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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世,浙江建德人洪明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病因。
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2013年3月27日凌晨,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他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去世。
4月1日,洪明的葬礼还没有结束,家里刚请人掐算了日子,打算第二天出殡,家里却来了不速之客。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告诉洪明的妻子邱景,洪明死于H7N9,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随后,在洪家里里外外喷了消毒药水。
邱景茫然得很。这位初中毕业的农家妇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两天后,她在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通报中发现了丈夫的案例:“该患者为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4月6日,在建德老家,邱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她一身黑色呢衣,眼角旁残留着纸巾擦拭眼泪后的碎屑,发红的眼睛中透出忧伤与绝望。
从建德市区向西南方向,沿省道直行,便可以到达洪明一家居住的村庄。这天下午,阳光如同夏日般强烈,隔壁邻居摆开了麻将摊子,老人带着孩子晒太阳逗小狗,唯有洪家门口一片死寂。
这是一幢路边的四层小楼,卷帘门拉下了一些,门边贴了两个簇新的红色符咒,大堂摆了一张方桌,空空如也。
8年前,洪明一家从邻村搬来这里。不过,他们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洪明是建德本地农民,初中毕业后打过零工,直到1998年进入浙江大地钢构有限公司后稳定下来。起初,他做焊工和一些杂事。2010年,他随着分公司搬迁到江苏太仓,因为菜烧得好,和妻子邱景开始在职工食堂工作。
洪明略胖,一米七的个头,约有一百五六十斤,在公司外号“胖子”。太仓公司职工有三四十人,洪明买菜做饭,邱景打杂。他们将3岁的小儿子带在身边,13岁的大女儿则留在建德老家读初一,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3月8日一早,洪明骑着自行车,去太仓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买回了两只宰杀好了的鸡,打算添在第二天的食堂伙食里。公司食堂伙食一般,一周也吃不上一次鸡鸭。但洪明更喜欢吃猪肉,对鸡鸭没什么兴趣。
第二天,邱景就做了红烧鸡块,很受欢迎,她的小儿子还吃了3个鸡翅。但洪明没有吃上。前一天,他就随部分员工前往萧山参加总公司的吊机操作培训。在去萧山的车上,司机发现,洪明开始拉肚子。
洪明不常到总公司来,门卫郭军在门口见着他,简单打了个招呼,“跟平常一样,没觉得他身体有什么不好”。郭军说,“胖子”和和气气的,在公司人缘不错,郭军有次去太仓公司,下午三四点才到,胖子还特意热着午饭等着他。
回到太仓时,已是3月11日,洪明还在拉肚子,但夫妻俩都没太上心。“可能吃坏东西了吧。”洪明对妻子说。
他的胃口也差起来,扫一会儿地,就觉得累,两天后,竟然连骑自行车出去买菜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让菜贩送菜过来。
邱景清楚地记得,3月15日,洪明开始发烧,全身冷得直抖。“快去医院看看看吧,”邱景说。
洪明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卫生所。卫生所没有什么仪器,听到他主诉“没有胃口、拉肚子、发烧”的症状,建议他去大医院做B超,检查肝功能。
第二天,太仓一所中医院的B超结论是,胆囊增厚。洪明还在发烧,医院检查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医生要他住院,他不愿意,担心妻子又上班又照顾自己,忙不过来。
但烧一直没有退。和老婆、妹妹商量过后,3月18日,洪明一个人坐了三个多小时车回到妹妹所在的建德,准备住院。第二天晚上,邱景接到他的电话,说医院给自己挂了盐水,烧退了,人舒服多了。
邱景还是不怎么在意。几次看病,都是丈夫自己一个人去的;而丈夫给她的信息是,自己得了胆囊炎,问题不算太大。
直到3月20日这天,邱景再次接到丈夫的电话。洪明告诉她,自己要转到萧山一家人民医院了,她得过来照顾才行,还说了句奇怪的话:“把儿子的学退了。”
邱景很奇怪:为什么?
