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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辉 生于1961年，1989年凭借为达明一派所作《爱在瘟疫蔓延时》出道，后成为黄耀明御用词人，并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谢霆锋、陈奕迅等众多艺人作歌词近百首，作品题材往往取材于现实，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同/异性恋等，与林夕、黄伟文并称“香港三大词人”。
年近五十的周耀辉仍然喜欢穿白衬衫、牛仔裤，戴黑框眼镜，背单肩书包，身形瘦削，从人群里走过来，气质干净得像大学生。
一时不敢认，这是周耀辉？过去20年，香港流行乐的歌词世界被“两个伟文一耀辉”（林夕原名梁伟文）统治，3人中又以他的词最针砭时弊，关切社会。虽然歌词数量不及林夕，但3人最看重的歌手黄耀明不止一次说过，最适合自己的词作者，就是周耀辉。他给其他歌手写的大热歌曲，例如《忽然之间》、《色盲》等等，更是数不胜数。
这样一位先生，该是饱经沧桑、对社会人生拥有深层感悟的忧郁中年男才对，更何况他还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课程助理教授。眼前的男子却笑得那么温和，抢先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周耀辉。”
起步，在瘟疫蔓延时
26岁的周耀辉喜欢看李志超写的《勇闯新世界》，文中有句话，“我们都不喜欢这里，我们只想向更繁盛的地方闯，更文化的角落钻，我们几乎可以结伴勇闯新世界。”他一直记得。
那是1988年，香港还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漩涡中，大陆的年轻人还崇尚自由与诗歌，香港流行文化无孔不入地存在于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而香港最好的流行组合达明一派此时刚出茅庐。此前，香港大学毕业的周耀辉已经不甘于平淡生活，辞去公务员职位，入职香港商业电台，因此与黄耀明相识。第二年，政治巨变，周耀辉的生命亦然，他终于决定勇闯新世界，写下了自己第一首歌词——达明一派的《爱在瘟疫蔓延时》。
“起初合作时，我已经27岁，仍然天真。我虽然认识黄耀明，可也算不上是朋友，只是觉得我应该可以写，就问他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我不念中文系，平时写东西也不多，但看到他们头两张专辑别人写词水平如何，就觉得我也可以。如今再看，我凭什么觉得我可以写啊，那是很天真的自信。”
黄耀明对那首歌的回忆是，“有一天周耀辉提议‘不如你让我写一首歌’，我说‘好啊，你就试一下’。然后他将《爱在瘟疫蔓延时》给了我。哇！很好，真的很好！
那首词是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赋予的灵感，探讨当时世界的“恐艾”风潮。或许是沾了名作家的运气，周耀辉自此成为职业填词人，他与黄耀明的友情也由此发端。
素以对歌曲质量要求高闻名的黄耀明曾把林夕折磨到一首词改上数遍仍害怕不合他意，周耀辉也有过这个阶段，看到香港最好的词人都要与他合作，不免惴惴。
也有过退回重写的经历，一首经典，《下世纪再嬉戏》。周耀辉第一稿写的是脱衣舞女，黄耀明听了不说不好，只委婉提出：“和曲不配，要不要再写一遍？”周耀辉重写了才明白，“原来词好不好，是要看和曲配不配的。它们是一个整体。”这才变成今天这个版本。
相识多年，是拍档，更是朋友。在黄伟文和林夕眼里，黄耀明是小王子，“以纯情的脸，与霓虹竞艳”，但周耀辉和他相处久了，才发现，黄耀明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有跟我们一样的烦恼和感情问题。小王子也有不做王子的时候，我见他时往往不是他做王子的时候。”
去年5月，周耀辉在荷兰做博士论文答辩，一百多人出席。他需要两个人从旁协助，安排场地、查找资料甚至端茶送水，其中一个就是黄耀明。
周耀辉说，“我的生命基本可以分成荷兰和香港两地，因此两地我各请一个好友。我跟黄耀明说，我请你来做我的助手，他查了行程说好。这样的朋友能找到几个？”黄耀明则说，“这是他的诡计，让我能去旅行。答辩只要一天，之后我就可以在荷兰和伦敦玩。”
关于1997
1992年，周耀辉离开香港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离开原因有两种说法，“因为一段感情一个人”，还有“因为感受到了97回归之前的动荡”。如今他不避讳，两套说法都对。他想逃离，而感情的力量促成了那次逃离。之后的20年间，他将生命平分给香港与荷兰。
