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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周恩来一生关爱他人，留下了许多与人交往的佳话，这其中就包括与吴阶平、黄宛、陆琦三位医学家的交往。周恩来与吴阶平交往，高度认可他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屡派他担当重任;与黄宛交往，充分给予信任，并在“文革”中想方设法保护他;与陆琦交往，心怀尊重，积极配合他治疗自己的疾病。
周恩来一生关爱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处境艰难的“文革”岁月，亦如一棵参天大树在狂风暴雨中庇护着他们。这其中，就包括吴阶平、黄宛、陆琦三位医学家。
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近20年
1917年1月22日，吴阶平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1933年，吴阶平从天津汇文中学毕业，被保送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1936年毕业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他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47年，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吴阶平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吴阶平婉言谢绝了导师让他留美工作的好意，于1948年11月毅然回国。吴阶平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吴阶平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赢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认可。
1961年底，中国政府接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中医专家去给苏加诺总统治病的邀请。从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封锁的目的出发，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点了吴阶平的将，让他担任赴印度尼西亚医疗组组长，并与医疗组谈话，指出了医疗组此行的目的、任务。
第二年初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吴阶平率领中国医疗组去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受到损伤的左肾。作为一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很清楚苏加诺总统的病情。他铭记着周恩来的指示：“这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经过4个月的努力，中国赴印度尼西亚医疗组取得了圆满的成果。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向中国赴印度尼西亚医疗组表示感谢，并向各国记者介绍了以吴阶平为首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西方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3个月内或者最迟6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为良好，特别是他的左肾已恢复功能，可以避免动手术了。吴阶平为此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授予国家二级勋章。
医疗任务圆满完成，医疗组即将回国，吴阶平去向中国驻印度尼西亞大使姚仲明告辞。见面后，姚仲明对吴阶平说：“有一封你爱人的信，一直没有给你。这是周总理决定的。现在你要回去了，我把它交给你。”
一封普通的家书，怎么会牵动周恩来和姚仲明？吴阶平明白，这封信的内容一定很不寻常。姚仲明取出这封一个月之前就已送达的信，递给吴阶平。信已经拆开过，也不是吴阶平熟悉的笔迹，吴阶平顿时吃了一惊。原来，是他的爱人赵君恺请人代笔的。她突发脑血管痉挛，命虽保住了，却落下半身瘫痪。吴阶平感到痛苦不已。
姚仲明解释说：“考虑到你执行的任务特殊，你又是医疗组组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使馆接到信后就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吴阶平是共产党员，你们就把信留下，等他回来之前再给他。”
接着，姚仲明劝慰吴阶平说：“总理对你爱人的病很关心，让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你可以放心。”此时，一股暖流从吴阶平心里涌起，他知道，给妻子治疗的专家一定是国内最好的，自己不是搞心血管的，就是在妻子身边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想到这里，吴阶平缓缓地对姚仲明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我非常感谢总理对我全家的关爱！”
从这之后，苏加诺总统对中国医生充满了信任，身体稍有不适，首先想到的就是吴阶平等中国医生。从1963年2月至1965年9月，苏加诺总统又先后四次向中国求助，而每次都是吴阶平作为组长带队去为他保健、治病。后来，受周恩来的委托，吴阶平又先后11次为5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每次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作为一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毕生最难忘的是担任周恩来医疗组组长。
1972年5月19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吴阶平发现周恩来的尿里红细胞超出正常值，立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他与卞志强、吴蔚然、张佐良共同向中央写紧急报告，请求为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
周恩来的医疗计划，医疗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再由“中央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
周恩来的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蔚然（吴阶平的弟弟）、吴德诚任副组长，后来医疗组扩大到50多人。医生们的意见是：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中央领导小组”向他们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而此时的周恩来，每天仍旧忘我工作。
