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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银行与互联网的结合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快
2017年7月5日，雷军发了条微博：“民生银行和小米达成战略合作，我们将在金融、电商、生态链等各个业务板块，都展开深入合作。”
这条微博，获得了300余次转发，在雷军的发言中并不算突出，但它却是2017年银行业与互联网企业牵手合作的最新注脚。
2017年3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宣布战略合作;
2017年6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京东金融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2017年6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与百度金融达成战略合作。
消费者在北京某便利店使用具有“闪付”功能的银联卡完成购物支付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参加了农行和百度的签约发布会。当天下午，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阿里与建行、京东与工行已经合作，现在百度联合农行，那么腾讯与中国银行是下一对吗？他们似乎没有选择了。”
果然，两天后，中国银行与腾讯金融合作成立“中国银行-腾讯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对于四大行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银协）秘书长黄润中点评称：“双方各有优势，各取所需，强强联合，合作共赢。可见，跨界合作、拥抱变革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一配对的逻辑
董希淼猜中了中国银行和腾讯金融的合作，在他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随着技术发展，客户金融需求和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迁，更好适应客户变化、满足客户需求成为两者共同的任务;而近年来，金融监管政策不断收紧，以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活动为代表的‘严监管’行为，对两者都产生压力，加强合作成为两者共同的需要。”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较早签订战略合作協议的建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合作由来已久。
蚂蚁金服商学院研究员舒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早在2004年12月，建行就和支付宝开展了电子支付业务的合作。2006年10月，支付宝联合建行推出“龙卡”卡通支付，累计发卡数量超过3000万张。
“按照协议，蚂蚁金服将协助建设银行推进信用卡线上开卡业务，为此前无法覆盖的人群提供信用卡服务。双方还将推进线下线上渠道业务合作、电子支付业务合作、打通信用体系，共同探索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创新模式。”舒眉说。
在董希淼看来，巨头之间的合作，很有可能产生更好结果，因为两者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
比如信贷业务。商业银行拥有更低的资金成本、更高的从业者素质以及更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互联网公司则更了解客户、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更便利的流程体系。
“从大数据角度看，两者拥有的数据在来源、范围、性质和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合作空间也十分大。”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公司，在体制机制、产品服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非常大。
“因为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领先者，战略、制度、流程等都很难为对方进行适时调整。之前两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多数无疾而终，固然有利益方面的矛盾，更是战略和文化的冲突。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公司，如果能真正以开放、包容、共享的心态面对彼此的合作，才有可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董希淼说。
银行智慧化
某种程度上，金融科技的火热应用，代表了银行转型发展的方向。
中银协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科技投入达到1135.73亿元，信息科技人员78278人，占比平均达到2.28%，重要信息系统自主运维比例平均达到80.89%。
“早期的银行科技是作为工具、手段的角色出现的;后来以互联网为核心，银行科技的角色开始反客为主，成为业务发展的主动力量;如今，金融业正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些新技术来改变传统的金融业态。”广发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他看来，银行IT的三大基本能力是银行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三大新兴基础技术，是开展各类金融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
“银行自身业务的互联网化，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客户。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客户不来物理网点了，都在线上完成操作。那么为了满足客户的新需求，银行也必须作出互联网化的改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金融技术的支持下，银行的一个更可能的模式是，物理网点、线上银行、客户经理三者相互配合，从而形成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经营和服务模式。
北京银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通过智能机具推动业务办理模式由“柜员操作为主”向“人工 自助”模式转型，北京银行目前已经投产金融超市、智能柜台、智能理财桌等机具，可以办理90%以上的高柜业务。