他不喜欢“认同”这个词，“认同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情。就像谈恋爱，你爱上一个地方时，优缺点都会看到，但仍然会信任与投入。”
20年前去阿姆斯特丹，在他看来是一场对爱情的追逐，但目的却并不是占有。“我希望我的爱情不是占有，实践中我也做得很好。英语有一个说法，I have，But not hold。我想翻译过来可能是：我有，但不占有。拥有和占有并不一样，比如说我拥有这个人，我跟他在一起时我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可是占有好像是你有一种权力、一种主权的显示，他是属于你的，有一种从属的关系。在我的爱情里面，我不相信这个，也不会这么做。你可以拥有快乐，但你可以占有快乐吗？”
“也许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安全感缺失吧，我们需要占有很多东西来确保安全感，好像稍微放松一点就会失去。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对感情有信心，就不需要那么紧张。而且，不是你想占有就可以占有的，人人都想占有很多东西，我想占有健康，可能吗？”
虽然远在国外，但对香港，他仍然情深缱绻。
在黄耀明看来，香港人真正的千禧年是1997，1997之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远在荷兰的周耀辉隔着时空的距离，看得更真切。
2008年，又是因为失去那个爱人，周耀辉离开荷兰，前往北京住了3个月。他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没事儿就一个人到处走走，听听音乐。在北京，他和左小祖咒、周云蓬都成了朋友。现在他觉得，回归也许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趋同变成了新的趋势。“一群北京人，一群成都人，一群香港人，他们都能听到我写的歌，而他们告诉我的感受都很一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的感想越来越一样。”
希望人变回人
2011年，周耀辉为黄耀明写了首新歌《下流》。歌词里这样写，“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只为吻你而低头。”
这不是周耀辉第一次涉猎社会题材，除却处女作《爱在瘟疫蔓延时》，他还写过同性恋、政治纷争、社会动荡、历史纠葛甚至宗教禁忌。
写词22年，周耀辉写下这样一句，“慢慢，也就明白文字语言无非求个明白。若找不到明白的人，你识的字便没有意义；若有一个明白的人在，你所说的什么也就有了意义。”
谈及这首《下流》，他还是由衷希望能引起社会共鸣。
“我这几年去多了内地，听到、读到些故事，知道在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还有种种奇怪的事情，所以会写这样的歌词。我不会不理解这样的事，我理解，可这不代表我同意。户口为什么要管得这么严，就是因为有一些既得利益的人，不想分出自己的利益。管理往往是要保住原来的局面，不想改变或是不按照自己意思去变。现在我看到很多不公平，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只能写东西。我不是一个善于呼喊的人，不懂得怎么呼喊，可我心里却有很多呼声，便寄予了词作。
他坚持每年往往返于荷兰和香港，因为荷兰人一年可以放两个月假，每周只工作34小时，香港人却始终疲于奔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只需要考虑一条路，赚钱。读书也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找个比较好的工作。我在大学教书，鼓励学生出去，他们说有个实际问题，毕业后在外旅游一段时间，简历就不会好看。但荷兰年轻人完全不会思考这些问题。这让我觉得可悲，学生就是求学，为什么要有成年人的思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好像我们把生命都给了工作。”
大学时他是基督徒，又选修了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这并不矛盾，“它们分别从道德、人性和经济的角度来批判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它们都有一种理想，有一种对未来更好社会的期望，它们都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情，都希望有革命，其实都是希望人变回人。”