1973年1月，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周恩来已经开始尿血，急需落实以前的计划。吴阶平心急如焚，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去找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中南海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计划。
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手术治疗。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方案。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但到了1975年秋天病情恶化。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虚弱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说的最后一段话。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说：“周总理经常对我讲，当医生的最需要辩证法，也最能懂得辩证法。”在吴阶平家里的墙壁上，一直挂着一张12英寸的周恩来黑白照片;书橱里，一直摆放着周恩来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周恩来。 2011年3月2日，吴阶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黄宛：深得周恩来信任
黄宛，祖籍浙江嘉兴，1918年9月出生，1943 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1947年至1950年在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及芝加哥迈克瑞斯研究所任博士后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先后在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担任心内科主任等职。黄宛能进入周恩来的视线，完全是他勇攀医学高峰、致力报效祖国的结果。
黄宛在协和医院担任大内科心脏学组长时，面对繁重的临床任务，暗下决心，定下了苦攻临床的计划：每天上午在病房看病人、学临床，从实践上学习;下午在研究室做实验，进行心脏病研究;晚上看书，从20点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学习6个小时。按照这个计划，他在协和医院八年如一日，从未因故中断过。黄宛过硬的临床医术和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赢得了领导、同行以及众多患者的高度赞扬。中央保健局了解到黄宛的临床能力和医德后，让他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自1956年起， 黄宛开始参与邓颖超的保健工作，而后又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讲课，深得周恩来的信任。
1957年秋，周恩来得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自长江三峡考察回到太原老家后，突患心脏病，便指示黄宛速赴太原，为傅作义检查治疗。黄宛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火速赶到太原，花两周时间初步控制了傅作义的病情，然后陪他回到北京，安排在协和医院治疗。黄宛一直在临床一线关注傅作义的病情变化，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直到他痊愈出院。黄宛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1962年，黄宛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的《主动脉及其分支的炎症狭窄》，是国际上第一篇对该疾病进行研究的论文，获卫生部一等奖。
1966年，黄宛告别了工作8年的阜外医院，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五棵松的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可想不到，一踏进301医院，他就被靠边站，陷入“文革”的劫难之中。而也就是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黄宛得到了周恩来的精心保护。
11月底，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说他心脏有病，要求黄宛去为他会诊。黄宛认真查看了他的病历，认为他的心脏没有问题。就因黄宛说了实话，邱会作记仇了，安排其亲信找机会打击报复黄宛。
1967年10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到北京看病（住在玉泉山），周恩来通知黄宛去玉泉山为胡志明诊疗，不明真相的黄宛一本正经地对周恩来说：“我听说胡书记是神经系统的病，与心脏上的关系不大，我去不大合适吧？”周恩来严肃地对他说：“北京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你都熟悉，你去了之后将来协调会诊好办。”目睹着日渐消瘦的周恩来，黄宛不知说什么才好。直到到玉泉山之后，黄宛才明白，周恩来这是在想办法保护他。
到了第二年4月，胡志明感到身体恢复得很好，想回越南。经周恩来批准，医疗组同意了他的要求。临别时，胡志明让医疗组在此继续等两个月，说如果两个月后他不回来，就证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暂时不需要再回中国复查，医疗组可以自行解散。这样，医疗组一直在玉泉山待到6月份。6月中旬，黃宛回到了医院，可这便是他挨整的开始。
他被邱会作安排到京郊的大兴县去收割小麦。在这炎热的盛夏，别的人都是三人割一垄，唯独黄宛必须一人割一垄。割完小麦后，还要接受批斗。
就这样，黄宛上午劳作，下午挨批，一直到1969年的2月份。这时，周恩来再次点名让黄宛去给胡志明治病。他被送到北京饭店。
晚上，周恩来来到北京饭店见黄宛，对他说：“胡志明书记心脏情况很不好，我让你出趟差，到越南去，你思想上有什么负担没有？”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黄宛第二天就与中国医疗组的其他人员抵达了越南。
越南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目睹了黄宛带领中国医护人员治疗、抢救胡志明的全过程，非常感激。
1970年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发现自己心脏不好，向中国求助。于是，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301医院，要求黄宛去给霍查治疗。遵照周恩来的安排，黄宛当天就飞赴阿尔巴尼亚。没几天，霍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可是，黄宛却累病了，只得抱病回国。阿尔巴尼亚之行，黄宛再次为祖国争光。周恩来得知详情后，很是高兴。
2010年2月28日，黄宛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陆琦：见证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陆琦，1921年出生于温州瓯海一个中医世家，从温州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普外科医生。在同为医生的岳父的启发下，他对肛肠病研究产生了兴趣，一面行医治病一面潜心研究，成了闻名乡里的除痔名医。
