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月16日的《增城余痛：“牛仔服之都”开春招工难》，报道了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的某种现实。这里讨论的是“余痛”，其隐含的“原痛”即去年网络上噪动一时的“增城事件”。有关“原痛”信息是零碎片面的，本文也不是想拼接它的真实图景，而只是想从“增城之痛”，来观察一种“中国现象”。
　　这个世界著名的“牛仔服之都”需要大量蓝领劳工，形成了本地人口20万、外来人口50万的人口格局。其实这并不特殊，在中国最先开放的地区，形成这种状况的不少。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下，这不应该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冲突。你是有需求，人家才来的，劳资结合是共同需要，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何况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有统一的法律管理，怎么会造成以户籍划界的强烈冲突呢。
　　但是，事实上户籍就意味着不同的权利、意味着等级，就形成了对垒。报道说，在增城，“外来工无法享受本地人缴纳45元即可享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很难让子女进入设施完备的大敦学校就读。”“2012年7月，大敦本地人组织了一个‘保卫家园’的活动，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本地人，提着钢管巡逻，禁止外地人在东江江畔玩耍，因为‘江边一群一群的四川人总是在那打牌，吵吵闹闹的’。”
　　这是怎样的不公正和不和谐！你甚至不敢想象，这样的局面是一个依法组织的有效政府在主导。因为它必须要用强有力的不合理不合法手段去维持。更为悲哀的是，这一套并不是增城的独创，而是一种“中国现象”。
　　移民和迁徙是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事情。你很难找到一个自然社区的居民都是一千年以上的原住民。说明人们的祖先在共同利益平衡下，在异地生存了下来。可是，在今天，外地人跟本地人的利益平衡很难达成。“增城事件”以后，外地劳工不来了。“牛仔服之都”缺工70%，导致一半工厂停产。看来，要让增城的厂房和设备不成为牛仔裤工业的遗址，得需要出现新的转机。
　　这像一个现代社会的故事吗？不，现代社会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移民冲突。可是，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社会，当我们公开反思“增城余痛”的时候，也只有从产业角度，才便于拿到公开的层面。这种思路显然永远找不到悲剧的根源。
　　让我们想一想那些突然离开的人们吧。他们中应该不少人在这里劳动了几十年，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留在这里。可是，他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说走就走了。他们中的老一代，可能还有一点故土怀念，可以“回去”；新一代的故乡就在这里，离开了这里其实也无处可去。他们也有可能留在这里，或者随时回到这里来谋生。这就可能继续让本地人烦。那么，在以后一段时间里，本地人还有必要提着钢管巡逻吧！
　　这情景实在让人惊叹。在旧时代，虽说没有宪法没有劳动保障法，但是，雇主有时也不得不给老长工考虑一下未来，给予结婚生子的条件，临别打发一点家什。我们不能美化旧时代，但道理却是同一个。再看看今天中国移民国外的風潮，如果国外都像我们这样对待外来人口，你们还会这样热衷吗。
　　很明显，外地人对本地人来说，是送上门的廉价劳动力。当地的医疗、学校和社区建设包含外地人的血汗和剩余价值。从长远来看，让外地人享有和本地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是符合本地人的长远利益的。可是，长期以来，却有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力量让这一切跟外地人绝缘。开初，外地人的到来确实可能只是为了求一口饭吃，但是，当经济成果开始累积，当他们看到他们建设的成就而没有想往，当利益和权力严重不对等而不发生冲突，也是不符合人性的。
　　增城的事故不过是所有在中国模式下先发展起来的地方的一个代表。批评的声音从来都不绝于耳。可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道理硬，也有一股强大的惯性。因为它是利益主导，而不是权利主导的。确立了预先保证资本和强者的利益的模式，劳工和弱者的呼声就只能湮灭无闻，以至连户籍这么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成为牺牲劳工利益的理由，这也太离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