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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当这段时间，全世界就会进一步开展一系列打假惩非的活动。打假古来有之。《韩非子·说林》记载了鲁国以赝（假）鼎应付齐国的索求，并因此而引起一场争执的故事。齐国恃强凌弱攻打鲁国，强行索取了一只叫馋鼎的青铜器，鲁国不甘心奉献真品，又不得不应付齐国的索求，于是就送了一只假的馋古铜镜的“3·15”鼎给齐国。齐使一眼看出是赝品，鲁人坚持说是真品，双方争执不下，齐使只好说：“请乐正子春来鉴别真伪，我将听信他的判断。”于是鲁君请来了乐正子春。乐正子春也看出这是赝品，就直截了当地问鲁君：“为什么不把真品送去呢？”鲁君见骗局戳穿，只得承认：“吾爱之。”子春曰：“臣亦爱臣之信。”当面表示不愿做伪证，把自己的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可知当时已有作假铜器的了，齐使和乐正子春具有辨别真伪的才能。汉代以后有关青铜器仿造与辨伪的记载时有发现。经汉唐，至宋代，收集、研究青铜器和石碣刻碑为主的金石学终于诞生。同时，大量仿制和伪造青铜器也始自宋代，元、明、清、民国伪造仿制青铜器越来越多，同时包括瓷器、字画等伪作也大量出现，鉴定真伪打假也就成为一门学问。
我们就古代的铜镜作伪和打假说明之，这面尚方七乳四神镜（图1）的粗弦及短弦纹之间刻着“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物的机构，标明“尚方”为此镜的铸造机构就意味着告诉顾客：精美有保证。但随着铜镜的普遍使用，标榜“尚方”者不在少数，亦真亦假。这面镜子直径虽有18厘米，有“尚方做镜真大好”，但却略显粗糙，故有假冒之嫌。而《岩窟藏镜》中收录的一面传为浙江绍兴古墓出土的七乳四神禽兽纹镜，铭文为：“永平七年九月造，真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特别强调为真尚方作镜，说明假冒在当时已经普遍，同时也为打假提供了依据。
既有作伪，就必然有辨伪。作伪的手段再高明再巧妙，也总会露出作伪的蛛丝马迹。古代一些金石学家在收集整理金石器物的同时，大都注意到对伪器的辨别、考证。宋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专列《古钟鼎彝器辨》一章以辨真伪；明曹昭著《格古要论》，其中《古铜》部分即作了这方面的探讨；郑师许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中有《青铜器的仿造和伪造》一章；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等均作了有益的探讨。
杜遒松先生《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中第八章第二节就罗列了前人打假的经验，指出一般青铜器的作伪和辨伪手法。作伪铜器有的是全器皆伪，即仿三代、秦汉、唐某种器物的造型、花纹、铭文，仿制便属此类；也有的器物用拼凑法，用原器的部分再拼凑完整器；还有器真而花纹或铭文伪或器伪而铭文真。以上种种无论在器物的造型、花纹、铭文的统一上，还是总体风格上都存在一些破绽。青铜镜属于小件生活用具，作伪方式主要是全器伪造，辨别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因是青铜铸就，一般青铜赝品的辨伪方式也可作为参考。经认真辨别，伪造铜器的花纹、铭文呆板而无生机，不自然。另外，真器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上千年，它的锈已渗透到器物内部，而不是浮在器物的表面。如果把外面的锈弄下来，由于锈迹坚硬，故呈块状，去绣后镜子出现槽坑的痕迹。假器的锈一般是浮在表面，弄下来则呈粉末状，肉里则露出新铜。
中国铜镜的发展至宋代趋于衰落，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崇古尊古思潮的影响以及对汉唐盛世的追慕，许多器物都仿古而制，铜镜仿汉唐镜即是其中的一例。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汉镜纹饰精细、辞铭丰富；唐镜纹饰新颖别致、造型多样是最为突出的，因此士大夫们往往请工匠加以仿制，以供使用和玩赏，从而开辟了一条仿制古铜镜的道路。仿制古镜的方法有用真器直接制范，有的则借助摹本制模，然后再铸造成器。
宋代仿制铜镜以仿晚唐的花鸟镜、鸾凤镜、瑞花镜、八卦镜为主，其次是仿汉代日光镜、规矩镜、画像镜等铜镜。宋代仿制的铜镜纹饰模糊，与汉唐镜中的繁缛流畅的纹饰无法相比。
宋代的纪号铭文镜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和造伪制假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使我们知道官府和家庭都在从事手工业生产，甚至在湖州还设置了“铸鉴局”这一机构。但私铸比官铸更发达，且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湖州石家”创下极大的名声，其儿孙就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铭文中就有了“湖州石家青铜照子”等字句。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商品竞争更加激烈，伪冒产品就自然层出不穷，所以铭文中便有了“真”、“真正”、“真正一色”等词，以防伪造。