陆琦能为周恩来进行医疗服务，既是偶然，亦是必然。
1954年，浙江省卫生厅李蓝炎厅长批示，在浙江省第二医院进行内痔插药实验工作。这个实验做了一年多，经过临床实验，陆琦总结了110多例的病例，写出了高质量的实验报告。这个报告赢得了卫生部的高度认可。
1960年秋的一天，浙江省卫生厅突然通知陆琦，请他外出参加会诊。
陆琦感到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详情。按照浙江省卫生厅、公安厅的要求，他准备好随身用品后，就来到了机场。这是一架专用飞机，飞行的目的地是北京，飞机上只有陆琦和随行的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陆琦才从中央保健局黄树则局长的口中了解到，这次是专门接他来京为周总理看病的。此时，内心激动的陆琦，顿感责任重大，毕竟这是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看病啊！
很快，陆琦随着工作人员来到周恩来办公室。
此时，周恩来痔疮比较严重，伴有炎症，而他又正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所以治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炎症赶快消掉。
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之后，陆琦拿出最好的技术，开方子、配药。经过一周精心治疗，炎症消失了。周恩来很高兴，陆琦也松了一口气。炎症消退后，陆琦又给周恩来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
转眼10多天过去了，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陆琦便返回杭州。就在返回之前，周恩来送给陆琦一张由他亲笔签名的照片。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来到杭州，住在西湖饭店。这时，浙江省卫生厅再次通知陆琦，让他做好给周恩来治疗的准备。
再次见到周恩来，陆琦激动不已。周恩来说，他这次在杭州准备多住一段时间，趁春节之际，要把这个毛病医好。陆琦也告诉周恩来，自己正在改进方法和技术，并进一步改进治疗药物，待筛选后就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经过10多天的治疗，周恩来病情好转。考虑到春节快到了，周恩来特地宴请了所有参与服务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陆琦和大家一样，为周恩来的健康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周恩来的关爱感到温暖。
在这次宴请之前，周恩来还让邓颖超大姐到陆琦的家中，专门看望了他的母亲、妻子以及4个孩子，并征求陆琦母亲的意见，请陆琦到北京过年。
到北京后，陆琦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早上为周恩来换药。到了接近春节的时候，周恩来交代秘书，把陆琦的妻子接过来，让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过春节。
陆琦夫妇俩在中南海住了半个多月，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也近距离地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见证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2016年3月29日下午，95岁的陆琦把当年周恩来赠给他的照片等珍贵史料，送到了浙江省第一医院王伟林院长手上。
今年已百岁高龄的陆琦，依然精神矍铄。他总是微笑着说：“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我的养生之道就是用医德养生。而这个医德，许多都是从周总理身上学到的。”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周恩来一生关爱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处境艰难的“文革”岁月，亦如一棵参天大树在狂风暴雨中庇护着他们。这其中，就包括吴阶平、黄宛、陆琦三位医学家。
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近20年
1917年1月22日，吴阶平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1933年，吴阶平从天津汇文中学毕业，被保送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1936年毕业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他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47年，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吴阶平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吴阶平婉言谢绝了导师让他留美工作的好意，于1948年11月毅然回国。吴阶平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吴阶平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赢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认可。
1961年底，中国政府接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中医专家去给苏加诺总统治病的邀请。从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封锁的目的出发，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点了吴阶平的将，让他担任赴印度尼西亚医疗组组长，并与医疗组谈话，指出了医疗组此行的目的、任务。
第二年初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吴阶平率领中国医疗组去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受到损伤的左肾。作为一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很清楚苏加诺总统的病情。他铭记着周恩来的指示：“这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经过4个月的努力，中国赴印度尼西亚医疗组取得了圆满的成果。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向中国赴印度尼西亚医疗组表示感谢，并向各国记者介绍了以吴阶平为首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西方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3个月内或者最迟6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为良好，特别是他的左肾已恢复功能，可以避免动手术了。吴阶平为此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授予国家二级勋章。
