标记，“中国的诱惑”就象马尔罗笔下的人物LingW.Y曾是一个“西方的诱惑”一样。那个有着伟大的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国家，被称之为“中国”。我们还习惯用这个词形容经常碰到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去之前，我脑子里关于中国的概念，都来源于新近出版的书里，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的辩论。我想象的影像，多如童话：黄色的河流、蓝色的沙漠；产盐的地方用盐盖的房子和铺成的路，一切都是白色的；沙漠、动物背脊般的山峦，农民身着童话般的衣服。这个想象中的中国，我没有遇到太多。当飞机在一个有冷风的晚上到达北京时：我们面前是巨大的四方形队伍，男孩女孩在机场的灯光下跳着唱着，欢迎一位索马里元首，恍似童话。童话般的还有河南的农民，在中国中部，穿着白衣或黑衣。我看到的中国与我们是如此地不同，但也是如此地具体和现代，那些生动的面孔直侵银幕。
影片的名字叫“中国”，但这并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记得，在与我的东道主讨论拍摄计划的第一天，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最明显地象征革命后中国的变化的?“人”，他们回答道。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关注的主要是人，超过关注他们的成就和风景。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许是种不可模仿的模式，但人民是让我最为感动的。那么，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是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十几个穿蓝衣服的工人，他们头上戴着红帽子，在罗湖口岸正从一个车厢往外卸货。
蓝色不是搬运工的制服，而是一种中国人衣着的主要颜色。在中国不存在搬运工，旅行中每一个人都要拿自己的行李。蓝色、绿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是他们衣服的主色调。
人们的外套是军服式样，但通常穿时都开着领子。一个西方裁缝会说“那些尺寸太肥了，没有穿好”。几乎所有的服装都做得很严肃，但是在乡村，款式则更居家，目的是为了节省200里拉的制作费用。
到了乡村，眼里的颜色也改变了。人们用很多粗棉布染成黑色做成衣服，多数为老年人穿着。款式更老旧，外套上扣子的位置有盘扣，裤子在底部更紧，不盖着脚踝。妇女穿着的高领衬衫在一侧扣扣子。但按照西方的品位，应该说相对于城里，农民的服装还更漂亮。
在中国，每天早晨，从5:30到7:30，马路便会染上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八亿蓝色中国人从我们的眼前走过。
在南京时，有一天我去邮局发电报，他们给了我一张老样子的单子，比我们的电报单大许多，因为他们书写汉字需要更大的空间。我开始写意大利语，过会儿我感觉到有东西压在右臂上，妨碍了我写字。我抬起头，发现小群人围在我身边，大多数是孩子。中国的孩子特别可爱，需要专门的文章来描述。这些人一个攀在另 个的身上，趴在桌子上，头包围了表格，鼻子离我的笔仅三只手指的距离，就是为了就近地看明白我怎么写西方字母。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他们眼睛中的惊讶。中国孩子们的，甚至也包括大人们的眼睛，总是充满了惊奇，就像刚出生的孩子开始学着看东西样。
邮局工作人员用缺乏自信的英语问我电报的目的地。“意大利”，我答道。她不懂，我给她写在了纸上。她看了 眼，然后边笑边跑向另一个房间。通过玻璃门，我看见她拿着我的纸条向她的同事咨询，所有的人都走到挂有地图的墙前，开始在图上寻找，并终于发现了意大利。一个人用手指着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国家那么小，几乎都看不见……
一般来说，我们想不到工作中也会找到乐趣。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证实这种乐趣，那就是中国。男女工人们下班后，并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厂的院子中，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工作中的问题。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面。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工厂的主人，很显然，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得到这一点。
有一次，我看到这种场面，并把它拍了下来。这不是经过安排的场面，所有我在中国拍的东西都不是我特意安排的。任何看电影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讨论和阅读报纸人们的脸上不是完成任务的态度，而是真实的、诚恳的，混合着乐趣的兴趣。
在观察他们劳动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人都接受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很辛苦，他们也平静地接受，认为是在做对集体有益的事情。这是在今日中国人身上扎了根的感情。在我逗留中国的很短时间里(一个月多一点)，我没发现这种感情与个人之间的冲突。
记得有次在苏州时，我想拍摄一个婚礼。翻译告诉我在那几天里没有人结婚。我说：“只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就能虚构出一个婚礼的场面。”翻译又重复说那几天里苏州没有人结婚，我只得说明只要他们假装结婚就能拍。但翻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不结婚，却要假装结婚，那是不对的。
这样，在影片中就没有了中国婚礼的场面，也没有任何用舞台标准设计的场面。但我记得这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它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现实有种很实在具体的、看得见的想法。
在苏州时，我想录段女人的声音作为背景音响：问好、打招呼、聊天。我把这想法告诉了 个陪同，他是个非常有礼貌和有工作效率的人，说一口完美的英语，叫Sing。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找一个安静的能录音的地方。最后找到了一个院子，四周有三四层高的小楼房，很多亮着灯的窗口，还有广播声。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关掉收音机，几分钟后，一片宁静降落在了院子中。
那4个妇女不是演员而是家庭主妇。她们看上去非常灵巧，而且很想帮上忙。她们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设计了声音方案，做了安排，随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试录没让我满意，但我没勇气说出来。几分钟里，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偶然我抬起头，看见贴着窗户看我们的人们的逆光的剪影，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个情况是如此荒谬，让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导过法语和英语的片子，甚至导过一个土耳其海员，但我从未感到不舒服。但导演一种语言，它没有一个字，一个发音和一个音调与我们的语言相同，这除了荒谬之外，还令人泄气。我看着我的音响师，他正忙着鼓捣他的设备；我看着我的翻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我看着那些妇女，告诉她们做得挺好，她们看上去相当高兴。其实，为了听我的话去表演，这4位妇女显得过于夸张，失去了自然性，就像那些老资格的演员，说话时总拉长了声调。