如：“湖州祖业真正石家炼铜镜”
“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如图2、3）
“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
“湖州石念二郎真青铜照子”（如图4）
“湖州仪凤楼南酒楼相对石三真寿青铜照子”
即使如此，也很难保证“湖州真正石家无比炼铜镜子”等铭文镜中无伪冒品。
金代仿古铜镜也十分流行，除仿汉唐镜外，还仿宋镜中的一些精品。仿汉镜有星云纹镜、四乳家常富贵镜、昭明镜、瑞兽镜，其中以四乳家常富贵镜为多。仿唐镜以瑞兽葡萄镜为多。金镜以圆钮为多，钮较尖，尖顶为平面形。金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素缘，但比宋镜缘稍宽。为了防伪，官家通常在镜缘上刻官验记的字样，并带有画押，如“龚县验记官”、“河东县官”、“长清县官”等。官押镜刻记字体纤细清晰，散而不规整。但即使如此，作伪仍然很严重，金代的官押镜有官铸和私铸之铭文，官铸铜镜精细，纹饰线条匀密、别致生动，同时官铸铭文一般带纪年，“某某地司官”或“某某局”等字样，如“义州弘政验讫”（图5）、“陕西西路监造使”（图6）。私铸铜镜造型笨拙，纹饰模糊，线条也粗糙，一般周边刻字较多。当时东北地区铜源困难，又加上连年战争，金代统治者三令五申关于禁止铸镜的命令，可私铸之风仍很盛行。但这些镜想要出售，均须官方验记、画押，若无官府验记、画押是绝不能出售的，故作伪成风，所以金代的官押镜如此之多。
元代也曾仿造过前代所铸的铜镜，主要有仿汉的连弧纹家常镜，唐的花草镜和宋的人物故事镜。元镜含锡锌比例较高（与宋相似），古籍指出，因此铸出的镜子质软粗糙。与宋元镜比较，元镜中锌的比例高于宋镜，镜色偏黄，即通常所说的黄铜，而非青铜，与汉唐镜仅色质上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加上元镜厚重笨拙，鉴别并非难事。
明清铸镜业更衰落，但因仿制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皇室对古物的崇拜，所以古代器物被大量仿制出来。一些专门为皇室仿制古器的机构也应运而生，他们不惜成本，只求精美、逼真，以供帝王们玩赏。社会上一些以玩古崇古自诩的官僚贵戚，为获得古代金石玉器而奔走。在众多仿制品中，铜镜即是主要对象。在当时的很多古物鉴定书籍中就指出，镜中锌的比例大大提高，其铜质色泽与前朝又不相同，明仿镜泛黄白色，清仿镜为黄色，质地均较差，多厚重，纹饰粗糙不清，花纹显得不清秀而草率。这时在镜上铸仿造人姓氏的常见，如明仿汉代日光镜的铭圈带上铸有长条形“袁家造”三字，与汉日光镜区别特点明显。
总之，宋以后的仿造镜无论质地、合金比例、花纹等都与真正的汉唐镜有明显的差异。
在铜镜的辨伪上，首先从铜色、铜质的差异进行鉴别，然后再看花纹、铭文，作综合分析，经过理论的学习，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自己的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鉴定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当然科技在发展，作伪技术也在前进，我们只有坚持“3.15”精神，不断地努力才能提高防伪辨伪能力。
（责编：石晓）
我们就古代的铜镜作伪和打假说明之，这面尚方七乳四神镜（图1）的粗弦及短弦纹之间刻着“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物的机构，标明“尚方”为此镜的铸造机构就意味着告诉顾客：精美有保证。但随着铜镜的普遍使用，标榜“尚方”者不在少数，亦真亦假。这面镜子直径虽有18厘米，有“尚方做镜真大好”，但却略显粗糙，故有假冒之嫌。而《岩窟藏镜》中收录的一面传为浙江绍兴古墓出土的七乳四神禽兽纹镜，铭文为：“永平七年九月造，真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特别强调为真尚方作镜，说明假冒在当时已经普遍，同时也为打假提供了依据。
既有作伪，就必然有辨伪。作伪的手段再高明再巧妙，也总会露出作伪的蛛丝马迹。古代一些金石学家在收集整理金石器物的同时，大都注意到对伪器的辨别、考证。宋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专列《古钟鼎彝器辨》一章以辨真伪；明曹昭著《格古要论》，其中《古铜》部分即作了这方面的探讨；郑师许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中有《青铜器的仿造和伪造》一章；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等均作了有益的探讨。
杜遒松先生《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中第八章第二节就罗列了前人打假的经验，指出一般青铜器的作伪和辨伪手法。作伪铜器有的是全器皆伪，即仿三代、秦汉、唐某种器物的造型、花纹、铭文，仿制便属此类；也有的器物用拼凑法，用原器的部分再拼凑完整器；还有器真而花纹或铭文伪或器伪而铭文真。以上种种无论在器物的造型、花纹、铭文的统一上，还是总体风格上都存在一些破绽。青铜镜属于小件生活用具，作伪方式主要是全器伪造，辨别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因是青铜铸就，一般青铜赝品的辨伪方式也可作为参考。经认真辨别，伪造铜器的花纹、铭文呆板而无生机，不自然。另外，真器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上千年，它的锈已渗透到器物内部，而不是浮在器物的表面。如果把外面的锈弄下来，由于锈迹坚硬，故呈块状，去绣后镜子出现槽坑的痕迹。假器的锈一般是浮在表面，弄下来则呈粉末状，肉里则露出新铜。