医疗任务圆满完成，医疗组即将回国，吴阶平去向中国驻印度尼西亞大使姚仲明告辞。见面后，姚仲明对吴阶平说：“有一封你爱人的信，一直没有给你。这是周总理决定的。现在你要回去了，我把它交给你。”
一封普通的家书，怎么会牵动周恩来和姚仲明？吴阶平明白，这封信的内容一定很不寻常。姚仲明取出这封一个月之前就已送达的信，递给吴阶平。信已经拆开过，也不是吴阶平熟悉的笔迹，吴阶平顿时吃了一惊。原来，是他的爱人赵君恺请人代笔的。她突发脑血管痉挛，命虽保住了，却落下半身瘫痪。吴阶平感到痛苦不已。
姚仲明解释说：“考虑到你执行的任务特殊，你又是医疗组组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使馆接到信后就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吴阶平是共产党员，你们就把信留下，等他回来之前再给他。”
接着，姚仲明劝慰吴阶平说：“总理对你爱人的病很关心，让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你可以放心。”此时，一股暖流从吴阶平心里涌起，他知道，给妻子治疗的专家一定是国内最好的，自己不是搞心血管的，就是在妻子身边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想到这里，吴阶平缓缓地对姚仲明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我非常感谢总理对我全家的关爱！”
从这之后，苏加诺总统对中国医生充满了信任，身体稍有不适，首先想到的就是吴阶平等中国医生。从1963年2月至1965年9月，苏加诺总统又先后四次向中国求助，而每次都是吴阶平作为组长带队去为他保健、治病。后来，受周恩来的委托，吴阶平又先后11次为5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每次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作为一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毕生最难忘的是担任周恩来医疗组组长。
1972年5月19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吴阶平发现周恩来的尿里红细胞超出正常值，立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他与卞志强、吴蔚然、张佐良共同向中央写紧急报告，请求为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
周恩来的医疗计划，医疗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再由“中央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
周恩来的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蔚然（吴阶平的弟弟）、吴德诚任副组长，后来医疗组扩大到50多人。医生们的意见是：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中央领导小组”向他们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而此时的周恩来，每天仍旧忘我工作。
1973年1月，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周恩来已经开始尿血，急需落实以前的计划。吴阶平心急如焚，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去找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中南海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计划。
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手术治疗。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方案。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但到了1975年秋天病情恶化。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虚弱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说的最后一段话。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说：“周总理经常对我讲，当医生的最需要辩证法，也最能懂得辩证法。”在吴阶平家里的墙壁上，一直挂着一张12英寸的周恩来黑白照片;书橱里，一直摆放着周恩来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周恩来。 2011年3月2日，吴阶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黄宛：深得周恩来信任
黄宛，祖籍浙江嘉兴，1918年9月出生，1943 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1947年至1950年在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及芝加哥迈克瑞斯研究所任博士后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先后在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担任心内科主任等职。黄宛能进入周恩来的视线，完全是他勇攀医学高峰、致力报效祖国的结果。
黄宛在协和医院担任大内科心脏学组长时，面对繁重的临床任务，暗下决心，定下了苦攻临床的计划：每天上午在病房看病人、学临床，从实践上学习;下午在研究室做实验，进行心脏病研究;晚上看书，从20点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学习6个小时。按照这个计划，他在协和医院八年如一日，从未因故中断过。黄宛过硬的临床医术和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赢得了领导、同行以及众多患者的高度赞扬。中央保健局了解到黄宛的临床能力和医德后，让他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自1956年起， 黄宛开始参与邓颖超的保健工作，而后又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讲课，深得周恩来的信任。
1957年秋，周恩来得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自长江三峡考察回到太原老家后，突患心脏病，便指示黄宛速赴太原，为傅作义检查治疗。黄宛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火速赶到太原，花两周时间初步控制了傅作义的病情，然后陪他回到北京，安排在协和医院治疗。黄宛一直在临床一线关注傅作义的病情变化，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直到他痊愈出院。黄宛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1962年，黄宛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的《主动脉及其分支的炎症狭窄》，是国际上第一篇对该疾病进行研究的论文，获卫生部一等奖。