这时,洪明才告诉她,病可能有些严重,“我吐了两碗血”。
直到洪明吐血,医院才为他拍了胸片,结论定为肺炎。从11日开始拉肚子、15日发烧、19日吐血,洪明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最后是肺。但事后证明,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病因。
3月21日晚上10点多,邱景拉扯着退了学的儿子,在萧山一家人民医院呼吸科见到了丈夫。洪明住在三人病房里的最外一张床,戴上了呼吸机。他神志还清楚,见到娘儿俩,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来,和小儿子用力握了一握。
这天晚上,洪明没怎么睡好。他时不时抬起头,听着心率检测仪发出的嘀嘀声,或者看看自己血氧饱和度的数值。仪器上显示,他的氧饱和度在90上下浮动——正常人的数值应该在90至120之间。
不过,只要洪明拿下口罩说句话,或者吃一口菜,这个数字就会急速下降到七八十左右,他不得不因缺氧立刻重新戴上。因此,洪明很少说话或行动,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夫妻俩仍乐观地认为,能吃能睡,情况不算太糟。
此时,人民医院呼吸科渐渐发现,洪明的病情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治疗肺炎的办法是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抗病原菌治疗;辅以吸氧、排痰、充分休息等。然而,这些办法在洪明身上并不奏效。
“进展太快,治疗效果不好。”该院呼吸科主任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3月20日的入院CT片显示,洪明仅有右部下方一个肺叶发生感染;到3月23日,已两肺全部感染,胸片呈现一大片的白色状,即“白肺”。形成白肺,一般都预示着肺部有9成以上已经被炎症侵袭。
这一天,邱景发现院内医护人员增加了防护措施,洪明也被列为“重症肺炎”,院方开始考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病毒,并于第二天报告了萧山区疾控中心。
这一天,洪明被转入单间病房,进行气管插管。结束后,一位医生对邱景说了“残忍的实话”:“这个人没用了!肺里面都是血水!”
4月5日,上海一家农副产品市场内的活禽摊档。限制活禽交易对于控制禽流感疫情起到积极的作用。
邱景哭倒在地。此时,转院已无可能。她跪下来,央求医生想想办法。这天下午,医院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
洪明已经不会说话了。为了不让他乱动,插管时,他的双手被固定在病床两侧,再加上镇定剂的作用,整个人昏迷着。
接下来的两天,院方先后请来两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会诊。除了调整一下呼吸机参数设置,再将病床稍稍抬高一点之外,专家结论与院方一致。
3月25日,胸片的结果似乎稍稍好了些,但另一个坏消息同时传来,洪明已经没什么尿液了——这意味着,他的肾脏开始衰竭。当天下午,他被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了一次透析。
萧山区疾控中心也有了初步结论,“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阳性,乙型流感病毒、甲一型流感病毒、甲三型流感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均阴性”,这意味着,这是流感病毒,但它又不是常见的、已知的流感类型。然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毒?仍无从知晓。
每天下午2点到3点,是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3月26日这天,邱景再一次见到了病床上的丈夫。医生让邱景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反复或恶化,没有人可以掌控。但邱景看到的丈夫,脸色没有很差,全身没有浮肿,看上去似乎仍有希望。
然而,这却是邱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
3月27日凌晨6点多,住在医院附近宾馆里的邱景就被电话吵醒。医院通知她,从前一天傍晚起,洪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直到凌晨,抢救毫无效果。尽管医院没有正式宣布死亡,但事实上,洪明的生命,只靠一台呼吸机维持着。
家人最终决定,将洪明带回建德老家。医院同意了,帮他们找了一辆面包车,一直送到家里,一路上,依靠一个简易呼吸机,洪明还“象征”性地保持着呼吸,一直到家。
停车。抬上床。摘掉呼吸机。人,走了。