中国铜镜的发展至宋代趋于衰落，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崇古尊古思潮的影响以及对汉唐盛世的追慕，许多器物都仿古而制，铜镜仿汉唐镜即是其中的一例。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汉镜纹饰精细、辞铭丰富；唐镜纹饰新颖别致、造型多样是最为突出的，因此士大夫们往往请工匠加以仿制，以供使用和玩赏，从而开辟了一条仿制古铜镜的道路。仿制古镜的方法有用真器直接制范，有的则借助摹本制模，然后再铸造成器。
宋代仿制铜镜以仿晚唐的花鸟镜、鸾凤镜、瑞花镜、八卦镜为主，其次是仿汉代日光镜、规矩镜、画像镜等铜镜。宋代仿制的铜镜纹饰模糊，与汉唐镜中的繁缛流畅的纹饰无法相比。
宋代的纪号铭文镜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和造伪制假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使我们知道官府和家庭都在从事手工业生产，甚至在湖州还设置了“铸鉴局”这一机构。但私铸比官铸更发达，且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湖州石家”创下极大的名声，其儿孙就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铭文中就有了“湖州石家青铜照子”等字句。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商品竞争更加激烈，伪冒产品就自然层出不穷，所以铭文中便有了“真”、“真正”、“真正一色”等词，以防伪造。
如：“湖州祖业真正石家炼铜镜”
“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如图2、3）
“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
“湖州石念二郎真青铜照子”（如图4）
“湖州仪凤楼南酒楼相对石三真寿青铜照子”
即使如此，也很难保证“湖州真正石家无比炼铜镜子”等铭文镜中无伪冒品。
金代仿古铜镜也十分流行，除仿汉唐镜外，还仿宋镜中的一些精品。仿汉镜有星云纹镜、四乳家常富贵镜、昭明镜、瑞兽镜，其中以四乳家常富贵镜为多。仿唐镜以瑞兽葡萄镜为多。金镜以圆钮为多，钮较尖，尖顶为平面形。金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素缘，但比宋镜缘稍宽。为了防伪，官家通常在镜缘上刻官验记的字样，并带有画押，如“龚县验记官”、“河东县官”、“长清县官”等。官押镜刻记字体纤细清晰，散而不规整。但即使如此，作伪仍然很严重，金代的官押镜有官铸和私铸之铭文，官铸铜镜精细，纹饰线条匀密、别致生动，同时官铸铭文一般带纪年，“某某地司官”或“某某局”等字样，如“义州弘政验讫”（图5）、“陕西西路监造使”（图6）。私铸铜镜造型笨拙，纹饰模糊，线条也粗糙，一般周边刻字较多。当时东北地区铜源困难，又加上连年战争，金代统治者三令五申关于禁止铸镜的命令，可私铸之风仍很盛行。但这些镜想要出售，均须官方验记、画押，若无官府验记、画押是绝不能出售的，故作伪成风，所以金代的官押镜如此之多。
元代也曾仿造过前代所铸的铜镜，主要有仿汉的连弧纹家常镜，唐的花草镜和宋的人物故事镜。元镜含锡锌比例较高（与宋相似），古籍指出，因此铸出的镜子质软粗糙。与宋元镜比较，元镜中锌的比例高于宋镜，镜色偏黄，即通常所说的黄铜，而非青铜，与汉唐镜仅色质上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加上元镜厚重笨拙，鉴别并非难事。
明清铸镜业更衰落，但因仿制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皇室对古物的崇拜，所以古代器物被大量仿制出来。一些专门为皇室仿制古器的机构也应运而生，他们不惜成本，只求精美、逼真，以供帝王们玩赏。社会上一些以玩古崇古自诩的官僚贵戚，为获得古代金石玉器而奔走。在众多仿制品中，铜镜即是主要对象。在当时的很多古物鉴定书籍中就指出，镜中锌的比例大大提高，其铜质色泽与前朝又不相同，明仿镜泛黄白色，清仿镜为黄色，质地均较差，多厚重，纹饰粗糙不清，花纹显得不清秀而草率。这时在镜上铸仿造人姓氏的常见，如明仿汉代日光镜的铭圈带上铸有长条形“袁家造”三字，与汉日光镜区别特点明显。
总之，宋以后的仿造镜无论质地、合金比例、花纹等都与真正的汉唐镜有明显的差异。
在铜镜的辨伪上，首先从铜色、铜质的差异进行鉴别，然后再看花纹、铭文，作综合分析，经过理论的学习，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自己的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鉴定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当然科技在发展，作伪技术也在前进，我们只有坚持“3.15”精神，不断地努力才能提高防伪辨伪能力。
（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