在他看来，一个地方的进步不是看GDP的增长或者人均收入的提升，而是人民生活的快乐与否。“每个人都分到差不多的钱就好，有钱也不代表我们快乐。每个城市里的每个人，他都要诚实地问自己：你快不快乐？”
年近五十的周耀辉仍然喜欢穿白衬衫、牛仔裤，戴黑框眼镜，背单肩书包，身形瘦削，从人群里走过来，气质干净得像大学生。
一时不敢认，这是周耀辉？过去20年，香港流行乐的歌词世界被“两个伟文一耀辉”（林夕原名梁伟文）统治，3人中又以他的词最针砭时弊，关切社会。虽然歌词数量不及林夕，但3人最看重的歌手黄耀明不止一次说过，最适合自己的词作者，就是周耀辉。他给其他歌手写的大热歌曲，例如《忽然之间》、《色盲》等等，更是数不胜数。
这样一位先生，该是饱经沧桑、对社会人生拥有深层感悟的忧郁中年男才对，更何况他还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课程助理教授。眼前的男子却笑得那么温和，抢先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周耀辉。”
起步，在瘟疫蔓延时
26岁的周耀辉喜欢看李志超写的《勇闯新世界》，文中有句话，“我们都不喜欢这里，我们只想向更繁盛的地方闯，更文化的角落钻，我们几乎可以结伴勇闯新世界。”他一直记得。
那是1988年，香港还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漩涡中，大陆的年轻人还崇尚自由与诗歌，香港流行文化无孔不入地存在于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而香港最好的流行组合达明一派此时刚出茅庐。此前，香港大学毕业的周耀辉已经不甘于平淡生活，辞去公务员职位，入职香港商业电台，因此与黄耀明相识。第二年，政治巨变，周耀辉的生命亦然，他终于决定勇闯新世界，写下了自己第一首歌词——达明一派的《爱在瘟疫蔓延时》。
“起初合作时，我已经27岁，仍然天真。我虽然认识黄耀明，可也算不上是朋友，只是觉得我应该可以写，就问他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我不念中文系，平时写东西也不多，但看到他们头两张专辑别人写词水平如何，就觉得我也可以。如今再看，我凭什么觉得我可以写啊，那是很天真的自信。”
黄耀明对那首歌的回忆是，“有一天周耀辉提议‘不如你让我写一首歌’，我说‘好啊，你就试一下’。然后他将《爱在瘟疫蔓延时》给了我。哇！很好，真的很好！
那首词是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赋予的灵感，探讨当时世界的“恐艾”风潮。或许是沾了名作家的运气，周耀辉自此成为职业填词人，他与黄耀明的友情也由此发端。
素以对歌曲质量要求高闻名的黄耀明曾把林夕折磨到一首词改上数遍仍害怕不合他意，周耀辉也有过这个阶段，看到香港最好的词人都要与他合作，不免惴惴。
也有过退回重写的经历，一首经典，《下世纪再嬉戏》。周耀辉第一稿写的是脱衣舞女，黄耀明听了不说不好，只委婉提出：“和曲不配，要不要再写一遍？”周耀辉重写了才明白，“原来词好不好，是要看和曲配不配的。它们是一个整体。”这才变成今天这个版本。
相识多年，是拍档，更是朋友。在黄伟文和林夕眼里，黄耀明是小王子，“以纯情的脸，与霓虹竞艳”，但周耀辉和他相处久了，才发现，黄耀明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有跟我们一样的烦恼和感情问题。小王子也有不做王子的时候，我见他时往往不是他做王子的时候。”
去年5月，周耀辉在荷兰做博士论文答辩，一百多人出席。他需要两个人从旁协助，安排场地、查找资料甚至端茶送水，其中一个就是黄耀明。
周耀辉说，“我的生命基本可以分成荷兰和香港两地，因此两地我各请一个好友。我跟黄耀明说，我请你来做我的助手，他查了行程说好。这样的朋友能找到几个？”黄耀明则说，“这是他的诡计，让我能去旅行。答辩只要一天，之后我就可以在荷兰和伦敦玩。”
关于1997
1992年，周耀辉离开香港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离开原因有两种说法，“因为一段感情一个人”，还有“因为感受到了97回归之前的动荡”。如今他不避讳，两套说法都对。他想逃离，而感情的力量促成了那次逃离。之后的20年间，他将生命平分给香港与荷兰。
他不喜欢“认同”这个词，“认同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情。就像谈恋爱，你爱上一个地方时，优缺点都会看到，但仍然会信任与投入。”