同时，北京银行根据客户群体和业务需求的不同，还增设智能银行区和综合金融体验区，形成以综合金融体验区为中心的环绕式分布，差异化客户分流。
根据其测试，与传统银行比较，每家智慧银行至少可关闭1个高柜、减少1至1.5个柜员，网点运营效率大大提升。
线上线下交互加强
另一方面，银行的线上线下交互，正在逐步深入。
2015年3月，工行率先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随后又发布e-ICBC2.0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构建了以“融e行、融e购、融e联、网络融资中心”为架构的“三平台一中心”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布局。 工行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2016年，工行线上业务占全行业务的比例达到92%，相当于替代了4.7万网点、47万柜员的业务量，为工行节约经营成本约900亿元。
“线下网点要由结算交易型向营销服务型转变，我们的总量也会不断压缩，但线上线下是互补关系，要走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道路。” 在工行2016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工行董事长易会满说。
平安银行相关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客户的消费、生活、金融服务都高度依赖于智能手机的当下，平安银行正全面推进智能化零售银行转型。
“对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对外改善服务品质、提升客户体验。在零售业务领域，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改造业务和队伍，打造智能化零售银行，推出‘SAT（社交 移动应用 远程服务） 智能网点’为核心的零售银行服务体系。”上述人士说。
据上述人士介绍说，平安口袋银行4.0新版已上线发布，许多平安银行的热门产品，都能为客户提供线上申请、线下承接的服务，而线下未完成的服务也可转移至平安口袋银行4.0继续完成。
而大数据的丰富，也给银行的产品营销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北京银行正从“卖产品”向“卖金融方案”的服务升级。
其搭建的实时响应数据采集系统及数字分析平台，自动收集客户、交易、渠道等多维度数据，并通过可视化技术主动推送给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可以在客户办理业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交叉销售。
互联网金融崛起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金融业务因第三方支付而兴起，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与商业银行密不可分。如果没有银行的配合和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据他观察，银行业为第三方支付提供了两大基础性业务：一是以银行卡为载体，帮助支付机构完成身份认证，并扩展用户群体;二是通过转账等手段，帮助支付机构完成资金的支付结算。
当然，电子商务方面的合作也成为两者早期合作的内容之一。早在2004年7月，工行就与腾讯签署了电子商务战略合作协议;2005年3月3日，阿里巴巴与工行达成战略伙伴协议。
彼时，银行的主导权相对更大。但随着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不断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有的取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有的通过小贷公司进入信贷领域，有的开发出新的金融产品受到热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业务和产品边界产生了交叉，竞争在所难免。
“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成功，对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流。”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董希淼還观察到，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一方面利用客户备付金的资源优势，继续获取商业银行多方面业务支持，另一方面在数据和信息上割裂客户与银行的直接联系，企图使银行沦为其工具和通道。
激战支付市场
而银行逐渐不满足于这样的角色，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也逐渐擦出了竞争的火花。
2014年初，工农中建“四大行”，以“保障客户信息与资金安全”为由，相继调低对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一时激起热议。
各大商业银行也纷纷开通了自身App支付功能，更在中国银联的带领下，抢滩支付市场。
2015年12月，中国银联联同超过20家商业银行推出“云闪付”;2017年5月27日，中国银联联合40余家商业银行宣布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直接对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政策的影响更有决定性作用。
2017年1月，央行新规出台，明确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将统一交存至指定账户。
随着央行加强客户备付金管理新规的逐步落实，备付金将全部上存央行进行集中存管。在董希淼看来，第三方支付机构失去了备付金这一重要筹码，主动寻求合作成为其自然的选择。
“近几年，银行的需求更多体现在移动互联网化的实现，互联网公司帮助银行突破最开始基于持卡客户的业务边际，以人、行为、订单作为基础，扩大获客范围和服务边际。”第三方支付公司易宝支付CEO唐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他介绍，目前第三方支付与银行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支付通道、工具、数据、场景等方面。
中小银行的新机会
而在另一个热门的互联网金融——P2P领域，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呈现出另一番特点。