头几天,村里人都不敢靠近洪家。按当地习俗,出殡后要摆宴席,洪家摆了十四五桌,只坐满了一半。直到现在,洪家的垃圾还堆在门口,没有人敢来收。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邱景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送记者出门,她只在门边站了一两秒钟,还没有来得及道别,就像是害怕外面炽热的阳光一般,一扭身钻回了家门。
这些天,她始终无法从突然降临的悲剧中走出来,始终想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丈夫唯一做的,不过是去市场买回来两只鸡而已。
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2013年3月27日凌晨,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他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去世。
4月1日,洪明的葬礼还没有结束,家里刚请人掐算了日子,打算第二天出殡,家里却来了不速之客。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告诉洪明的妻子邱景,洪明死于H7N9,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随后,在洪家里里外外喷了消毒药水。
邱景茫然得很。这位初中毕业的农家妇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两天后,她在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通报中发现了丈夫的案例:“该患者为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4月6日,在建德老家,邱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她一身黑色呢衣,眼角旁残留着纸巾擦拭眼泪后的碎屑,发红的眼睛中透出忧伤与绝望。
“我吐了两碗血”
从建德市区向西南方向,沿省道直行,便可以到达洪明一家居住的村庄。这天下午,阳光如同夏日般强烈,隔壁邻居摆开了麻将摊子,老人带着孩子晒太阳逗小狗,唯有洪家门口一片死寂。
这是一幢路边的四层小楼,卷帘门拉下了一些,门边贴了两个簇新的红色符咒,大堂摆了一张方桌,空空如也。
8年前,洪明一家从邻村搬来这里。不过,他们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洪明是建德本地农民,初中毕业后打过零工,直到1998年进入浙江大地钢构有限公司后稳定下来。起初,他做焊工和一些杂事。2010年,他随着分公司搬迁到江苏太仓,因为菜烧得好,和妻子邱景开始在职工食堂工作。
洪明略胖,一米七的个头,约有一百五六十斤,在公司外号“胖子”。太仓公司职工有三四十人,洪明买菜做饭,邱景打杂。他们将3岁的小儿子带在身边,13岁的大女儿则留在建德老家读初一,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3月8日一早,洪明骑着自行车,去太仓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买回了两只宰杀好了的鸡,打算添在第二天的食堂伙食里。公司食堂伙食一般,一周也吃不上一次鸡鸭。但洪明更喜欢吃猪肉,对鸡鸭没什么兴趣。
第二天,邱景就做了红烧鸡块,很受欢迎,她的小儿子还吃了3个鸡翅。但洪明没有吃上。前一天,他就随部分员工前往萧山参加总公司的吊机操作培训。在去萧山的车上,司机发现,洪明开始拉肚子。
洪明不常到总公司来,门卫郭军在门口见着他,简单打了个招呼,“跟平常一样,没觉得他身体有什么不好”。郭军说,“胖子”和和气气的,在公司人缘不错,郭军有次去太仓公司,下午三四点才到,胖子还特意热着午饭等着他。
回到太仓时,已是3月11日,洪明还在拉肚子,但夫妻俩都没太上心。“可能吃坏东西了吧。”洪明对妻子说。
他的胃口也差起来,扫一会儿地,就觉得累,两天后,竟然连骑自行车出去买菜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让菜贩送菜过来。
邱景清楚地记得,3月15日,洪明开始发烧,全身冷得直抖。“快去医院看看看吧,”邱景说。
洪明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卫生所。卫生所没有什么仪器,听到他主诉“没有胃口、拉肚子、发烧”的症状,建议他去大医院做B超,检查肝功能。
第二天,太仓一所中医院的B超结论是,胆囊增厚。洪明还在发烧,医院检查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医生要他住院,他不愿意,担心妻子又上班又照顾自己,忙不过来。
但烧一直没有退。和老婆、妹妹商量过后,3月18日,洪明一个人坐了三个多小时车回到妹妹所在的建德,准备住院。第二天晚上,邱景接到他的电话,说医院给自己挂了盐水,烧退了,人舒服多了。
邱景还是不怎么在意。几次看病,都是丈夫自己一个人去的;而丈夫给她的信息是,自己得了胆囊炎,问题不算太大。
直到3月20日这天,邱景再次接到丈夫的电话。洪明告诉她,自己要转到萧山一家人民医院了,她得过来照顾才行,还说了句奇怪的话:“把儿子的学退了。”
邱景很奇怪:为什么?