20年前去阿姆斯特丹，在他看来是一场对爱情的追逐，但目的却并不是占有。“我希望我的爱情不是占有，实践中我也做得很好。英语有一个说法，I have，But not hold。我想翻译过来可能是：我有，但不占有。拥有和占有并不一样，比如说我拥有这个人，我跟他在一起时我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可是占有好像是你有一种权力、一种主权的显示，他是属于你的，有一种从属的关系。在我的爱情里面，我不相信这个，也不会这么做。你可以拥有快乐，但你可以占有快乐吗？”
“也许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安全感缺失吧，我们需要占有很多东西来确保安全感，好像稍微放松一点就会失去。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对感情有信心，就不需要那么紧张。而且，不是你想占有就可以占有的，人人都想占有很多东西，我想占有健康，可能吗？”
虽然远在国外，但对香港，他仍然情深缱绻。
在黄耀明看来，香港人真正的千禧年是1997，1997之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远在荷兰的周耀辉隔着时空的距离，看得更真切。
2008年，又是因为失去那个爱人，周耀辉离开荷兰，前往北京住了3个月。他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没事儿就一个人到处走走，听听音乐。在北京，他和左小祖咒、周云蓬都成了朋友。现在他觉得，回归也许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趋同变成了新的趋势。“一群北京人，一群成都人，一群香港人，他们都能听到我写的歌，而他们告诉我的感受都很一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的感想越来越一样。”
希望人变回人
2011年，周耀辉为黄耀明写了首新歌《下流》。歌词里这样写，“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只为吻你而低头。”
这不是周耀辉第一次涉猎社会题材，除却处女作《爱在瘟疫蔓延时》，他还写过同性恋、政治纷争、社会动荡、历史纠葛甚至宗教禁忌。
写词22年，周耀辉写下这样一句，“慢慢，也就明白文字语言无非求个明白。若找不到明白的人，你识的字便没有意义；若有一个明白的人在，你所说的什么也就有了意义。”
谈及这首《下流》，他还是由衷希望能引起社会共鸣。
“我这几年去多了内地，听到、读到些故事，知道在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还有种种奇怪的事情，所以会写这样的歌词。我不会不理解这样的事，我理解，可这不代表我同意。户口为什么要管得这么严，就是因为有一些既得利益的人，不想分出自己的利益。管理往往是要保住原来的局面，不想改变或是不按照自己意思去变。现在我看到很多不公平，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只能写东西。我不是一个善于呼喊的人，不懂得怎么呼喊，可我心里却有很多呼声，便寄予了词作。
他坚持每年往往返于荷兰和香港，因为荷兰人一年可以放两个月假，每周只工作34小时，香港人却始终疲于奔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只需要考虑一条路，赚钱。读书也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找个比较好的工作。我在大学教书，鼓励学生出去，他们说有个实际问题，毕业后在外旅游一段时间，简历就不会好看。但荷兰年轻人完全不会思考这些问题。这让我觉得可悲，学生就是求学，为什么要有成年人的思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好像我们把生命都给了工作。”
大学时他是基督徒，又选修了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这并不矛盾，“它们分别从道德、人性和经济的角度来批判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它们都有一种理想，有一种对未来更好社会的期望，它们都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情，都希望有革命，其实都是希望人变回人。”
在他看来，一个地方的进步不是看GDP的增长或者人均收入的提升，而是人民生活的快乐与否。“每个人都分到差不多的钱就好，有钱也不代表我们快乐。每个城市里的每个人，他都要诚实地问自己：你快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