曾刚观察到，对大银行而言，本身的业务服务地域范围和产品类别都很齐全，与P2P公司合作的兴趣并不大，但对中小银行而言，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比如一个县域的小银行，原则上只能服务于县域范围内，通过与P2P公司在生态层面上的合作，拓展了服务范围，还开发出新的产品类别，因此一些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对P2P公司很有热情。”曾刚告诉本刊记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些中小银行与P2P公司的合作，往往是表外理财的资金合作。
“银行像买理财产品一样，通过信托机构，购买P2P资产，拿一个固定的理财收益，相当于银行在P2P平台上理财。比如银行给P2P公司1000万元，年底能拿回收益就行。”上述人士说。
2016年8月以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办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其中规定，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应指定唯一一家存管人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同时，存管人限定为商业银行。
2016年2月，P2P平台人人贷就宣布与中国民生银行合作的资金存管正式上线，是业内最早主动寻求银行合作的平台之一。
“从根除平台道德风险、彻底隔绝平台与投资者资金的关系来看，通过银行进行资金存管是有效的方式。”人人贷联合创始人杨一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从银行的角度看，存管资金会收取一定费用，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这也有利可图。
据网贷之家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5月8日，已有广东华兴银行、江西银行、徽商银行和浙商银行等39家银行布局P2P网贷平台资金直接存管业务;共有389家正常运营平台宣布与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含已完成资金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平台和签约嵌入式存管平台）;其中，广东华兴银行与94家平台签订协议，在数量上位居榜首。
另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正借助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科技力量，达成合作，不断发展壮大。
蚂蚁金服除与建行合作外，在2017年6月上线的蚂蚁财富上，已入驻平安、民生、兴业、浦发、光大、中信、华夏等7家银行。
京东金融除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外，与中信、光大、民生等合作小白卡落地;并接入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农业银行的移动App，为其搭建电商场景;还分别与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进行战略合作。
其间也不乏一些专业的中小型金融技术公司的身影。
PINTEC集团旗下智能信贷技术公司读秒CEO周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读秒已在2017年4月，分别与新网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读秒通过丰富的场景入口获取客户，用大数据风控技术，联合银行对用户进风控考察，最后的借款协议由用户与银行直接签订。这种助贷模式，将更好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获客途径。”周静说。
2017年7月5日，雷军发了条微博：“民生银行和小米达成战略合作，我们将在金融、电商、生态链等各个业务板块，都展开深入合作。”
这条微博，获得了300余次转发，在雷军的发言中并不算突出，但它却是2017年银行业与互联网企业牵手合作的最新注脚。
2017年3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宣布战略合作;
2017年6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京东金融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2017年6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与百度金融达成战略合作。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参加了农行和百度的签约发布会。当天下午，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阿里与建行、京东与工行已经合作，现在百度联合农行，那么腾讯与中国银行是下一对吗？他们似乎没有选择了。”
果然，两天后，中国银行与腾讯金融合作成立“中国银行-腾讯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对于四大行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银协）秘书长黄润中点评称：“双方各有优势，各取所需，强强联合，合作共赢。可见，跨界合作、拥抱变革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一配对的逻辑
董希淼猜中了中国银行和腾讯金融的合作，在他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随着技术发展，客户金融需求和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迁，更好适应客户变化、满足客户需求成为两者共同的任务;而近年来，金融监管政策不断收紧，以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活动为代表的‘严监管’行为，对两者都产生压力，加强合作成为两者共同的需要。”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较早签订战略合作協议的建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合作由来已久。
蚂蚁金服商学院研究员舒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早在2004年12月，建行就和支付宝开展了电子支付业务的合作。2006年10月，支付宝联合建行推出“龙卡”卡通支付，累计发卡数量超过3000万张。
“按照协议，蚂蚁金服将协助建设银行推进信用卡线上开卡业务，为此前无法覆盖的人群提供信用卡服务。双方还将推进线下线上渠道业务合作、电子支付业务合作、打通信用体系，共同探索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创新模式。”舒眉说。
在董希淼看来，巨头之间的合作，很有可能产生更好结果，因为两者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