河南是一个几乎处于中国正中部的省份，它因人工灌溉系统而著名。人工灌溉系统是采用人海战术用双手建成的，因而这里成为全 国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坐火车去的途中可以看到漂亮甜美的农村，闪光的稻田。这里没有一个地方不种植粮食。
我们下榻的城市叫林县，一个活跃、勤劳的小城，和北方城市中封闭式的院落生活不同，林县的生活则是露天的，有点像我们的南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身旁的人和过客聊天，周围是一大群在玩耍的孩子，比关在一个房间里有趣。
林县有一种地方性的、略微老旧的氛围，让人感觉很舒服。极少外国人到过这里，附近村庄的人可能从未见过外国人。
我们扛着摄影机进入了这个村庄，步行了一段路。我不知道我们拍摄的场面是否足以揭示这段行走带给我们的彻底的震惊。慌张的村民看到我们马上逃离，然后又三五成群地回头看我们。还有人藏在自家的门后看我们，露出半掩的脸，或昏暗的房间中的眼睛。一般来说在中国，人群对经过的西方人都会鼓掌。而在这里，他们惊呆了，甚至不敢靠近我们。
回国后，有人问我，中国当局是否限制了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强迫我拍符合他们宣传模式的现实。一位记者注意到，影片中“在安排好的场景里中国人总是微笑着。”是的，但不总是。我不相信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摆拍”的场景，就更接近现实。幼儿园的孩子们唱歌是为了“表演”，这是很明显的。中国人想表达的他们自己的形象，并不是脱离国家现实的影像。当他们给我展示五斗柜上的毛主席像和著作时，并不担心如果在西方这会被指责为个人崇拜。这是宣传，但不是一个谎言。毛泽东的名字偶尔被他们说出并带着崇敬。莫拉维亚说得很对，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崇拜。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历史是由毛泽东开始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毛泽东的诗句。
也许还该说说我和中国官僚的关系。旅行中的一些事情留在幕后，没有成为电影里的影像。驻罗马的中国使馆告诉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旅行线路。于是在北京我们第一次和中国电视台的官员会面时，我们展示了一张已标注着一段行程的中国地图，那是我们想象中应有的旅行，是一个理想的旅行线路。但是要走遍这些地方得再申请6个月。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人否决了它。但我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给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的旅行线路，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讨论了三天。三天里，我们被关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前面茶几上的茶杯，一个女孩过来过去不停地注满它们。房间中间是空的，巨大的空间让人不自在，仿佛分隔中国和意大利的那一万公里全部集中在那儿。外面是北京，是中国，我有狂热的好奇想去看它，但是我必须呆在这儿进行场使人疲乏的争论。
之后我回忆那些官员的面孔，他们突然的大笑、奇怪的反应和激动的方式，以及那迷宫般的词语和有时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我感到迷惑。街道上的“中国人”更为“中国”，在外面等待着我。
这场战争是艰难但有礼貌的，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只是得出一个妥协。我在中国拍摄的影片正是这个妥协的产物。在妥协允许的范围内，我更加坚持我的眼光和选择，我相信影片就是这种执着的结果。总之，影片是与时间，也是和他们的官僚打交道的结果。“官僚”一词也许并不合适，因为它让人想到个卡夫卡式的官僚金字塔和不尽的等待、苦恼，让人想到从高层和远处传来的命令。但就我的经验来说，中国的官僚不太像“皇帝的圣旨”。在上海时，有 天我想换一下平时的角度，去江对面看看那条穿越城市的河流——黄浦江。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个陪同，让他带我们到对岸。到达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迟疑。河的对岸被一大片厂区占据，要看江就不得不穿过其中的一个工厂。而这必须向工厂的革命委员会请求许可。委员会当时在场的只有副主任，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粗壮汉子，面孔坚定，眼睛又细又冷。“电影?拍摄?”他一边说边微笑。同时这片昏暗的建筑物迫近我们，似乎也看着我们。“不，不行……”他说。我的陪同向他解释我们是意大利电视台的，从北京来。我以为有来自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够了，很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陪同不以此为理由让对方让步。但这对他们来说这不成理由。在中国那样的社会，此时唯一有决定权的就是这个年轻人，而我的陪同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权威和责任。但我相信他的权威并不是写在什么书面的文件中，或是由什么法律决定的。
千年来，中国曾拥有人类史上最高层次的文化之一。但一直以来，他们的司法原则、成文的法律和相应的官员却少而又少，代替法律的是伦理道德和生活的智慧。我觉得这在今天仍然构成了中国现实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当然毛泽东决不是孔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对孔子学说的决裂。为了表明这种决裂，他们尽其全力来加快发展，使十亿人民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但是，毛泽东其实也是个伦理大师。我真的感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服从书面的法律，而是由 种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常识来制约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最大程度的简单，人的关系达到了最大的平和。
中国的每个居民区都有它的维持秩序的代表，几乎全是妇女。如果发生什么事，这些妇女就会马上冒出来，有效地维持秩序。她们得到尊重和听从，她们代表了权力，但采用的是低调的方式。这种低调的权力形象可能掩藏着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现实，所以这种形象非常重要，我认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
在多年投身电影之后，我还是相信，形象是有寓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