这时,洪明才告诉她,病可能有些严重,“我吐了两碗血”。
直到洪明吐血,医院才为他拍了胸片,结论定为肺炎。从11日开始拉肚子、15日发烧、19日吐血,洪明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最后是肺。但事后证明,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病因。
“进展太快”
3月21日晚上10点多,邱景拉扯着退了学的儿子,在萧山一家人民医院呼吸科见到了丈夫。洪明住在三人病房里的最外一张床,戴上了呼吸机。他神志还清楚,见到娘儿俩,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来,和小儿子用力握了一握。
这天晚上,洪明没怎么睡好。他时不时抬起头,听着心率检测仪发出的嘀嘀声,或者看看自己血氧饱和度的数值。仪器上显示,他的氧饱和度在90上下浮动——正常人的数值应该在90至120之间。
不过,只要洪明拿下口罩说句话,或者吃一口菜,这个数字就会急速下降到七八十左右,他不得不因缺氧立刻重新戴上。因此,洪明很少说话或行动,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夫妻俩仍乐观地认为,能吃能睡,情况不算太糟。
此时,人民医院呼吸科渐渐发现,洪明的病情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治疗肺炎的办法是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抗病原菌治疗;辅以吸氧、排痰、充分休息等。然而,这些办法在洪明身上并不奏效。
“进展太快,治疗效果不好。”该院呼吸科主任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3月20日的入院CT片显示,洪明仅有右部下方一个肺叶发生感染;到3月23日,已两肺全部感染,胸片呈现一大片的白色状,即“白肺”。形成白肺,一般都预示着肺部有9成以上已经被炎症侵袭。
这一天,邱景发现院内医护人员增加了防护措施,洪明也被列为“重症肺炎”,院方开始考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病毒,并于第二天报告了萧山区疾控中心。
这一天,洪明被转入单间病房,进行气管插管。结束后,一位医生对邱景说了“残忍的实话”:“这个人没用了!肺里面都是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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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景哭倒在地。此时,转院已无可能。她跪下来,央求医生想想办法。这天下午,医院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
洪明已经不会说话了。为了不让他乱动,插管时,他的双手被固定在病床两侧,再加上镇定剂的作用,整个人昏迷着。
“为什么偏偏是他”
接下来的两天,院方先后请来两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会诊。除了调整一下呼吸机参数设置,再将病床稍稍抬高一点之外,专家结论与院方一致。
3月25日,胸片的结果似乎稍稍好了些,但另一个坏消息同时传来,洪明已经没什么尿液了——这意味着,他的肾脏开始衰竭。当天下午,他被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了一次透析。
萧山区疾控中心也有了初步结论,“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阳性,乙型流感病毒、甲一型流感病毒、甲三型流感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均阴性”,这意味着,这是流感病毒,但它又不是常见的、已知的流感类型。然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毒?仍无从知晓。
每天下午2点到3点,是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3月26日这天,邱景再一次见到了病床上的丈夫。医生让邱景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反复或恶化,没有人可以掌控。但邱景看到的丈夫,脸色没有很差,全身没有浮肿,看上去似乎仍有希望。
然而,这却是邱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
3月27日凌晨6点多,住在医院附近宾馆里的邱景就被电话吵醒。医院通知她,从前一天傍晚起,洪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直到凌晨,抢救毫无效果。尽管医院没有正式宣布死亡,但事实上,洪明的生命,只靠一台呼吸机维持着。
家人最终决定,将洪明带回建德老家。医院同意了,帮他们找了一辆面包车,一直送到家里,一路上,依靠一个简易呼吸机,洪明还“象征”性地保持着呼吸,一直到家。
停车。抬上床。摘掉呼吸机。人,走了。
头几天,村里人都不敢靠近洪家。按当地习俗,出殡后要摆宴席,洪家摆了十四五桌,只坐满了一半。直到现在,洪家的垃圾还堆在门口,没有人敢来收。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邱景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送记者出门,她只在门边站了一两秒钟,还没有来得及道别,就像是害怕外面炽热的阳光一般,一扭身钻回了家门。
这些天,她始终无法从突然降临的悲剧中走出来,始终想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丈夫唯一做的,不过是去市场买回来两只鸡而已。