比如信贷业务。商业银行拥有更低的资金成本、更高的从业者素质以及更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互联网公司则更了解客户、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更便利的流程体系。
“从大数据角度看，两者拥有的数据在来源、范围、性质和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合作空间也十分大。”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公司，在体制机制、产品服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非常大。
“因为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领先者，战略、制度、流程等都很难为对方进行适时调整。之前两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多数无疾而终，固然有利益方面的矛盾，更是战略和文化的冲突。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公司，如果能真正以开放、包容、共享的心态面对彼此的合作，才有可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董希淼说。
银行智慧化
某种程度上，金融科技的火热应用，代表了银行转型发展的方向。
中银协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科技投入达到1135.73亿元，信息科技人员78278人，占比平均达到2.28%，重要信息系统自主运维比例平均达到80.89%。
“早期的银行科技是作为工具、手段的角色出现的;后来以互联网为核心，银行科技的角色开始反客为主，成为业务发展的主动力量;如今，金融业正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些新技术来改变传统的金融业态。”广发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他看来，银行IT的三大基本能力是银行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三大新兴基础技术，是开展各类金融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
“银行自身业务的互联网化，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客户。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客户不来物理网点了，都在线上完成操作。那么为了满足客户的新需求，银行也必须作出互联网化的改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金融技术的支持下，银行的一个更可能的模式是，物理网点、线上银行、客户经理三者相互配合，从而形成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经营和服务模式。
北京银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通过智能机具推动业务办理模式由“柜员操作为主”向“人工 自助”模式转型，北京银行目前已经投产金融超市、智能柜台、智能理财桌等机具，可以办理90%以上的高柜业务。
同时，北京银行根据客户群体和业务需求的不同，还增设智能银行区和综合金融体验区，形成以综合金融体验区为中心的环绕式分布，差异化客户分流。
根据其测试，与传统银行比较，每家智慧银行至少可关闭1个高柜、减少1至1.5个柜员，网点运营效率大大提升。
线上线下交互加强
另一方面，银行的线上线下交互，正在逐步深入。
2015年3月，工行率先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随后又发布e-ICBC2.0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构建了以“融e行、融e购、融e联、网络融资中心”为架构的“三平台一中心”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布局。 工行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2016年，工行线上业务占全行业务的比例达到92%，相当于替代了4.7万网点、47万柜员的业务量，为工行节约经营成本约900亿元。
“线下网点要由结算交易型向营销服务型转变，我们的总量也会不断压缩，但线上线下是互补关系，要走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道路。” 在工行2016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工行董事长易会满说。
平安银行相关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客户的消费、生活、金融服务都高度依赖于智能手机的当下，平安银行正全面推进智能化零售银行转型。
“对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对外改善服务品质、提升客户体验。在零售业务领域，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改造业务和队伍，打造智能化零售银行，推出‘SAT（社交 移动应用 远程服务） 智能网点’为核心的零售银行服务体系。”上述人士说。
据上述人士介绍说，平安口袋银行4.0新版已上线发布，许多平安银行的热门产品，都能为客户提供线上申请、线下承接的服务，而线下未完成的服务也可转移至平安口袋银行4.0继续完成。
而大数据的丰富，也给银行的产品营销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北京银行正从“卖产品”向“卖金融方案”的服务升级。
其搭建的实时响应数据采集系统及数字分析平台，自动收集客户、交易、渠道等多维度数据，并通过可视化技术主动推送给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可以在客户办理业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交叉销售。
互联网金融崛起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金融业务因第三方支付而兴起，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与商业银行密不可分。如果没有银行的配合和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据他观察，银行业为第三方支付提供了两大基础性业务：一是以银行卡为载体，帮助支付机构完成身份认证，并扩展用户群体;二是通过转账等手段，帮助支付机构完成资金的支付结算。
当然，电子商务方面的合作也成为两者早期合作的内容之一。早在2004年7月，工行就与腾讯签署了电子商务战略合作协议;2005年3月3日，阿里巴巴与工行达成战略伙伴协议。