1966年，黄宛告别了工作8年的阜外医院，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五棵松的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可想不到，一踏进301医院，他就被靠边站，陷入“文革”的劫难之中。而也就是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黄宛得到了周恩来的精心保护。
11月底，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说他心脏有病，要求黄宛去为他会诊。黄宛认真查看了他的病历，认为他的心脏没有问题。就因黄宛说了实话，邱会作记仇了，安排其亲信找机会打击报复黄宛。
1967年10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到北京看病（住在玉泉山），周恩来通知黄宛去玉泉山为胡志明诊疗，不明真相的黄宛一本正经地对周恩来说：“我听说胡书记是神经系统的病，与心脏上的关系不大，我去不大合适吧？”周恩来严肃地对他说：“北京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你都熟悉，你去了之后将来协调会诊好办。”目睹着日渐消瘦的周恩来，黄宛不知说什么才好。直到到玉泉山之后，黄宛才明白，周恩来这是在想办法保护他。
到了第二年4月，胡志明感到身体恢复得很好，想回越南。经周恩来批准，医疗组同意了他的要求。临别时，胡志明让医疗组在此继续等两个月，说如果两个月后他不回来，就证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暂时不需要再回中国复查，医疗组可以自行解散。这样，医疗组一直在玉泉山待到6月份。6月中旬，黃宛回到了医院，可这便是他挨整的开始。
他被邱会作安排到京郊的大兴县去收割小麦。在这炎热的盛夏，别的人都是三人割一垄，唯独黄宛必须一人割一垄。割完小麦后，还要接受批斗。
就这样，黄宛上午劳作，下午挨批，一直到1969年的2月份。这时，周恩来再次点名让黄宛去给胡志明治病。他被送到北京饭店。
晚上，周恩来来到北京饭店见黄宛，对他说：“胡志明书记心脏情况很不好，我让你出趟差，到越南去，你思想上有什么负担没有？”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黄宛第二天就与中国医疗组的其他人员抵达了越南。
越南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目睹了黄宛带领中国医护人员治疗、抢救胡志明的全过程，非常感激。
1970年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发现自己心脏不好，向中国求助。于是，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301医院，要求黄宛去给霍查治疗。遵照周恩来的安排，黄宛当天就飞赴阿尔巴尼亚。没几天，霍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可是，黄宛却累病了，只得抱病回国。阿尔巴尼亚之行，黄宛再次为祖国争光。周恩来得知详情后，很是高兴。
2010年2月28日，黄宛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陆琦：见证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陆琦，1921年出生于温州瓯海一个中医世家，从温州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普外科医生。在同为医生的岳父的启发下，他对肛肠病研究产生了兴趣，一面行医治病一面潜心研究，成了闻名乡里的除痔名医。
陆琦能为周恩来进行医疗服务，既是偶然，亦是必然。
1954年，浙江省卫生厅李蓝炎厅长批示，在浙江省第二医院进行内痔插药实验工作。这个实验做了一年多，经过临床实验，陆琦总结了110多例的病例，写出了高质量的实验报告。这个报告赢得了卫生部的高度认可。
1960年秋的一天，浙江省卫生厅突然通知陆琦，请他外出参加会诊。
陆琦感到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详情。按照浙江省卫生厅、公安厅的要求，他准备好随身用品后，就来到了机场。这是一架专用飞机，飞行的目的地是北京，飞机上只有陆琦和随行的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陆琦才从中央保健局黄树则局长的口中了解到，这次是专门接他来京为周总理看病的。此时，内心激动的陆琦，顿感责任重大，毕竟这是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看病啊！
很快，陆琦随着工作人员来到周恩来办公室。
此时，周恩来痔疮比较严重，伴有炎症，而他又正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所以治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炎症赶快消掉。
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之后，陆琦拿出最好的技术，开方子、配药。经过一周精心治疗，炎症消失了。周恩来很高兴，陆琦也松了一口气。炎症消退后，陆琦又给周恩来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
转眼10多天过去了，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陆琦便返回杭州。就在返回之前，周恩来送给陆琦一张由他亲笔签名的照片。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来到杭州，住在西湖饭店。这时，浙江省卫生厅再次通知陆琦，让他做好给周恩来治疗的准备。
再次见到周恩来，陆琦激动不已。周恩来说，他这次在杭州准备多住一段时间，趁春节之际，要把这个毛病医好。陆琦也告诉周恩来，自己正在改进方法和技术，并进一步改进治疗药物，待筛选后就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经过10多天的治疗，周恩来病情好转。考虑到春节快到了，周恩来特地宴请了所有参与服务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陆琦和大家一样，为周恩来的健康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周恩来的关爱感到温暖。
在这次宴请之前，周恩来还让邓颖超大姐到陆琦的家中，专门看望了他的母亲、妻子以及4个孩子，并征求陆琦母亲的意见，请陆琦到北京过年。
到北京后，陆琦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早上为周恩来换药。到了接近春节的时候，周恩来交代秘书，把陆琦的妻子接过来，让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过春节。
陆琦夫妇俩在中南海住了半个多月，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也近距离地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见证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2016年3月29日下午，95岁的陆琦把当年周恩来赠给他的照片等珍贵史料，送到了浙江省第一医院王伟林院长手上。
今年已百岁高龄的陆琦，依然精神矍铄。他总是微笑着说：“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我的养生之道就是用医德养生。而这个医德，许多都是从周总理身上学到的。”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