彼时，银行的主导权相对更大。但随着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不断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有的取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有的通过小贷公司进入信贷领域，有的开发出新的金融产品受到热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业务和产品边界产生了交叉，竞争在所难免。
“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成功，对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流。”董希淼告诉本刊记者。
董希淼還观察到，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一方面利用客户备付金的资源优势，继续获取商业银行多方面业务支持，另一方面在数据和信息上割裂客户与银行的直接联系，企图使银行沦为其工具和通道。
激战支付市场
而银行逐渐不满足于这样的角色，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也逐渐擦出了竞争的火花。
2014年初，工农中建“四大行”，以“保障客户信息与资金安全”为由，相继调低对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一时激起热议。
各大商业银行也纷纷开通了自身App支付功能，更在中国银联的带领下，抢滩支付市场。
2015年12月，中国银联联同超过20家商业银行推出“云闪付”;2017年5月27日，中国银联联合40余家商业银行宣布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直接对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政策的影响更有决定性作用。
2017年1月，央行新规出台，明确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将统一交存至指定账户。
随着央行加强客户备付金管理新规的逐步落实，备付金将全部上存央行进行集中存管。在董希淼看来，第三方支付机构失去了备付金这一重要筹码，主动寻求合作成为其自然的选择。
“近几年，银行的需求更多体现在移动互联网化的实现，互联网公司帮助银行突破最开始基于持卡客户的业务边际，以人、行为、订单作为基础，扩大获客范围和服务边际。”第三方支付公司易宝支付CEO唐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他介绍，目前第三方支付与银行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支付通道、工具、数据、场景等方面。
中小银行的新机会
而在另一个热门的互联网金融——P2P领域，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呈现出另一番特点。
曾刚观察到，对大银行而言，本身的业务服务地域范围和产品类别都很齐全，与P2P公司合作的兴趣并不大，但对中小银行而言，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比如一个县域的小银行，原则上只能服务于县域范围内，通过与P2P公司在生态层面上的合作，拓展了服务范围，还开发出新的产品类别，因此一些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对P2P公司很有热情。”曾刚告诉本刊记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些中小银行与P2P公司的合作，往往是表外理财的资金合作。
“银行像买理财产品一样，通过信托机构，购买P2P资产，拿一个固定的理财收益，相当于银行在P2P平台上理财。比如银行给P2P公司1000万元，年底能拿回收益就行。”上述人士说。
2016年8月以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办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其中规定，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应指定唯一一家存管人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同时，存管人限定为商业银行。
2016年2月，P2P平台人人贷就宣布与中国民生银行合作的资金存管正式上线，是业内最早主动寻求银行合作的平台之一。
“从根除平台道德风险、彻底隔绝平台与投资者资金的关系来看，通过银行进行资金存管是有效的方式。”人人贷联合创始人杨一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从银行的角度看，存管资金会收取一定费用，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这也有利可图。
据网贷之家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5月8日，已有广东华兴银行、江西银行、徽商银行和浙商银行等39家银行布局P2P网贷平台资金直接存管业务;共有389家正常运营平台宣布与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含已完成资金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平台和签约嵌入式存管平台）;其中，广东华兴银行与94家平台签订协议，在数量上位居榜首。
另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正借助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科技力量，达成合作，不断发展壮大。
蚂蚁金服除与建行合作外，在2017年6月上线的蚂蚁财富上，已入驻平安、民生、兴业、浦发、光大、中信、华夏等7家银行。
京东金融除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外，与中信、光大、民生等合作小白卡落地;并接入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农业银行的移动App，为其搭建电商场景;还分别与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进行战略合作。
其间也不乏一些专业的中小型金融技术公司的身影。
PINTEC集团旗下智能信贷技术公司读秒CEO周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读秒已在2017年4月，分别与新网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读秒通过丰富的场景入口获取客户，用大数据风控技术，联合银行对用户进风控考察，最后的借款协议由用户与银行直接签订。这种助贷模式，将更好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获客途径。”周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